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卫生：中国保健之注意事项》

著者：〔英〕韩雅各

译者：赵婧

书号：978-7-101-15312-5

出版时间：2021年9月

定价：39元

本书是19世纪上海生活保健指南，呈现了来华西医知识谱系全景图，反映了外国侨民的东方文化适应与偏见，对于近代上海卫生史、城市史以及医学史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

作者韩雅各曾负责主持上海仁济医院的工作，对精确的医学科学的到来始终葆有殷切的希望。本书以19世纪的卫生科学和道德准则为经纬，从食物、饮料、运动、衣物、沐浴、排汗、痱子、肝脏、睡眠和热情等各方面讲述具有地域特色的卫生保健之道，批判外国侨民奢靡放纵的生活，倡导个人承担起维护城市卫生空间的道义责任。

有关预防与治疗热带及其周围地区疾病的著作，很有价值，但却是写给专业人士的。我认为它们并不能够帮助普通读者，或使其获益。这是大错特错的，因为一个人的健康与生命非常重要。尽管某些人知道得越多，做得越错，但是，借助英国人的理性与常识，并把真切的事实或者说真理摆在他面前，让他自己做出判断，是一贯可靠且往往成功的做法。我接下来将试着这样做。

读者会注意到，我主要利用了最出色的殖民医官们的成熟经验以及精细观察——他们奉献了时间、天赋与生命，致力于这些问题的实际研究。我经过深思熟虑，基于这一地区特有疾病的经验，认真观察了这种气候对欧洲人体质（constitution）的影响，而后形成了我的结论。我特别当心在对事实进行最为严格的检验之前，不要将观点或见解认作事实。在对本书所讨论主题的实际研究中，我进行了广泛的医学观察与调查，并始终努力绝不遗忘或忽视单个事件，不论我发现它时它是多么地微不足道。但是，一旦找到了这些事实或真理，我总是切实地将其变成治疗疾病的行为动机与主要动力。伟大的卡伦（Cullen）评论道，在医学领域，错误的事实多于错误的理论。我无需说明将事实认作理论或观点时，会有多少困惑产生，多少危害发生，多少生命陨落。

我的目的已经摆在读者面前：用尽可能少的词语，平实而理性地陈述已经为人所熟知并认可的东西，即卫生学（Hygienic Medicine）的科学与文献。

我对疾病的治疗只字未提，因为预防是人人可及的，并且应该被所有人学习与实践，而可靠且成功的治疗则必须是医者（medical men）的领域。

最后，如果有人说我写的东西让我的职业失去尊严，我会用一位著名作家的话来回答：“我是一个人，凡与人有关者，皆为我所关注。”

韩雅各（James Henderson）在西医东渐的历史中地位晦暗不明。他于1829年出生于北苏格兰荒野上的一个小农舍里，幼年时期在贫穷和动荡中度过，直到16岁才开始学习读写。凭借“有志者事竟成”的信念与毅力，他仅仅用了10年时间就成为了爱丁堡皇家外科学院的一员。在海外成为一名受欢迎的外科医生是他的夙愿。1856年12月他参加了爱丁堡医学传教士协会（The Edinburgh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的一次会议，而后决心成为一名医学传教士。1859年他向伦敦传教会（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董事会提出申请，董事会一致同意他加入，并派他前往中国。

上述有关韩雅各的生平记载见于1873年出版的《韩雅各医学博士生平》（Life of James Henderson, M.D., New York: Robert Carter and Brothers, 1873）一书，这是有关韩雅各最早的较为全面的传记。作为来华基督教新教传教士的一员，韩雅各的事略也被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基督教新教在华传教士名录》（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1867）一书收录。高晞和李尚仁等医疗史学者曾专文探讨韩雅各的医学思想（高晞《十九世纪上半叶的上海卫生——观念与生活》，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档案史料研究》第18辑，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李尚仁《气候、节制与健康：韩雅各论欧洲人在上海的卫生之道》，《成大历史学报》第55号，2018年12月）。苏精在其新作《西医来华十记》（中华书局2020年）中对上海第一位中国人西医黄春甫的论述中，对韩雅各也有所论及。

韩雅各的医学传教生涯集中在上海仁济医院，他是仁济医院创办后的第三位实际负责人。他在此实施外科手术，据说在仁济医院的前几个月时间里，他在黄春甫的帮助下，治疗了大约两万名病人，手术主要是眼科、骨科等病例，使用氯仿麻醉术。他也进行过尸检，这一点他在《上海卫生》（Shanghai Hygiene，由上海美华书馆［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1863年出版）中也曾提及。他还努力改善医院及周围整体环境，并负责撰写仁济医院年报。尽管如此，他的声望远不及他的两位前任。

仁济医院的创办者雒颉（William Lockhart）分别于1843年创办上海仁济医院、1861年创办北京施医院（后演变为协和医院），是英国在华医药传教事业当之无愧的开创者。雒颉的继任者合信（Benjamin Hobson）虽主持仁济不到两年时间，但其到上海之前已在澳门、香港、广州等地开展医学传教活动近二十年，并以翻译西医书籍著称。仁济医院的中国人西医黄春甫的医学活动经历了整个19世纪下半叶，相较之下，韩雅各在仁济医院时期的活动似乎逊色不少，且较少被后世提及。从1860年4月接掌仁济，到1864年10月离开上海前往汉口，不过短短四年光景（其间还有八个月回英国结婚）。此后韩雅各赴日本长崎养病，具体病因不明。

长崎温暖宜人，适宜居住，与意大利那不勒斯的地中海气候相近，这是韩雅各在《上海卫生》一书中表达的观点，或许也是他将长崎作为疗养身体的最后希望之地的原因。在韩雅各看来，热带气候对欧洲人体质的影响是巨大的，初来乍到者必须在每天的生活中小心再小心，谨慎再谨慎，遵守他所提出的诸多保健准则，才有可能保持健康。他在书中现身说法，宣称自己在上海的生活方式与在英国本土时几乎如出一辙，因此没有生过一天病。遗憾的是，这种自负的宣言似乎只停留在纸面，没能确保他安然无恙。在本书写成后两年，即1865年7月，他病逝于长崎，并被安葬在那里。

尽管韩雅各在来华前后的身份都是一名外科医师，但是，他唯一的长篇专著却集中讨论了保健问题，书中几乎找不到任何有关外科病例的记录。韩雅各提出的保健准则，一方面来自19世纪中叶印度殖民地医官们业已累积一两百年的在地医疗经验，另一方面来自欧美各国化学、物理学、地理学、气候学、生物学和医学等各种现代科学门类自启蒙运动至19世纪中叶的革新与发展。

我们可以从书中读到培根（Francis Bacon）、笛卡尔（René Descartes）、拉瓦锡（Antoine-Laurent de Lavoisier）等蜚声中外的科学家，也会读到对近代英国医学有着特殊影响的威廉·卡伦（William Cullen）、约翰·布朗（John Brown）和托马斯·帕西瓦尔（Thomas Percival），美国多产的医学作家邓格利森（Robley Dunglison），德国外科学之父黑尔丹尼斯（Fabricius Hildanus）、细胞学说的创立者施莱登（Matthias Schleiden）和施旺（Theodor Schwann）以及法国自然史学家布封（Georges-Louis Buffon）等在各自领域有着突出贡献的医生或科学家，尽管其中一些人并不为后世所熟知。韩雅各还表达出对拿破仑（Napoléon Bonaparte）这样的政治伟人善于保健之道的崇敬之情——他在极度疲劳时就去洗温水澡，然后喝杯浓咖啡。就此而言，《上海卫生》一书呈现出19世纪中叶来华西医知识谱系的全景图。

在《上海卫生》出版的19世纪中叶，西方医学本身正处于向现代科学医学迈进的阶段，在书中这种过渡特征非常明显，呈现出新旧知识体系的混杂性。体液学说、瘴气论仍是韩雅各医学思想的根基，体液失调可以用来解释一切疾病的源起，“肮脏的”黄浦江产生的瘴气也要对外国商船水手生病负责。“浑浊的河流是霍乱、痢疾、腹泻、弛张热和间歇热的源头”，这种判断与1854年令人恐怖的伦敦霍乱中主流医学界对此次瘟疫源头的判断如出一辙。韩雅各对黄浦江的负面观点很可能驱使他生病后逃离这个瘴气萦绕之地，转移到汉口，并在那里逗留了半年多时间，尽管他在书中对汉口的气候评价并不高，认为汉口的气候与罗马相似——虽然温和，但空气停滞，令人窒息，不适宜忧郁或神经质的人以及容易得中风或瘫痪的人居住。

韩雅各的医学思想与实践有前瞻性的一面，吸纳了当时一些新的医学理论，但是，这种所谓“新”的医学与我们今天基于医学细菌学所理解的疾病发生与治疗机制相去甚远。他推崇南丁格尔（Florence Nightingale）1858年对医院病房通风的建议，通风可以让停滞的空气流动起来，驱散空气中的致病微粒。这种致病微粒显然不是显微镜下的致病病菌，而是瘴气中不可名状的某种物质。他对酗酒的抨击也是从酒精对人的精神状况的有害影响出发，吸收了埃斯基罗尔（Jean-étienne Esquirol）、马格努斯·胡斯（Magnus Huss）等人对酗酒的医学新定义。当然，当时的节制饮酒运动思潮也势必影响了他的观点。

韩雅各的“新”思想很大程度上也来源于他自身的医疗实践与理性判断，他始终强调观察与实验对于医学的重要性。于是，我们读到他援引了博蒙特（William Beaumont）医生的著名实验：1822年至1825年间，博蒙特通过一位遭受枪伤的病人留下的腹壁瘘孔，将不同食物用线连好后借由这个瘘孔放入体内，这些食物在消化的各个阶段被拉回来、检验并称重，从而阐明了胃蠕动的特征和胃液间歇性分泌的特点。博蒙特于1833年发表了他的成果。韩雅各本人也对消化系统疾病特别是所谓“胆汁质疾病”感兴趣，他引用了数位医生的原话，反对在治疗这类疾病上滥用水银类药物。他还在仁济医院通过尸检来证实变态胆汁的存在及其症状，产生这种胆汁的具体原因不明，可以肯定的是上海的气候是原因之一，而如果外国人忽视饮食不当的影响，将是极不明智的。

传教士在19世纪以后抱持着文明开化的观念来到等待被救赎和被启蒙的异国，韩雅各也是其中一员。他以自己的祖国为傲，有时会以居高临下的姿态批判中国人，有时则显示出刻板的偏见。他认为中国人不懂清洁，从不沐浴，即使上层人士也不过是用毛巾擦拭身体。他还指出中国人缺乏热情，因此所有的事都是停滞不前的，而且标准很低，而英国、法国和美国之所以伟大，就因为人民有强烈的热情。其中，英国最伟大，因为英国人民可以控制他们的热情。作为中国读者，在阅读此书时，也难免会体验到被视为“劣等”民族的不快之感。

当然，作为历史研究者，或许应该理解这种时代和个体的局限性，更应该看到本书在医学史中的特殊价值，以及韩雅各作为一名传教医生的意旨。回到书名“上海卫生”，如何理解？它不是（也不可能是）现代公共卫生意义上的群体预防医学，而是基于上海气候特征和作者医疗实践向外国医生乃至普通读者提出的个人保健之道。韩雅各大量引用了相关医学文献，想必不是为了凸显阅读之广泛，学识之渊博，而是要向身处东方的外国人表达肺腑之言。对于他身处时代医学的局限性，韩雅各亦深有感悟，客观且虔诚。他深信人类对医学的探索永无止境，经过若干代医者的不懈努力，精确的医学科学终究有一天会实现。

学术翻译在当今的学术评价体系中常被视为“费力不讨好”之举，个中艰难可能只有译者自己能够体会。译者或许力有不逮，只求于己、于原作者问心无愧，于学界略有贡献。书中出现的人名、医学术语等，译者主要参考了卡斯蒂廖尼著、程之范主译《医学史》上、下两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英国惠康基金会（Wellcome Trust）网站上丰富的医学史资源，帮助译者查询到一些“非著名”医生、科学家或其他历史人物，尽管尚有少许人物身份仍有待查证。

由于涉及150年以前的科学知识，从今人的知识背景来看，书中的某些医学观点与思想存在错漏甚或怪诞，但为了重现医学史上的文献原貌，在翻译过程中采取“如实直译”。书中个别术语今已弃用，在英汉词典中无法找到对应译词，因此，译者进行了粗略的考据，以尽可能还原其本义及其背后的医学观念。除此之外，书中全部图片也由译者所加，以丰富对19世纪相关历史面向的认知。人物、地名、机构、事件以及医学、化学、生物、地理等各类专有名词均以译注形式加以说明和补充。限于能力，难免存在错误，请读者斧正。

感谢上海社会科学院的熊月之老师、上海大学的王敏老师，他们最早提议将本书译成中文，并向我提供了原版书的图片。感谢复旦大学历史学系高晞老师对《上海卫生》以及19世纪中叶西方卫生观念的前期研究，并允许将她的研究作为导论刊出。每次与她交流研究中的困顿，皆得其悉心指点。书中多处出现法语、拉丁语，感谢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的任轶老师以及我的好友富崇峰女士提供了法语翻译，感谢上海大学的刘招静老师、上海财经大学的汪丽红老师帮助翻译拉丁文。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的徐莹老师帮助我理解了书中出现的一些化学术语与实验。书中涉及上海史的若干知识点，亦承蒙徐涛、蒋宝麟等历史所同仁点拨。还要特别感谢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马军老师，以及中华书局的贾雪飞和本书的责任编辑吴艳红两位老师，没有三位的帮助，本书不会与读者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