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勇：《南华真经注疏》的历史地位和深远影响
评论内容：
郭象（253—312），字子玄，西晋河南（今河南洛阳）人，著名哲学家、玄学大师。事迹主要见于《晋书·郭象传》和《世说新语·文学》。 郭象注《庄子》的目的是要对远离现实的庄子思想进行一番改造和修正，以此来论证自己“名教即自然”的命题，因此，《庄子注》并未能如实地反映出庄子思想的本来面目。尽管如此，它仍不失为魏晋时期玄学思想主流的集大成著作，因为它总结了玄学思潮发展过程中诸如“贵无”或“崇有”等各种争议，综合了前人研究《庄子》的思想成果，把玄学理论推向最高峰，从而充分满足了当时社会的理论需要和门阀士族的精神需求。张隐《文士传》所谓“象作《庄子注》，最有清辞遒旨”（《世说新语·文学》刘孝标注引），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所谓“唯子玄所注特会庄生之旨，故为世所贵”等等，正是从上述意义上来评价郭象《庄子注》的。 
《庄子注疏》（中华国学文库）
从郭象《庄子注》在当时玄学发展中的地位来看，可以说是仅仅次于玄学理论奠基人王弼的，故“时人咸以为王弼之亚”（《世说新语·文学》刘孝标注引《文士传》）。因此，当时和此后的“名贤”，凡清谈、著述便往往承因或发挥郭象《庄子注》的哲学思想。 在东晋学者中，张湛是受到了郭象《庄子注》的较大影响的。如他著《列子注》，在形式上有意摹仿了郭象的《庄子注》，因此在全书前也有一篇《列子序》，在各个篇目下也都有一个解题。而在注释正文的过程中，他还征引了郭象《庄子注》中的文字多达二十馀处。有时虽然没有直接引述郭象的注文，但却承因了郭象注的一些独特哲学观点，并予以极度称美。如他于《天瑞》篇“形动不生形而生影，声动不生声而生响”下注云：“夫有形必有影，有声必有响，此自然而并生，俱出而俱没，岂有相资前后之差哉！郭象注《庄子》论之详矣，而世之谈者，以形动而影随，声出而响应。”郭象在《齐物论注》中曾以“独化相因”的理论诠释了庄子“罔两待景”的寓言。张湛此处正是对郭象这一独特诠释的高度肯定，并接过郭象“独化相因”的理论来阐释《天瑞》篇中的相关文字，而对“世之谈者”的“影随形、响应声”，即万物皆“有所待”的观点，则给予了坚决的否定。 
《列子集释》之繁体本与简体本 如果再从郭象《庄子注》在庄子学史上的地位来看，则更可谓是独步千古，几乎为千百年来治《庄子》者所共同推崇的，因而郭象所删定的《庄子》三十三篇本，也就成了后世的定本，人们对《庄子》的各种研究，基本上都是在这个本子和郭象注的基础上进行的。如在东晋时期，“徐仙民、李弘范作音，皆依郭本，以郭为主”（《经典释文·序录》） 。唐初，陆德明依郭象注本而作《庄子音义》，成玄英亦“依子玄所注三十篇，辄为疏解，总三十卷”。宋初，王元泽仿郭氏《庄子注》体例著《南华真经新传》，对《庄子》的诠释也只要求领会其精神实质，而不屑去作逐字逐句的训释。至于明、清时期，诸如张登云的《庄子南华真经参补》、孙应鳌的《庄义要删》、李廷机的《庄子玄言评苑》、陈深的《庄子品节》、陈懿典的《新锲南华真经三注大全》、沈汝绅的《南华经集评》、邹之峄的《庄子郭注》、归有光的《南华真经评注》、孙鑛的《庄子南华经》、钱澄之的《庄子诂》、马其昶的《庄子故》、郭庆藩的《庄子集释》等等，或以郭注本为底本，或引郭注以为立论的依据，也都说明了郭象《庄子注》对后世的巨大影响。甚而至于，庄子学史上还出现了不少直接整理、研究郭象《庄子注》的著作。如明人高
，摘录郭注，重新整理，定为八十一章，题曰《郭子翼庄》。近人王叔岷，据《续古逸丛书》景宋本郭象《庄子注》，采各本《庄子》郭象注及类书中有关郭注文字，校正讹误，成《郭象庄子注校记》一书。 
《庄子集释》 之繁体本与简体本
要之，郭象的《庄子注》是有其很高的历史地位的，因此流传千百年而不灭，为大多数治《庄子》者所依赖。明代冯梦祯甚至说：“注《庄子》者郭子玄而下凡数十家，而精奥渊深，其高处有发庄义所未及者，莫如子玄氏。盖庄文，日也；子玄之注，月也；诸家，繁星也；甚则爝火萤火也。……昔人云：非郭象注庄子，乃庄子注郭象。知言哉！余故进之，进之与庄子等也。”（归有光《南华真经评注》冯序）应该说，冯氏的这一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 郭象通过注《庄》总结了玄学思想发展过程中诸如“贵无”或“崇有”等各种争议，综合了前人研究《庄子》的思想成果，把玄学理论推向了最高峰。就在玄学几乎达到这样一种饱和程度的情况下，东晋佛教学者支遁则引般若性空之学来阐释庄子逍遥游思想，卓然拔理于郭注之外，从而为庄子学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新的途径。此后，唐代成玄英复作《庄子注疏》，更是“称意而谈，清言曲畅”，达到了一种实为前人所未曾达到的新境界。诚然，成玄英虽然较多地继承了郭象体现在《庄子注》中的学术思想，但他又“称意而谈”，即按照自己对庄子学说的独特理解，大胆扬弃魏晋玄学家的有、无之辩，而每以佛教中观派的否定思维方式和“诸法皆空”的基本理论，对《庄子》全书进行了痛快淋漓的阐释，这就创造性地发展了郭象的庄子学思想，也打破了支遁仅以佛理诠释庄子逍遥游思想的局限，真正为以佛解庄开拓了广阔的空间。 从另一方面来看，由于郭象所采用的是“每寄言以出意”（《山木注》）的阐释方法，故其“标新领异，大半空言，无所征实”。而成玄英则大抵皆先从字词的训释入手，进而对语句章节进行疏理贯通，从而把庄子文章的意思明白、完整地呈现给读者。 在评价庄子学说方面，郭象曾在《庄子序》中说，庄子虽然“可谓知本”，但他游谈方外，空发了许多与实际不相符合的言论，所以他的著作自然就不能与儒家经典相并列，而只能成为“百家之冠”。至于魏晋以来的道教学者，他们对庄子的评价，也是不够高的。如东晋葛洪，其著述虽每袭庄周之说，但当庄子的某些思想与自己的思想发生矛盾时，他就猛烈地抨击起了“庄子”，认为“其属文笔，虽祖述黄老，宪章玄虚，但演其大旨，永无至言”（《抱朴子内篇·释滞》）。成玄英则认为，“庄子道冠重玄，独超方外”（《秋水疏》），因而让他“受号南华仙人”（《庄子疏序》），并说庄周所著的《庄子》“钳揵九流，括囊百氏，谅区中之至教”（同上），在三教九流诸子百家中，实在雄居领袖和关键的地位。从此，庄子才真正在道教中获得了仅次于老子的崇高地位，《庄子》一书才真正被道教学者奉为必读的经典著作。 
《抱朴子内篇校释》（中华国学文库）
推原义疏之学，实肇始于南北朝。诸儒以之阐释儒家经典，研究道家的学者则借以疏解《老》、《庄》，因而便有王穆夜的《庄子义疏》、李叔之的《庄子义疏》、庾曼倩的《庄子义疏》等著作问世。但在疏解的体例格式方面，当如卢国龙先生在《中国重玄学·成玄英的痛苦及其重玄解脱》中所说，成玄英主要受到了南朝以来道教学者义疏之学的影响：南朝宋文明等道教学者受佛教论疏序经品目影响而创立了道教义疏之学，并成为了一种比较固定的体例格式，即把一组道经分成若干品次，然后再叙述品次之间由渐入深、自分而合或自合而分等等联系。成玄英为《老子》作义疏，将经文的各章各句都解析成几何阶梯，由之层层递进，这便是他因循南朝以来道教学者义疏学体例格式的明证。同时，他还把这种体例格式运用到了疏解《庄子》的过程中，既从整体上把握了其内、外、杂篇之间的相互关系，又以环环相扣的方法依次探寻了内篇各篇的旨意及其逻辑关系，并以由浅入深、逐层推进的方法对全书许多章节的行文脉络进行了疏理，从而使庄子寄寓在复杂的文字结构形式中的真正用意得到了有效的揭示。 综上述可知，成玄英的《庄子注疏》在有所宗承郭象注的基础上，既吸取了佛教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又继承了道教学者的思维成果，从而成了一部吸纳、融合六代多种学术之精华而又有所进益、与郭注并传千年而不衰的庄子学著作。 成玄英的《庄子注疏》作为隋唐时期最重要的一部疏解《庄子》的专著，在当时就已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年岁可能略少于成玄英的道教学者李荣，或许就是成氏的学生。他的《老子注》所反映出的有关“重玄之道”的思想理论，与成玄英在疏解《老》、《庄》过程中所反映出的有关思想理论相当一致，这可能就是成氏学术思想影响的必然结果。唐玄宗为《老子》作御注，每以“妙本”阐释“道”字，这也是成玄英在疏解《老》、《庄》时就已出现的，唐玄宗只是予以直接承继罢了。晚唐强思齐著《道德真经玄德纂疏》，十分自觉地承继了成玄英等人借鉴于佛教的“双遣”思维方式，认为“重玄至道”不仅是非有非无，而且更是一无所有、一无所无，这也同样可以看出成玄英的《庄子注疏》所产生的影响。 到了宋、明以后，成玄英《庄子注疏》的影响便进一步明显起来。如北宋王雱著《南华真经新传》，参以些许佛理，当与成疏的影响不无关系。南宋林希逸著《南华真经口义》，虽对成疏的某些见解持有异议，但他阐释《庄子》经文，大量引用佛教理论，并每依佛教思维方式寻其“语脉机锋”，“悟其纵横变化”（见《南华真经口义发题》），凡此都显然是与成玄英《庄子注疏》的影响分不开的。明代后期陆西星著《南华真经副墨》，也明显受到了成玄英《庄子注疏》的影响，认为“震旦之有《南华》，竺西之贝典也。贝典专谭实相，而此则兼之命宗，盖妙窍同玄，实大乘之秘旨。”（《南华真经副墨·自叙》）因此，他几乎处处都可用佛理来阐释《庄子》经文。这一思维方式经明末释德清《庄子内篇注》的传承，一直延续到了近代杨文会的《南华经发隐》和章炳麟的《齐物论释》。陆西星还像成玄英那样也把《庄子》看成是一个完整的思维体系，并同样以勾连贯通的方法阐释了内篇各篇的意旨及其逻辑关系。这一阐释方法后为北宋陈碧虚《南华真经章句音义》所传承，至清代屈复的《南华通》而被运用得更富有特色。此外，陆西星还发展了自成玄英以来重视揭示行文脉络的思维模式。这一思维模式经清代前期林云铭《庄子因》、宣颖《南华经解》等的大力推进，至清末刘凤苞的《南华雪心编》而达到极致。 
《南华真经副墨》（道教典籍选刊）
自成玄英的《庄子注疏》问世以后，治《庄子》者，大凡多以郭注、成疏配合而读，从而得到了多方面的益处。 （改编自作者《庄子学史》，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庄学史上的里程碑 研治《庄子》的必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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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一北；编辑：思岐）
自魏晋以来，注解《庄子》者无虑数百种，其中最重要的当属西晋郭象注、唐代成玄英疏的《南华真经注疏》。1998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曹础基、黄兰发两位先生合作整理的《南华真经注疏》点校本。这个本子以铅排印行，再加上字号较小，历经多次重印后，字迹多有断裂，版面渐趋模糊，不便于阅读。最近，我们把它改型重排，并增大字号，推出了新版本。借此新版上市之机，我们约请著名庄学家方勇先生撰写本文，向大家介绍一下这部中国文化史上不可多得的重要典籍。
一、郭象的《庄子注》
[明]文徵明《兰亭修禊图》，故宫博物院藏
二、成玄英的《庄子注疏》
《南华真经注疏》点校本内页图
[明]仇英《庄子秋水图》
内容简介
《南华真经注疏》，晋郭象注，唐成玄英疏，曹础基、黄兰发整理。《庄子》一书，晋时极受重视，注家众多，其中以郭象注最受欢迎。郭注重义理，对庄子思想颇有发挥。唐人成玄英在郭注基础上，对书中的史实典故、人物地名、字词音义等重加考释，内容翔实，亦有章句串讲。《南华真经注疏》是研读《庄子》之必读书。此次点校，以《古逸丛书》覆宋本为底本，以《道藏》本、《道藏辑要》本、郭庆藩《庄子集释》、《续古逸丛书》本、世德堂本、刘文典《庄子补正》等为校本。
整理者简介
曹础基，1937年生，广东广州人，华南师范大学教授，著名的《庄子》学家，著有《庄子浅注》《先秦文学集疑》等。
黄兰发，1954年生，广东揭阳人，现任第十三届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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