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考古史上最默契、最动人的“黄金搭档”
评论内容：
捧读《梁思永夏鼐往还书札》，88封书信通篇都是筹建考古研究所、采购设备、规划发掘、争取经费、培养人才、协调工作、牵引考古事业发展的平实记录。这些信笺，既是新中国考古事业从无到有的真实档案，也是梁思永与夏鼐两位先生同心创业、以身许学的生动写照。
梁思永与夏鼐初见于安阳，共同经历了战火洗礼，从意气风发的青年到中年、从师生到并肩作战的战友。在留存至今的书信中，一封1941年梁思永致夏鼐、吴金鼎的信札，字里行间尽显同道学人的赤诚与友谊。两位先生本可各自治学、独善其身，却在国家百废待兴、考古事业重建的关键时刻，因封封书信联结在一起，携手扛起重建中国考古的千钧重担。
1949年北平解放，但因多年战火，全国考古工作陷入停顿，人才四散、设备流失。梁思永常年胃病、肺病缠身，却始终不肯放弃“为国考古”的初心。在他看来，当时能够挑起考古事业大梁的，只有远在浙江的夏鼐。于是，他以病弱之躯，提笔写下一封又一封情辞恳切的信，力邀夏鼐北上。
1949年6月20日，梁思永在信中直言，“残废的命运似已确定，往后只能替诸兄打点小杂而已。来，来，赶紧来”。同年9月29日，他再次致信夏鼐，语气郑重：“此事关系中国考古学之前途甚钜，愿兄与以深切之考虑。至盼至盼。”这不是朋友间的寻常邀约，而是把一个学科的前途郑重托付给知己。彼时，夏鼐在浙江大学任教，北京大学也向他发出聘请。1950年，夏鼐毅然放弃江南优渥生活，举家北上，出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同年8月，考古研究所正式成立。
这场始于书信的双向奔赴，不仅是两位先生的惺惺相惜，更是中国考古事业的新起点。
建所之路，是真正的白手起家。梁思永与夏鼐同心协力、从零开始，一起谋划建所大业。他们共同商议机构设置，划分行政、研究、技术、图书等部门，明确新石器时代、商周、汉唐等研究方向，制定工作制度与长远规划。书信之中，两人反复磋商、调整，每项安排都立足长远、每个决定都着眼科学。
设备极度匮乏，是建所初期最现实的难题。为了给考古研究配齐“武器”，两位先生开启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合作”。梁思永坐镇北京，联络渠道、办理手续、统筹经费，一次又一次嘱咐即将北上的夏鼐前往上海实地询价、验货采购。他们的书信中满是专业而琐碎的沟通，徕卡相机、蔡司镜头、带望远镜平板仪、罗盘、标尺、软片包……型号、产地、价格、数量、运输方式等，一项项确认、一遍遍核对，不容半点马虎。正是这些看似琐碎的采购工作，为后续辉县、长沙、豫西等地的科学发掘提供了坚实物质保障。
在搭建机构、购置设备之外，两人最重要的工作，是共同设计中国考古的科学发掘体系。两人反复打磨发掘方案：遗址选择、探方布设、地层记录、文物保护、人员分工、工期安排，无不细致推敲。夏鼐后来曾评价，自梁思永参加殷墟发掘后，“对于组织上和方法上都有重要的改进，提高了我国田野考古的科学水平”。建所之后，这套严谨规范被两人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并探索创新，构成新中国考古的田野规范基础。
从探沟尺寸、绘图比例，到器物编号、遗存修复，再到现场记录、室内整理，每一步都有章可循、有据可查。正是这种近乎苛刻的严谨，让辉县发掘一举成功，不仅出土了大量国宝级文物，而且践行了田野规范，培养出第一批骨干力量，新中国考古很快走上规范化、科学化轨道。
如果说建机构、购设备、定规程是为中国考古搭起骨架，那么梁思永与夏鼐最可贵之处，在于形成内外分工、无缝配合的创业模式：夏鼐冲在田野第一线，主持发掘、保护遗址、举办展览；梁思永坐镇北京，包揽所内繁杂事务，成为最稳固的后方。一个向外开拓、一个向内稳守，堪称中国考古史上最默契、最动人的“黄金搭档”。
1950年10月，夏鼐到任仅一周，便带领考古研究所几乎全体人员奔赴河南辉县，开启新中国第一次大规模科学发掘。田野条件异常艰苦，但夏鼐始终坚守工地、亲力亲为。在长沙，他主持发掘战国至两汉墓葬160余座，初步揭示该地区战国两汉墓葬的发展演变；在豫西，他系统调查仰韶、龙山遗址，厘清文化谱系与年代关系。他在给梁思永的信中，频繁汇报工地情况：“琉璃阁墓地近年来盗墓风炽”、“固围村之大墓以流沙关系，多未到底”、“获得一错金银之铜铺首，颇精美”、“此间所存经费，可支持至下月初”。虽言语朴实，却处处体现专注、负责、节俭与敬业。夏鼐以实干立身、以严谨治学，把中国考古的整体水平带上新台阶。
与夏鼐冲锋在前形成完美呼应的是梁思永在后方的殚精竭虑。他甘当绿叶，主动扛起所内繁重琐碎的事务，其中最关键、最艰难的一项，就是向上级部门争取经费。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了保证田野一线不停工、不断粮、不挨饿，梁思永拖着病体，一次次奔走于科学院、财政部等部门，耐心说明考古工作的文化价值与学术意义，细致报送预算，据理力争，恳请保障发掘经费。书信里，他不断向夏鼐通报经费进展：“十月份经费今日可拨到”、“到后当即将田野费汇去”、“十二月八万斤绝不能核减”、“只是冻结的四千多万元还没有准提取，现在正在积极斗争中”。经费不到位，他彻夜焦虑；经费批下来，他第一时间汇往前方，并写信宽慰夏鼐，“绝不使工作因经费不足而发生困难”。
除了争取经费，梁思永还要处理无数行政琐事。他在病榻上以一己之力稳住全所大局。傅斯年曾评价他，“虽在此穷困中，一切先公后私”。正是梁思永的坚守、担当与公心，让夏鼐在前线能够心无旁骛，让整个考古研究所运转有序、稳步成长。
1954年，梁思永先生因病逝世，年仅50岁。他把生命中最后一丝光和热，全部奉献给了倾尽心血的考古事业。夏鼐悲痛万分，在悼文中写道：“梁先生本来是领导的核心，现在这‘核心’走了。”此后，夏鼐独自扛起重任，沿着两人定下的道路，继续推动中国考古走向成熟、走向规范、走向世界。他用一生坚守，兑现了当年北上赴任的承诺，延续了梁思永未竟的事业。
梁思永与夏鼐的往来书札，承载的远不止考古研究所的创业艰辛，更映照着两位先生对新中国考古事业筚路蓝缕的起步征程，字里行间皆是对新中国考古的深谋远虑与呕心沥血。70余载岁月流转，中国考古早已今非昔比：设备先进、技术一流、人才济济、成果丰硕；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等重大项目不断推进。而这一切的起点，正是梁思永与夏鼐在一穷二白的年代，用一封封书信、一次次奔波、一铲铲发掘、一笔笔经费争取，一寸寸打下的根基。
今天，我们缅怀梁思永和夏鼐，不仅是为了回望那一段峥嵘岁月，更是为了传承他们携手铸就的精神血脉——同心共济的团队精神、矢志不渝的献身精神、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心系家国的报国精神。这不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精神底色，更是中国考古代代相传的精神脊梁。
（作者彭小军，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原文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26年6月2日。标题为编者所拟）
《梁思永夏鼐往还书札》收录1941至1953年间，梁思永与夏鼐往还的88通书札。内容涉及抗战期间彭山崖墓发掘，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筹办及建所初期在辉县、豫西、长沙等地开展的考古发掘与调查工作和郭沫若、郑振铎、向达、郭宝钧、陈梦家、苏秉琦等诸多名家。
书札原件保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田野发掘档案中，由该所整理编次；其中梁思永书札47通、夏鼐书札4通系首次整理公布。这批书札保存了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的几次重要考古发掘珍贵档案和中国科学院组建初期的诸多史事，展现了新中国第一代考古人严谨求真的科学精神和筚路蓝缕的创业历程，兼具学术与史料价值。
本书全彩印刷，配有书札高清原图及珍贵照片八十余幅。书后编有《梁思永先生学术年表》，并附夏鼐《追悼考古学家梁思永先生》一文。
梁思永（1904-1954），广东新会人，梁启超次子。中国现代考古学家，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曾主持参与黑龙江昂昂溪，安阳殷墟小屯、后冈和侯家庄商王陵区，山东城子崖和两城镇等遗址的发掘工作，大大提高了中国田野考古的科学水平。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在病榻上主持工作，为考古所的建立和新中国考古事业的奠基与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夏鼐（1910-1985），字作铭，浙江温州人。考古学家、埃及学家。193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1939年获英国伦敦大学埃及学博士。先后在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职。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国科学院（1977年后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所长、名誉所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导者和组织者之一。
《梁思永夏鼐往还书札》，中华书局2026年2月出版
捧读《梁思永夏鼐往还书札》，88封书信通篇都是筹建考古研究所、采购设备、规划发掘、争取经费、培养人才、协调工作、牵引考古事业发展的平实记录。这些信笺，既是新中国考古事业从无到有的真实档案，也是梁思永与夏鼐两位先生同心创业、以身许学的生动写照。
双向奔赴
梁思永与夏鼐初见于安阳，共同经历了战火洗礼，从意气风发的青年到中年、从师生到并肩作战的战友。在留存至今的书信中，一封1941年梁思永致夏鼐、吴金鼎的信札，字里行间尽显同道学人的赤诚与友谊。两位先生本可各自治学、独善其身，却在国家百废待兴、考古事业重建的关键时刻，因封封书信联结在一起，携手扛起重建中国考古的千钧重担。
1949年北平解放，但因多年战火，全国考古工作陷入停顿，人才四散、设备流失。梁思永常年胃病、肺病缠身，却始终不肯放弃“为国考古”的初心。在他看来，当时能够挑起考古事业大梁的，只有远在浙江的夏鼐。于是，他以病弱之躯，提笔写下一封又一封情辞恳切的信，力邀夏鼐北上。
1949年6月20日，梁思永在信中直言，“残废的命运似已确定，往后只能替诸兄打点小杂而已。来，来，赶紧来”。同年9月29日，他再次致信夏鼐，语气郑重：“此事关系中国考古学之前途甚钜，愿兄与以深切之考虑。至盼至盼。”这不是朋友间的寻常邀约，而是把一个学科的前途郑重托付给知己。彼时，夏鼐在浙江大学任教，北京大学也向他发出聘请。1950年，夏鼐毅然放弃江南优渥生活，举家北上，出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同年8月，考古研究所正式成立。
这场始于书信的双向奔赴，不仅是两位先生的惺惺相惜，更是中国考古事业的新起点。
白手起家
建所之路，是真正的白手起家。梁思永与夏鼐同心协力、从零开始，一起谋划建所大业。他们共同商议机构设置，划分行政、研究、技术、图书等部门，明确新石器时代、商周、汉唐等研究方向，制定工作制度与长远规划。书信之中，两人反复磋商、调整，每项安排都立足长远、每个决定都着眼科学。
20世纪50年代初，夏鼐在上海采购照相器材
设备极度匮乏，是建所初期最现实的难题。为了给考古研究配齐“武器”，两位先生开启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合作”。梁思永坐镇北京，联络渠道、办理手续、统筹经费，一次又一次嘱咐即将北上的夏鼐前往上海实地询价、验货采购。他们的书信中满是专业而琐碎的沟通，徕卡相机、蔡司镜头、带望远镜平板仪、罗盘、标尺、软片包……型号、产地、价格、数量、运输方式等，一项项确认、一遍遍核对，不容半点马虎。正是这些看似琐碎的采购工作，为后续辉县、长沙、豫西等地的科学发掘提供了坚实物质保障。
在搭建机构、购置设备之外，两人最重要的工作，是共同设计中国考古的科学发掘体系。两人反复打磨发掘方案：遗址选择、探方布设、地层记录、文物保护、人员分工、工期安排，无不细致推敲。夏鼐后来曾评价，自梁思永参加殷墟发掘后，“对于组织上和方法上都有重要的改进，提高了我国田野考古的科学水平”。建所之后，这套严谨规范被两人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并探索创新，构成新中国考古的田野规范基础。
从探沟尺寸、绘图比例，到器物编号、遗存修复，再到现场记录、室内整理，每一步都有章可循、有据可查。正是这种近乎苛刻的严谨，让辉县发掘一举成功，不仅出土了大量国宝级文物，而且践行了田野规范，培养出第一批骨干力量，新中国考古很快走上规范化、科学化轨道。
黄金搭档
如果说建机构、购设备、定规程是为中国考古搭起骨架，那么梁思永与夏鼐最可贵之处，在于形成内外分工、无缝配合的创业模式：夏鼐冲在田野第一线，主持发掘、保护遗址、举办展览；梁思永坐镇北京，包揽所内繁杂事务，成为最稳固的后方。一个向外开拓、一个向内稳守，堪称中国考古史上最默契、最动人的“黄金搭档”。
1950年辉县固围村2号墓扰土中出土的错金银铜铺首
1950年10月，夏鼐到任仅一周，便带领考古研究所几乎全体人员奔赴河南辉县，开启新中国第一次大规模科学发掘。田野条件异常艰苦，但夏鼐始终坚守工地、亲力亲为。在长沙，他主持发掘战国至两汉墓葬160余座，初步揭示该地区战国两汉墓葬的发展演变；在豫西，他系统调查仰韶、龙山遗址，厘清文化谱系与年代关系。他在给梁思永的信中，频繁汇报工地情况：“琉璃阁墓地近年来盗墓风炽”、“固围村之大墓以流沙关系，多未到底”、“获得一错金银之铜铺首，颇精美”、“此间所存经费，可支持至下月初”。虽言语朴实，却处处体现专注、负责、节俭与敬业。夏鼐以实干立身、以严谨治学，把中国考古的整体水平带上新台阶。
与夏鼐冲锋在前形成完美呼应的是梁思永在后方的殚精竭虑。他甘当绿叶，主动扛起所内繁重琐碎的事务，其中最关键、最艰难的一项，就是向上级部门争取经费。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了保证田野一线不停工、不断粮、不挨饿，梁思永拖着病体，一次次奔走于科学院、财政部等部门，耐心说明考古工作的文化价值与学术意义，细致报送预算，据理力争，恳请保障发掘经费。书信里，他不断向夏鼐通报经费进展：“十月份经费今日可拨到”、“到后当即将田野费汇去”、“十二月八万斤绝不能核减”、“只是冻结的四千多万元还没有准提取，现在正在积极斗争中”。经费不到位，他彻夜焦虑；经费批下来，他第一时间汇往前方，并写信宽慰夏鼐，“绝不使工作因经费不足而发生困难”。
精神脊梁
除了争取经费，梁思永还要处理无数行政琐事。他在病榻上以一己之力稳住全所大局。傅斯年曾评价他，“虽在此穷困中，一切先公后私”。正是梁思永的坚守、担当与公心，让夏鼐在前线能够心无旁骛，让整个考古研究所运转有序、稳步成长。
梁思永先生
1954年，梁思永先生因病逝世，年仅50岁。他把生命中最后一丝光和热，全部奉献给了倾尽心血的考古事业。夏鼐悲痛万分，在悼文中写道：“梁先生本来是领导的核心，现在这‘核心’走了。”此后，夏鼐独自扛起重任，沿着两人定下的道路，继续推动中国考古走向成熟、走向规范、走向世界。他用一生坚守，兑现了当年北上赴任的承诺，延续了梁思永未竟的事业。
梁思永与夏鼐的往来书札，承载的远不止考古研究所的创业艰辛，更映照着两位先生对新中国考古事业筚路蓝缕的起步征程，字里行间皆是对新中国考古的深谋远虑与呕心沥血。70余载岁月流转，中国考古早已今非昔比：设备先进、技术一流、人才济济、成果丰硕；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等重大项目不断推进。而这一切的起点，正是梁思永与夏鼐在一穷二白的年代，用一封封书信、一次次奔波、一铲铲发掘、一笔笔经费争取，一寸寸打下的根基。
今天，我们缅怀梁思永和夏鼐，不仅是为了回望那一段峥嵘岁月，更是为了传承他们携手铸就的精神血脉——同心共济的团队精神、矢志不渝的献身精神、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心系家国的报国精神。这不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精神底色，更是中国考古代代相传的精神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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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7-101-17480-9
128.00元
内容简介
《梁思永夏鼐往还书札》收录1941至1953年间，梁思永与夏鼐往还的88通书札。内容涉及抗战期间彭山崖墓发掘，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筹办及建所初期在辉县、豫西、长沙等地开展的考古发掘与调查工作和郭沫若、郑振铎、向达、郭宝钧、陈梦家、苏秉琦等诸多名家。
书札原件保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田野发掘档案中，由该所整理编次；其中梁思永书札47通、夏鼐书札4通系首次整理公布。这批书札保存了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的几次重要考古发掘珍贵档案和中国科学院组建初期的诸多史事，展现了新中国第一代考古人严谨求真的科学精神和筚路蓝缕的创业历程，兼具学术与史料价值。
本书全彩印刷，配有书札高清原图及珍贵照片八十余幅。书后编有《梁思永先生学术年表》，并附夏鼐《追悼考古学家梁思永先生》一文。
作者简介
夏鼐（1910-1985），字作铭，浙江温州人。考古学家、埃及学家。193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1939年获英国伦敦大学埃及学博士。先后在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职。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国科学院（1977年后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所长、名誉所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导者和组织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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