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苑》：旨在以古鉴今的一部“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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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苑》是西汉刘向主持校理皇家图书期间编成的一部历史故事集。在《说苑序奏》中，刘向说道：“所校中书《说苑杂事》，及臣向书、民间书、诬校雠，其事类众多，章句相溷，或上下谬乱，难分别次序。除去与《新序》复重者，其余者浅薄，不中义理，别集以为百家，后令以类相从，一一条别篇目，更以造新事十万言以上，凡二十篇，七百八十四章，号曰《新苑》，皆可观。臣向昧死。”
《说苑序奏》是《说苑》的序言，主要介绍了成书过程及书籍概貌。文中提到的《说苑杂事》可以说是刘向编《说苑》时所用的底本。他的操作方法是，先除去与《新序》重复的内容，《新序》是刘向所编的另一部典籍，主旨与体例与《说苑》基本相同，然后将剩下的部分“以类相从，条别篇目”，同时又补充许多新的故事，最终编成《说苑》一书。
《序奏》中所说的《新苑》，其实就是《说苑》，《说苑》之名始见于班固的《汉书》。书名变化的原因，清代姚振宗认为“《新苑》疑《新说苑》，脱‘说’字犹重编《国语》称《新国语》”。学者徐复观则认为“以陆贾之《新语》，贾谊之《新书》，及刘氏成书在先的《新序》推之，可能刘向本命名为《新苑》；至班氏写《刘向传》时，改称或误称为《说苑》，而《新苑》之名，反因之泯灭。”无论如何，自班固《汉书》以后，《说苑》之名沿用至今。
那么，刘向为什么要编《说苑》这部书呢？应该说和他编《新序》的目的是一样的。《汉书·楚元王传》说：“及采传记行事，著《新序》《说苑》凡五十篇奏之。数上疏言得失，陈法戒。书数十上，以助观览，补遗阙。”明代张溥在《百三家集题辞》中认为，刘向是“鉴往古而著《新序》《说苑》，其书皆非无为而作也”。清代朱一新在《无邪堂答问》中说刘子政作《新序》《说苑》，“冀以感悟时君，取足达意而止”。“言得失，陈法戒”“助观览，补遗阙”“非无为而作”“冀以感悟时君”等语，说明刘向编撰《说苑》旨在以古鉴今，是把它作为“谏书”来看待和使用的。
《序奏》中“臣向昧死”一句，虽是古代大臣著书时为了表达对帝王的忠心和忠诚而经常使用的套话，但就其精神实质而言，这四个字颇能表达刘向编撰《说苑》一书时的心态，即“冒死进谏”。
应该指出，以著述当“谏书”的心态刘向早已有之，到编《说苑》时达到了极致。此种心态与刘向的政治理想及政治人格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中国古代有识之士的一个最大特点在于他们都追求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都代表着各自时代的“社会良心”，而这种“社会良心”所体现出的精神，正是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为了实现这种理想，他们不惜舍弃自己的家，舍弃自己的亲人，甚至舍弃自己的生命，他们始终为自己的理想进行不懈的努力。
在这个背景下，有学者指出，“汉代文人生活在这个特定的历史阶段，普遍具有朝气蓬勃的进取精神，怀着强烈的建功立业的愿望，他们追求人生的不朽，希望能够青史留名。汉代文人贵于名行，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他们可以忍辱负重，赴汤蹈火，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刘向是楚元王刘交的四世孙，历经昭、宣、元、成四代。史书记载，西汉政治“衰于元、成，坏于哀、平”，刘向的汉室宗亲身份及其所处的特殊历史环境，使其具有强烈的挽救汉室危亡的愿望，并希望自己能有所作为。可以说，他对自己在政治生活中应当扮演的角色，以及所处的位置和应有的责任感有着清醒的认识，于是在行为的选择上总是能够坚持己见、始终如一，保持着政治志向与政治态度的一贯性。刘向给皇帝上的奏折，及其编纂的历史典籍，无不渗透着他的政治志向。
正是由于《说苑》旨在鉴古知今，所以后世对这部书很重视。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这样说道：
若夫陆贾《典语》、贾谊《新书》、扬雄《法言》、刘向《说苑》、王符《潜夫》、崔寔《政论》、仲长《昌言》、杜夷《幽求》，咸叙经典，或明政术；虽标‘论’名，归乎诸子。何者？博明万事为子，适辨一理为论。彼皆蔓延杂说，故入诸子之流。夫自六国以前，去圣未远；故能越世高谈，自开户牖。两汉以后，体势漫弱；虽明乎坦途，而类多依采。此远近之渐变也。嗟夫！身与时舛，志共道申；标心于万古之上，而送怀于千载之下。金石靡矣，声其销乎？
刘勰认为《说苑》一类书，从思想内容的广泛性而言，牵涉到各个方面的问题，应该属于诸子的范畴，它们实际是诸子散文的延续，这就从根本上肯定了《说苑》的地位。再者，从对后世的影响而言，刘勰肯定《说苑》等书和先秦诸子一样，“标心于万古之上，而送怀于千载之下。金石靡矣，声其销乎？”也就是说，这些书是承“万古之上”，启“千载之下”，而万古长存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明洪武十五年（1382），国家颁发《说苑》，要求学校老师对学生讲读这部书。
可惜的是，刘向所编的《说苑》到宋代时已经散佚。宋代王尧臣、王洙、欧阳修等编撰的《崇文总目》，记录《说苑》“今存者五篇（卷），余皆亡”。后来，曾巩编校史馆的书籍，经过搜集整理，才将《说苑》复为二十卷。关于这一点，曾巩在《说苑序》中说得很明白：“刘向所序《说苑》二十篇。《崇文总目》云：‘今存者五篇，余皆亡。’臣从士大夫间得之者十有五篇，与旧为二十篇，正其脱谬，疑者阙之，而叙其篇目。”
不过，曾巩所辑的《说苑》，虽然补足了二十卷的数目，但内容尚不完整。陆游在《跋说苑》中说道：“馆中《说苑》二十卷，而阙《反质》一卷。曾巩乃分《修文》为上、下，以足二十卷。后高丽进一卷，遂足。”后来，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所编《说苑引得》中也记录说：“曾子固校书，遍访遗佚，始辑足二十之数，然犹稍有阙文；迨得高丽进本，方克补成全璧。即近世通行诸本之所宗也。”几经周折后，散佚的《说苑》总算基本恢复了原貌。
《说苑》全书二十卷，每卷有一个标题，下摄数十章。第一章是总论（个别卷除外），后面各章分别从不同角度体现本卷的主旨。这种编写体例，明显受到了《荀子》《吕氏春秋》《淮南子》等书的影响。
从全书的编排上看，经世致用的目的十分明显。第一、二卷为“君道”“臣术”，说明刘向看到了君王和大臣在国家事务中的核心地位。后面十八卷，分别从不同的方面对国家政治进行了阐述，它们是：建本、立节、贵德、复恩、政理、尊贤、正谏、敬慎、善说、奉使、权谋、至公、指武、谈丛、杂言、辨物、修文、反质。这十八个方面基本涵盖了国家政事的所有方面，可以看作是治国的纲领。
从内容上看，《崇文总目》的说法是“所载皆战国秦汉间事”。然而，纵观全书，其实绝大多数是先秦之事，极少数为秦汉之事。所以，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说：“以今考之，春秋时事尤多，汉事不过数条。”
《说苑》体现了儒家的治国思想，但也兼有道、墨、法家的主张，涉及到忠君爱臣、敬天保民、尊贤斥佞、知恩图报、奖功罚罪、加强修养、不辱使命、修文尚乐、戒奢崇俭等多个方面，内容十分丰富。
《说苑》不仅在思想内容方面有重要价值，在表现形式上也有特点，正如刘勰所说：“越世高谈，自开户牖。”
具体表现为四个特点。第一，以历史故事为主，杂以议论，使历史故事既有生动性，又有明确的主旨和主题，从而将叙事和议论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比如《君道》首章说：
晋平公问于师旷曰：“人君之道如何？”对曰：“人君之道，清净无为，务在博爱，趋在任贤，广开耳目，以察万方，不固溺于流俗，不拘系于左右，廊然远见，踔然独立，屡省考绩，以临臣下。此人君之操也。”平公曰：“善！”
这里没有完整的故事情节，但通过晋平公和师旷的一问一答，将为君的根本道理讲得很清楚，也很透彻。更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言“人君之道”，不仅仅是首章的主旨，也是其后各章故事的宗旨，可见其叙事与议论之间有机结合的巧妙构思。
第二，故事篇幅虽然短小，但表现手法多样，呈现出千姿百态的艺术形象。一般来说，《说苑》中的每篇都没有故事发生的明确时间或地点，只有简单的叙述和人物对话，人物也往往只有姓名，性格近于白描，但表现手法却有着体制短小而富于变化的特点。有的全是对话，在对话中展开故事情节，表现人物，揭示主题，比如《建本》中“晋平公问于师旷曰：‘吾年七十，欲学，恐已暮矣’”这一章。有的是要言不烦地叙述，在叙述中勾勒人物的神态，透露人物的内心世界，逼真而传神，比如《立节》中“晋灵公暴，赵宣子骤谏”这一章。有的是在对比中，刻画人物的不同性格，从而更有说服力地表现故事的主题，比如《政理》中“宓子贱治单父，弹鸣琴，身不下堂而单父治”这一章。有的因小见大，借题发挥，寓意十分深刻，比如《敬慎》中“孔子见罗者，其所得者，皆黄口也”这一章。
第三，文章除大部分有史实依据外，还有部分内容包含丰富多彩的想象和虚构成分，因而具有寓言和神话传说色彩。比如《正谏》中说：
吴王欲伐荆，告其左右曰：“敢有谏者死。”舍人有少孺子者，欲谏不敢，则怀丸操弹，游于后园，露沾其衣，如是者三旦。吴王曰：“子来，何苦沾衣如此。”对曰：“园中有树，其上有蝉，蝉高居悲鸣饮露，不知螳螂在其后也；螳螂委身曲附欲取蝉，而不知黄雀在其傍也；黄雀延颈欲啄螳螂，而不知弹丸在其下也；此三者，皆务欲得其前利，而不顾其后之有患也。”吴王曰：“善哉。”乃罢其兵。
这就是寓言色彩很浓的一段文字，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故事，劝吴王停止伐楚的行动。
第四，无论叙述、对话还是议论，语言都简练而传神，富有哲理，从而生动形象地表现了人物的品德和修养，细致入微地展示了人物的内心世界。比如《至公》中“吴王寿梦有四子：长曰谒，次曰余祭，次曰夷昧，次曰季札，号曰‘延陵季子’，最贤，三兄皆知之”一章。故事中有叙述、有对话、有议论：叙述的文字将谒、余祭、夷昧的让贤，僚、光的贪权争位，季札的“不以国私身”“弃尊位而无忿”勾勒得入神入微。人物的对话也高度个性化，庶兄僚的“我亦兄也”四个字，将其权欲熏心的灵魂描绘得入木三分。议论文字犹如格言警句，既生动形象，又极富哲理。“君子以其不杀为仁，以其不取国为义”一句，“不杀”“不取”，“为仁”“为义”，相互映衬，相得益彰，将季札的品格形象地表现了出来。
《说苑》是一部以古为鉴的作品，它包含了很多寓意深长的历史故事，时至今日，我们仍可从中有所借鉴。特别是作者寄托于史事与杂议之中的人才思想，广泛而深刻，丰富而含蓄，从人才学的角度看，可以称《说苑》是一座中国古代人才思想的宝库。
首先是人才的德行问题，这也是从古至今关于人才的永恒话题。先秦儒家就提出了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观点。《说苑》中则说“德之所在，天下贵之”“德厚者，士趋之”，编者刘向选取大量材料，倡导人才之道，歌颂人才之德，从而将一个抽象化的概念转化为一个个生动鲜活的事例。
刘向认为，人才的德行表现之一是奉公。《谈丛》说：“智而用私，不如愚而用公。”奉公就是守公法、行公道、讲公德。如尧舜禅让，“公与天下，其德大矣”。而身为臣子，就当秉公办事，依法公断，像子羔在卫国执政，出于公心而惩治触犯国法的罪人，由于他的公正，连服刑者都心悦诚服（见《至公》）。
人才的德行表现之二是爱民。具体而言就是像尧舜那样心系天下，忧民所忧，乐民所乐；像周公那样“布德施惠”，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狱讼得理，贤能得举。如此，则民将不赏而劝，国将不罚而治。
人才的德行表现之三是好善。统治者好善体现在广开耳目听善言，广开贤路用善人，广开心胸行善道。如此，则可推盛德于天下，赢万民之欢心。为臣者好善，则当进善言以补君之过，行善道以有利于百姓。《复恩》记载了一个“反面教材”，一个叫东闾子的富贵者，为相六七年，却未曾举荐过一个贤才，家资数千万，而未曾接济一个穷苦人，最后落得行乞的地步，这也是他为富不仁、为贵不义而咎由自取的结果。
人才的德行表现之四是谦让。《敬慎》中借周公之口强调了谦恭的重要性：“德行广大而守以恭者荣，土地博裕而守以俭者安，禄位尊盛而守以卑者贵，人众兵强而守以畏者胜，聪明睿智而守以愚者益，博闻多记而守以浅者广。此六守者，皆谦德也。”
人才的德行表现之五是奉献。《贵德》说：“君子羞言利名。”不择手段地猎取个人的名利，是人才的一大耻辱。真正的有识之士，行必有益于国，动必有益于民，“多其功而不言”。
人才的德行表现之六是诚实而有正气。《谈丛》说：“巧伪不如拙诚。”又说：“士不以利移，不为患改，……虽死而不悔。”人才正直之行的表现各有不同，但其所拥有的正气、骨气是一致的、共通的，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会为正义的事业，为国家的安定和百姓的利益而鞠躬尽瘁。
人才的德行表现之七是廉洁。《说苑》中有不少篇目提及孔子、曾子、晏子辞受私禄、拒绝别人私馈的事例，其中尤以晏子最为著名。春秋时期的晏子身居齐国相位，却自觉养廉德、倡廉风。他食粗粮，驾驽马，乘蔽车，将多余的俸禄普施于民。在晏子看来，贪图享受和铺张浪费乃“智者不为”，“节其衣服饮食之养，以先齐国之人，然犹恐其侈靡而不顾其行也”。
以上是刘向提出的人才应该具有的德行，其目的在于让君臣对照自己的言行查找得失，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从今天的角度来说，奉公、爱民、谦让、骨气、廉洁等等，也应该是从政者必须具备的品德和素养。
其次，关于举荐和任用人才的问题，《说苑》中举了很多事例加以说明。如鲍叔牙知人善举，荐人乐让；楚令尹出于公心，选贤辅能；赵宣子为能是举；咎范举不避仇，拒绝私谢等等。《政理》借孔子之口说：“举贤者，百福之宗也。”《臣术》又借田子方之口说：“吾闻身贤者贤也，能进贤者亦贤也。”通过被举荐者素质的高下，还可以看出举荐者素质的优劣。魏文侯物色相才，就是用这种方式确定最终人选的。
对于执政者来说，得到人才是第一步，而如何使用人才则更为重要。《说苑》中举魏文侯任用乐羊为将攻打中山，不为谤书所惑，不为流言所疑，终获得成功的例子，说明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的道理。信任人才，就是要放手使用，“成大功者不小苛”，这样，人才的能力和聪明才智才能得到充分发挥。
《杂言》以物作比喻，和氏之璧，价值连城，但用来造房子则不如砖瓦；随侯之珠，国中之宝，然用以弹弓，则不如泥丸；良马一日千里，然用以捕鼠则不如狸猫，为的是说明人才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关键在于用人者如何扬长避短、知人善任。
除了人才观外，《说苑》中还蕴含着很多智慧，比如《君道》中所宣扬的“务在博爱”“知人任贤”“文武俱行”“敬慎恭己”“从谏如流”“过而改之”，《臣术》中所阐述的“必有益于国，必有补于君”，《建本》中的“多闻而择”“君人者以百姓为天”，《敬慎》中的“日夜慎之则无害灾”“君子能慎其独”“得其所利，必虑其所害；乐其所成，必顾其所败”，《善说》中的“辞不可不修，而说不可不善”，等等。这些对当今治国理政、为人处世也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说苑》的编纂目的
《说苑》是西汉刘向主持校理皇家图书期间编成的一部历史故事集。在《说苑序奏》中，刘向说道：“所校中书《说苑杂事》，及臣向书、民间书、诬校雠，其事类众多，章句相溷，或上下谬乱，难分别次序。除去与《新序》复重者，其余者浅薄，不中义理，别集以为百家，后令以类相从，一一条别篇目，更以造新事十万言以上，凡二十篇，七百八十四章，号曰《新苑》，皆可观。臣向昧死。”
刘向像
《说苑序奏》是《说苑》的序言，主要介绍了成书过程及书籍概貌。文中提到的《说苑杂事》可以说是刘向编《说苑》时所用的底本。他的操作方法是，先除去与《新序》重复的内容，《新序》是刘向所编的另一部典籍，主旨与体例与《说苑》基本相同，然后将剩下的部分“以类相从，条别篇目”，同时又补充许多新的故事，最终编成《说苑》一书。
《序奏》中所说的《新苑》，其实就是《说苑》，《说苑》之名始见于班固的《汉书》。书名变化的原因，清代姚振宗认为“《新苑》疑《新说苑》，脱‘说’字犹重编《国语》称《新国语》”。学者徐复观则认为“以陆贾之《新语》，贾谊之《新书》，及刘氏成书在先的《新序》推之，可能刘向本命名为《新苑》；至班氏写《刘向传》时，改称或误称为《说苑》，而《新苑》之名，反因之泯灭。”无论如何，自班固《汉书》以后，《说苑》之名沿用至今。
那么，刘向为什么要编《说苑》这部书呢？应该说和他编《新序》的目的是一样的。《汉书·楚元王传》说：“及采传记行事，著《新序》《说苑》凡五十篇奏之。数上疏言得失，陈法戒。书数十上，以助观览，补遗阙。”明代张溥在《百三家集题辞》中认为，刘向是“鉴往古而著《新序》《说苑》，其书皆非无为而作也”。清代朱一新在《无邪堂答问》中说刘子政作《新序》《说苑》，“冀以感悟时君，取足达意而止”。“言得失，陈法戒”“助观览，补遗阙”“非无为而作”“冀以感悟时君”等语，说明刘向编撰《说苑》旨在以古鉴今，是把它作为“谏书”来看待和使用的。
应该指出，以著述当“谏书”的心态刘向早已有之，到编《说苑》时达到了极致。此种心态与刘向的政治理想及政治人格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中国古代有识之士的一个最大特点在于他们都追求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都代表着各自时代的“社会良心”，而这种“社会良心”所体现出的精神，正是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为了实现这种理想，他们不惜舍弃自己的家，舍弃自己的亲人，甚至舍弃自己的生命，他们始终为自己的理想进行不懈的努力。
在这个背景下，有学者指出，“汉代文人生活在这个特定的历史阶段，普遍具有朝气蓬勃的进取精神，怀着强烈的建功立业的愿望，他们追求人生的不朽，希望能够青史留名。汉代文人贵于名行，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他们可以忍辱负重，赴汤蹈火，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刘向是楚元王刘交的四世孙，历经昭、宣、元、成四代。史书记载，西汉政治“衰于元、成，坏于哀、平”，刘向的汉室宗亲身份及其所处的特殊历史环境，使其具有强烈的挽救汉室危亡的愿望，并希望自己能有所作为。可以说，他对自己在政治生活中应当扮演的角色，以及所处的位置和应有的责任感有着清醒的认识，于是在行为的选择上总是能够坚持己见、始终如一，保持着政治志向与政治态度的一贯性。刘向给皇帝上的奏折，及其编纂的历史典籍，无不渗透着他的政治志向。
正是由于《说苑》旨在鉴古知今，所以后世对这部书很重视。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这样说道：
若夫陆贾《典语》、贾谊《新书》、扬雄《法言》、刘向《说苑》、王符《潜夫》、崔寔《政论》、仲长《昌言》、杜夷《幽求》，咸叙经典，或明政术；虽标‘论’名，归乎诸子。何者？博明万事为子，适辨一理为论。彼皆蔓延杂说，故入诸子之流。夫自六国以前，去圣未远；故能越世高谈，自开户牖。两汉以后，体势漫弱；虽明乎坦途，而类多依采。此远近之渐变也。嗟夫！身与时舛，志共道申；标心于万古之上，而送怀于千载之下。金石靡矣，声其销乎？
刘勰认为《说苑》一类书，从思想内容的广泛性而言，牵涉到各个方面的问题，应该属于诸子的范畴，它们实际是诸子散文的延续，这就从根本上肯定了《说苑》的地位。再者，从对后世的影响而言，刘勰肯定《说苑》等书和先秦诸子一样，“标心于万古之上，而送怀于千载之下。金石靡矣，声其销乎？”也就是说，这些书是承“万古之上”，启“千载之下”，而万古长存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明洪武十五年（1382），国家颁发《说苑》，要求学校老师对学生讲读这部书。
《说苑》的内容和编排
可惜的是，刘向所编的《说苑》到宋代时已经散佚。宋代王尧臣、王洙、欧阳修等编撰的《崇文总目》，记录《说苑》“今存者五篇（卷），余皆亡”。后来，曾巩编校史馆的书籍，经过搜集整理，才将《说苑》复为二十卷。关于这一点，曾巩在《说苑序》中说得很明白：“刘向所序《说苑》二十篇。《崇文总目》云：‘今存者五篇，余皆亡。’臣从士大夫间得之者十有五篇，与旧为二十篇，正其脱谬，疑者阙之，而叙其篇目。”
不过，曾巩所辑的《说苑》，虽然补足了二十卷的数目，但内容尚不完整。陆游在《跋说苑》中说道：“馆中《说苑》二十卷，而阙《反质》一卷。曾巩乃分《修文》为上、下，以足二十卷。后高丽进一卷，遂足。”后来，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所编《说苑引得》中也记录说：“曾子固校书，遍访遗佚，始辑足二十之数，然犹稍有阙文；迨得高丽进本，方克补成全璧。即近世通行诸本之所宗也。”几经周折后，散佚的《说苑》总算基本恢复了原貌。
《说苑》全书二十卷，每卷有一个标题，下摄数十章。第一章是总论（个别卷除外），后面各章分别从不同角度体现本卷的主旨。这种编写体例，明显受到了《荀子》《吕氏春秋》《淮南子》等书的影响。
从全书的编排上看，经世致用的目的十分明显。第一、二卷为“君道”“臣术”，说明刘向看到了君王和大臣在国家事务中的核心地位。后面十八卷，分别从不同的方面对国家政治进行了阐述，它们是：建本、立节、贵德、复恩、政理、尊贤、正谏、敬慎、善说、奉使、权谋、至公、指武、谈丛、杂言、辨物、修文、反质。这十八个方面基本涵盖了国家政事的所有方面，可以看作是治国的纲领。
从内容上看，《崇文总目》的说法是“所载皆战国秦汉间事”。然而，纵观全书，其实绝大多数是先秦之事，极少数为秦汉之事。所以，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说：“以今考之，春秋时事尤多，汉事不过数条。”
《说苑》体现了儒家的治国思想，但也兼有道、墨、法家的主张，涉及到忠君爱臣、敬天保民、尊贤斥佞、知恩图报、奖功罚罪、加强修养、不辱使命、修文尚乐、戒奢崇俭等多个方面，内容十分丰富。
《说苑》的表现形式
《说苑》不仅在思想内容方面有重要价值，在表现形式上也有特点，正如刘勰所说：“越世高谈，自开户牖。”
具体表现为四个特点。第一，以历史故事为主，杂以议论，使历史故事既有生动性，又有明确的主旨和主题，从而将叙事和议论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比如《君道》首章说：
晋平公问于师旷曰：“人君之道如何？”对曰：“人君之道，清净无为，务在博爱，趋在任贤，广开耳目，以察万方，不固溺于流俗，不拘系于左右，廊然远见，踔然独立，屡省考绩，以临臣下。此人君之操也。”平公曰：“善！”
这里没有完整的故事情节，但通过晋平公和师旷的一问一答，将为君的根本道理讲得很清楚，也很透彻。更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言“人君之道”，不仅仅是首章的主旨，也是其后各章故事的宗旨，可见其叙事与议论之间有机结合的巧妙构思。
第二，故事篇幅虽然短小，但表现手法多样，呈现出千姿百态的艺术形象。一般来说，《说苑》中的每篇都没有故事发生的明确时间或地点，只有简单的叙述和人物对话，人物也往往只有姓名，性格近于白描，但表现手法却有着体制短小而富于变化的特点。有的全是对话，在对话中展开故事情节，表现人物，揭示主题，比如《建本》中“晋平公问于师旷曰：‘吾年七十，欲学，恐已暮矣’”这一章。有的是要言不烦地叙述，在叙述中勾勒人物的神态，透露人物的内心世界，逼真而传神，比如《立节》中“晋灵公暴，赵宣子骤谏”这一章。有的是在对比中，刻画人物的不同性格，从而更有说服力地表现故事的主题，比如《政理》中“宓子贱治单父，弹鸣琴，身不下堂而单父治”这一章。有的因小见大，借题发挥，寓意十分深刻，比如《敬慎》中“孔子见罗者，其所得者，皆黄口也”这一章。
第三，文章除大部分有史实依据外，还有部分内容包含丰富多彩的想象和虚构成分，因而具有寓言和神话传说色彩。比如《正谏》中说：
吴王欲伐荆，告其左右曰：“敢有谏者死。”舍人有少孺子者，欲谏不敢，则怀丸操弹，游于后园，露沾其衣，如是者三旦。吴王曰：“子来，何苦沾衣如此。”对曰：“园中有树，其上有蝉，蝉高居悲鸣饮露，不知螳螂在其后也；螳螂委身曲附欲取蝉，而不知黄雀在其傍也；黄雀延颈欲啄螳螂，而不知弹丸在其下也；此三者，皆务欲得其前利，而不顾其后之有患也。”吴王曰：“善哉。”乃罢其兵。
这就是寓言色彩很浓的一段文字，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故事，劝吴王停止伐楚的行动。
第四，无论叙述、对话还是议论，语言都简练而传神，富有哲理，从而生动形象地表现了人物的品德和修养，细致入微地展示了人物的内心世界。比如《至公》中“吴王寿梦有四子：长曰谒，次曰余祭，次曰夷昧，次曰季札，号曰‘延陵季子’，最贤，三兄皆知之”一章。故事中有叙述、有对话、有议论：叙述的文字将谒、余祭、夷昧的让贤，僚、光的贪权争位，季札的“不以国私身”“弃尊位而无忿”勾勒得入神入微。人物的对话也高度个性化，庶兄僚的“我亦兄也”四个字，将其权欲熏心的灵魂描绘得入木三分。议论文字犹如格言警句，既生动形象，又极富哲理。“君子以其不杀为仁，以其不取国为义”一句，“不杀”“不取”，“为仁”“为义”，相互映衬，相得益彰，将季札的品格形象地表现了出来。
《说苑》的人才思想及其价值
《说苑》是一部以古为鉴的作品，它包含了很多寓意深长的历史故事，时至今日，我们仍可从中有所借鉴。特别是作者寄托于史事与杂议之中的人才思想，广泛而深刻，丰富而含蓄，从人才学的角度看，可以称《说苑》是一座中国古代人才思想的宝库。
首先是人才的德行问题，这也是从古至今关于人才的永恒话题。先秦儒家就提出了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观点。《说苑》中则说“德之所在，天下贵之”“德厚者，士趋之”，编者刘向选取大量材料，倡导人才之道，歌颂人才之德，从而将一个抽象化的概念转化为一个个生动鲜活的事例。
刘向认为，人才的德行表现之一是奉公。《谈丛》说：“智而用私，不如愚而用公。”奉公就是守公法、行公道、讲公德。如尧舜禅让，“公与天下，其德大矣”。而身为臣子，就当秉公办事，依法公断，像子羔在卫国执政，出于公心而惩治触犯国法的罪人，由于他的公正，连服刑者都心悦诚服（见《至公》）。
子羔像
人才的德行表现之二是爱民。具体而言就是像尧舜那样心系天下，忧民所忧，乐民所乐；像周公那样“布德施惠”，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狱讼得理，贤能得举。如此，则民将不赏而劝，国将不罚而治。
人才的德行表现之三是好善。统治者好善体现在广开耳目听善言，广开贤路用善人，广开心胸行善道。如此，则可推盛德于天下，赢万民之欢心。为臣者好善，则当进善言以补君之过，行善道以有利于百姓。《复恩》记载了一个“反面教材”，一个叫东闾子的富贵者，为相六七年，却未曾举荐过一个贤才，家资数千万，而未曾接济一个穷苦人，最后落得行乞的地步，这也是他为富不仁、为贵不义而咎由自取的结果。
人才的德行表现之四是谦让。《敬慎》中借周公之口强调了谦恭的重要性：“德行广大而守以恭者荣，土地博裕而守以俭者安，禄位尊盛而守以卑者贵，人众兵强而守以畏者胜，聪明睿智而守以愚者益，博闻多记而守以浅者广。此六守者，皆谦德也。”
人才的德行表现之五是奉献。《贵德》说：“君子羞言利名。”不择手段地猎取个人的名利，是人才的一大耻辱。真正的有识之士，行必有益于国，动必有益于民，“多其功而不言”。
人才的德行表现之六是诚实而有正气。《谈丛》说：“巧伪不如拙诚。”又说：“士不以利移，不为患改，……虽死而不悔。”人才正直之行的表现各有不同，但其所拥有的正气、骨气是一致的、共通的，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会为正义的事业，为国家的安定和百姓的利益而鞠躬尽瘁。
人才的德行表现之七是廉洁。《说苑》中有不少篇目提及孔子、曾子、晏子辞受私禄、拒绝别人私馈的事例，其中尤以晏子最为著名。春秋时期的晏子身居齐国相位，却自觉养廉德、倡廉风。他食粗粮，驾驽马，乘蔽车，将多余的俸禄普施于民。在晏子看来，贪图享受和铺张浪费乃“智者不为”，“节其衣服饮食之养，以先齐国之人，然犹恐其侈靡而不顾其行也”。
晏子拒车
以上是刘向提出的人才应该具有的德行，其目的在于让君臣对照自己的言行查找得失，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从今天的角度来说，奉公、爱民、谦让、骨气、廉洁等等，也应该是从政者必须具备的品德和素养。
其次，关于举荐和任用人才的问题，《说苑》中举了很多事例加以说明。如鲍叔牙知人善举，荐人乐让；楚令尹出于公心，选贤辅能；赵宣子为能是举；咎范举不避仇，拒绝私谢等等。《政理》借孔子之口说：“举贤者，百福之宗也。”《臣术》又借田子方之口说：“吾闻身贤者贤也，能进贤者亦贤也。”通过被举荐者素质的高下，还可以看出举荐者素质的优劣。魏文侯物色相才，就是用这种方式确定最终人选的。
对于执政者来说，得到人才是第一步，而如何使用人才则更为重要。《说苑》中举魏文侯任用乐羊为将攻打中山，不为谤书所惑，不为流言所疑，终获得成功的例子，说明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的道理。信任人才，就是要放手使用，“成大功者不小苛”，这样，人才的能力和聪明才智才能得到充分发挥。
《杂言》以物作比喻，和氏之璧，价值连城，但用来造房子则不如砖瓦；随侯之珠，国中之宝，然用以弹弓，则不如泥丸；良马一日千里，然用以捕鼠则不如狸猫，为的是说明人才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关键在于用人者如何扬长避短、知人善任。
除了人才观外，《说苑》中还蕴含着很多智慧，比如《君道》中所宣扬的“务在博爱”“知人任贤”“文武俱行”“敬慎恭己”“从谏如流”“过而改之”，《臣术》中所阐述的“必有益于国，必有补于君”，《建本》中的“多闻而择”“君人者以百姓为天”，《敬慎》中的“日夜慎之则无害灾”“君子能慎其独”“得其所利，必虑其所害；乐其所成，必顾其所败”，《善说》中的“辞不可不修，而说不可不善”，等等。这些对当今治国理政、为人处世也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本文原载《月读》2018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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