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书》专题︱赵灿鹏：“三九天子”——陈霸先的艰难时世
评论内容：
题解：此为套用宋人曾慥《类说》卷一二引《纪异录》“三九相公”条（唐僖宗时宰相郑畋）的说法，意谓陈霸先年十九为小吏，凡十九年出仕广州，又十九年为天子，终年五十七，故号“三九天子”。言其出身微末，世路浮沉，创立帝业之艰难也。诚如吕思勉先生所云：“陈氏开创之艰难，实十倍于宋、齐、梁三朝而未有已也。”
在南朝几位开国皇帝中，陈武帝陈霸先的起点最低。他是吴兴郡长城县（今浙江长兴县）人，家世卑微。起初在乡间作里司，接着到京城作油库吏（《建康实录》卷一九记述陈霸先早期履历略异），后来作梁朝宗室萧映的传教（传达教令的小吏）。这些吏职实质上属于专门从事杂役的特殊户口，社会身份十分低下（参见唐长孺先生《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吏役》、周一良先生《魏晋南北朝史札记·陈书札记·陈霸先早年经历》、严耀中先生《关于陈文帝祭“胡公”》等论著）。陈霸先受到萧映的赏识，从此人生开始逆转。大同六年（540），萧映担任广州刺史，陈霸先为其掾属，随之赴任。史载陈霸先多武艺，有韬略，明达果断，在岭南立功扬名，逐渐发迹。大同七年，交州土豪李贲反叛，连结数州，岭南地区局势混乱。陈霸先频战屡捷，受命随交州刺史杨㬓南讨，平定李贲之乱。太清二年（548），东魏降将侯景叛乱，次年攻陷建康，梁武帝在幽困中去世。陈霸先起兵入援，联结岭表豪族，攻破岭北割据势力，力量不断壮大。大宝三年（552）二月，与王僧辩率领的荆州军于湓口（在今江西九江）会师，东讨侯景，获得胜利。
是年五月，陈霸先封长城县侯，九月为征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南徐州刺史，至此成为梁朝末年军方举足轻重的大人物。
一
“陈霸先火耕水耨之夫，荜门圭窦之子”（语出《文苑英华》卷六四五《为行军元帅郧国公韦孝宽檄陈文》），一朝青云直上，到达权力金字塔的高端，从人之常情来讲，夫复何求。假使不是受到新形势的刺激，陈霸先未必会萌生觊觎神器的野心。
关键是梁元帝萧绎，在平定侯景之乱以后，没有还都建康，造成政治权力体系的裂缝和缺陷，致使“奸雄生心”。
萧绎于普通七年（526）至大同五年（539）为荆州刺史，太清元年（547）再任荆州刺史，前后经营将近二十年，人地稔熟，日久情深。经过侯景之乱，京城建康残破，宫室毁坏，江陵殷盛繁华（《太平御览》卷一九六引《渚宫故事》记载萧绎宫室苑囿之美），彼此如何取舍？梁元帝一直犹豫不能决定（参见《文馆词林》卷六九五《梁孝元帝议移都令》）。朝中文武大臣也分为正反两方，曾经在后堂开五百人大会，梁元帝说：“劝我离开江陵的人，就脱袖露出左臂。”结果露出左臂的人超过半数。主张还都的周弘正、王褒等人，提出的意见颇中要害：“帝王所都，本无定处。但是普通百姓，如果没有看到陛下的车驾进入建康，还以为您仍然是列国诸王，未登大宝。”（《陈书·周弘正传》）最后以卜筮决定行止。归根结底，由于苟且因循的惰性，以及荆州人士推衍“建业王气已尽”“荆南之地有天子气”的符瑞神话，梁元帝终究在江陵建立了帝业（张金龙先生《治乱兴亡：军权与南朝政权演进》第十二章指出，执掌军权的领军将军胡僧祐的反对，可能是梁元帝未能下决心还都建康的一个重要因素）。
江陵于春秋时期为楚国郢都，自古有“王霸之气”。至三国时期，东吴末帝孙晧初年，方士流传“荆州有王气，破扬州而建业宫不利”的说法，影响很大，所以有徙都武昌之举。此时恰好发生山贼施但反叛，平定之后，孙晧还使数百人鼓噪进入建业，号称“天子使荆州兵来破扬州贼”，以为厌胜之术（《三国志·吴书》卷四八《孙晧传》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在东晋以后，更出现了荆州“沙洲百数”的“王气”新理论。《水经注》卷三四《江水》二引南朝宋盛弘之《荆州记》云：“自（枝江）县西至上明，东及江津，其中有九十九洲。楚谚云：‘洲不百，故不出王者。’桓玄有问鼎之志，乃增一洲，以充百数。僭号数旬，宗灭身屠，及其倾败，洲亦消毁。今上（按：指宋文帝）在西，忽有一洲自生，沙流迴薄，成不淹时，其后未几，龙飞江汉矣。”长江中游荆江一段，自古以来因地势平缓造成普遍的泥沙沉积，新旧沙洲及江岸断续相联，并有汛期与枯水季节的交互影响，数目呈现动态变化。对此种自然现象，从天人感应视角进行的特殊解读，前后递相沿袭，为时甚久。到了萧绎称帝前夕，又出现洲数满百的吉兆，荆州群臣以此进谏：“古老相承云：‘荆州洲数满百，当出天子。’今枝江生洲，百数已满。陛下龙飞，是其应也。”（《资治通鉴》卷一六五梁承圣二年）具体情形详见《太平寰宇记》卷一四六引《梁典》：“太清末，枝江县阳閤浦忽生一洲，群公上疏称庆，明年元帝即位。承圣末，其洲与大岸相连，惟九十九而已。”帝业兴废与沙洲形态变迁之间，仿佛有对应关系，自然是一种迷信。
从后来形势的发展判断，梁元帝未还都建康，在政治上是失策的（即便纯粹从军事层面考虑，江陵亦非最佳选项。虽然北齐势力已达长江北岸，建康受到攻击的危险指数很高，但是梁朝在下游的军事力量较强，有王僧辩、陈霸先两支大军，总体而言比较安全）。梁元帝江陵即位以后，北齐仍然有遣军“将袭建康，纳湘潭侯退”之举（《资治通鉴》卷一六五承圣二年），企图扶植梁武帝之侄萧退建立傀儡政权，说明建康无主的状况已经产生了严重的后果。
在梁朝方面，承圣二年平定陆纳在长沙的叛乱，于峡口击破萧纪的巴蜀军队，三年西魏和萧詧联军攻围江陵，两次调发王僧辩西上征讨，以陈霸先移镇旧都建康。一来二去，人非木石，以致萌生野心，又怪得了谁呢？所谓“倒持太阿”，将剑把（权柄）拱手交给别人，就是这个意思。孔子说：“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名器关系到人心的趋向，果不其然。
不仅陈霸先有这个问题，即使是梁室忠臣王僧辩（此就展开的历史图卷来看，古人心事难明，观其行迹至为要紧），也不能保证绝无离心的危险。虽然王僧辩、陈霸先都有子侄留在荆州作为人质，但是制约的效力有限（等到西魏攻破江陵，王、陈两家子侄被俘虏入关，效力基本归零）。在敌人眼中，这个政治局势极为明显。江陵被围，萧詧就试图捏造谣言，告诉围城中的梁元帝：“王僧辩闻台城被围，已自为帝。”（《隋书·裴政传》）可怜王僧辩赤胆忠心！（胡松柏先生注意到《梁书·王僧辩传》载王母“事君忠烈”的家教，参见其硕士学位论文《陈朝政治研究》第一章）然而世事未可料定，君不见五十年前，沈约劝说萧衍代齐称帝的一套说辞：“今与古异，不可以淳风期万物。士大夫攀龙附凤者，皆望有尺寸之功，以保其福禄。”（《梁书·沈约传》）纵然是至仁君子，本无此心，部下倘以黄袍加身，又能奈何呢？
二
袭杀王僧辩，是陈霸先通往帝王之路的头一件大事。
陈霸先自己说，因为王僧辩迎立北齐傀儡萧渊明为梁主，有不臣的企图，所以他才举义起事。这显然是一个托词。官方版本如此写到——陈霸先对身边亲信说：“我与王公俱受重寄，语未绝音，声犹在耳，岂期一旦，便有异图……观其此情，亦可知矣。”（《陈书·高祖纪》上）后来向北齐报告，“云僧辩阴谋篡逆，故诛之”。（《北齐书·萧明传》）用通俗的话说，就是倒打一耙。现存梁陈史书中，在陈朝立场上作过粉饰的地方很多。如《梁书·王僧辩传》载王、陈大军于白茅洲会师，双方第一次见面，突然神来一笔：“霸先倜傥多谋策，名盖僧辩，僧辩畏之。”实则不可信据。
王僧辩与陈霸先两人，都是高明的军事家，几乎战无不胜。但差别在于，陈霸先出身寒素，几经磨难，有着丰富的人生阅历和社会经验。在政治家的素质方面，王远不逮陈，故而受制于人。侯景战败之后，王僧辩率军进入建康，部下大肆劫掠，并纵火焚毁宫室，百姓号泣失望。如果借用西汉名将韩信的话头，大概王僧辩能“将兵”，而不善于“将将”。与此相反，后世史家每称道陈霸先豁达大度，多用降将，知人善任，能得其死力，以成帝业（详见《陈书》卷六《后主纪》魏徵所作论赞，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一二《陈武帝多用敌将》），很有汉高祖刘邦的手腕和魄力。
史载王僧辩府僚韦鼎通晓相术，“陈武帝在南徐州，鼎望气知其当王，遂寄孥焉。因谓陈武帝曰：‘明年有大臣诛死，后四岁，梁其代终，天之历数当归舜后。昔周灭殷氏，封妫满于宛丘，其裔子孙因为陈氏。仆观明公天纵神武，继绝统者，无乃是乎！’武帝阴有图僧辩意，闻其言大喜，因而定策”（《隋书·艺术·韦鼎传》）。这个例证是梁末政治未能走上正轨，士大夫阶层离心力暗流涌动的表现（按：严耀中先生论文《关于陈文帝祭“胡公”》，探讨陈朝帝室姓氏渊源，似可补入此条史料作为佐证）。韦鼎为梁朝名将韦叡之孙，以孝义知名，他对府主的背离，也说明了在王僧辩、陈霸先二人的竞赛中，陈霸先以综合实力胜出。
从表面看来，王僧辩与陈霸先有亲密的交情，两人还结为儿女亲家（王僧辩第三子王頠娶陈霸先女，因王僧辩母丧而婚礼展期）。王僧辩可能是心思比较单纯的人（若与其家族信奉佛教相联系，可称菩萨心肠是也。有关南朝太原王氏信奉佛教情况，参见严耀中先生论文《陈朝崇佛与般若三论的复兴》），对陈霸先过于信任，“推以赤心，结廉（颇）、蔺（相如）之分”（《南史·王僧辩传》），不加防备。虽然长子王顗多次提醒，但他不以为然。是年九月甲辰夜，陈霸先水陆大军突袭石头城，王僧辩左右只有数十人，因众寡不敌而束手就擒，当天夜里王僧辩王頠父子被立即绞杀。《梁书·王僧辩传》记载陈、王二人最后的对话，于不经意间留下了陈霸先以阴谋夺取权力的蛛丝马迹。三年前的白茅洲会师，王僧辩、陈霸先歃血为盟（张金龙先生《治乱兴亡：军权与南朝政权演进》第十三章指出，盟约可能是陈霸先主动提议缔结），盟文由著名文学家沈炯起草，文末云：“臣僧辩、臣霸先同心共事，不相欺负，若有违戾，明神殛之！”两人共读，慷慨激昂，泪下霑襟。时光弹指一挥间，这才真的是“语未绝音，声犹在耳”，王僧辩遇害之前，假如回想起这一幕情景，不知是否会有世道浇漓，白云苍狗，不堪回首之感。
多年以后，北周大将韦孝宽率军伐陈，战前发布檄文说：“王僧辩秉文经武，挹义怀仁，志在鹰扬，诚深鹤立，扫江表之巨寇，复梁室之宗社。提挈霸先，成其羽翼，而背恩忘德，毁器折枝，密相奄袭，忍加屠害。节士为之扼腕，名臣所以涕流。”（《文苑英华》卷六四五）在陈霸先袭杀王僧辩事件上大做文章。下文又攻击陈霸先篡位弑君，后人仿效肆行篡戮［按：陈霸先世子陈昌，被陈霸先侄陈蒨（陈文帝）杀害；陈蒨子陈伯宗（陈废帝），又被陈蒨弟陈顼（陈宣帝）废黜然后杀害］，“残虐相袭，报复循环”，文章笔锋尖锐，用心十分恶毒。此战陈朝军队一败涂地，淮南之地尽没于周。陈朝军心的涣散，除了前此一年陈军于吕梁覆败的沉重打击之外，与北周的道义宣传战术，很难说没有关系。
王僧辩之子王颁，少年时留在荆州作为人质，后来被西魏军队俘虏入关，仕于北周。入隋献取陈之策，并请缨参战，奋不顾身。在陈朝灭亡之际，王颁召集其父旧卒千余人，连夜发掘陈霸先陵墓，斫棺焚骨取灰，“投水而饮之”，以雪家仇（《隋书·孝义·王颁传》）。王颁所为在当时被看作义举，但就陈霸先本人而言，就显得命运极为悲惨。
《太平广记》卷三三六《常夷》引《广异记》，记述了一个人鬼相会的故事。唐代建康人常夷，与陈朝初年去世的吴郡秀才朱均，叙话梁陈间事，其中有云：“陈武帝既杀王僧辩，天下大雨百余日。”这个记载连野史也算不上，可归入天人感应性质的虚幻想象，但似乎是某种指责的声音曲折隐微的表示。
三
陈霸先于梁太平二年（557）十月禅代称帝，改号为陈永定元年，三年六月去世。他生于梁天监二年（503），即位时五十五岁，在古代人的观念里，已经是饱经风霜的老人。据《陈书·高祖纪》下所记，六月十二日丁酉生病（按照君主疾病是国家机密的通例，陈霸先或许早已患病，此时情况危急才公布消息），二十一日丙午驾崩，前后不过十天，当属积劳成疾，至于不治。
陈霸先在位三年期间（实算仅有一年八个月），抗击北齐入侵，征讨割据势力，内忧外患，战事频仍，民生凋敝，太平时节尚未来临，实为“多事之秋”。与农业生产相关，有连年水旱不调的气候问题。唐人杜光庭撰《道教灵验记》卷一四载：“陈武帝禅位之初，江南大旱，稼穑皆伤。……二年亢旱，户口凋减。”永定元年、二年的旱灾，正史不载，但《陈书·高祖纪》下有永定三年夏闰四月大旱的记录。《隋书》并记载了陈朝初年多个灾异与天文现象：
一、永定二年五月，建康地震。时王琳立萧庄于郢州。
二、永定三年，有人长三丈，见罗浮山，通身洁白，衣服楚丽。京房占曰：“长人见，亡。”后二岁，帝崩。（以上二条并见《五行志》下）
三、（永定）三年五月丙辰朔，日有食之。占曰：“日食君伤。”又曰：“日食帝德消。”
四、（永定三年）六月庚子，填星钺与太白并。占：“太白与填合，为疾为内兵。”
五、永定三年九月辛卯朔，月入南斗。占曰：“月入南斗，大人忧。”……后二年，帝崩。（以上三条并见《天文志》下）
这些灾异及天象记录的密集程度很高。第一、二、三条记录亦见于《陈书·高祖纪》下，但《隋书》增加的占辞和事验部分值得注意。第二、五条是标准的“事－占－验”格式，即一则灾异/天象记录，一则相应的占辞，一则历史事件，灾异/天象、占辞与事验之间，有密切的对应关系。第三、四、五条出自“五代灾变应”部分，从篇名的“应”字，即可看出记述内容重在占验。这些记录中有史实错误，陈霸先于永定三年六月生病去世，第二、五条的“后二岁”“后二年”应作“其年”；第五条的干支也有问题（检陈垣先生《二十史朔闰表》，永定三年九月乙卯朔，是月无辛卯），且时间已在陈霸先去世之后。抛开这些细节不谈，按照传统观念理解，这些灾异及天文现象体现了天的意志，古语云“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就是人间批判意见的折射。
连带地要说到陈朝大臣沈众之死。
沈众是南朝文豪沈约的孙子，入陈官中书令，以帝乡名门，颇受敬重礼遇，但在陈霸先去世之前三天被杀。沈众的罪名是“历诋公卿，非毁朝廷”（《陈书·沈众传》）。时当陈朝初建，所谓“非毁朝廷”，应当是涉及陈朝政权合法性的问题，以致“高祖大怒”。《陈书·沈众传》载沈众家财万贯，然而“自奉养甚薄”，朝会时“衣裳破裂”，“恒服布袍芒屩，以麻绳为带，又携干鱼蔬菜饭独噉之”（《南史·沈众传》作“麦饭䬳”），把他写成一个古怪的守财奴（其行为或许含有特别的意义），受到朝士讥诮，“于是忿恨”，因而胡说八道，获罪身亡，上下文之间不甚通畅。传云“（高祖）不欲显诛之”，言下之意是罪行不方便说在明处，显然有所隐讳，有曲笔在焉。
与前代相较，陈朝疆土局促，仅能控制东南一隅之地。长江中游地区，江陵有后梁政权，是西魏、北周、隋朝附庸，历三世三十三年，与陈朝相始终；郢州有梁朝大将王琳，拥立梁元帝之孙萧庄为帝，兵败奉主投奔北齐，至陈太建五年（573）覆亡。
陈朝创业之际，为建构其统治的合法性基础，在政治宣传、符瑞制造、崇奉佛教等多个方面作过空前的努力，例如陈霸先禅代之前册封陈公的《九锡文》，为一代文宗徐陵精心撰作的“大手笔”，文中列举陈霸先功绩二十项，这个数目远远超过刘裕（九项）、萧道成（九项）、萧衍（十四项）等南朝创业君主（参见牟发松先生论文《陈朝建立之际的合法性诉求及其运作》）。虽然如此，陈朝政权的合法性仍然存在问题。陈光大年间，陈朝使者聘问北周；同时有后梁使者袁敞赴周朝贡，因为其朝会班次在陈使之后，袁敞拒不从命，说：“昔陈之祖父，乃梁诸侯之下吏也，弃忠与义，盗有江东。……若使梁之行人在陈人之后，便恐彝伦失序。”周武帝最后没有办法，只得让后梁使者与陈朝使者错开日期，分别朝会（《周书·萧詧传》附《袁敞传》）。
陈朝末年，何之元撰写史书《梁典》，自齐永元元年起，迄于王琳败亡，共七十五年史事，分为六个部分，在《敬帝》部分之后，有《后嗣主》部分。序言中解释道：“骠骑王琳，崇立后嗣，虽不达天命，然是其忠节，今以如干卷为《后嗣主》。”（《陈书·文学·何之元传》）无所忌讳，堪称良史直笔。与《梁典》相较，姚思廉《梁书》没有为萧詧、王琳等人立传，所记梁朝历史显得不够完整（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九《梁书悉据国史立传》）。
姚察、姚思廉父子撰写《梁书》，从陈太建末年算起，至唐贞观十年成书，前后通计有五十余年。修撰时间如此长久，其中原由，方北辰师著《魏晋南朝江东世家大族述论》认为，乃是姚氏父子亲历梁、陈、隋、唐四代更替（加上姚氏家族分处南、北朝的因素），历史书写多有忌讳的缘故，这是很有道理的。具体来讲，即指梁陈易代之际的复杂史事，包括后梁、萧庄政权等棘手的问题。
到了唐玄宗开元年间，王僧辩兄长之孙王绪，撰著《永宁公辅梁记》十卷（永宁公是王僧辩的封号），贬斥陈朝，不把陈氏作帝王看待。当时又有著名学者萧颖士，是梁武帝萧衍之弟萧恢七世孙，采用孔子《春秋》笔法，撰写自汉至隋编年史传百篇，梁陈之际直书“陈霸先反”，以江陵后梁政权为正统；并著《梁萧史谱》二十卷，及《梁不禅陈论》，把王绪著作的义例加以阐发（《新唐书·艺文志》二，及《文艺中·萧颖士传》）。
从传统儒家的立场看来，陈霸先获得政权的手段不尽合乎仁义之道（按：吕思勉先生《两晋南北朝史》第十三章第五节说：“从来人君得国，无如陈武帝之正者”，基调在于推崇陈霸先抵御外侮、再造中国的功勋，有借古讽今的意味，似非确论）。某种反对的声音，在历史深处隐微曲折地表示出来。除了上面《常夷》的故事，《太平广记》中还有两则志怪传奇，也表达了这个意思。一则为《梁武帝》，二则《韦戴》，前后相联，同在卷一二〇，并出于《还冤记》。一则说梁武帝几次托梦于会稽虞涉（《南史·侯景传》附《王伟传》有虞隲，疑即此人），让他转告陈霸先，“篡杀于（陈）公不利”，虞涉不敢言；陈霸先自立之后，虞涉得病，六七日死。二则说义兴太守韦戴，在王僧辩被杀后，几次打败陈霸先军队，后来刑白马为盟，方才归降；陈霸先即位后，“因宿憾斩之”，随即于殿中屡见韦戴前来，惊走避之，“因此得病死”。这里的韦戴应为韦载之误，《陈书·韦载传》记韦载卒于太建年间，并非于陈朝初年被杀。《还冤记》还有其他一些史实上的错误，但无碍于提示某种异样声音的存在。《常夷》那则故事中，还讲到陈霸先未发达时，家甚贫，担任雇工杂役，因盗取长城县豪富包氏池中鱼，被捉住捆绑吊在担竿上，几乎要死；即位之后，就将包氏灭门。当然，这则志怪传奇的史事可信度较低。
在南朝开国皇帝之中，陈霸先受到的诋毁最多。这可能与南朝门阀世族社会的阶级固化观念有关。陈霸先作为一个底层社会出身的“寒贱之子”，因缘时会，通过个人奋斗奇迹般地登上皇位，世人皮里阳秋可以想见。在政治坐标体系中，陈霸先的前辈梁武帝父子是学术思想文化的巨人，创造了将近五十年的太平盛世，在如此强大的阴影笼罩之下，其制度多依前代故事,行迹亦颇见相似（例如皈依佛教），加以世运艰阻，天不假年，极难突破。
题解：此为套用宋人曾慥《类说》卷一二引《纪异录》“三九相公”条（唐僖宗时宰相郑畋）的说法，意谓陈霸先年十九为小吏，凡十九年出仕广州，又十九年为天子，终年五十七，故号“三九天子”。言其出身微末，世路浮沉，创立帝业之艰难也。诚如吕思勉先生所云：“陈氏开创之艰难，实十倍于宋、齐、梁三朝而未有已也。”在南朝几位开国皇帝中，陈武帝陈霸先的起点最低。他是吴兴郡长城县（今浙江长兴县）人，家世卑微。起初在乡间作里司，接着到京城作油库吏（《建康实录》卷一九记述陈霸先早期履历略异），后来作梁朝宗室萧映的传教（传达教令的小吏）。这些吏职实质上属于专门从事杂役的特殊户口，社会身份十分低下（参见唐长孺先生《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吏役》、周一良先生《魏晋南北朝史札记·陈书札记·陈霸先早年经历》、严耀中先生《关于陈文帝祭“胡公”》等论著）。陈霸先受到萧映的赏识，从此人生开始逆转。大同六年（540），萧映担任广州刺史，陈霸先为其掾属，随之赴任。史载陈霸先多武艺，有韬略，明达果断，在岭南立功扬名，逐渐发迹。大同七年，交州土豪李贲反叛，连结数州，岭南地区局势混乱。陈霸先频战屡捷，受命随交州刺史杨㬓南讨，平定李贲之乱。太清二年（548），东魏降将侯景叛乱，次年攻陷建康，梁武帝在幽困中去世。陈霸先起兵入援，联结岭表豪族，攻破岭北割据势力，力量不断壮大。大宝三年（552）二月，与王僧辩率领的荆州军于湓口（在今江西九江）会师，东讨侯景，获得胜利。是年五月，陈霸先封长城县侯，九月为征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南徐州刺史，至此成为梁朝末年军方举足轻重的大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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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霸先火耕水耨之夫，荜门圭窦之子”（语出《文苑英华》卷六四五《为行军元帅郧国公韦孝宽檄陈文》），一朝青云直上，到达权力金字塔的高端，从人之常情来讲，夫复何求。假使不是受到新形势的刺激，陈霸先未必会萌生觊觎神器的野心。
关键是梁元帝萧绎，在平定侯景之乱以后，没有还都建康，造成政治权力体系的裂缝和缺陷，致使“奸雄生心”。
萧绎于普通七年（526）至大同五年（539）为荆州刺史，太清元年（547）再任荆州刺史，前后经营将近二十年，人地稔熟，日久情深。经过侯景之乱，京城建康残破，宫室毁坏，江陵殷盛繁华（《太平御览》卷一九六引《渚宫故事》记载萧绎宫室苑囿之美），彼此如何取舍？梁元帝一直犹豫不能决定（参见《文馆词林》卷六九五《梁孝元帝议移都令》）。朝中文武大臣也分为正反两方，曾经在后堂开五百人大会，梁元帝说：“劝我离开江陵的人，就脱袖露出左臂。”结果露出左臂的人超过半数。主张还都的周弘正、王褒等人，提出的意见颇中要害：“帝王所都，本无定处。但是普通百姓，如果没有看到陛下的车驾进入建康，还以为您仍然是列国诸王，未登大宝。”（《陈书·周弘正传》）最后以卜筮决定行止。归根结底，由于苟且因循的惰性，以及荆州人士推衍“建业王气已尽”“荆南之地有天子气”的符瑞神话，梁元帝终究在江陵建立了帝业（张金龙先生《治乱兴亡：军权与南朝政权演进》第十二章指出，执掌军权的领军将军胡僧祐的反对，可能是梁元帝未能下决心还都建康的一个重要因素）。
江陵于春秋时期为楚国郢都，自古有“王霸之气”。至三国时期，东吴末帝孙晧初年，方士流传“荆州有王气，破扬州而建业宫不利”的说法，影响很大，所以有徙都武昌之举。此时恰好发生山贼施但反叛，平定之后，孙晧还使数百人鼓噪进入建业，号称“天子使荆州兵来破扬州贼”，以为厌胜之术（《三国志·吴书》卷四八《孙晧传》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在东晋以后，更出现了荆州“沙洲百数”的“王气”新理论。《水经注》卷三四《江水》二引南朝宋盛弘之《荆州记》云：“自（枝江）县西至上明，东及江津，其中有九十九洲。楚谚云：‘洲不百，故不出王者。’桓玄有问鼎之志，乃增一洲，以充百数。僭号数旬，宗灭身屠，及其倾败，洲亦消毁。今上（按：指宋文帝）在西，忽有一洲自生，沙流迴薄，成不淹时，其后未几，龙飞江汉矣。”长江中游荆江一段，自古以来因地势平缓造成普遍的泥沙沉积，新旧沙洲及江岸断续相联，并有汛期与枯水季节的交互影响，数目呈现动态变化。对此种自然现象，从天人感应视角进行的特殊解读，前后递相沿袭，为时甚久。到了萧绎称帝前夕，又出现洲数满百的吉兆，荆州群臣以此进谏：“古老相承云：‘荆州洲数满百，当出天子。’今枝江生洲，百数已满。陛下龙飞，是其应也。”（《资治通鉴》卷一六五梁承圣二年）具体情形详见《太平寰宇记》卷一四六引《梁典》：“太清末，枝江县阳閤浦忽生一洲，群公上疏称庆，明年元帝即位。承圣末，其洲与大岸相连，惟九十九而已。”帝业兴废与沙洲形态变迁之间，仿佛有对应关系，自然是一种迷信。
从后来形势的发展判断，梁元帝未还都建康，在政治上是失策的（即便纯粹从军事层面考虑，江陵亦非最佳选项。虽然北齐势力已达长江北岸，建康受到攻击的危险指数很高，但是梁朝在下游的军事力量较强，有王僧辩、陈霸先两支大军，总体而言比较安全）。梁元帝江陵即位以后，北齐仍然有遣军“将袭建康，纳湘潭侯退”之举（《资治通鉴》卷一六五承圣二年），企图扶植梁武帝之侄萧退建立傀儡政权，说明建康无主的状况已经产生了严重的后果。
在梁朝方面，承圣二年平定陆纳在长沙的叛乱，于峡口击破萧纪的巴蜀军队，三年西魏和萧詧联军攻围江陵，两次调发王僧辩西上征讨，以陈霸先移镇旧都建康。一来二去，人非木石，以致萌生野心，又怪得了谁呢？所谓“倒持太阿”，将剑把（权柄）拱手交给别人，就是这个意思。孔子说：“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名器关系到人心的趋向，果不其然。
不仅陈霸先有这个问题，即使是梁室忠臣王僧辩（此就展开的历史图卷来看，古人心事难明，观其行迹至为要紧），也不能保证绝无离心的危险。虽然王僧辩、陈霸先都有子侄留在荆州作为人质，但是制约的效力有限（等到西魏攻破江陵，王、陈两家子侄被俘虏入关，效力基本归零）。在敌人眼中，这个政治局势极为明显。江陵被围，萧詧就试图捏造谣言，告诉围城中的梁元帝：“王僧辩闻台城被围，已自为帝。”（《隋书·裴政传》）可怜王僧辩赤胆忠心！（胡松柏先生注意到《梁书·王僧辩传》载王母“事君忠烈”的家教，参见其硕士学位论文《陈朝政治研究》第一章）然而世事未可料定，君不见五十年前，沈约劝说萧衍代齐称帝的一套说辞：“今与古异，不可以淳风期万物。士大夫攀龙附凤者，皆望有尺寸之功，以保其福禄。”（《梁书·沈约传》）纵然是至仁君子，本无此心，部下倘以黄袍加身，又能奈何呢？
二
袭杀王僧辩，是陈霸先通往帝王之路的头一件大事。
陈霸先自己说，因为王僧辩迎立北齐傀儡萧渊明为梁主，有不臣的企图，所以他才举义起事。这显然是一个托词。官方版本如此写到——陈霸先对身边亲信说：“我与王公俱受重寄，语未绝音，声犹在耳，岂期一旦，便有异图……观其此情，亦可知矣。”（《陈书·高祖纪》上）后来向北齐报告，“云僧辩阴谋篡逆，故诛之”。（《北齐书·萧明传》）用通俗的话说，就是倒打一耙。现存梁陈史书中，在陈朝立场上作过粉饰的地方很多。如《梁书·王僧辩传》载王、陈大军于白茅洲会师，双方第一次见面，突然神来一笔：“霸先倜傥多谋策，名盖僧辩，僧辩畏之。”实则不可信据。
王僧辩与陈霸先两人，都是高明的军事家，几乎战无不胜。但差别在于，陈霸先出身寒素，几经磨难，有着丰富的人生阅历和社会经验。在政治家的素质方面，王远不逮陈，故而受制于人。侯景战败之后，王僧辩率军进入建康，部下大肆劫掠，并纵火焚毁宫室，百姓号泣失望。如果借用西汉名将韩信的话头，大概王僧辩能“将兵”，而不善于“将将”。与此相反，后世史家每称道陈霸先豁达大度，多用降将，知人善任，能得其死力，以成帝业（详见《陈书》卷六《后主纪》魏徵所作论赞，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一二《陈武帝多用敌将》），很有汉高祖刘邦的手腕和魄力。
史载王僧辩府僚韦鼎通晓相术，“陈武帝在南徐州，鼎望气知其当王，遂寄孥焉。因谓陈武帝曰：‘明年有大臣诛死，后四岁，梁其代终，天之历数当归舜后。昔周灭殷氏，封妫满于宛丘，其裔子孙因为陈氏。仆观明公天纵神武，继绝统者，无乃是乎！’武帝阴有图僧辩意，闻其言大喜，因而定策”（《隋书·艺术·韦鼎传》）。这个例证是梁末政治未能走上正轨，士大夫阶层离心力暗流涌动的表现（按：严耀中先生论文《关于陈文帝祭“胡公”》，探讨陈朝帝室姓氏渊源，似可补入此条史料作为佐证）。韦鼎为梁朝名将韦叡之孙，以孝义知名，他对府主的背离，也说明了在王僧辩、陈霸先二人的竞赛中，陈霸先以综合实力胜出。
从表面看来，王僧辩与陈霸先有亲密的交情，两人还结为儿女亲家（王僧辩第三子王頠娶陈霸先女，因王僧辩母丧而婚礼展期）。王僧辩可能是心思比较单纯的人（若与其家族信奉佛教相联系，可称菩萨心肠是也。有关南朝太原王氏信奉佛教情况，参见严耀中先生论文《陈朝崇佛与般若三论的复兴》），对陈霸先过于信任，“推以赤心，结廉（颇）、蔺（相如）之分”（《南史·王僧辩传》），不加防备。虽然长子王顗多次提醒，但他不以为然。是年九月甲辰夜，陈霸先水陆大军突袭石头城，王僧辩左右只有数十人，因众寡不敌而束手就擒，当天夜里王僧辩王頠父子被立即绞杀。《梁书·王僧辩传》记载陈、王二人最后的对话，于不经意间留下了陈霸先以阴谋夺取权力的蛛丝马迹。三年前的白茅洲会师，王僧辩、陈霸先歃血为盟（张金龙先生《治乱兴亡：军权与南朝政权演进》第十三章指出，盟约可能是陈霸先主动提议缔结），盟文由著名文学家沈炯起草，文末云：“臣僧辩、臣霸先同心共事，不相欺负，若有违戾，明神殛之！”两人共读，慷慨激昂，泪下霑襟。时光弹指一挥间，这才真的是“语未绝音，声犹在耳”，王僧辩遇害之前，假如回想起这一幕情景，不知是否会有世道浇漓，白云苍狗，不堪回首之感。
多年以后，北周大将韦孝宽率军伐陈，战前发布檄文说：“王僧辩秉文经武，挹义怀仁，志在鹰扬，诚深鹤立，扫江表之巨寇，复梁室之宗社。提挈霸先，成其羽翼，而背恩忘德，毁器折枝，密相奄袭，忍加屠害。节士为之扼腕，名臣所以涕流。”（《文苑英华》卷六四五）在陈霸先袭杀王僧辩事件上大做文章。下文又攻击陈霸先篡位弑君，后人仿效肆行篡戮［按：陈霸先世子陈昌，被陈霸先侄陈蒨（陈文帝）杀害；陈蒨子陈伯宗（陈废帝），又被陈蒨弟陈顼（陈宣帝）废黜然后杀害］，“残虐相袭，报复循环”，文章笔锋尖锐，用心十分恶毒。此战陈朝军队一败涂地，淮南之地尽没于周。陈朝军心的涣散，除了前此一年陈军于吕梁覆败的沉重打击之外，与北周的道义宣传战术，很难说没有关系。
王僧辩之子王颁，少年时留在荆州作为人质，后来被西魏军队俘虏入关，仕于北周。入隋献取陈之策，并请缨参战，奋不顾身。在陈朝灭亡之际，王颁召集其父旧卒千余人，连夜发掘陈霸先陵墓，斫棺焚骨取灰，“投水而饮之”，以雪家仇（《隋书·孝义·王颁传》）。王颁所为在当时被看作义举，但就陈霸先本人而言，就显得命运极为悲惨。
《太平广记》卷三三六《常夷》引《广异记》，记述了一个人鬼相会的故事。唐代建康人常夷，与陈朝初年去世的吴郡秀才朱均，叙话梁陈间事，其中有云：“陈武帝既杀王僧辩，天下大雨百余日。”这个记载连野史也算不上，可归入天人感应性质的虚幻想象，但似乎是某种指责的声音曲折隐微的表示。
三
陈霸先于梁太平二年（557）十月禅代称帝，改号为陈永定元年，三年六月去世。他生于梁天监二年（503），即位时五十五岁，在古代人的观念里，已经是饱经风霜的老人。据《陈书·高祖纪》下所记，六月十二日丁酉生病（按照君主疾病是国家机密的通例，陈霸先或许早已患病，此时情况危急才公布消息），二十一日丙午驾崩，前后不过十天，当属积劳成疾，至于不治。
陈霸先在位三年期间（实算仅有一年八个月），抗击北齐入侵，征讨割据势力，内忧外患，战事频仍，民生凋敝，太平时节尚未来临，实为“多事之秋”。与农业生产相关，有连年水旱不调的气候问题。唐人杜光庭撰《道教灵验记》卷一四载：“陈武帝禅位之初，江南大旱，稼穑皆伤。……二年亢旱，户口凋减。”永定元年、二年的旱灾，正史不载，但《陈书·高祖纪》下有永定三年夏闰四月大旱的记录。《隋书》并记载了陈朝初年多个灾异与天文现象：
一、永定二年五月，建康地震。时王琳立萧庄于郢州。
二、永定三年，有人长三丈，见罗浮山，通身洁白，衣服楚丽。京房占曰：“长人见，亡。”后二岁，帝崩。（以上二条并见《五行志》下）
三、（永定）三年五月丙辰朔，日有食之。占曰：“日食君伤。”又曰：“日食帝德消。”
四、（永定三年）六月庚子，填星钺与太白并。占：“太白与填合，为疾为内兵。”
五、永定三年九月辛卯朔，月入南斗。占曰：“月入南斗，大人忧。”……后二年，帝崩。（以上三条并见《天文志》下）
这些灾异及天象记录的密集程度很高。第一、二、三条记录亦见于《陈书·高祖纪》下，但《隋书》增加的占辞和事验部分值得注意。第二、五条是标准的“事－占－验”格式，即一则灾异/天象记录，一则相应的占辞，一则历史事件，灾异/天象、占辞与事验之间，有密切的对应关系。第三、四、五条出自“五代灾变应”部分，从篇名的“应”字，即可看出记述内容重在占验。这些记录中有史实错误，陈霸先于永定三年六月生病去世，第二、五条的“后二岁”“后二年”应作“其年”；第五条的干支也有问题（检陈垣先生《二十史朔闰表》，永定三年九月乙卯朔，是月无辛卯），且时间已在陈霸先去世之后。抛开这些细节不谈，按照传统观念理解，这些灾异及天文现象体现了天的意志，古语云“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就是人间批判意见的折射。
连带地要说到陈朝大臣沈众之死。沈众是南朝文豪沈约的孙子，入陈官中书令，以帝乡名门，颇受敬重礼遇，但在陈霸先去世之前三天被杀。沈众的罪名是“历诋公卿，非毁朝廷”（《陈书·沈众传》）。时当陈朝初建，所谓“非毁朝廷”，应当是涉及陈朝政权合法性的问题，以致“高祖大怒”。《陈书·沈众传》载沈众家财万贯，然而“自奉养甚薄”，朝会时“衣裳破裂”，“恒服布袍芒屩，以麻绳为带，又携干鱼蔬菜饭独噉之”（《南史·沈众传》作“麦饭䬳”），把他写成一个古怪的守财奴（其行为或许含有特别的意义），受到朝士讥诮，“于是忿恨”，因而胡说八道，获罪身亡，上下文之间不甚通畅。传云“（高祖）不欲显诛之”，言下之意是罪行不方便说在明处，显然有所隐讳，有曲笔在焉。
与前代相较，陈朝疆土局促，仅能控制东南一隅之地。长江中游地区，江陵有后梁政权，是西魏、北周、隋朝附庸，历三世三十三年，与陈朝相始终；郢州有梁朝大将王琳，拥立梁元帝之孙萧庄为帝，兵败奉主投奔北齐，至陈太建五年（573）覆亡。
陈朝创业之际，为建构其统治的合法性基础，在政治宣传、符瑞制造、崇奉佛教等多个方面作过空前的努力，例如陈霸先禅代之前册封陈公的《九锡文》，为一代文宗徐陵精心撰作的“大手笔”，文中列举陈霸先功绩二十项，这个数目远远超过刘裕（九项）、萧道成（九项）、萧衍（十四项）等南朝创业君主（参见牟发松先生论文《陈朝建立之际的合法性诉求及其运作》）。虽然如此，陈朝政权的合法性仍然存在问题。陈光大年间，陈朝使者聘问北周；同时有后梁使者袁敞赴周朝贡，因为其朝会班次在陈使之后，袁敞拒不从命，说：“昔陈之祖父，乃梁诸侯之下吏也，弃忠与义，盗有江东。……若使梁之行人在陈人之后，便恐彝伦失序。”周武帝最后没有办法，只得让后梁使者与陈朝使者错开日期，分别朝会（《周书·萧詧传》附《袁敞传》）。
陈朝末年，何之元撰写史书《梁典》，自齐永元元年起，迄于王琳败亡，共七十五年史事，分为六个部分，在《敬帝》部分之后，有《后嗣主》部分。序言中解释道：“骠骑王琳，崇立后嗣，虽不达天命，然是其忠节，今以如干卷为《后嗣主》。”（《陈书·文学·何之元传》）无所忌讳，堪称良史直笔。与《梁典》相较，姚思廉《梁书》没有为萧詧、王琳等人立传，所记梁朝历史显得不够完整（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九《梁书悉据国史立传》）。
姚察、姚思廉父子撰写《梁书》，从陈太建末年算起，至唐贞观十年成书，前后通计有五十余年。修撰时间如此长久，其中原由，方北辰师著《魏晋南朝江东世家大族述论》认为，乃是姚氏父子亲历梁、陈、隋、唐四代更替（加上姚氏家族分处南、北朝的因素），历史书写多有忌讳的缘故，这是很有道理的。具体来讲，即指梁陈易代之际的复杂史事，包括后梁、萧庄政权等棘手的问题。
到了唐玄宗开元年间，王僧辩兄长之孙王绪，撰著《永宁公辅梁记》十卷（永宁公是王僧辩的封号），贬斥陈朝，不把陈氏作帝王看待。当时又有著名学者萧颖士，是梁武帝萧衍之弟萧恢七世孙，采用孔子《春秋》笔法，撰写自汉至隋编年史传百篇，梁陈之际直书“陈霸先反”，以江陵后梁政权为正统；并著《梁萧史谱》二十卷，及《梁不禅陈论》，把王绪著作的义例加以阐发（《新唐书·艺文志》二，及《文艺中·萧颖士传》）。
从传统儒家的立场看来，陈霸先获得政权的手段不尽合乎仁义之道（按：吕思勉先生《两晋南北朝史》第十三章第五节说：“从来人君得国，无如陈武帝之正者”，基调在于推崇陈霸先抵御外侮、再造中国的功勋，有借古讽今的意味，似非确论）。某种反对的声音，在历史深处隐微曲折地表示出来。除了上面《常夷》的故事，《太平广记》中还有两则志怪传奇，也表达了这个意思。一则为《梁武帝》，二则《韦戴》，前后相联，同在卷一二〇，并出于《还冤记》。一则说梁武帝几次托梦于会稽虞涉（《南史·侯景传》附《王伟传》有虞隲，疑即此人），让他转告陈霸先，“篡杀于（陈）公不利”，虞涉不敢言；陈霸先自立之后，虞涉得病，六七日死。二则说义兴太守韦戴，在王僧辩被杀后，几次打败陈霸先军队，后来刑白马为盟，方才归降；陈霸先即位后，“因宿憾斩之”，随即于殿中屡见韦戴前来，惊走避之，“因此得病死”。这里的韦戴应为韦载之误，《陈书·韦载传》记韦载卒于太建年间，并非于陈朝初年被杀。《还冤记》还有其他一些史实上的错误，但无碍于提示某种异样声音的存在。《常夷》那则故事中，还讲到陈霸先未发达时，家甚贫，担任雇工杂役，因盗取长城县豪富包氏池中鱼，被捉住捆绑吊在担竿上，几乎要死；即位之后，就将包氏灭门。当然，这则志怪传奇的史事可信度较低。
在南朝开国皇帝之中，陈霸先受到的诋毁最多。这可能与南朝门阀世族社会的阶级固化观念有关。陈霸先作为一个底层社会出身的“寒贱之子”，因缘时会，通过个人奋斗奇迹般地登上皇位，世人皮里阳秋可以想见。在政治坐标体系中，陈霸先的前辈梁武帝父子是学术思想文化的巨人，创造了将近五十年的太平盛世，在如此强大的阴影笼罩之下，其制度多依前代故事,行迹亦颇见相似（例如皈依佛教），加以世运艰阻，天不假年，极难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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