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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书为何被称为古籍注释的标准著作？

评论人：中华书局1912微信公众号 2023-04-11 15:34:42 分享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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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内容：

周祖谟先生是我国杰出的语言学家，卓越的文献学家、教育家、诗人、书法家。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198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的首批八位语言学博导之一。历任普通话审音委员会委员、中国语言学会常务理事、中国音韵学研究会名誉会长等职，对中国语言学事业、古籍整理事业、教育事业的发展与进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周祖谟先生与王力先生等于北大燕南园

周祖谟先生一生致力于汉语史与古文献研究，而尤孜孜于传统语言文字学典籍的校勘，知名者如《广韵校本》、《方言校笺》、《尔雅校笺》、《释名校笺》等。得益于周先生深厚的文字、音韵、训诂学功底，这些传统语言文字学文献一经周先生整理，即成为学界公认的典范之作、文史研究者们案头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书。

经周先生所整理的古籍中，《洛阳伽蓝记》似乎是个例外：它与周先生的“本行”——语言文字学的关系并不密切，而是一部记述洛阳佛寺兴废的文献。但周先生为它所作的《洛阳伽蓝记校释》，绝不是一部兴之所至、顺手整理的作品；相反，相较于仅用大半年时间便写成且迄今仍可称定本的《广韵校本》，《洛阳伽蓝记校释》的写成却花费了周先生十几年的时间：

从1943年我开始从事校勘工作，其后又着手做注。经历数年，初稿写成后，又断断续续有所修订，1956年由北京科学出版社出版。尔后，又续有增改，到1963年承中华书局为之印行。如此前前后后经过多年，深知要把一本古书整理好，确实不易。

——周祖谟《漫谈校注洛阳伽蓝记的经过》，《书品》1988年第1期

而这部让周先生都深感“确实不易”的作品，完成之后也成为了《洛阳伽蓝记》的经典校注本，并且由于原著本身高超的文学造诣以及其中所蕴含的历史、政治、文化诸领域的宝贵资料，这本书所能抵达的读者群体，或许比周先生所整理的语言文字学文献更为广泛。著名文献学家黄永年先生曾专门撰文评述《洛阳伽蓝记校释》，盛赞其为“古籍注释的标准著作”（《周祖谟先生的〈洛阳伽蓝记校释〉》，《黄永年古籍序跋述论集》388页）。

那么，《洛阳伽蓝记》究竟是一部怎样的著作，才能吸引当代校勘学大家周祖谟先生为之精心校理？《洛阳伽蓝记校释》又有哪些突出的特点，才能被称为古籍注释的标准之作呢？

《洛阳伽蓝记校释》（周祖谟文集）

《洛阳伽蓝记》的原作者是北魏杨衒之。北魏太和十九年，孝文帝自平城（今山西大同）迁都洛阳。洛阳虽为故都，但自西晋永嘉之乱后，百余年间久经战火，已是残破不堪；北魏王室扩建新都之时，因其笃信佛教之故，大量佛寺、佛塔也在洛阳兴建起来，最多时竟达一千三百余座，后在北魏末年永熙之乱时大半毁于兵火。十余年后，杨衒之重过洛阳，见“城郭崩毁，宫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墟”，因感于盛衰无常，故汇集洛阳佛寺旧闻，写成《洛阳伽蓝记》。

《洛阳伽蓝记》借佛寺为题，着重记载了自孝文帝建都洛阳至魏分东西四十年间的政治、经济、人物、风俗、地理和佛教在民间的影响。全书五卷，城内、城东、城南、城西、城北分而述之，由近及远，井然有序；一寺一条，先录其建于何时、何人所立，次及位置、四邻、佛刹规模，再旁及附近官署、巷里、名胜，至于相关史实、人事、风俗，条理分明。以寺为经，而以政事、人物、风俗、传闻为纬，生动还原了一座鲜活的繁茂故城，是研究北魏史、中国佛教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宝贵资料。

洛阳龙门石窟宾阳洞，始凿于北魏景明元年

更难能可贵的是，故都重游，浓郁至极的亡国之憾、遗民之悲坠于笔尖，却并未冲散《洛阳伽蓝记》的从容与冷静。书中描绘寺庙之繁盛弘丽，纤毫毕现，如在眼前；转笔而及朝堂史事，前后因果，剖析分明；至于兴兵、毁寺、迁都，复又敛笔克制，一句“京师迁邺”背后，便不知多少楼台于无声中崩颓。是以本书与《水经注》、《齐民要术》并称“北朝三书”，共同代表了北朝文学史上的最高成就。

也正因《洛阳伽蓝记》是这样一部在文学与史学层面均有着极高价值的名著，故自其问世以来，传抄、传刻者众，讹脱衍倒，几不可读；“而且前人也没有做过详细的注释，不便于阅读，很需要进行认真的校勘和精当的注释”（周祖谟《漫谈校注洛阳伽蓝记的经过》，以下引述未作特别说明者均出于此文），周先生才花费大量时间与精力为之校释，成就了《洛阳伽蓝记校释》这部极具代表性的古籍整理佳作。

周先生对《洛阳伽蓝记》的整理，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第一，是校勘文字。

校勘的第一步是要考察源流，择定底本。通过对《洛阳伽蓝记》众多明清刻本的全面比勘，周先生认为明如隐堂本和《古今逸史》本差异较大，当是所据旧抄本各有所自；而其余版本则分别祖于这两个版本，于是在校勘时便可以两个版本为主体，其中又以如隐堂本为底本，校以《逸史》本，其余各本但为从属，“如无可采，则摒弃不录”。“推而广之，校勘其他古书，遇有这种情形，也当寻出条理，执简以驭繁”。

左为如隐堂本，右为《古今逸史》本

除了版本之间的对校外，博考前代书中引及《洛阳伽蓝记》的文字以资比证，也是重要的一步。周先生详细罗列了前代书中引述《洛阳伽蓝记》较多的文献，其中《法苑珠林》、《太平御览》、《太平广记》等早已为人所共知，但也有一些前人注意不多的文献，如隋《历代三宝记》，唐《大唐内典录》、《开元释教录》、《酉阳杂俎》，宋《类说》、《绀珠集》，元《河南志》，明《永乐大典》等，“足证涉猎广博是很必要的”。

校出文字异同只是第一步，更难的是定其是非正误。周先生指出，“要根据有关的史书传记，旁及杂书和石刻墓志，并考校文意和辞例，参互检核，断定是非，以达到通畅可读的程度”。寥寥数语，已将按断是非的关窍一一点明，由此足见其功力之深厚。

第二，是分别子注。

《洛阳伽蓝记》以记载佛寺为主，但在佛寺之外又兼及历史故实和世谛俗事，为使体例完善、行文明晰，便采取了在正文中列入“子注”的方式来补充资料，即所谓“注列文中，如子从母”。但后世传本，子注皆混入正文一并连写，以致上下文句不相连贯，更模糊了原书清晰的结构。

《洛阳伽蓝记》这个独特体例，在唐刘知几的《史通》中就已有记载，陈寅恪先生《读洛阳伽蓝记书后》明确指出其“摹拟魏晋南北朝僧徒合本子注之体”，并认定卷五惠生使西域正文中《道荣传》云云之为子注。陈寅恪先生之后，续有学者为之分划，但“对原书的体例梳理不清，或所分正文过简，或正文与注文界域不明”。

而周祖谟先生则从《开元释教录》的引文中得到启示，发现《开元释教录》所引的文字都是记述伽蓝的，其间记载官署和历史人物故事的原文却均未引及，因而推论“此书凡记伽蓝者为正文，涉及官署者为注文。其所载时人之事迹与民间故事，及有衒之案语者，亦为注文。如卷一永宁寺条，《开元释教录》引之，而不录常景之传记及‘衒之尝与河南尹胡孝世’云云数语，是其明证。循此以求，条理不紊”（《洛阳伽蓝记校释·叙例》）。如此一来，正文与子注的划分有了清晰的规律可循，眉目清楚，泾渭分明，阅读起来便很是畅快了。

第三，是详为注释。

《洛阳伽蓝记》是一部以地载史的书，佛寺林立的北魏洛阳城是承载全书内容的骨架；而周先生注释的第一步，就是把这副骨架从文字“翻译”为“导览图”，参考原文描述、前代书籍和考古勘察的结果，绘制《北魏洛阳伽蓝图》，将书中所涉地名、宫殿、寺宇、官署、坊里、住宅等的地理位置直观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由于《洛阳伽蓝记》对北魏洛阳城的展现是全景式的，书中所涉包罗万象，而又间有互见。为了做好注释，周先生先将书中所述山川地理、人物事迹、名物制度、词采典故等等，分别类目记录下来，再一一加以诠解，著为资料长编；这部长编就相当于一个专属于《洛阳伽蓝记》的数据库，在其基础上随文作注，自然能够既准确全面，又避免重复啰唆：如所注内容第一次出现，即在长编资料基础上加以提炼概括，不必枝蔓；如前有相关或互见内容，即可斟酌侧重，或稍加注明。如此经过选择和提炼的注释，才算得上是有效的注释。

另外，由于《洛阳伽蓝记》以佛寺为依托，其中的佛教名词和佛经故事很多，这就需要寻找专宗资料作为参考。例如不少佛教名词都是译音词，周先生除了佛学音义典籍外，还随文注出梵文；在为宋云、惠生西行求法一节注释时，更参阅了关于中亚和印度地理历史的书籍，又作《宋云使西域行程图》来帮助读者理解。

经过上面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出，《洛阳伽蓝记校释》的整理过程中，每一步都可称得上是“教科书式”的操作。无论是版本源流的调查、校勘方法的运用，还是原书体例的探寻、脉络层次的梳理，又或是内容的视觉化翻译、注释的平衡与照应，都深藏匠心，亦能启发和引领后学。这部作品之所以能作为古籍整理的一道标杆，理由也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