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文人都羡慕唐代的中书舍人
评论内容：
唐代在中书省负责诏书起草工作的主要是中书舍人。隋文帝时薛道衡先后任内史舍人、内史侍郎（隋称中书省为内史省），皆掌草诏，杨坚说：“薛道衡作文书称我意。”唐代也有过类似的情况，如开元元年（713），苏颋以中书侍郎加知制诰，并移入政事院办公，供政事食。玄宗让他以后进拟诏书，另录一本留中。据说知制诰供政事食与别录诏书留中的制度，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当然，以中书侍郎知制诰掌诏书起草，这种情况是极个别的。
唐代中书舍人定额六员，秩正五品上，高宗武后时曾改称西台舍人、凤阁舍人，玄宗开元时又曾改称紫微舍人。有人曾对唐朝中书舍人做过考证，约四百人。六位舍人中，一般以年资较高者一人判本省杂事，称为“阁老”。负责草诏进画的一人，称为“知制诰”。知制诰可以给食于政事堂，列席宰相会议。如果以他官掌诏书策命，则称“兼知制诰”。《文苑英华》卷382前半部分是授任中书舍人的制书，后面部分是授他官“知制诰”的制书。
中书舍人的佐官有中书主书四人，从七品上；主事四人，从八品下。还有令史、书令史、亭长、掌固等流外职。又有蕃书译语十人，大概是担任域外语言翻译工作的，为起草答书之类事务提供服务。又有能书、传制、装制敕匠、修补制敕匠、掌函、掌案等，大体都是与草诏工作（制作成正式纸本）有关的一些职事人员和吏职工匠。中书舍人起草诏书要求不能泄漏，不得稽缓，不得违失，不得忘误，否则皆有殿罚。但也并不是所有诏书都由中书舍人亲笔书写，有时只是口述或写底稿，书写则让主书等人代笔。如景龙四年（710）六月二日，“初定内难（指李隆基等除韦后）唯中书舍人苏颋在太极殿后，文诏填委，动以万计，手操口对，无毫厘差误。主书韩礼、谈子阳转书诏草，屡谓颋曰：望公稍迟，礼等书不及，恐手腕将废”。中书主书的这种居间职权有时就成了他们弄权用事的凭借。同时，我们应该看到，现在署名为某中书舍人写作的文稿，也许是出自某位主书之类下级官员之手。在这种情况下，制敕的署名仍然只会是这位有权草拟诏书的中书舍人，而不会是主书或书手。
有学者提到中书舍人的使职化问题。但是，某官的职责被他官所侵夺或者被他人所代理，这种情况不能都归之于使职化。使职化的准确定义是使职差遣制度，它至少包括两重意思，一个意思是该职官已经空名化、头衔化，完全不主实务；另一个是另外有差遣官主掌其事。中书舍人的职官不属于这种情况，翰林学士只是侵夺了他的部分职权，所谓专掌“内命”，他官代理也只是临时安排。终唐之世，中书舍人的制诏权依然存在。
中书舍人起草的诏书大体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承君相之命直接向外颁发的，一是对百司臣属的奏抄章表草拟批答。中书舍人有时被召入禁中起草诏书，但更多的则是皇帝派宦官将要草拟的诏书宣付中书，如天宝十四载（755），安禄山“遣副将何千年奏表陈事，请以蕃将三十二人以代汉将”。玄宗“遣中使袁思艺宣付中书门下，即日进画”。中唐以后这个传宣之任便由枢密使担任（详本章第四节“枢密使”）。中书承宣后，“录之于籍，谓之宣底”。中书舍人即凭此起草、进画。
还有一种情况，是宰相把诏书要点即所谓“词头”交给中书舍人起草。白居易《论左降官独孤朗等状》云：“右今日宰相送词头，左降前件官如前，令臣撰词者。臣伏以李景俭因饮酒醉诋忤宰相，既从远贬，已是深文。其同饮四人，又一例左降。臣有所见，不敢不陈。……其独孤朗等四人出官词头，臣已封讫，未敢撰进，伏待圣旨。”这则状文反映了宰相送词头给中书舍人拟诏，而被舍人封还的制度。宋人费衮《梁溪漫志》云：“唐制，惟给事中得封驳。本朝富郑公在西掖（按西掖指中书省），封还遂国夫人词头，自是舍人遂皆得封缴。”殊不知，中书舍人封还词头，在唐代白居易时已是如此了。
一般制书格式中都要写上中书令臣某宣、中书侍郎臣某奉、中书舍人臣某行的文字。但唐后期中书令实际往往缺授，这时的“中书令宣”当亦为阙。如肃宗上元元年（760）签署的《肃宗命太子监国制》于“中书令”下即阙员。这时在门下审覆部分还有侍中苗晋卿，后来侍中亦不单独除授。这两部分当亦付之阙如了。
起草诏书之外，唐代中书舍人还有一个重要职责，就是参议表章，佐宰相判案。据说政事堂本来有一个后门直通中书舍人院，“盖宰相时到中书舍人院‘咨访政事’以自广也”。中书舍人参议表章，大体是按尚书省六部分工的，六位舍人各押一部，故又称分押尚书六曹，或称平尚书省奏报。因为百司章表都是分别由尚书省奏上的，所以参议表章要按尚书省六部分工。这一制度起源很早。早在魏晋时期中书省即典尚书省奏事，南朝中书舍人五人，分掌二十一局，各当尚书诸曹，并为上司。这一制度的设意，其实非常清楚。就是分头把关，专业审核。它实际上就是唐代中书舍人分押尚书六部的前身。
中书舍人虽然分工判尚书六部，但是一个人对军国政事提出初步处理意见，其余舍人也可以提出不同看法，并“杂署其名”，谓之“五花判事”。开元二年（714）紫微令姚崇奏称：“中书舍人（时称紫微舍人）六员，每一人商量事，诸舍人同押连署状进说。凡事有是非，理均与夺，人心既异，所见或殊，抑使雷同，情有不尽。臣今商量，其大事执见不同者，望请便作商量状，连本状同进。若状语交互，恐烦圣思，臣既是官长，望于两状后略言二理优劣，奏听进止，则人各尽能，官无留事。”这里说的是“五花判事”后，宰相把舍人的意见集中，并将原状及中书舍人商量状一同进奏于皇帝裁定。
上述制度在安史之乱以后就废阙了。此后反复重申，如前述卢杞对杨炎的场合。元和十五年（820）穆宗即位时要求：“中书舍人职事，准故事，合分押六司，以佐宰臣等判案，沿革日久，顿复稍难，宜渐令修举，有须慎重者，便令参议，知关机密者，即且依旧。”大概后来并没有很好实行，所以会昌四年（844）李德裕又代表中书门下奏请“复中书舍人故事”，“今日以后，除枢密及诸镇奏请、有司支遣钱谷等，其他台阁常务，关于沿革，州县奏请，系于典章，及刑狱等，并令中书舍人依故事商量。臣等详其可否，当别奏闻”。中书舍人的职任之所以难以复举，原因在于，这种“佐宰相判案”的工作，吃力而不讨好，既可能违逆宰相的意志，又可能得罪当事之人。只有在政治上风清日朗之时才能施行，否则，或因个人耿介之故（如白居易的场合），或宰相之间有掣肘需求的时候（如卢杞的场合），方偶然为之。
此外，中书舍人还担任监考使，参加“三司”受事，大朝会时于朝堂接受四方贺表，有景星、庆云等大祥瑞或打了大胜仗时接受百官的贺表，册命大臣或降削王公时则轮流于朝堂宣读表文。如神龙元年（705），敬晖等奏请降削武氏诸王，中书舍人毕构依次当读表文，他“声韵朗畅，兼分析其文句，左右听者皆历然可晓”。武三思等恨之入骨。
中书舍人是文人企羡的要职，杜佑称为“文士之极任，朝廷之盛选”。贾登由给事中迁中书舍人，《文苑英华》卷382收入孙逖《授贾登中书舍人制》云：“驳正之地，已著能名，纶之司，更膺高选。”此处“驳正之地”指给事中，“纶之司”指中书舍人，可见后者的地位较给事中更高一筹。在《文苑英华》所收二十四例中书舍人授任诏书中，由给事中出任者五人，由尚书省郎中出任者十四人。在迁转官资上，中书舍人通常较其他五品台省官要高。
唐代中书舍人定额六员，秩正五品上，高宗武后时曾改称西台舍人、凤阁舍人，玄宗开元时又曾改称紫微舍人。有人曾对唐朝中书舍人做过考证，约四百人。六位舍人中，一般以年资较高者一人判本省杂事，称为“阁老”。负责草诏进画的一人，称为“知制诰”。知制诰可以给食于政事堂，列席宰相会议。如果以他官掌诏书策命，则称“兼知制诰”。《文苑英华》卷382前半部分是授任中书舍人的制书，后面部分是授他官“知制诰”的制书。
中书舍人的佐官有中书主书四人，从七品上；主事四人，从八品下。还有令史、书令史、亭长、掌固等流外职。又有蕃书译语十人，大概是担任域外语言翻译工作的，为起草答书之类事务提供服务。又有能书、传制、装制敕匠、修补制敕匠、掌函、掌案等，大体都是与草诏工作（制作成正式纸本）有关的一些职事人员和吏职工匠。中书舍人起草诏书要求不能泄漏，不得稽缓，不得违失，不得忘误，否则皆有殿罚。但也并不是所有诏书都由中书舍人亲笔书写，有时只是口述或写底稿，书写则让主书等人代笔。如景龙四年（710）六月二日，“初定内难（指李隆基等除韦后）唯中书舍人苏颋在太极殿后，文诏填委，动以万计，手操口对，无毫厘差误。主书韩礼、谈子阳转书诏草，屡谓颋曰：望公稍迟，礼等书不及，恐手腕将废”。中书主书的这种居间职权有时就成了他们弄权用事的凭借。同时，我们应该看到，现在署名为某中书舍人写作的文稿，也许是出自某位主书之类下级官员之手。在这种情况下，制敕的署名仍然只会是这位有权草拟诏书的中书舍人，而不会是主书或书手。
有学者提到中书舍人的使职化问题。但是，某官的职责被他官所侵夺或者被他人所代理，这种情况不能都归之于使职化。使职化的准确定义是使职差遣制度，它至少包括两重意思，一个意思是该职官已经空名化、头衔化，完全不主实务；另一个是另外有差遣官主掌其事。中书舍人的职官不属于这种情况，翰林学士只是侵夺了他的部分职权，所谓专掌“内命”，他官代理也只是临时安排。终唐之世，中书舍人的制诏权依然存在。
中书舍人起草的诏书大体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承君相之命直接向外颁发的，一是对百司臣属的奏抄章表草拟批答。中书舍人有时被召入禁中起草诏书，但更多的则是皇帝派宦官将要草拟的诏书宣付中书，如天宝十四载（755），安禄山“遣副将何千年奏表陈事，请以蕃将三十二人以代汉将”。玄宗“遣中使袁思艺宣付中书门下，即日进画”。中唐以后这个传宣之任便由枢密使担任（详本章第四节“枢密使”）。中书承宣后，“录之于籍，谓之宣底”。中书舍人即凭此起草、进画。
还有一种情况，是宰相把诏书要点即所谓“词头”交给中书舍人起草。白居易《论左降官独孤朗等状》云：“右今日宰相送词头，左降前件官如前，令臣撰词者。臣伏以李景俭因饮酒醉诋忤宰相，既从远贬，已是深文。其同饮四人，又一例左降。臣有所见，不敢不陈。……其独孤朗等四人出官词头，臣已封讫，未敢撰进，伏待圣旨。”这则状文反映了宰相送词头给中书舍人拟诏，而被舍人封还的制度。宋人费衮《梁溪漫志》云：“唐制，惟给事中得封驳。本朝富郑公在西掖（按西掖指中书省），封还遂国夫人词头，自是舍人遂皆得封缴。”殊不知，中书舍人封还词头，在唐代白居易时已是如此了。
白居易，《历代圣贤半身像》，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当然，禁中发出的“宣命”与宰相所送的“词头”之间，应该就是同一件事情的不同说法。理论上说，“宣命”出自宸衷，宰相据之而拟为词头。假如有宦官居间专权，则是排除了宰相直接沟通皇帝的权任。总之，不管如何，各种诏书的起草大体都有经过一个起草、进画、交门下省审覆颁下的程序，故《唐六典》卷9《中书省》“中书舍人”条说：“凡诏旨、制敕及玺书、册命，皆按典故起草进画，既下，则署而行之。”这里所谓“进画”，是指送呈皇帝签署的意思，一般来说大事画“可”，对臣下奏抄的批复如尚书吏部六品以下官选授名单之类则画“闻”字。一般制书格式中都要写上中书令臣某宣、中书侍郎臣某奉、中书舍人臣某行的文字。但唐后期中书令实际往往缺授，这时的“中书令宣”当亦为阙。如肃宗上元元年（760）签署的《肃宗命太子监国制》于“中书令”下即阙员。这时在门下审覆部分还有侍中苗晋卿，后来侍中亦不单独除授。这两部分当亦付之阙如了。
起草诏书之外，唐代中书舍人还有一个重要职责，就是参议表章，佐宰相判案。据说政事堂本来有一个后门直通中书舍人院，“盖宰相时到中书舍人院‘咨访政事’以自广也”。中书舍人参议表章，大体是按尚书省六部分工的，六位舍人各押一部，故又称分押尚书六曹，或称平尚书省奏报。因为百司章表都是分别由尚书省奏上的，所以参议表章要按尚书省六部分工。这一制度起源很早。早在魏晋时期中书省即典尚书省奏事，南朝中书舍人五人，分掌二十一局，各当尚书诸曹，并为上司。这一制度的设意，其实非常清楚。就是分头把关，专业审核。它实际上就是唐代中书舍人分押尚书六部的前身。
中书舍人虽然分工判尚书六部，但是一个人对军国政事提出初步处理意见，其余舍人也可以提出不同看法，并“杂署其名”，谓之“五花判事”。开元二年（714）紫微令姚崇奏称：“中书舍人（时称紫微舍人）六员，每一人商量事，诸舍人同押连署状进说。凡事有是非，理均与夺，人心既异，所见或殊，抑使雷同，情有不尽。臣今商量，其大事执见不同者，望请便作商量状，连本状同进。若状语交互，恐烦圣思，臣既是官长，望于两状后略言二理优劣，奏听进止，则人各尽能，官无留事。”这里说的是“五花判事”后，宰相把舍人的意见集中，并将原状及中书舍人商量状一同进奏于皇帝裁定。
上述制度在安史之乱以后就废阙了。此后反复重申，如前述卢杞对杨炎的场合。元和十五年（820）穆宗即位时要求：“中书舍人职事，准故事，合分押六司，以佐宰臣等判案，沿革日久，顿复稍难，宜渐令修举，有须慎重者，便令参议，知关机密者，即且依旧。”大概后来并没有很好实行，所以会昌四年（844）李德裕又代表中书门下奏请“复中书舍人故事”，“今日以后，除枢密及诸镇奏请、有司支遣钱谷等，其他台阁常务，关于沿革，州县奏请，系于典章，及刑狱等，并令中书舍人依故事商量。臣等详其可否，当别奏闻”。中书舍人的职任之所以难以复举，原因在于，这种“佐宰相判案”的工作，吃力而不讨好，既可能违逆宰相的意志，又可能得罪当事之人。只有在政治上风清日朗之时才能施行，否则，或因个人耿介之故（如白居易的场合），或宰相之间有掣肘需求的时候（如卢杞的场合），方偶然为之。
此外，中书舍人还担任监考使，参加“三司”受事，大朝会时于朝堂接受四方贺表，有景星、庆云等大祥瑞或打了大胜仗时接受百官的贺表，册命大臣或降削王公时则轮流于朝堂宣读表文。如神龙元年（705），敬晖等奏请降削武氏诸王，中书舍人毕构依次当读表文，他“声韵朗畅，兼分析其文句，左右听者皆历然可晓”。武三思等恨之入骨。
中书舍人是文人企羡的要职，杜佑称为“文士之极任，朝廷之盛选”。贾登由给事中迁中书舍人，《文苑英华》卷382收入孙逖《授贾登中书舍人制》云：“驳正之地，已著能名，纶之司，更膺高选。”此处“驳正之地”指给事中，“纶之司”指中书舍人，可见后者的地位较给事中更高一筹。在《文苑英华》所收二十四例中书舍人授任诏书中，由给事中出任者五人，由尚书省郎中出任者十四人。在迁转官资上，中书舍人通常较其他五品台省官要高。
（摘自张国刚著《唐代官制：官吏体系与机构运行》，中华书局2026年版，标题为编者所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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