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这位90后复旦学者让冷门绝学新生
评论内容：
余柯君的这部百万字三册巨著，正是要解决这个难题。他系统整理了唐代开元年间密教译经大师金刚智、善无畏所译佛经中留存的全部梵汉对音材料，总计近三万条对音数据，逐一编号、归类、比对，最终构建起一套完整、可检索、可溯源的梵汉对音谱系。上卷为音系综合研究，下卷资料卷包含“梵汉文字对应表”与“密咒转写对照本”。有了这套工具，研究者既能快速查询每一个对音字的中古音韵地位及其对应的梵语语音片段，还能精准定位该对音见于大藏经某部经文的具体页码、行数乃至单字位置。该书脱胎于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专项项目，结项获评优秀等级。
这部书的价值像是搭建了一座桥梁，连接着印度那烂陀寺的梵语传统与唐代长安的译经实践，也连接着中土与日本——金刚智、善无畏将印度密教核心经典传入大唐，几十年后，入唐求法的空海又将这批典籍带回日本，在京都、奈良的寺院中保存至今。余柯君赴京都大学访学，系统接触这批回流写本，真切体会到“礼失而求诸野”的含义。文化的流动从来不是单向输出，有些内容在原产地渐渐黯淡失传，却在另一个地域得到细致保存。这些域外写本，不是异域的奇珍，而是理解唐代语音、中印文化交流不可替代的物证。
冷门绝学的价值，恰恰在于它为热门议题提供根基。就像当下很多文史热点，立论都依托冷门基础文献。而没有梵汉对音的系统整理，我们就无法准确判断唐代语音的真实面貌，无法辨别流传千年的“古音误区”孰真孰假。而任何经得起推敲的学术成果，都离不开有人愿意沉下心，完成从零到一的原始史料搭建工作。
近日，这位90后复旦学人接受了澎湃新闻的专访。从他恳切的讲述中，我们不难发现冷门绝非无用，绝学亦可新生——当千年之前的梵音通过系统的学术整理重新变得清晰可辨，当唐代的语音面貌在一代代学者的接力中逐渐浮现，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门学科的进展，更是人类对自身文明认知的不断深化。
澎湃新闻：听说你走上梵汉对音这条路始于一次“错过退课”的意外。能否具体讲讲，当年在复旦校园里，一个攻读音韵学的学生，是怎么阴差阳错坐进梵语课堂？
余柯君：2013年我进入复旦读研，那时候复旦的印度学研究氛围浓厚，也是国内为数不多可以系统开设梵文系列课程的高校。整套梵文课程分为四个学期，从零基础的《梵语Ⅰ》起步，后面三门课程循序渐进、难度不断加深。入门课《梵语Ⅰ》热度很高，选课的不只有文科各专业的学生，不少理科、医科的同学也来修读，有些理科生考试成绩甚至比文科学生还亮眼；江浙沪其他高校的学生，还有社会上的爱好者，也会专程赶来旁听。
我本身做汉语音韵学，传统音韵学的兴起就和梵文的传入渊源很深。梵文字母的排布自带一套严谨的语音逻辑，这套分类逻辑传入中土后，直接影响了传统音韵学三十六字母。就算到今天，从小学一年级就开始学习的汉语拼音，b、p、m、f的顺序，仍旧能看到梵文字母排序的影子。也正因为这层学术渊源，导师通常会建议音韵方向的学生接触一些梵文。所以我报名选修《梵语Ⅰ》本是出于专业考量。真正称得上“阴差阳错”的是：当时跟着师兄们选了课，可后来他们办了退课却没告诉我，等我反应过来已错过退课窗口期，只能硬着头皮继续上课，期末还得加倍下苦功备考。
澎湃新闻：你是如何真正被这门堪称“天书”的学问吸引的？
余柯君：单看天城体梵文字形，密密麻麻、盘绕交错，普通人第一眼看上去确实很容易被当成“天书”，可同时又自带一种新奇的美感。记得梵文课入门第一道翻译练习就是这句：यथा वृक्षस्तथा फलम्（yathā vṛkṣastathā phalam，有怎样的树，就结怎样的果实）。我教过的一名学生初见这套字体，形容它们“看上去像一群跳舞的精灵”。但新鲜感只是一时，真正学习的时候，要啃复杂的语法规则、适应自由灵活的语序，只能一点一点慢慢磨。那个阶段谈不上发自内心地热爱，更多是骑虎难下，逼着自己往前学。
真正让我体会到梵文学习的实际价值，是之后的一次师门组会。那时候《梵语Ⅰ》我还没有全部修完，但已经学完大半学期。师门一位泰国留学生的毕业论文做的就是梵汉对音，在场的师兄师姐很难切入展开讨论，而我靠着半学期多积累下来的梵语基础，能够和他交流不少具体的材料细节。那一刻我真切感受到，之前下的苦功是有回报的。会上我的研究生导师刘晓南教授翻看了我的课堂笔记，鼓励我可以尝试往梵汉对音这个方向开展研究。
如果说修《梵语Ⅰ》里面掺杂了错过退课这个意外，那之后的三学期进阶课程就完全是我自己主动做出的选择。毕竟想要做梵汉对音的研究，只靠半学期到一学期的入门知识远远不够。完整修完全套四学期的梵语课程之后，刘震教授邀请我担任了两年梵语课助教。我入职复旦之后，到现在也还在协助汤铭钧教授共同开设梵语课程，就这样和这门被大家称作“天书”“绝学”的研究领域，结下了长久的缘分。
澎湃新闻：当周围同学都在研究热门课题时，你却埋头于梵语和古音韵，会不会觉得自己像个“异类”？当年的亲戚朋友问及你的专业，你一般都会如何向他们做深入浅出的解答。
余柯君：复旦大学一直流传着“自由而无用”说法，这份精神理念自然也体现在课堂之上。校园里愿意投身冷门领域的同学不在少数，各种各样小众的课程都有人愿意坐下来认真听。如果说钻研冷门就算“异类”，那校园里的“异类”比比皆是，身处这样的环境，我完全感受不到孤立感。
真正体会到研究方向的小众，反倒是博士毕业找工作的时候。投递简历，不少院校委婉回绝，评价我的研究属于“屠龙之术”，听起来很高深，但好像没有现实用处，相关课程也很难开设。回到家里，亲戚朋友问起到底在做什么研究，我有时候也只能含糊打个比方，开玩笑说自己“差不多是教语文的”。那段时间，现实的落差确实会带来一些受挫感。后来我也把这些困惑跟刘晓南老师聊起，他还宽慰我：高校本就该容纳这些“屠龙之术”，如果只教“实用”的内容，那又何为“大学”呢？
给我莫大鼓舞，感受到多年沉淀价值的时刻是博士论文答辩的那一天。前中国音韵学研究会会长鲁国尧先生作为答辩委员会主席，对我的论文，也就是如今这部《金刚智、善无畏密咒梵汉对音研究》给出很高评价，称它“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创获甚多，诚堪嘉许，是本人评审过所有复旦大学学位论文中最具学术价值的一篇”。能够得到前辈学者这样的肯定，瞬间觉得这么多年啃晦涩文献、整理海量材料的辛苦，全部都有了着落。
澎湃新闻：你曾赴京都大学访学，寻找国内罕见的悉昙（梵文siddham的音译，一种古梵文字体）文献。在日本接触到那些源自中国、却在中国失传的唐代密宗手抄本时，内心是怎样的感受？
余柯君：博士毕业之后，承蒙日本著名语言学家、敦煌学家高田时雄教授接纳，我成为他的博士后，也正是在他的帮助与争取之下，我获得了前往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做访问学者的机会，才有机会系统接触这批域外保存的悉昙文献。去日本接触这批回流的唐代密宗写本的时候，我脑海里最先冒出来的，就是《论语》里那句“礼失而求诸野”。
在去京都之前，我曾去过西安大兴善寺寻访善无畏、金刚智当年译经、弘法的遗迹。但国内经历历史变迁，唐代密宗的法脉早已式微，如今寺院里所见大多是后世复建的景观，很难寻觅到当年密教鲜活的实物遗存，留存的悉昙梵字材料更是稀缺。可到了日本，特别是京都、奈良一带，完全是另一番光景，真真切切体会到类似“南朝四百八十寺”的景象。佛教，特别是密宗已经深深嵌入当地社会生活：很多寺院中都保存着金刚界、胎藏界曼荼罗传承图，金刚智、善无畏、不空三位大师的名号赫然在列；山道、寺院之间，随处可见镌刻悉昙梵字的宝箧印塔和陀罗尼石碑。还有一件很有意思的小事，我刚到京都的时候，去往清水寺的山路上，远远看见成片刻着悉昙梵字的木牌，心里十分好奇，走近才发现那是一大片墓地——可见悉昙文字不再只是尘封古籍里的符号，而是已经融入民间丧葬、信仰习俗，活在了日常之中，这点对我冲击很大。
澎湃新闻：金刚智、善无畏两位上师把印度密教最核心的东西带入大唐，又经日本僧人空海带回京都，存下了千年悉昙写本。当你在京都大学看到这些文献，是否对文化交流有了更切身的体悟？
余柯君：善无畏、金刚智二人都是高种姓贵族出身，却舍弃权位出家求法。善无畏八十余岁高龄翻越雪山来到唐朝；金刚智渡海来华遭遇风暴，九死一生抵达中土。他们殊途同归来到长安，得到唐玄宗礼遇，把印度密教核心经典、悉昙文字体系传入中土。几十年后，入唐求法的空海又将这套典籍带回日本。
所以当我在京都大学的书库，亲手翻开这些历经一代代抄写流传下来的古本抄卷，偶尔就会生出那样的恍惚之感：手里这薄薄一页纸，仿佛真的是一条跨越山海的“声音传送带”。虽然千百年间几经辗转传抄，不少文字存在讹脱，早已并不等同于那烂陀寺当年的原始写本，但这条脉络是真实的：从那烂陀寺的研习，到长安的翻译创制，再由空海东渡携往日本，静静沉睡在京都的藏书之中，千年之后又展现在我的眼前。这是一场跨越千年的奇妙缘分，这些写本就安放在那里，等待后世有缘的研究者去阅读、去解读。
在日本的这段访学经历，也让我对“文化交流”有了更具象的体会。文化的流动从来不是单向输出，也不会固定锁在某一处故土。它会顺着人、顺着写本，跨越大海、翻越群山，在不同的土地扎根、变形、延续。有些内容在原产地渐渐黯淡失传，却会在另一个地域得到细致保存。所谓“礼失而求诸野”，也并不简单是说海外保存的就全部优于本土，而是提醒我们，中华文明的研究视野，需要把这一套跨国流转、双向互动的线索纳入进来。这些保存在域外的写本，不是异域的奇珍，而是我们理解唐代语音、中印文化交流一份不可替代的珍贵物证。
澎湃新闻：大众眼中，梵语、中古音是离普通人很遥远的冷门学问。但很多音译佛号、佛教词汇至今活在我们日常口语里，其间也流传不少想当然的“古音误区”。能不能结合你的梵汉对音研究，讲讲这类“将错就错”的现象？
余柯君：很多人觉得梵语、唐代中古音只是故纸堆里的冷学问，离日常生活很远，但不少古代音译词汇一直活在我们嘴边，千百年口耳相传，慢慢生出不少广为流传的语音误会。
最家喻户晓的例子，便是“阿弥陀佛”，它源自梵语amitābha。社会上长期流传一种说法：念“阿弥陀佛”，“阿”不能读ā，得读ē，后者才是所谓的“古音”。我曾经也是人云亦云，对此深信不疑，但整理金刚智、善无畏的密咒对音材料之后，拿到的证据却截然相反。
统计显示，“阿”字在金刚智的材料出现172次，善无畏材料出现226次，全部用来对译梵语a类元音，从来没有对应过梵语e、o这类元音。“阿”是中古影母果摄字，声母属牙喉音，《切韵》音系果摄牙喉音声母字的韵母，在今天普通话中读ē，恰恰是后世演变出来的书面读音，并不是唐代原本的读音。放到现代汉语文白异读里就看得更明白：书面色彩浓厚的词语，如“山阿”“阿房宫”“东阿王”等，这里的“阿”读ē；而鲜活的口语词，像“阿姨”“阿猫阿狗”，还有前阵子出圈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的“阿嬷”，这里的“阿”则读ā。由此可知，反倒是口语里的ā，更贴近唐代的读音。可大众的认知刚好颠倒过来，把后起的书面读音当成“古音”，把存古的口语当成俗读。
类似的误会，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哪吒”，也写作“那吒”，这个名字源自梵文nalakūvara，首音节就是na。在金刚智、善无畏的译音材料当中，“哪”字没有出现，而“那”字也正是用来对梵文na，“那”和前述的“阿”属于同一类中古音韵地位的字。普通话日常把“哪”读作nǎ，可专有名词“哪吒”固定读né；有的方言“哪吒”的“哪”还会有类似nó、nuó等更接近果摄舌齿音声母字在书面语发展规律的读音。这些né、nó、nuó，都是后世慢慢形成的书面读法，并不是唐代原本的读音。
这两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很多我们心目中的“古音”，未必真的来自古代，反而是后世书面系统沉淀下来的读法；而被我们视作“现代俗读”的口语，反而有可能保留着更古老的语音面貌。这类认知错位，经过网络、影视剧反复传播加固，就变成一种“将错就错”。当然，这里要补充一句：不同寺院、不同僧人，会遵从本门代代相传的念诵师承与仪轨传统，他们现实当中的读诵习惯和认知，应当得到尊重，我无意对此加以评判。我只是依托唐代梵汉对音的材料，试图去还原当年译经时代的语音事实。
澎湃新闻：前不久上海音乐学院举办音乐会，歌手采用由你参与指导的隋唐拟古音来演唱唐诗。当现场听见“清风明月苦相思”，不再是熟悉的普通话，而是千年前构拟出来的古音回荡在剧场，那一刻你的内心是什么感受？也请讲讲这次和文艺界跨界合作的来龙去脉。
余柯君：这是赵维平教授牵头主办的“丝路之乐·唐韵回响”音乐会。今年三月下旬收到赵教授团队邀约，请我为唐代歌辞做古音注音，并且指导声乐老师用构拟的唐音登台演唱，说实话，最开始我是非常犹豫的。
在学术层面，真实的古音早已消逝，我们只能依靠传世文献、对音材料、历史比较等方法，搭建起一套大致的语音系统，但大量细节是拿不到确证的。譬如汉语是有声调的语言，而唐代音系声调实际的高低、曲折的样貌，今天就很难完整还原。而且唐朝绵延近三百年，语音本身就在不断流动变化：像我重点研究的开元三大士——金刚智、善无畏、不空，属于盛唐阶段，译音材料折射的更多是长安音面貌；而初唐贞观年间的玄奘、义净，他们留下的对音则带有洛阳音的色彩，二者之间就存在明显差异。我们构拟出来的语音，究竟锚定唐代哪一段时间、哪一处地域？处处都需要反复斟酌。
我常拿古生物复原打比方：构拟古音有点像复原早已灭绝的恐龙。我们有化石骨架、现存近亲物种作为坚实依据，可恐龙的完整肤色、毛发、鳞片这些细节，化石很难保存下来，现在各类复原插画，不少都是合理推测，但未必和真实样貌完全吻合。古音演唱也是同理。再加上音韵学内部本身就存在不同学派、各家的构拟方案互有分歧，如果直接拿某一套学说搬上舞台，我也担心会引来学界的批评。
不过后来我的想法慢慢转变了。赵教授跟我交流，他复原古代乐曲，遇到的困境其实和古音构拟高度相似。我们意识到，跨界合作的意义，并不在于做出一个“百分百复刻唐朝”的成品，而是给冰冷的音韵研究打造一个大众看得见、听得见的载体，唤起普通观众对中古语音的好奇心。舞台上，复原的古乐响起，唐诗以构拟的隋唐古音被演唱出来。我望向台下，能看到不少观众眼神里满是新奇。那一刻我真切觉得，当初接受这次跨界合作，是值得的。也许会有年轻人因为这场音乐会，对汉语音韵产生兴趣，未来再去修正、迭代现在的结论。
澎湃新闻：无论是你的专著还是这场音乐会，都强调“构拟”而非“复原”。为什么要如此较真地区分这两个词？
余柯君：“复原”指向完全还原历史本貌，做到分毫不差；“构拟”或“重构”是立足现存有限材料做有依据的推测。以目前存世的语音材料，我们还做不到真正意义上的“复原”。如果直接用“复原”的说法，容易给大众造成“听到的就是唐朝原声”的错觉，一旦把推测成果当成确凿无疑的历史原貌，反而会形成固化误解。
换成“构拟”或“重构”，相当于主动把边界讲清楚：这是建立在现有材料上最合理的方案，但留有讨论、修正的空间。面向公众传播，这份“诚实”格外重要。传统文化传播不应一味制造“穿越”回大唐的浪漫幻象，也需要告诉大众哪些是实据、哪些是推演。它不会消解传统文化的魅力，反而会教会大众带着思辨眼光看待历史。学术不是拿出终极答案就结束，而是不断接力的过程。把“重构”这个底线摆出来，也是希望更多人明白：我们今天看到的版本不是终点。
澎湃新闻：当下学界和社会都很推崇产出效率、追求“速成”与“爆款”。你作为一名90后研究者，耗费漫长时光深耕梵汉对音这门门槛很高的冷门方向。很多人会觉得这类研究受众很小，甚至会担心冷门赛道出路有限？你怎么看待冷门研究里的“慢”与“快”？对于那些对冷门学问抱有兴趣，又会顾虑现实出路的青年同学，你有什么切身的体会可以分享？
余柯君：冷门学科确实存在现实困境：人才储备少、培养周期长。不过这几年我也看到积极变化。2022年入职复旦至今，我从刘晓南教授手中接下《音韵学》课，第一次开课时选课名单只有1位同学，之后逐年上涨到稳定在十几人，加上旁听同学大致能有二十人。梵文课程方面，我和汤铭钧教授合作开设《梵语Ⅰ》，首次选课76人，下一届涨到108人；我新开的《梵汉对音研究概说》累计选修的同学也有近十人。我还受邀带学生参与中国佛教协会主办的高级研习班，给寺院法师授课。从课堂人数增长到走出校园参与研习教学，这不也算是属于冷门领域的“速成”和“爆款”吗？
这部新书从萌生想法到出版跨度很长，它的价值不只凝结在三册书本中。十年积累下来的材料、思考和心得，一部分变成书稿，很大部分已融入课堂教学、讲座交流和每次与同行、学生的讨论。这本书的“读者”不只是最后捧读专著的专业同行和感兴趣的爱好者，每一届课堂上的学生、每一位交流过的师友，都是研究成果的接收者和参与者。我也想强调，全书三册总字数超百万，从市场角度看很难快速产生收益。但中华书局没有单纯以流量、盈利作为评判标准，愿意接纳我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学术新人的这部“大书”，这份包容让人感动，也给了我沉下心来深耕基础研究的信心和决心。
在我看来，学术领域里热门与冷门、显学与绝学本就是相反相成的：当下很多热门文史议题，立论根基都依托冷门基础文献，任何经得起推敲的学术成果，都离不开有人愿意沉下心，完成从零到一的原始史料搭建工作。当然，我不会一味劝年轻人不顾一切“死磕”冷门，现实的考量理应被尊重。但也不必把冷门研究想象成只有牺牲和煎熬的道路。它不完全是一个人闭门苦读，同样可以有生长和回响。课堂上点燃一个学生的兴趣，一次跨界交流让更多人知道这门学问，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产出，而冷门学科的火种就是这样一点点传递下去的。
澎湃新闻：书中把密咒对音做成了可检索、可定位的对音谱。往后如果借助大数据甚至AI来做梵汉对音的自动比对和构拟，你觉得这条路走得通吗？
余柯君：十年前我开始搜集材料时，大数据和AI还没有像现在这样火热。我搭建这套对音谱是为了解决导师指出的一个学术痛点：许多已有研究只给结论，不便回溯原始证据。如今回头看，这份纯“手搓”的成果反倒和当下数智化学术趋势不谋而合。
我认为大数据、AI介入梵汉对音研究完全走得通且大有可为。接下来我将依托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开展完整的隋唐梵汉对音整体研究，还有大批译经师文献和散落全球的稀见写本等待挖掘。如果能联动数字人文领域开展跨学科合作，借助AI完成资料搜集、初步比对、频次统计等工作，就能把人从海量机械劳动中解放出来，让我们把精力投入核心考据与思辨。
但技术也有自身边界。首先是复杂的文献情境判断——同一汉字或悉昙梵字在不同译本、写本中会出现讹字、脱文，精确判断哪些是有效对音证据需要结合全文、梵文语法和对音音系综合研判，AI很容易不加分辨地将传抄错误一并吸收。其次是语音考据背后的学理思辨——一组对音差异究竟是方言差异、传抄讹变还是译师个人读音习惯，离不开人的学术推理。此外，不少学术灵感恰恰是研究者翻阅古写本、逐字校勘时偶然生发的，机器很难复刻这种浸泡在原始材料中慢慢琢磨的过程。在我设想中，AI更适合充当“辅助助手”，技术负责流程化初加工，最关键的分析判断仍交给人来完成。人机互补，才能把这项研究持续向前推进。
本书系2019年度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专项项目“金刚智、善无畏梵汉对音谱与汉语中古音研究”（批准号：19VJX109）优秀等级结项成果。全书旨在对唐代开元时期的二位密教译经师——金刚智、善无畏——传世密教文献中的梵汉对音材料进行全面整理与研究。全书分为上、下两卷，上卷为研究卷，下卷为资料卷（梵汉对音谱）。下卷分甲、乙两编，分别为“梵汉文字对应表”与“密咒转写对照本”，首次系统整理并呈现了金、善二师可考密咒的梵汉对音数据。借助该对音谱，读者不仅能够便捷地查询每个对音字的中古音韵地位及其所对应的梵语语音片段，还能精确定位至该对音出自某部大藏经中的某部佛经的具体页码、行数乃至第几字，为学界后续查验与利用这些材料提供了可靠的工具。在研究卷部分，本书在对音谱的基础上，对金、善二师密咒梵汉对音所反映的语音系统（包括声母、韵母和声调）进行了全面研究，尝试验证、补充和修正前人的若干结论，对8世纪长安音的声调值进行了重新构拟，并提出了一系列新见解。
综上所述，本书尝试归纳一个存在于公元8世纪、具有长安音风格的音系，以期为中古汉语语音史及方音史研究提供一份断代参照。全书遵循严格的学术规范，力求材料扎实、方法透明、数据公开，具备可重复验证与可证伪的科学特征。
余柯君， 2013年9月入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师从刘晓南教授研究汉语音韵学。2019年毕业，获得文学博士学位；同年入复旦大学中国史博士后流动站，师从日本汉学家高田时雄教授研究梵汉对音。
现为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汉语音韵学、梵汉对音的教学与研究。除本书外，作者还著有译作《梵书汉韵——晚期中古音的新证据》（新文丰出版公司，2024），并在《中国语文》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译文近20篇。曾获第十届教育部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青年成果奖（2026），第十六届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论文类二等奖（2023），上海市第六届青年语言学者优秀论文奖一等奖（2025）等。
“阿弥陀佛”的“阿”到底该读ā还是ē？“哪吒”的“哪”为什么普通话读né？这些问题看似平常，人们常听常说，却未必准确。它们背后牵连着一门冷僻而精深的学问——梵汉对音。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副研究员余柯君的新著《金刚智、善无畏密咒梵汉对音研究》，正是为回答这类问题提供了一把学术标尺。
什么是梵汉对音？简单说，就是用汉字给梵语注音。一千多年前，唐代译经僧人在翻译梵文佛经时，遇到咒语部分，他们会把梵文的每个音节用对应的汉字记录下来。这些记录就像一张张“语音照片”，定格了唐代汉语的真实读音。今天的研究者通过这些材料，可以推断出一千多年前的人究竟是怎么说话的。
然而，这项工作远比想象中复杂。同一个汉字在不同佛经里对应哪个梵音？同一个梵音在不同译师笔下用了哪些汉字？这些看似琐碎的问题，长期以来缺乏系统整理。许多已有研究只给结论，却不回溯原始证据，造成后人难以验证和推进。
《金刚智、善无畏密咒梵汉对音研究》 ，余柯君 著
余柯君的这部百万字三册巨著，正是要解决这个难题。他系统整理了唐代开元年间密教译经大师金刚智、善无畏所译佛经中留存的全部梵汉对音材料，总计近三万条对音数据，逐一编号、归类、比对，最终构建起一套完整、可检索、可溯源的梵汉对音谱系。上卷为音系综合研究，下卷资料卷包含“梵汉文字对应表”与“密咒转写对照本”。有了这套工具，研究者既能快速查询每一个对音字的中古音韵地位及其对应的梵语语音片段，还能精准定位该对音见于大藏经某部经文的具体页码、行数乃至单字位置。该书脱胎于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专项项目，结项获评优秀等级。
这部书的价值像是搭建了一座桥梁，连接着印度那烂陀寺的梵语传统与唐代长安的译经实践，也连接着中土与日本——金刚智、善无畏将印度密教核心经典传入大唐，几十年后，入唐求法的空海又将这批典籍带回日本，在京都、奈良的寺院中保存至今。余柯君赴京都大学访学，系统接触这批回流写本，真切体会到“礼失而求诸野”的含义。文化的流动从来不是单向输出，有些内容在原产地渐渐黯淡失传，却在另一个地域得到细致保存。这些域外写本，不是异域的奇珍，而是理解唐代语音、中印文化交流不可替代的物证。
冷门绝学的价值，恰恰在于它为热门议题提供根基。就像当下很多文史热点，立论都依托冷门基础文献。而没有梵汉对音的系统整理，我们就无法准确判断唐代语音的真实面貌，无法辨别流传千年的“古音误区”孰真孰假。而任何经得起推敲的学术成果，都离不开有人愿意沉下心，完成从零到一的原始史料搭建工作。
余柯君在杭州灵隐寺《梵文基础》讲学现场。受访者供图（以下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近日，这位90后复旦学人接受了澎湃新闻的专访。从他恳切的讲述中，我们不难发现冷门绝非无用，绝学亦可新生——当千年之前的梵音通过系统的学术整理重新变得清晰可辨，当唐代的语音面貌在一代代学者的接力中逐渐浮现，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门学科的进展，更是人类对自身文明认知的不断深化。
如果只教“实用”的内容，那又何为“大学”
澎湃新闻：听说你走上梵汉对音这条路始于一次“错过退课”的意外。能否具体讲讲，当年在复旦校园里，一个攻读音韵学的学生，是怎么阴差阳错坐进梵语课堂？
余柯君：2013年我进入复旦读研，那时候复旦的印度学研究氛围浓厚，也是国内为数不多可以系统开设梵文系列课程的高校。整套梵文课程分为四个学期，从零基础的《梵语Ⅰ》起步，后面三门课程循序渐进、难度不断加深。入门课《梵语Ⅰ》热度很高，选课的不只有文科各专业的学生，不少理科、医科的同学也来修读，有些理科生考试成绩甚至比文科学生还亮眼；江浙沪其他高校的学生，还有社会上的爱好者，也会专程赶来旁听。
我本身做汉语音韵学，传统音韵学的兴起就和梵文的传入渊源很深。梵文字母的排布自带一套严谨的语音逻辑，这套分类逻辑传入中土后，直接影响了传统音韵学三十六字母。就算到今天，从小学一年级就开始学习的汉语拼音，b、p、m、f的顺序，仍旧能看到梵文字母排序的影子。也正因为这层学术渊源，导师通常会建议音韵方向的学生接触一些梵文。所以我报名选修《梵语Ⅰ》本是出于专业考量。真正称得上“阴差阳错”的是：当时跟着师兄们选了课，可后来他们办了退课却没告诉我，等我反应过来已错过退课窗口期，只能硬着头皮继续上课，期末还得加倍下苦功备考。
澎湃新闻：你是如何真正被这门堪称“天书”的学问吸引的？
余柯君：单看天城体梵文字形，密密麻麻、盘绕交错，普通人第一眼看上去确实很容易被当成“天书”，可同时又自带一种新奇的美感。记得梵文课入门第一道翻译练习就是这句：यथा वृक्षस्तथा फलम्（yathā vṛkṣastathā phalam，有怎样的树，就结怎样的果实）。我教过的一名学生初见这套字体，形容它们“看上去像一群跳舞的精灵”。但新鲜感只是一时，真正学习的时候，要啃复杂的语法规则、适应自由灵活的语序，只能一点一点慢慢磨。那个阶段谈不上发自内心地热爱，更多是骑虎难下，逼着自己往前学。
真正让我体会到梵文学习的实际价值，是之后的一次师门组会。那时候《梵语Ⅰ》我还没有全部修完，但已经学完大半学期。师门一位泰国留学生的毕业论文做的就是梵汉对音，在场的师兄师姐很难切入展开讨论，而我靠着半学期多积累下来的梵语基础，能够和他交流不少具体的材料细节。那一刻我真切感受到，之前下的苦功是有回报的。会上我的研究生导师刘晓南教授翻看了我的课堂笔记，鼓励我可以尝试往梵汉对音这个方向开展研究。
如果说修《梵语Ⅰ》里面掺杂了错过退课这个意外，那之后的三学期进阶课程就完全是我自己主动做出的选择。毕竟想要做梵汉对音的研究，只靠半学期到一学期的入门知识远远不够。完整修完全套四学期的梵语课程之后，刘震教授邀请我担任了两年梵语课助教。我入职复旦之后，到现在也还在协助汤铭钧教授共同开设梵语课程，就这样和这门被大家称作“天书”“绝学”的研究领域，结下了长久的缘分。
澎湃新闻：当周围同学都在研究热门课题时，你却埋头于梵语和古音韵，会不会觉得自己像个“异类”？当年的亲戚朋友问及你的专业，你一般都会如何向他们做深入浅出的解答。
余柯君：复旦大学一直流传着“自由而无用”说法，这份精神理念自然也体现在课堂之上。校园里愿意投身冷门领域的同学不在少数，各种各样小众的课程都有人愿意坐下来认真听。如果说钻研冷门就算“异类”，那校园里的“异类”比比皆是，身处这样的环境，我完全感受不到孤立感。
真正体会到研究方向的小众，反倒是博士毕业找工作的时候。投递简历，不少院校委婉回绝，评价我的研究属于“屠龙之术”，听起来很高深，但好像没有现实用处，相关课程也很难开设。回到家里，亲戚朋友问起到底在做什么研究，我有时候也只能含糊打个比方，开玩笑说自己“差不多是教语文的”。那段时间，现实的落差确实会带来一些受挫感。后来我也把这些困惑跟刘晓南老师聊起，他还宽慰我：高校本就该容纳这些“屠龙之术”，如果只教“实用”的内容，那又何为“大学”呢？
给我莫大鼓舞，感受到多年沉淀价值的时刻是博士论文答辩的那一天。前中国音韵学研究会会长鲁国尧先生作为答辩委员会主席，对我的论文，也就是如今这部《金刚智、善无畏密咒梵汉对音研究》给出很高评价，称它“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创获甚多，诚堪嘉许，是本人评审过所有复旦大学学位论文中最具学术价值的一篇”。能够得到前辈学者这样的肯定，瞬间觉得这么多年啃晦涩文献、整理海量材料的辛苦，全部都有了着落。
余柯君（左）、鲁国尧教授（中）、刘晓南教授（右）
翻山越海，文化流动从来不是单向输出
澎湃新闻：你曾赴京都大学访学，寻找国内罕见的悉昙（梵文siddham的音译，一种古梵文字体）文献。在日本接触到那些源自中国、却在中国失传的唐代密宗手抄本时，内心是怎样的感受？
余柯君：博士毕业之后，承蒙日本著名语言学家、敦煌学家高田时雄教授接纳，我成为他的博士后，也正是在他的帮助与争取之下，我获得了前往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做访问学者的机会，才有机会系统接触这批域外保存的悉昙文献。去日本接触这批回流的唐代密宗写本的时候，我脑海里最先冒出来的，就是《论语》里那句“礼失而求诸野”。
余柯君（左）、高田时雄教授（右）
在去京都之前，我曾去过西安大兴善寺寻访善无畏、金刚智当年译经、弘法的遗迹。但国内经历历史变迁，唐代密宗的法脉早已式微，如今寺院里所见大多是后世复建的景观，很难寻觅到当年密教鲜活的实物遗存，留存的悉昙梵字材料更是稀缺。可到了日本，特别是京都、奈良一带，完全是另一番光景，真真切切体会到类似“南朝四百八十寺”的景象。佛教，特别是密宗已经深深嵌入当地社会生活：很多寺院中都保存着金刚界、胎藏界曼荼罗传承图，金刚智、善无畏、不空三位大师的名号赫然在列；山道、寺院之间，随处可见镌刻悉昙梵字的宝箧印塔和陀罗尼石碑。还有一件很有意思的小事，我刚到京都的时候，去往清水寺的山路上，远远看见成片刻着悉昙梵字的木牌，心里十分好奇，走近才发现那是一大片墓地——可见悉昙文字不再只是尘封古籍里的符号，而是已经融入民间丧葬、信仰习俗，活在了日常之中，这点对我冲击很大。
日本寺院
梵文陀罗尼石碑、京都大学梵文藏书、梵文宝箧塔
澎湃新闻：金刚智、善无畏两位上师把印度密教最核心的东西带入大唐，又经日本僧人空海带回京都，存下了千年悉昙写本。当你在京都大学看到这些文献，是否对文化交流有了更切身的体悟？
余柯君：善无畏、金刚智二人都是高种姓贵族出身，却舍弃权位出家求法。善无畏八十余岁高龄翻越雪山来到唐朝；金刚智渡海来华遭遇风暴，九死一生抵达中土。他们殊途同归来到长安，得到唐玄宗礼遇，把印度密教核心经典、悉昙文字体系传入中土。几十年后，入唐求法的空海又将这套典籍带回日本。
所以当我在京都大学的书库，亲手翻开这些历经一代代抄写流传下来的古本抄卷，偶尔就会生出那样的恍惚之感：手里这薄薄一页纸，仿佛真的是一条跨越山海的“声音传送带”。虽然千百年间几经辗转传抄，不少文字存在讹脱，早已并不等同于那烂陀寺当年的原始写本，但这条脉络是真实的：从那烂陀寺的研习，到长安的翻译创制，再由空海东渡携往日本，静静沉睡在京都的藏书之中，千年之后又展现在我的眼前。这是一场跨越千年的奇妙缘分，这些写本就安放在那里，等待后世有缘的研究者去阅读、去解读。
在日本的这段访学经历，也让我对“文化交流”有了更具象的体会。文化的流动从来不是单向输出，也不会固定锁在某一处故土。它会顺着人、顺着写本，跨越大海、翻越群山，在不同的土地扎根、变形、延续。有些内容在原产地渐渐黯淡失传，却会在另一个地域得到细致保存。所谓“礼失而求诸野”，也并不简单是说海外保存的就全部优于本土，而是提醒我们，中华文明的研究视野，需要把这一套跨国流转、双向互动的线索纳入进来。这些保存在域外的写本，不是异域的奇珍，而是我们理解唐代语音、中印文化交流一份不可替代的珍贵物证。
澎湃新闻：大众眼中，梵语、中古音是离普通人很遥远的冷门学问。但很多音译佛号、佛教词汇至今活在我们日常口语里，其间也流传不少想当然的“古音误区”。能不能结合你的梵汉对音研究，讲讲这类“将错就错”的现象？
余柯君：很多人觉得梵语、唐代中古音只是故纸堆里的冷学问，离日常生活很远，但不少古代音译词汇一直活在我们嘴边，千百年口耳相传，慢慢生出不少广为流传的语音误会。
最家喻户晓的例子，便是“阿弥陀佛”，它源自梵语amitābha。社会上长期流传一种说法：念“阿弥陀佛”，“阿”不能读ā，得读ē，后者才是所谓的“古音”。我曾经也是人云亦云，对此深信不疑，但整理金刚智、善无畏的密咒对音材料之后，拿到的证据却截然相反。
统计显示，“阿”字在金刚智的材料出现172次，善无畏材料出现226次，全部用来对译梵语a类元音，从来没有对应过梵语e、o这类元音。“阿”是中古影母果摄字，声母属牙喉音，《切韵》音系果摄牙喉音声母字的韵母，在今天普通话中读ē，恰恰是后世演变出来的书面读音，并不是唐代原本的读音。放到现代汉语文白异读里就看得更明白：书面色彩浓厚的词语，如“山阿”“阿房宫”“东阿王”等，这里的“阿”读ē；而鲜活的口语词，像“阿姨”“阿猫阿狗”，还有前阵子出圈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的“阿嬷”，这里的“阿”则读ā。由此可知，反倒是口语里的ā，更贴近唐代的读音。可大众的认知刚好颠倒过来，把后起的书面读音当成“古音”，把存古的口语当成俗读。
类似的误会，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哪吒”，也写作“那吒”，这个名字源自梵文nalakūvara，首音节就是na。在金刚智、善无畏的译音材料当中，“哪”字没有出现，而“那”字也正是用来对梵文na，“那”和前述的“阿”属于同一类中古音韵地位的字。普通话日常把“哪”读作nǎ，可专有名词“哪吒”固定读né；有的方言“哪吒”的“哪”还会有类似nó、nuó等更接近果摄舌齿音声母字在书面语发展规律的读音。这些né、nó、nuó，都是后世慢慢形成的书面读法，并不是唐代原本的读音。
这两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很多我们心目中的“古音”，未必真的来自古代，反而是后世书面系统沉淀下来的读法；而被我们视作“现代俗读”的口语，反而有可能保留着更古老的语音面貌。这类认知错位，经过网络、影视剧反复传播加固，就变成一种“将错就错”。当然，这里要补充一句：不同寺院、不同僧人，会遵从本门代代相传的念诵师承与仪轨传统，他们现实当中的读诵习惯和认知，应当得到尊重，我无意对此加以评判。我只是依托唐代梵汉对音的材料，试图去还原当年译经时代的语音事实。
澎湃新闻：前不久上海音乐学院举办音乐会，歌手采用由你参与指导的隋唐拟古音来演唱唐诗。当现场听见“清风明月苦相思”，不再是熟悉的普通话，而是千年前构拟出来的古音回荡在剧场，那一刻你的内心是什么感受？也请讲讲这次和文艺界跨界合作的来龙去脉。
“丝路之乐·唐韵回响” 音乐会现场
余柯君：这是赵维平教授牵头主办的“丝路之乐·唐韵回响”音乐会。今年三月下旬收到赵教授团队邀约，请我为唐代歌辞做古音注音，并且指导声乐老师用构拟的唐音登台演唱，说实话，最开始我是非常犹豫的。
在学术层面，真实的古音早已消逝，我们只能依靠传世文献、对音材料、历史比较等方法，搭建起一套大致的语音系统，但大量细节是拿不到确证的。譬如汉语是有声调的语言，而唐代音系声调实际的高低、曲折的样貌，今天就很难完整还原。而且唐朝绵延近三百年，语音本身就在不断流动变化：像我重点研究的开元三大士——金刚智、善无畏、不空，属于盛唐阶段，译音材料折射的更多是长安音面貌；而初唐贞观年间的玄奘、义净，他们留下的对音则带有洛阳音的色彩，二者之间就存在明显差异。我们构拟出来的语音，究竟锚定唐代哪一段时间、哪一处地域？处处都需要反复斟酌。
我常拿古生物复原打比方：构拟古音有点像复原早已灭绝的恐龙。我们有化石骨架、现存近亲物种作为坚实依据，可恐龙的完整肤色、毛发、鳞片这些细节，化石很难保存下来，现在各类复原插画，不少都是合理推测，但未必和真实样貌完全吻合。古音演唱也是同理。再加上音韵学内部本身就存在不同学派、各家的构拟方案互有分歧，如果直接拿某一套学说搬上舞台，我也担心会引来学界的批评。
不过后来我的想法慢慢转变了。赵教授跟我交流，他复原古代乐曲，遇到的困境其实和古音构拟高度相似。我们意识到，跨界合作的意义，并不在于做出一个“百分百复刻唐朝”的成品，而是给冰冷的音韵研究打造一个大众看得见、听得见的载体，唤起普通观众对中古语音的好奇心。舞台上，复原的古乐响起，唐诗以构拟的隋唐古音被演唱出来。我望向台下，能看到不少观众眼神里满是新奇。那一刻我真切觉得，当初接受这次跨界合作，是值得的。也许会有年轻人因为这场音乐会，对汉语音韵产生兴趣，未来再去修正、迭代现在的结论。
拟唐代古音演唱《伊州》，演唱者：杨学进教授
热门与冷门、显学与绝学本是相反相成
澎湃新闻：无论是你的专著还是这场音乐会，都强调“构拟”而非“复原”。为什么要如此较真地区分这两个词？
余柯君：“复原”指向完全还原历史本貌，做到分毫不差；“构拟”或“重构”是立足现存有限材料做有依据的推测。以目前存世的语音材料，我们还做不到真正意义上的“复原”。如果直接用“复原”的说法，容易给大众造成“听到的就是唐朝原声”的错觉，一旦把推测成果当成确凿无疑的历史原貌，反而会形成固化误解。
换成“构拟”或“重构”，相当于主动把边界讲清楚：这是建立在现有材料上最合理的方案，但留有讨论、修正的空间。面向公众传播，这份“诚实”格外重要。传统文化传播不应一味制造“穿越”回大唐的浪漫幻象，也需要告诉大众哪些是实据、哪些是推演。它不会消解传统文化的魅力，反而会教会大众带着思辨眼光看待历史。学术不是拿出终极答案就结束，而是不断接力的过程。把“重构”这个底线摆出来，也是希望更多人明白：我们今天看到的版本不是终点。
澎湃新闻：当下学界和社会都很推崇产出效率、追求“速成”与“爆款”。你作为一名90后研究者，耗费漫长时光深耕梵汉对音这门门槛很高的冷门方向。很多人会觉得这类研究受众很小，甚至会担心冷门赛道出路有限？你怎么看待冷门研究里的“慢”与“快”？对于那些对冷门学问抱有兴趣，又会顾虑现实出路的青年同学，你有什么切身的体会可以分享？
余柯君：冷门学科确实存在现实困境：人才储备少、培养周期长。不过这几年我也看到积极变化。2022年入职复旦至今，我从刘晓南教授手中接下《音韵学》课，第一次开课时选课名单只有1位同学，之后逐年上涨到稳定在十几人，加上旁听同学大致能有二十人。梵文课程方面，我和汤铭钧教授合作开设《梵语Ⅰ》，首次选课76人，下一届涨到108人；我新开的《梵汉对音研究概说》累计选修的同学也有近十人。我还受邀带学生参与中国佛教协会主办的高级研习班，给寺院法师授课。从课堂人数增长到走出校园参与研习教学，这不也算是属于冷门领域的“速成”和“爆款”吗？
这部新书从萌生想法到出版跨度很长，它的价值不只凝结在三册书本中。十年积累下来的材料、思考和心得，一部分变成书稿，很大部分已融入课堂教学、讲座交流和每次与同行、学生的讨论。这本书的“读者”不只是最后捧读专著的专业同行和感兴趣的爱好者，每一届课堂上的学生、每一位交流过的师友，都是研究成果的接收者和参与者。我也想强调，全书三册总字数超百万，从市场角度看很难快速产生收益。但中华书局没有单纯以流量、盈利作为评判标准，愿意接纳我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学术新人的这部“大书”，这份包容让人感动，也给了我沉下心来深耕基础研究的信心和决心。
《梵汉对音概说》课堂
在我看来，学术领域里热门与冷门、显学与绝学本就是相反相成的：当下很多热门文史议题，立论根基都依托冷门基础文献，任何经得起推敲的学术成果，都离不开有人愿意沉下心，完成从零到一的原始史料搭建工作。当然，我不会一味劝年轻人不顾一切“死磕”冷门，现实的考量理应被尊重。但也不必把冷门研究想象成只有牺牲和煎熬的道路。它不完全是一个人闭门苦读，同样可以有生长和回响。课堂上点燃一个学生的兴趣，一次跨界交流让更多人知道这门学问，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产出，而冷门学科的火种就是这样一点点传递下去的。
澎湃新闻：书中把密咒对音做成了可检索、可定位的对音谱。往后如果借助大数据甚至AI来做梵汉对音的自动比对和构拟，你觉得这条路走得通吗？
余柯君：十年前我开始搜集材料时，大数据和AI还没有像现在这样火热。我搭建这套对音谱是为了解决导师指出的一个学术痛点：许多已有研究只给结论，不便回溯原始证据。如今回头看，这份纯“手搓”的成果反倒和当下数智化学术趋势不谋而合。
我认为大数据、AI介入梵汉对音研究完全走得通且大有可为。接下来我将依托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开展完整的隋唐梵汉对音整体研究，还有大批译经师文献和散落全球的稀见写本等待挖掘。如果能联动数字人文领域开展跨学科合作，借助AI完成资料搜集、初步比对、频次统计等工作，就能把人从海量机械劳动中解放出来，让我们把精力投入核心考据与思辨。
但技术也有自身边界。首先是复杂的文献情境判断——同一汉字或悉昙梵字在不同译本、写本中会出现讹字、脱文，精确判断哪些是有效对音证据需要结合全文、梵文语法和对音音系综合研判，AI很容易不加分辨地将传抄错误一并吸收。其次是语音考据背后的学理思辨——一组对音差异究竟是方言差异、传抄讹变还是译师个人读音习惯，离不开人的学术推理。此外，不少学术灵感恰恰是研究者翻阅古写本、逐字校勘时偶然生发的，机器很难复刻这种浸泡在原始材料中慢慢琢磨的过程。在我设想中，AI更适合充当“辅助助手”，技术负责流程化初加工，最关键的分析判断仍交给人来完成。人机互补，才能把这项研究持续向前推进。
（转自“澎湃新闻”，记者 王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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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柯君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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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7-101-17303-1
680.00元
内容简介
综上所述，本书尝试归纳一个存在于公元8世纪、具有长安音风格的音系，以期为中古汉语语音史及方音史研究提供一份断代参照。全书遵循严格的学术规范，力求材料扎实、方法透明、数据公开，具备可重复验证与可证伪的科学特征。
内容简介
余柯君， 2013年9月入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师从刘晓南教授研究汉语音韵学。2019年毕业，获得文学博士学位；同年入复旦大学中国史博士后流动站，师从日本汉学家高田时雄教授研究梵汉对音。
现为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汉语音韵学、梵汉对音的教学与研究。除本书外，作者还著有译作《梵书汉韵——晚期中古音的新证据》（新文丰出版公司，2024），并在《中国语文》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译文近20篇。曾获第十届教育部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青年成果奖（2026），第十六届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论文类二等奖（2023），上海市第六届青年语言学者优秀论文奖一等奖（2025）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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