当“想象”遇见“考证”——评刘钊《发现“昆仑石刻”》
评论内容：
中国古代学者在研读经典的过程中，自觉地运用了许多科学方法解读传世文献中的语言文字问题，其中考据便是综合运用各种证据进行科学论证的学术活动。考据不仅要凭借语感和论证的材料，更需要理性和逻辑。语言文字学家王宁先生为古人立言，总结了清代考据高峰时期的理念与方法，指出考据必须经过五个步骤：发疑、设问、取证、释理、结论。释理是其中最不容易的环节，它包括释语理与释事理两类，在释理的过程中，必须讲述证据的可靠性并阐明证据与结论的关系，高明的考证要做到字形、词义、句法、文章主旨和事理的通达合理。
《发现“昆仑石刻”》通过字形考证、词义辨析和事理阐发，实现了字安、义安、句安和文安，得出了扎实的结论，捍卫了昆仑石刻的真实性。通过对比已知的秦汉文字资料，昆仑石刻的文字从结构到体势，都显示出典型的秦篆特点，尤其是“卅”“七”“三”等字的写法与里耶秦简的写法极为契合，是典型的秦末文字，实现了字安。经过逐词分析，参考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根据词语使用的时代特点，达到了词义安，如“车到此”的“到”不仅不是石刻必伪的证据，反而证明了秦人的语言特征，反映了秦代语言以“到”替换“至”的演变事实。针对疑伪者对石刻文本的句法发难，作者引用已有研究成果予以回应，通过出土文献句法的比对，破除有关文本句法的疑问，实现了句安。石刻文本的主要内容反映了秦始皇寻仙采药的历史事件，关于这一不见史册的事件，作者从采药说起，确定采药的学科属性，爬梳历史上的采药文本，澄清了秦始皇采药不只是在东部沿海，而是一种全国范围的活动，在文安和事安的基础上，补充了典籍缺载的秦代史实，更给我们划定秦代疆域西界提供了新证据。
读罢《发现“昆仑石刻”》，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书中严谨的考据论证程序和扎实可靠的结论，而这种印象源于背后科学理论和系统方法的强大力量，使得考据过程严密、结论准确，使人文学科闪烁着科学光彩。
语言文字是内部要素功能明确、井然有序的系统，无论记录语言文字的载体是什么，都不会改变它们的属性，这是科学考证的起点。系统的观点决定了文字考证不能孤立地考察笔画。《发现“昆仑石刻”》从秦代文字的构形系统出发，通盘考虑石刻文字的构形特征，从而得到字安的结论，并且反驳了从书写风格来判定石刻真伪的观点。严格从字形出发，利用古文字构形原则和演变规律分析考释文字，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形成的科学考释方法，刘钊在《古文字构形学》一书中就曾指出“形的解释对了，问题就算解决了一大半，而形的解释错了，音、义的解释便不可能对”。在考释昆仑石刻过程中，有人曾把历日“卅七”释为“廿六”，与历史纪年不合，成为疑伪的论据，有学者还据此怀疑“六”为“元”，“廿”为残字，推论石刻年代是西汉末年王莽建立新朝期间。当高清图片公布后，“卅七”的字形得到确证，与历史上秦始皇三十七年的史实吻合，历日疑云消散，这是科学文字考释方法的生动实践。
在这场石刻真伪的讨论中，以“采药”为中心的讨论反映了词汇语义在得出考证结论时的关键作用，同时也展现出语义考证是一项难度极高的工作，需要更科学的语义描写方法。有学者提出“采药”一词不见于先秦典籍和《史记》，据此认为这是判定石刻为伪的重要证据。《发现“昆仑石刻”》通过对“采药”这一意义进行系统考释，回应了这个疑问，捍卫了石刻的真实性。词语是语义的承载形式，同一个意义可以用不同的词语来承载，许多史料都证明采药的观念在秦汉时期已经形成，也就是“采药”这个语义存在。但是这个语义不一定以“采药”这个词承载，以词形是否存在来判定某个语义的年代，就像是用一笔一画来考证汉字的年代一样缺乏科学性。而这个问题也启示研究者，语义不像汉字有直观可感的形体和成熟的构形分析理论，它的研究还需要学者不断思考和总结科学方法来把握和描写，才能使考证的结论更为可靠。
《发现“昆仑石刻”》在充分回应了各种疑伪之声，论证了石刻为真的结论不容动摇后，本可以就此付梓完结，但是作者增加了余论，谈起了有关石刻讨论过程中的学术态度问题，一番肺腑之言，令人感佩，从事学术研究者应该都能从中受益。
学术讨论不是意气之争，而是摆事实讲道理。面对未知我们要谨慎小心，保持谦逊的态度。作者坦言在讨论过程中，他随时准备改弦更张。如果出现硬证，就要认错服输，辩证看待有利和不利的意见。这种学术态度是对著名古文字学家裘锡圭先生治学精神的传承。新材料的出现使裘先生发现自己多年前发表的论文有误，年逾八旬发表声明，作废前论。裘先生这种实事求是、严于律己的精神，在作者身上得到了继承。真正的学术研究从来不是固守己见，而是在不断的发疑、解释、论证中无限逼近历史的真相。
在这个地不爱宝、考古新发现层出不穷的时代，研究者更要勇于突破认知的局限，正确评估古代中国在思想和物质层面达到的高度。《发现“昆仑石刻”》指出，有些学者带有傲慢和历史虚无的态度，认为古人的车到不了青藏高原，然而这种武断的结论已遭到了大量事实的否定。作者指出古代中国在思想和物质层面都有今天不可估量的地方，今天我们要进行的一项研究就是“中国古代的现代化”，即古人在思想、物质上达到与实现的某些目标和理想正是我们目前所追求的目标和理想。这其实也是我们研究中国历史的意义所在——历史的研究不仅是为了纪念过去，更是为了开创未来。
《发现“昆仑石刻”》一书是对这方石刻研究的阶段性总结，但它也仅仅标志着有关石刻的研究刚刚开始，它给我们带来的思考远超过石刻本身。在媒体发达的今天，观点的表达变得容易，全民都可以参与历史话题的讨论，但这并不意味着学术的门槛降低了，反而更凸显了科学理论和方法普及的重要性。各种技术手段的更新，学科间的相互借鉴，是人文学科发展的机遇，也是我们探索中国古代历史的有力武器。昆仑石刻的发现和相关研究让我们看到，中华民族的历史远比史书记载的丰富灿烂，它从未远去，只是静静地躺在中国的高原上、平原中、山谷间、大地里，等待它的子孙后代掸去尘土，在无数场学术交锋中重新鲜活起来。
真正的学术研究从来不是固守己见，而是在不断的发疑、解释、论证中无限逼近历史的真相。
位于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扎陵湖乡卓让村的昆仑石刻
2025年6月，一项考古新发现引发了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在海拔4300米人迹罕至的青海省玛多县扎陵湖北岸，发现了一块有37字的秦代摩崖石刻。石刻一经披露，轰动一时，它的真伪立刻引起全民大讨论。之所以受到如此关注，是因为这方石刻题记让两个重要的地名和人名联系起来，一个是“昆仑”，另一个是“秦始皇”。前者是充满了中华民族瑰丽想象的文化符号，后者则是大一统王朝的开创人物。然而这两个对中国历史和文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符号，在正史中却没有留下关联的痕迹。这方石刻的发现，补充了正史记载的阙如，它的真伪鉴别也显得无比重要。
在这场全民大讨论中，不同学科的学者和社会各界人士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分别从各自专业提出了证实和疑伪的观点。《发现“昆仑石刻”》一书完整复盘了古文字学家刘钊教授在这场历史解密中的论证过程，展现了深厚的古文字考据功力，逻辑严密，文字平易，以科学的方法和理论，抽丝剥茧，见招拆招，展现了人文学科考据过程的迷人魅力。
传统考据在当代实践中的典范
中国古代学者在研读经典的过程中，自觉地运用了许多科学方法解读传世文献中的语言文字问题，其中考据便是综合运用各种证据进行科学论证的学术活动。考据不仅要凭借语感和论证的材料，更需要理性和逻辑。语言文字学家王宁先生为古人立言，总结了清代考据高峰时期的理念与方法，指出考据必须经过五个步骤：发疑、设问、取证、释理、结论。释理是其中最不容易的环节，它包括释语理与释事理两类，在释理的过程中，必须讲述证据的可靠性并阐明证据与结论的关系，高明的考证要做到字形、词义、句法、文章主旨和事理的通达合理。
《发现“昆仑石刻”》通过字形考证、词义辨析和事理阐发，实现了字安、义安、句安和文安，得出了扎实的结论，捍卫了昆仑石刻的真实性。通过对比已知的秦汉文字资料，昆仑石刻的文字从结构到体势，都显示出典型的秦篆特点，尤其是“卅”“七”“三”等字的写法与里耶秦简的写法极为契合，是典型的秦末文字，实现了字安。经过逐词分析，参考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根据词语使用的时代特点，达到了词义安，如“车到此”的“到”不仅不是石刻必伪的证据，反而证明了秦人的语言特征，反映了秦代语言以“到”替换“至”的演变事实。针对疑伪者对石刻文本的句法发难，作者引用已有研究成果予以回应，通过出土文献句法的比对，破除有关文本句法的疑问，实现了句安。石刻文本的主要内容反映了秦始皇寻仙采药的历史事件，关于这一不见史册的事件，作者从采药说起，确定采药的学科属性，爬梳历史上的采药文本，澄清了秦始皇采药不只是在东部沿海，而是一种全国范围的活动，在文安和事安的基础上，补充了典籍缺载的秦代史实，更给我们划定秦代疆域西界提供了新证据。
科学理论和系统方法的强大力量
读罢《发现“昆仑石刻”》，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书中严谨的考据论证程序和扎实可靠的结论，而这种印象源于背后科学理论和系统方法的强大力量，使得考据过程严密、结论准确，使人文学科闪烁着科学光彩。
语言文字是内部要素功能明确、井然有序的系统，无论记录语言文字的载体是什么，都不会改变它们的属性，这是科学考证的起点。系统的观点决定了文字考证不能孤立地考察笔画。《发现“昆仑石刻”》从秦代文字的构形系统出发，通盘考虑石刻文字的构形特征，从而得到字安的结论，并且反驳了从书写风格来判定石刻真伪的观点。严格从字形出发，利用古文字构形原则和演变规律分析考释文字，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形成的科学考释方法，刘钊在《古文字构形学》一书中就曾指出“形的解释对了，问题就算解决了一大半，而形的解释错了，音、义的解释便不可能对”。在考释昆仑石刻过程中，有人曾把历日“卅七”释为“廿六”，与历史纪年不合，成为疑伪的论据，有学者还据此怀疑“六”为“元”，“廿”为残字，推论石刻年代是西汉末年王莽建立新朝期间。当高清图片公布后，“卅七”的字形得到确证，与历史上秦始皇三十七年的史实吻合，历日疑云消散，这是科学文字考释方法的生动实践。
在这场石刻真伪的讨论中，以“采药”为中心的讨论反映了词汇语义在得出考证结论时的关键作用，同时也展现出语义考证是一项难度极高的工作，需要更科学的语义描写方法。有学者提出“采药”一词不见于先秦典籍和《史记》，据此认为这是判定石刻为伪的重要证据。《发现“昆仑石刻”》通过对“采药”这一意义进行系统考释，回应了这个疑问，捍卫了石刻的真实性。词语是语义的承载形式，同一个意义可以用不同的词语来承载，许多史料都证明采药的观念在秦汉时期已经形成，也就是“采药”这个语义存在。但是这个语义不一定以“采药”这个词承载，以词形是否存在来判定某个语义的年代，就像是用一笔一画来考证汉字的年代一样缺乏科学性。而这个问题也启示研究者，语义不像汉字有直观可感的形体和成熟的构形分析理论，它的研究还需要学者不断思考和总结科学方法来把握和描写，才能使考证的结论更为可靠。
明陈洪绶《采药逢仙图》
学术争鸣中的求真品格
《发现“昆仑石刻”》在充分回应了各种疑伪之声，论证了石刻为真的结论不容动摇后，本可以就此付梓完结，但是作者增加了余论，谈起了有关石刻讨论过程中的学术态度问题，一番肺腑之言，令人感佩，从事学术研究者应该都能从中受益。
学术讨论不是意气之争，而是摆事实讲道理。面对未知我们要谨慎小心，保持谦逊的态度。作者坦言在讨论过程中，他随时准备改弦更张。如果出现硬证，就要认错服输，辩证看待有利和不利的意见。这种学术态度是对著名古文字学家裘锡圭先生治学精神的传承。新材料的出现使裘先生发现自己多年前发表的论文有误，年逾八旬发表声明，作废前论。裘先生这种实事求是、严于律己的精神，在作者身上得到了继承。真正的学术研究从来不是固守己见，而是在不断的发疑、解释、论证中无限逼近历史的真相。
在这个地不爱宝、考古新发现层出不穷的时代，研究者更要勇于突破认知的局限，正确评估古代中国在思想和物质层面达到的高度。《发现“昆仑石刻”》指出，有些学者带有傲慢和历史虚无的态度，认为古人的车到不了青藏高原，然而这种武断的结论已遭到了大量事实的否定。作者指出古代中国在思想和物质层面都有今天不可估量的地方，今天我们要进行的一项研究就是“中国古代的现代化”，即古人在思想、物质上达到与实现的某些目标和理想正是我们目前所追求的目标和理想。这其实也是我们研究中国历史的意义所在——历史的研究不仅是为了纪念过去，更是为了开创未来。
《发现“昆仑石刻”》，刘 钊 著，中华书局2026年出版
《发现“昆仑石刻”》一书是对这方石刻研究的阶段性总结，但它也仅仅标志着有关石刻的研究刚刚开始，它给我们带来的思考远超过石刻本身。在媒体发达的今天，观点的表达变得容易，全民都可以参与历史话题的讨论，但这并不意味着学术的门槛降低了，反而更凸显了科学理论和方法普及的重要性。各种技术手段的更新，学科间的相互借鉴，是人文学科发展的机遇，也是我们探索中国古代历史的有力武器。昆仑石刻的发现和相关研究让我们看到，中华民族的历史远比史书记载的丰富灿烂，它从未远去，只是静静地躺在中国的高原上、平原中、山谷间、大地里，等待它的子孙后代掸去尘土，在无数场学术交锋中重新鲜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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