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正宏 | 司马迁是一个怎样的人，《史记》是一部怎样的书
评论内容：
距现在大约两千一百多年前，西汉武帝时期，一部汉语的文史巨著横空出世。它的书名，当时叫《太史公书》，后来也称为《太史公记》，再后来简写成《太史记》，最后大概在公元二世纪下半叶的东汉末期，缩减定名为《史记》。
《史记》的编著者，不用说你也知道，就是大名鼎鼎的司马迁。但司马迁是一个怎样的人？也许有的读者并不十分清楚。
司马迁的人生，以公元前99年为界，分成前后截然不同的两段。在这一年之前，他是一个任性率真的人；在这一年之后，他变成了一个沉默寡言的人。
他生于公元前145年，〔1〕也有一种说法是公元前135年。〔2〕他的老家，是位于今天陕西韩城南部的夏阳。不过还在他很小的时候，就迁居到了距首都长安（靠近今天的西安）不远的茂陵。而茂陵，是汉武帝生前为自己修建陵园，特设的一个新城镇。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当时担任太史令，这是一个主管天文历法、兼管文书档案的职位，对于汉武帝而言，当然是修陵工程重要的技术顾问。
司马迁晚年回顾自己的青春时光，曾说：“仆少负不羁之才，长无乡曲之誉。”〔3〕意思是我从小就是个不受任何束缚的天才，长大了在家乡一带也没有什么好名声。
大约二十岁左右，他就开始浪迹天涯。从陕西的茂陵出发，最东边到过今天的浙江绍兴。云游归来，他很快上了国家重点培养对象的名单，有了第一份工作：做汉武帝近旁的低级侍卫，当时叫“郎中”，并奉命出使西南的巴蜀少数民族地区。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他获得了最具有历史意义的职位升迁，接替去世不久的父亲司马谈，担任太史令。
在太史令任上，他主持了修造新历法（后来称为《太初历》）的工作，同时开始干一件意义深远的私活——撰写他父亲草创，并临终嘱咐他务必完成的《太史公书》，也就是后来通称的《史记》。
一切顺风顺水。转眼到了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因为任性、率真，话太多，出事了。
当时《史记》才写到一半，发生了将军李陵投降匈奴的事件。别人都不说话了，只有他，当汉武帝程式化地问了一句：司马迁，你怎么看啊？他竟然天真地认为，最高领袖真的要他发表个人看法，就真的开始很有条理地为李陵辩护了起来。结果，汉武帝当场翻脸，他被钦定下狱，判处死刑，最后以接受腐刑，也就是割除生殖器为条件，才免于一死。
从天而降的腐刑，对于司马迁的打击，可以说是致命的。因为那不仅在他的身心留下了难以弥合的创伤，而且使他终身无法抹去写在脸上的耻辱——他本来应该正常的充满阳刚之气的脸庞，从此变得像太监一样柔弱不堪。
但这之后，他的职位却非常离奇地再一次得到升迁。这一次，距他曾经衷心爱戴的领袖更近了，是做汉武帝的机要秘书，当时叫“中书令”。
他变了。在最好的朋友眼里，他失去了往日的锋芒，变得和普通官僚一样平庸，甚至俗气。但他坚持以自己的方式，默默地活下去。为的是什么？就是为了写完《史记》。
我们想，公元前99年以后的司马迁，虽然没有听过后来恩格斯发表的名言，“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表现形式”，“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4〕但他对于人性的复杂跟个体和群体历史发展的关联，一定有了比之前更深切的体会。《史记》每一篇的末尾，都有一段“太史公曰”，是司马迁就这一篇内容发表的历史评论，其中不少应该就是在这样的情境下写的。
大约最晚到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的十一月，司马迁完成了他的这部总字数超过五十二万字的巨著。这之后他给一位叫任安的好友写了一封长信，倾诉了自己的著述心声。而写了这封后来以《报任安书》闻名的书信后，司马迁竟神秘地失踪了。
由于东汉时就有一种说法，说司马迁任中书令后“有怨言，下狱死”，〔5〕后来又有传闻，说《史记》的部分篇章，曾被汉武帝抽看，看了以后大怒，所以被削除了，〔6〕研究者推测，司马迁很可能最后还是没有逃脱汉武帝的魔掌，死于非命。〔7〕
司马迁死在哪一年，究竟怎么死的，我们到现在都还搞不清楚。但他用生命写成的《史记》，几经曲折，流传了下来。
这是一部从形式到内涵都具有独特面貌的巨著。其中书写的，是上起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统治时期，以中国为中心，以当时的世界知识为背景的人类历史。
第一部分叫“本纪”，共有十二篇，所写的，都是历代传说或实际掌握国家最高权力者的事迹，记事方式以帝王传代编年为主。其中最神奇的，是从上古帝王黄帝写起，一路写到了当朝皇帝汉武帝。
第二部分叫“表”，共有十篇，都是用表格的形式，按年月、国别，简要梳理历史事件和重要人物的活动。其中又按时间尺度的疏密，分为世表、年表和月表三类。
第三部分叫“书”，共有八篇，每一篇都是某一个专题的制度史。其中既有讲礼乐制度的，也有讲天文、历法、宗教的，还有记军事、水利和经济的。
第四部分叫“世家”，共有三十篇，主要是写汉和汉以前各个重要的诸侯大姓的家族史；同时为表彰历史地位特殊的人物，也破例安排了像《孔子世家》这样的篇章。
第五部分叫“列传”，共有七十篇，都是以传记的形式，传写古今代表性的人物和民族事迹。按照它们的性质，又可以分为“合传”“独传”和“汇传”三类。前两类以写个体的人为主，比如《屈原贾生列传》《孟尝君列传》；后一类以写特定群体和他们所做的事为主，比如《刺客列传》。
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合一，司马迁创造了一个既纵横交织、互相照应，又立体完整的历史叙述文本。这样格局宏大、结构精妙的史书，是之前从来没有过的。
尽管因为历史原因，流传到今天的《史记》，其中已经参杂有后人补写添改的文字，但就总体篇幅而论，司马迁编著的原文，在今本《史记》中仍然占据了绝对主导的地位。所以我们依然可以根据这个流传了两千多年的文本，去探寻司马迁当年写书的心声。
司马迁为什么要写《史记》？最扼要的答案，就是他写在《报任安书》里的三句话：“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也就是以贯通古今人事的方式，探讨人类历史的变迁大势，成为可以跟诸子百家分庭抗礼的别一家。所以梁启超说，《史记》一书，其实是“借史的形式”来发表的“一家之言”。〔8〕
司马迁编著《史记》的具体方法，他自己有多处谈到。一个是“网罗天下放失旧闻”〔9〕，就是把所有现存的书面文献和传播在口的老故事都一网打尽；一个是“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10〕，就是协调儒家经典的不同版本和解释，梳理诸子百家的各种说法；还有一个是“述故事，整齐其世传”〔11〕，就是转述历史旧闻，同时把其中的各种历史谱系加以系统化、条理化。所以大家不要误会，以为《史记》里的文字都是司马迁或者他父亲司马谈自己写的，不是的。书中的不少部分，是对已有文献的排比、整理、加工和转写。不过司马迁特别厉害的地方，是他通过各种方式，将书面文献、口头传说和他自己的文字熔铸于一炉，保持了整体风格的基本一致。
从公元七世纪开始，中国图书分类系统中有“正史”一类。名列正史之首的，就是《史记》。〔12〕之后史学史上著名的二十四史，也以《史记》领头，后面的二十三部正史，基本结构都是模仿《史记》的。但是，正史之中，能够像《史记》那样，以一家的力量，编写通贯数千年的人类历史的，再也没有了。能够像《史记》这样，整部书不仅有条理地纪录历史，而且还入木三分、文采飞扬地刻画人性，既是史学名著，又是文学名著，也再没有了。站在后世狭隘的正统历史学本位角度，自然可以说《史记》作为正史体例不纯；但如果还原到历史学发生的原初状态，我想任何不带偏见的人都会同意，像《史记》这样一部既感性地描写特定时代人的个性，又理性地关注长时段历史中的普遍人性的著作，在指示历史学的未来方向方面，一定高于一本看不见灵魂的事件流水账。
中国有一部《史记》，是一种难得的幸运；中国只有一部《史记》，又是一件令人深思乃至悲哀的事。
注释：
〔1〕 参见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收入所著《观堂集林》卷十一，中华书局影印本，1959年。
〔2〕 参见李长之《司马迁生年为建元六年辨》，原载《中国文学》第1卷第2期，1944年。后收入李长之所著《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第19—23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
〔3〕 语出司马迁《报任安书》，文收入《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
〔4〕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第32页，人民出版社，2014年。
〔5〕 见《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之《集解》引东汉卫宏《汉书旧仪注》。
〔6〕 《三国志·魏书》卷十三《王肃传》：“司马迁记事，不虚美，不隐恶。刘向、扬雄服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谓之实录。汉武帝闻其述史记，取孝景及己本纪览之，于是大怒，削而投之。于今此两纪有录无书。”
〔7〕 参见朱维铮《司马迁》，收入所著《朱维铮史学史论集》第80—113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
〔8〕 梁启超《要籍解题及其读法》，收入《饮冰室合集》第9册第18页，中华书局，1989年。
〔9〕 同注3。
〔10〕 语出《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
〔11〕 同注10。
〔12〕 “正史”这一类目，在中国传统目录学史上，是从唐初所编《隋书·经籍志》开始的，《史记》在《隋书·经籍志》里被列为史部“正史”类的第一种书。
《史记》的编著者，不用说你也知道，就是大名鼎鼎的司马迁。但司马迁是一个怎样的人？也许有的读者并不十分清楚。
司马迁的人生，以公元前99年为界，分成前后截然不同的两段。在这一年之前，他是一个任性率真的人；在这一年之后，他变成了一个沉默寡言的人。
司马迁像
他生于公元前145年，〔1〕也有一种说法是公元前135年。〔2〕他的老家，是位于今天陕西韩城南部的夏阳。不过还在他很小的时候，就迁居到了距首都长安（靠近今天的西安）不远的茂陵。而茂陵，是汉武帝生前为自己修建陵园，特设的一个新城镇。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当时担任太史令，这是一个主管天文历法、兼管文书档案的职位，对于汉武帝而言，当然是修陵工程重要的技术顾问。
司马迁晚年回顾自己的青春时光，曾说：“仆少负不羁之才，长无乡曲之誉。”〔3〕意思是我从小就是个不受任何束缚的天才，长大了在家乡一带也没有什么好名声。
大约二十岁左右，他就开始浪迹天涯。从陕西的茂陵出发，最东边到过今天的浙江绍兴。云游归来，他很快上了国家重点培养对象的名单，有了第一份工作：做汉武帝近旁的低级侍卫，当时叫“郎中”，并奉命出使西南的巴蜀少数民族地区。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他获得了最具有历史意义的职位升迁，接替去世不久的父亲司马谈，担任太史令。
西汉夏阳、茂陵、长安相对位置示意图
在太史令任上，他主持了修造新历法（后来称为《太初历》）的工作，同时开始干一件意义深远的私活——撰写他父亲草创，并临终嘱咐他务必完成的《太史公书》，也就是后来通称的《史记》。
一切顺风顺水。转眼到了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因为任性、率真，话太多，出事了。
当时《史记》才写到一半，发生了将军李陵投降匈奴的事件。别人都不说话了，只有他，当汉武帝程式化地问了一句：司马迁，你怎么看啊？他竟然天真地认为，最高领袖真的要他发表个人看法，就真的开始很有条理地为李陵辩护了起来。结果，汉武帝当场翻脸，他被钦定下狱，判处死刑，最后以接受腐刑，也就是割除生殖器为条件，才免于一死。
从天而降的腐刑，对于司马迁的打击，可以说是致命的。因为那不仅在他的身心留下了难以弥合的创伤，而且使他终身无法抹去写在脸上的耻辱——他本来应该正常的充满阳刚之气的脸庞，从此变得像太监一样柔弱不堪。
但这之后，他的职位却非常离奇地再一次得到升迁。这一次，距他曾经衷心爱戴的领袖更近了，是做汉武帝的机要秘书，当时叫“中书令”。
他变了。在最好的朋友眼里，他失去了往日的锋芒，变得和普通官僚一样平庸，甚至俗气。但他坚持以自己的方式，默默地活下去。为的是什么？就是为了写完《史记》。
司马迁发愤写《史记》
我们想，公元前99年以后的司马迁，虽然没有听过后来恩格斯发表的名言，“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表现形式”，“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4〕但他对于人性的复杂跟个体和群体历史发展的关联，一定有了比之前更深切的体会。《史记》每一篇的末尾，都有一段“太史公曰”，是司马迁就这一篇内容发表的历史评论，其中不少应该就是在这样的情境下写的。
大约最晚到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的十一月，司马迁完成了他的这部总字数超过五十二万字的巨著。这之后他给一位叫任安的好友写了一封长信，倾诉了自己的著述心声。而写了这封后来以《报任安书》闻名的书信后，司马迁竟神秘地失踪了。
由于东汉时就有一种说法，说司马迁任中书令后“有怨言，下狱死”，〔5〕后来又有传闻，说《史记》的部分篇章，曾被汉武帝抽看，看了以后大怒，所以被削除了，〔6〕研究者推测，司马迁很可能最后还是没有逃脱汉武帝的魔掌，死于非命。〔7〕
司马迁死在哪一年，究竟怎么死的，我们到现在都还搞不清楚。但他用生命写成的《史记》，几经曲折，流传了下来。
这是一部从形式到内涵都具有独特面貌的巨著。其中书写的，是上起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统治时期，以中国为中心，以当时的世界知识为背景的人类历史。
《史记》全书总共一百三十篇，按文章体裁，分为下面这五大部分：
第一部分叫“本纪”，共有十二篇，所写的，都是历代传说或实际掌握国家最高权力者的事迹，记事方式以帝王传代编年为主。其中最神奇的，是从上古帝王黄帝写起，一路写到了当朝皇帝汉武帝。
第二部分叫“表”，共有十篇，都是用表格的形式，按年月、国别，简要梳理历史事件和重要人物的活动。其中又按时间尺度的疏密，分为世表、年表和月表三类。
第三部分叫“书”，共有八篇，每一篇都是某一个专题的制度史。其中既有讲礼乐制度的，也有讲天文、历法、宗教的，还有记军事、水利和经济的。
第四部分叫“世家”，共有三十篇，主要是写汉和汉以前各个重要的诸侯大姓的家族史；同时为表彰历史地位特殊的人物，也破例安排了像《孔子世家》这样的篇章。
第五部分叫“列传”，共有七十篇，都是以传记的形式，传写古今代表性的人物和民族事迹。按照它们的性质，又可以分为“合传”“独传”和“汇传”三类。前两类以写个体的人为主，比如《屈原贾生列传》《孟尝君列传》；后一类以写特定群体和他们所做的事为主，比如《刺客列传》。
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合一，司马迁创造了一个既纵横交织、互相照应，又立体完整的历史叙述文本。这样格局宏大、结构精妙的史书，是之前从来没有过的。
尽管因为历史原因，流传到今天的《史记》，其中已经参杂有后人补写添改的文字，但就总体篇幅而论，司马迁编著的原文，在今本《史记》中仍然占据了绝对主导的地位。所以我们依然可以根据这个流传了两千多年的文本，去探寻司马迁当年写书的心声。
司马迁为什么要写《史记》？最扼要的答案，就是他写在《报任安书》里的三句话：“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也就是以贯通古今人事的方式，探讨人类历史的变迁大势，成为可以跟诸子百家分庭抗礼的别一家。所以梁启超说，《史记》一书，其实是“借史的形式”来发表的“一家之言”。〔8〕
司马迁编著《史记》的具体方法，他自己有多处谈到。一个是“网罗天下放失旧闻”〔9〕，就是把所有现存的书面文献和传播在口的老故事都一网打尽；一个是“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10〕，就是协调儒家经典的不同版本和解释，梳理诸子百家的各种说法；还有一个是“述故事，整齐其世传”〔11〕，就是转述历史旧闻，同时把其中的各种历史谱系加以系统化、条理化。所以大家不要误会，以为《史记》里的文字都是司马迁或者他父亲司马谈自己写的，不是的。书中的不少部分，是对已有文献的排比、整理、加工和转写。不过司马迁特别厉害的地方，是他通过各种方式，将书面文献、口头传说和他自己的文字熔铸于一炉，保持了整体风格的基本一致。
从公元七世纪开始，中国图书分类系统中有“正史”一类。名列正史之首的，就是《史记》。〔12〕之后史学史上著名的二十四史，也以《史记》领头，后面的二十三部正史，基本结构都是模仿《史记》的。但是，正史之中，能够像《史记》那样，以一家的力量，编写通贯数千年的人类历史的，再也没有了。能够像《史记》这样，整部书不仅有条理地纪录历史，而且还入木三分、文采飞扬地刻画人性，既是史学名著，又是文学名著，也再没有了。站在后世狭隘的正统历史学本位角度，自然可以说《史记》作为正史体例不纯；但如果还原到历史学发生的原初状态，我想任何不带偏见的人都会同意，像《史记》这样一部既感性地描写特定时代人的个性，又理性地关注长时段历史中的普遍人性的著作，在指示历史学的未来方向方面，一定高于一本看不见灵魂的事件流水账。
中国有一部《史记》，是一种难得的幸运；中国只有一部《史记》，又是一件令人深思乃至悲哀的事。
注释：
〔1〕 参见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收入所著《观堂集林》卷十一，中华书局影印本，1959年。
〔2〕 参见李长之《司马迁生年为建元六年辨》，原载《中国文学》第1卷第2期，1944年。后收入李长之所著《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第19—23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
〔3〕 语出司马迁《报任安书》，文收入《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
〔4〕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第32页，人民出版社，2014年。
〔5〕 见《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之《集解》引东汉卫宏《汉书旧仪注》。
〔6〕 《三国志·魏书》卷十三《王肃传》：“司马迁记事，不虚美，不隐恶。刘向、扬雄服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谓之实录。汉武帝闻其述史记，取孝景及己本纪览之，于是大怒，削而投之。于今此两纪有录无书。”
〔7〕 参见朱维铮《司马迁》，收入所著《朱维铮史学史论集》第80—113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
〔8〕 梁启超《要籍解题及其读法》，收入《饮冰室合集》第9册第18页，中华书局，1989年。
〔9〕 同注3。
〔10〕 语出《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
〔11〕 同注10。
〔12〕 “正史”这一类目，在中国传统目录学史上，是从唐初所编《隋书·经籍志》开始的，《史记》在《隋书·经籍志》里被列为史部“正史”类的第一种书。
（本文节选自陈正宏著《时空：〈史记〉的本纪、表与书》，中华书局2020年5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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