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代至二十世纪末以至本世纪初，关于尉缭其人与《尉缭子》其书，各种文献中记载歧异，学者们的看法分歧之大，在先秦诸子之中无有过之者。首先，关于尉缭是什么时候的人，是战国中期的还是战国之末的；是哪一国人，以及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是否如有的学者所说为司马错，或宋钘，或尹文，或尹文弟子；他的生平大体怎样，这些都有种种说法。其次，关于其书，是一部书还是两部书；今存《尉缭子》究竟是《汉书·艺文志》中所说兵书，还是杂家之书，还是“合编本”；如是两部，为一个人所著，还是分别为两个人所著，所有这些，均无定论。对其人最突出的怀疑说法，是本无其人；对其书最突出的怀疑说法，是后人拟作的伪书。
一九七二年山东银雀山西汉初年墓中出土了《尉缭子》的残简六篇，伪书说销声匿迹了，被一些人疑为虚无的尉缭其人也复活了，只是关于作者生活年代及生平方面仍不清楚，关于其人、其书看法上的不少分歧还在。
银雀山汉简
然而，当我们对有关材料进行认真研究，对相关历史文献进行彻底地清理比较，将从古到近代并不矛盾的说法联系起来作整体分析，就会发现：尉缭这个人是六国末一位有思想、有政治远见的杰出人物，他本名顿缭，为西周时封国顿国旧贵族之后。顿国于春秋末年（周敬王十四年，前四九六）为楚所灭，除王族被迫南迁外，其他同姓旁族成为魏人，以“顿”为氏。顿缭生活于魏昭王、安釐王、景愍王（即秦王政前期）时代。其晚年入秦以后，秦始皇任命为国尉，后人遂称之为“尉缭”。《尉缭子》一书是尉缭不同时期著作的结集。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秦始皇十年免吕不韦相国之职以后说：
我以为《尉缭子》一书的作者即此尉缭，六国之末人。
同时，我以为尉缭即《战国策》中说的顿弱。《战国策·秦策四》秦王欲见顿弱云：
读之，即知两书所记为同一事。
第一，《战国策》中所记顿弱要求见秦王时不参拜，秦王许之，正是《秦始皇本纪》中所写秦王“见尉缭亢礼，衣服饮食与缭同”的根源，也因此才有尉缭怕被杀而逃走之事。
第二，两书所载向秦王陈辞，虽详略不同，但可看出其相同点：《秦始皇本纪》言“愿大王毋爱其财”，“赂其豪臣，以乱其谋，不过亡三十万金”；《秦策》中言“资臣万金而游，听之韩、魏，入其社稷之臣于秦”。两篇之异只在详略不同、各有侧重而已。
第三，顿弱同尉缭之别，“顿”为姓氏，“尉”为官名。因秦以其为国尉，是顿缭最后之职务，故秦人称之为尉缭，汉以后亦因之而称之为“尉缭”，犹卫鞅之称作商鞅（秦封之为商君）。
商鞅，张旺绘
第四，“缭”字在先秦之时与“弱”音相近，故有的文献中写作“弱”。二字在先秦古韵中均属宵部。其声母“缭”在来母，“弱”在日母，来母之字与日母之字通借之例古多有之。如《山海经·海外北经》“柔利国”，一云“留利之国”；《尚书·盘庚上》“无弱孤有幼”；汉石经“弱”作“流”；《战国策·魏策三》“秦绕舞阳之北”，汉帛书本“绕”作“缭”。“流”、“留”、“缭”与“弱”、“柔”、“绕”通借，说明当时某些方音中“缭”与“弱”同音，则顿弱即顿缭。
我们弄清楚了尉缭在上古文献中的另一写法，将他见于先秦史料的时间提前，而且对他生平的考察可以有更宽的范围，对他的身世可以有更多的了解，而且进一步证明：尉缭是六国末年人。其实清代学者沈钦韩在其《汉书疏证》中已言：“顿弱与尉缭乃一人，记异耳。”唯缺乏严密的论证而已。
《尉缭子》第一篇《天官》开头即为梁王问尉缭子，“尉缭子对曰”之语，《史记·秦始皇本纪》也明言“大梁人尉缭”，其为魏人无疑。《左传·僖公二十三年》：“秋，楚得臣帅师伐陈，遂取焦夷，城顿而还。”又《春秋·僖公二十五年》：“秋，楚人围陈，纳顿子于顿。”清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引或曰：“顿国本在今县北三十里，顿子迫于陈而奔楚，自顿南徙，故曰南顿。”顿国之地本在今河南省东北部，当濮阳以北。《诗经·卫风·氓》：“送子涉淇，至于顿丘。”顿丘即顿国所在地。因黄河下游常有水患，城邑多建于山丘，如商丘、帝丘等名皆由此而来。
顿缭之生，上据顿国之亡不足二百年。从家庭传统来说，他具有回顾历史，从政治、军事等方面考虑如何强国的意识与条件，这同其关注政治、研究军事、成就了一部在思想上超越前代的军事著作的经历相符。
战国之时一般游说之士也有出身低微者，但究心于兵法者多为旧贵族出身。因为无论怎样，旧贵族总希望自己的国家长存，祖宗之禋祀不绝，形成了一种传统的观念。《史记》中载：“司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商君者，卫之诸庶孽子也。”即其例。
因尉缭之“尉”为秦官名，本名缭，其姓氏被淡忘，故早期文献中有作“缭子”者，又同音误为“料子”。《尸子·广泽篇》说：“墨子贵兼，孔子贵公，皇子贵衷，田子贵均，列子贵虚，料子贵别囿。”“囿”通“宥”，宽也，引申为宽泛无别。“别宥”即言要明确地区分辨别事情的各方面，要有正误、善恶、是非及其程度之分。《吕氏春秋·去宥篇》云：“夫人有所宥者，固以昼为昏，以白为黑，以尧为桀。宥之为败亦大矣……故凡人必别宥然后知，别宥则能全其天矣。”此“宥”即指不辨昼夜，颠倒黑白，不分善恶，混淆是非。这是从哲学、逻辑学的角度提出的一种政治观念，体现出法治、礼制思想。“料子”即“缭子”，也即尉缭子。梁启超疑料子即尹文或其弟子，顾实以为是宋钘，均非是。杨树达《汉书管窥》引梁玉绳之说：“尉缭子即《尸子》所谓‘料子贵别’者也。”“贵别”、“贵别囿”意思相同，都体现着法家思想，这与《尉缭子》的思想一致。
由上文的论述已知尉缭为战国末年人。史书中言“六国时人”，实指战国之末，因为至战国中期大小诸侯国尚有十多个，且秦灭六国也用了十个年头，而将最后一国——齐灭后十五年，秦也就亡了，故司马迁《史记·六国年表》即包括秦在内。
我考证尉缭生于魏襄王十八年（前三〇一）前后，卒于秦王政十三年（前二三四）以后的数年间，大约就在魏景愍王去世（前二二八）前后。因为尉缭在秦王政十年入秦，得为国尉，此后几年中秦魏间无事，秦王政十二年秦还助魏攻楚。但至秦王政十六年（前二三一）魏向秦献丽邑，韩向秦献南阳，似尉缭已不能完全保护魏国的利益。不过，此后五年秦亦未攻魏，而至秦王政二十二年（前二二五），王贲攻大梁，决河水灌大梁城，魏王假出降，魏亡。此时尉缭可能已卒。
关于学者们都提到的《尉缭子》一书开头“梁惠王问尉缭”一句的问题。全书提到“梁惠王”只此一处，我以为原文本作“梁王”，是后人误加了“惠”字。
首先，古代文献在印刷术发明之前长期传抄，误增“惠”字的可能性很大。《孟子》为儒家重要的经典，人皆熟读之，其第一篇开头即作“孟子见梁惠王，王曰”云云，《尉缭子》开头的行文方式与此完全一样，而且《孟子》中此篇的篇名也叫“梁惠王”，分两卷：“梁惠王上”，“梁惠王下”。人们常读、常说“梁惠王”，无形中抄为“梁惠王”的可能性存在；或者有人以为魏国只有梁惠王亲近文士，文人多向他进言，以为原文缺“惠”字而补上的可能性也有。
其次，《战国策》中只有魏惠王称作“梁王”，也可能是有的学者依《战国策》之例补“惠”字。但并没有注意到，《史记》中只有魏安釐王才称“梁王”，其他如魏惠王作“梁惠王”，魏襄王作“梁襄王”，谥号是不省的。《尉缭子》一书之编定应在西汉时，其义例应与《史记》相同，“梁王”是指梁安釐王。这里当是有自认为博学者依《战国策》之例而妄加了“惠”字。
再次，从社会环境方面来说，尉缭也不可能是魏惠王之时人。魏惠王雄才大略，是魏国在魏文侯之后最有作为的君主。魏惠王在魏文侯之后进一步实行改革，国力也进一步强大。杨宽《战国史》列出其重要举措：（一）兴修水利，开发川泽；（二）开创选拔“武卒制度”；（三）加强防备和控制交通。魏国都城原在安邑，地处河东，受秦、赵、韩三国包围，只有上党山区有一线地可以和河内交通，如果赵、韩联合切断上党的交通线，加上秦的进攻，形势就岌岌可危。魏惠王继位之第九年将都城由安邑迁于大梁，又与韩、赵二国调整交换土地，使魏在中原的土地连成一块，造成有利的形势。惠王在位三十六年，只有两次战败。鲁、宋、卫、韩之国君都曾入魏朝见魏惠王，魏惠王也曾分别同韩、赵、齐、宋、燕、秦之君相会。如果尉缭生活于惠王之时，不至于不被重用、很少见于史书记载；只因生活于昭王之后，当魏之晚期，才未能充分发挥其才略。
总之，《尉缭子》开头本作“梁王”，尉缭子非梁惠王时人。很多学者只纠结于这一个字，或坚持为“魏惠王时人”、“战国中期人”，或言有两个尉缭，都是胶柱鼓瑟。由于一个字，在尉缭和尉缭子一书的研究中形成如此多的混乱，一两千年中无法解脱，真是令人叹息！
（节选自赵逵夫先生为《尉缭子校注》所作序言。题目为编者所拟）
古代军事学研究的必备书
兵家文献整理的典范之作
内容简介
《尉缭子》为战国后期的一部军事著作，是“武经七书”中的一种，现存24篇，主要内容是坚持法制，严明赏罚；讲求谋略，举贤任能；崇尚耕战，安抚民众；最终目标是实现富国强兵。其中既有对用兵作战的论述，又保存了较多军事条令，对我们深入了解古代军事思想和军事理论很有帮助。此次推出的《尉缭子校注》，是对《尉缭子》一书的全面、系统的整理和注释，所用底本为 《续古逸丛书》所收影印宋《武经七书》本，参校本有14种，吸收的前人注释主要有20种，文末有7种附录，具有较高的学术研究价值和史料参考价值。
编辑推荐
一、赵逵夫先生所作《序言》和作者所作《前言》，对《尉缭子》的作者、篇卷、成书过程、历代注本、版本系统等读者普遍关心的问题，做了极具说服力的考证、阐述，可以称得上是打开《尉缭子》这本书的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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