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誉为“前四史”之一的《三国志》在历史学界可谓声名鼎盛，是研究汉末三国历史最为重要的史料之一。其作者陈寿尚简去繁的写作手法也常常被历史研究者讨论，一千多年来也没有停止。但是，将“构建”一词与《三国志》联系起来，还是比较少见的。
何谓“构建”？《辞海》（第7版）并未收录该词，而《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对这一词的解释为“建立（多用于抽象事物）”。平移到历史写作领域，“构建”自然指的是史学家们撰写史书时所用的写作手法，表现了史家们的书写倾向。陈寿作为一位曾经的蜀汉臣子、后来的西晋大臣，来创作《三国志》这样一部含括魏、蜀、吴三国的史书，他的态度自然是极为审慎的。
280年，晋武帝司马炎统一三国。陈寿在此前后便开始撰写《三国志》。后来，他撰写成了六十五卷的《三国志》及如今已散佚的《古国志》五十篇，“中书监荀勖、令张华深爱之，以班固、史迁不足方也”。（《华阳国志》卷十一《后贤志·陈寿传》）当时的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晋书》卷八十二《陈寿传》）认为陈寿擅长叙事，将其比拟为班固和司马迁，甚至认为这二人都不能与之相比。虽有过誉之嫌，但也能看出时人对陈寿其人及作品的评价之高。
当时撰写曹魏一方的史书不仅有已经完结的官方史书王沈《魏书》及私人撰史的鱼豢《魏略》，同时期还有曹魏名将夏侯渊曾孙夏侯湛正在撰写的《魏书》，但是当他看到陈寿所撰写的《三国志》之后，便毅然决然将自己所创作的《魏书》毁去。
《三国志》到底有什么难以匹敌的特点或魅力，甚至会让同行史学家不惜毁掉自己的心血？其实，光从书名便能窥探一二。王沈作为曹魏官方史书编纂人，撰写书名为《魏书》自然无可厚非。然而陈寿和夏侯湛都是在西晋著史，前者将史作命名为《三国志》，其中《魏志》、《蜀志》与《吴志》并列；后者却仍然将书命名为《魏书》，明显是以曹魏为正统，想必其中即使有蜀国与吴国的君臣传记，也只是附于该书的后部分。

[明] 戴进《三顾草庐图》

可能有读者要问了，难道《三国志》就不是以曹魏为正统嘛？《三国志》中，只有曹魏的君主才有“纪”，如《武帝纪》、《文帝纪》、《明帝纪》和《三少帝纪》，蜀、吴二国君主只是以“传”命名，如《先主传》、《后主传》、《吴主传》等，也因此被批评为“未达纪、传之情”。（刘知畿《史通·内篇》卷六《列传》）其实细细思量陈寿的时代背景，西晋的国祚承自曹魏，他自然不可能将蜀汉和东吴君主的传记命名为“纪”。然而，如果他确实是在尊曹魏为正统，那他就没必要将《魏志》、《蜀志》、《吴志》并列而撰成《三国志》了，直接将书名改为《魏志》或《魏书》即可。所以，与其说陈寿是在尊魏，不如说他其实是在尊晋。魏、蜀、吴三国并列成鼎足之势，而只有西晋完成了统一。这样的史观，自然不是夏侯湛能够比拟的。
当然，历代的史家与不少读者仍然会有疑问：如果陈寿不是在尊魏，那么他为何在《魏志》对曹魏君臣多有避讳？其实，这正是陈寿作为一位史学家的操守所在。作为一位史学家，表达自身的史学观点固然重要，但是尽可能保存所见史料之原有态度也很重要。陈寿在撰写《三国志》时，曹魏和东吴都已有官方史书王沈《魏书》及韦曜《吴书》，这两部史书自然会对本国君臣有夸饰和避讳。陈寿创作这两国史书时，无可避免地要运用到王、韦二人的著述，那么如何既能留存他们的书写态度，又要显现自身的史学观点呢？
从现有的《三国志》文本来看，“机智”的陈寿大约想到了一个绝妙的主意，在《三国志》的《魏志》和《吴志》的纪传部分大体沿用王沈和韦曜的夸饰态度，所谓多部史书互见，让后人自行分辨——既能看出魏、吴所夸饰的人与事，又能大体推断出接近历史的原貌。比如著名的赤壁之战，曹、刘、孙都各有不同的说法，也历代争议颇多，看似陈寿言语恍惚、前后矛盾，其实这正是他的书写妙笔所在；至于陈寿在具体书写措辞或评价之中，又有自己的独特书写。
其实，历来有学者认为陈寿对曹魏君主没有贬损评价，称“（陈）寿评皆依违其事，无所措言”。 （刘知畿《史通·内篇》卷二十七《探赜》）其实也是没能明白陈寿的良苦用心，甚至忽略了陈寿的部分文字，譬如他评价曹丕称： “若加之旷大之度 ，励以公平之诚，迈志存道，克广德心，则古之贤主，何远之有哉！”。（《三国志》卷二《文帝纪》传评）这明显是指责曹丕的气量狭小与处事不公了——《三国志》诸传也有不少曹丕气量狭小的事例。又如他没有收录曹魏群臣所上的多封劝进表，只收录了汉献帝的一封禅让诏书，却堂而皇之地收录了蜀汉群臣的两封劝进表文，其“明面不尊曹魏”和“暗崇蜀为正统”的用意已经很明显了。
即使免去了“陈寿尊魏”的疑问，想必依然有读者会认为“陈寿尊晋”非常不妥帖。毕竟，司马家篡魏建晋的历史并不光彩，如司马懿违誓夷灭曹爽，司马师废曹芳、司马昭杀曹髦等。比如司马昭杀曹髦一事，不少人认为陈寿只是在《高贵乡公纪》书写“五月己丑，高贵乡公卒，年二十”，是隐晦了司马昭弑君一事，是畏惧司马家的皇威，正所谓“或发仗云台，取伤成济。陈寿、王隐咸杜口而无言，”（刘知畿《史通·内篇》卷二十四《直书》）其实，这依旧是没有细读陈寿文本而引发的误会，陈寿明明在这一句之后，借明元郭皇后披露曹髦“罪行”的令中书写了曹髦遇弑的大略，之后更是搬出司马昭的表奏，其中有“高贵乡公率将从驾人兵，拔刃鸣金鼓，向臣所止；惧兵刃相接，即敕将士不得有所伤害，违令以军法从事。骑督成倅弟太子舍人（成）济，横入兵阵伤公，遂至陨命；辄收济行军法”的文字，将司马昭把罪责全归于成氏兄弟的丑行也公之于众。如此书写，刘知畿居然还认为陈寿不算“直书”，不得不说他有“失察之责”。

汉魏时期画像砖拓本

另外，陈寿对“司马氏嬗代”也有自己的理解，以至于对于那些为权位而站队司马家的大臣极尽贬损，最明显的便是高柔，他在高平陵之变占据曹爽军营，陈寿在传评中称其“保官二十年”，无疑是指斥其贪恋权位而依附司马家的行为；而对于同样占据曹羲军营的王观，陈寿却称其“清劲贞白”，这自然是因为王观辞去封赏、回归里舍的态度。所谓春秋褒贬，正是此类。
甚至对于一直被热衷探讨的“诸葛亮四伐”中“诸葛亮与司马懿孰优孰劣”的问题，无须通过《汉晋春秋》、《晋书》抑或《资治通鉴》寻找答案。陈寿早就给出了结果，只不过他不方便直接书写“司马懿兵败”，他选择了“三步法”：第一步，先是在《明帝纪》点明了司马懿的统帅身份，让世人明晰诸葛亮在第四次北伐中的对手究竟是谁；第二步，他随后又让司马懿在《诸葛亮传》中的四伐文字中“神秘缺位”，让世人对该战产生疑问；第三步，他在《王平传》书写“（建兴）九年，（诸葛）亮围祁山，（王）平别守南围。魏大将军司马宣王攻亮，张郃攻平，平坚守不动，郃不能克。”在这段文字中，陈寿言明司马懿攻打诸葛亮的同时张郃攻打王平，他只交代了张郃进攻失败的结果，却没有交代司马懿的情况。显而易见，司马懿在这战也是同样失利的。
以上谈到的种种，不论是陈寿对于纪、传的安排，抑或是对具体事件与人物的详略、隐显的书写，在如今学界一般称之为“历史书写”。当代历史学者仇鹿鸣在其名作《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中说过：“分析历史记载的形成过程，探究历史书写背后的目的与时代背景，努力突破文本叙事所可能带来的遮蔽，趋近历史的实相，已成为许多史家自觉努力的目标。”
以笔者目力所及，如今学界对于《三国志》的历史书写研究，大多停留在诸如列传用意的宏观层面（如徐冲关于“开国群雄传”与曲柄睿关于“人臣列传”的研究），而譬如具体事件或人物的微观层面并未涉及。拙作《构建〈三国志〉》则大部分探讨这类微观历史书写，全书分为“战争篇”、“疑案篇”、“逸闻篇”，计22篇文章，深入探讨陈寿是如何构建出史学名著《三国志》的，希望可以让读者更好地步入陈寿用心构建的三国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