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读 | 阅读与思辨：“我”读《生死秦始皇》
评论内容：
刘 哲 / Liu Zhe
《生死秦始皇》除去相当于续篇的“开篇的话”之外，一共有五篇文章，第一篇《小题大做》，讲的是《赵正书》的篇题问题，早期古书往往无题，书名由他人拟订，让《赵正书》的书名名不副实，《赵正书》并不是讲赵正的书，而是“以秦始皇之死为开端，展开胡亥不听子婴、李斯之谏以致身死国亡的故事”；第二篇“一件事，两支笔”，析《赵正书》的内容与《史记》不同，却不细究两书所叙史实孰真孰假，而是荡开一笔，述说史家记史的严肃性；第三篇“聚语诗书不避世”，言《赵正书》的体例，并非名为“六艺略春秋家”的史书，而应归为小说家；第四篇“朕姓甚名谁”，论秦始皇的姓氏称号，始皇帝是死后的称号而非生称，姓赵名正；第五篇“赵高是个去势的人”，驳赵高非阉人之说。篇篇内容都源于《赵正书》，却每有发挥，并不单论《赵正书》，正如后记所说，“不囿于与《赵正书》的直接联系，更想在秦朝兴亡的大背景下，探究史上一些重大而又疑难的问题。”
李 智 /Li Zhi
从《制造汉武帝》开始，多次遇到读者询问辛老师对王国维先生“二重证据法”的观点。在《生死秦始皇》的这一篇中，辛老师再次强调了他对新出土文献的看法：只是传世文献的补充，尚没有推翻历史的发现。历史学与考古学是两个密不可分的学科，每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评选，最高频率词往往是“让我们对某某阶段历史有了重新认识”。辛老师在文章中讨论的就是这个所谓的“重新认识”是不是可以替换为“改写历史”。这是一道阅读理解丢分题。正确答案当然是不可以。
在互联网上看到过一个观点：司马迁是位文学家。这个潜台词就是《史记》存在文学创作，不能过分强调其历史价值。进一步就是上文说的，新的出土文献与《史记》相悖，就应该改写历史。事实真是这样么？辛老师通过《赵正书》与《史记》中相关内容的语言对比，结合黄永年先生对秦始皇兵马俑的论述，从秦汉史官的自我约束，详细分析了司马迁撰写《史记》的客观性。
叶若妤 /Ye Ruoyu
虽然老师只是举例“书名”与“篇名”的由来，但是考证还是一贯延续了老师的风格：从一个细节出发，逐渐扩散一点点深入论述，结合古今著作。再从细节出发，找出《赵正书》大概产生的时间，令人读来不得不赞叹与敬佩。关于出土文献与流传史料的现状，其实我非常赞成老师的观点。如果是类似于《赵正书》这类小说的出土而让史学界推翻“胡亥夺扶苏位”这一观点转为认为“胡亥是帝国正统继承人”，我认为其实就相当于你把昆曲“帝女花”转而认为真的是发生于长平公主身上的故事，难道不让人嗤笑么？新出土的文献是可以对传世文献进行补充。虽然现在盛行翻案风，但是如果非要把根据新文献推翻传统史学观点，不觉得太立不住史料的脚跟了么？
姚亚杰 /Yao Yajie
对于出土文献的使用应该要努力做到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切不可过分夸大，或者断章取义，同时，文献的解读是落实到人身上的，不同人的背景和切入点不同，难免最终可能会对一份文献得出不同结论。传世文献解读尚存在此问题，出土文献更不可能避免。
李明阳 /Li Mingyang
出土文献不都不可靠，你看，兔子山遗址发现的文告就是典型的可靠文献，而且这种史料往往与正史并不相悖。给我感觉，出土文献必须结合传世文献才能做得扎实。辛老师关于《赵正书》与《史记》引用了同源史料的说法，我非常感兴趣。就像同一篇小说，一个导演将之改编成电视剧，另一个导演将之改变成电影，其中出现了不同的演绎，就像《赵正书》与《史记》中的异文一样。我觉得，《赵正书》对《史记》的改写很像《战国策》所载李斯关于战争局势的言说，这是典型的小说家言。
《赵正书》是什么性质的文献？
陈思婷 /Chen Siting
现在关于“小说”这个话题的研究视角非常多，我在读本科的时候上过的课程，有从作品本身的人物形象写作手法出发进行研究的，有从作者或者时代出发去“知人论世”的，有从读者角度出发的，但很少有像辛老师以一种清人考据的态度追根溯源，直接考证到《汉志》中“小说家”的，并最终得出《赵正书》实乃中国小说早期渊源且对古代文学史有着重要意义的结论，有理有据。一般做文学研究的人注意不到用出土文献去佐证史料的真实性，很多史料拿过来随手就用了，像我前些日子写东西的时候用了“汉文帝立传记博士”一条作论述，后来发现这条记载可能有猫腻；而做史学研究的人注意不到一些出土文献的文学价值，或者不屑于理会“文学”，而辛老师很好的打通了两个领域。
姚亚杰 /Yao Yajie
就我个人而看，即使《赵正书》目前尚不能言之凿凿地称之为小说家类的书籍，其地位也应介于后世之野史，其记载之可信度，恐需多做存疑。在这种基础上贸然质疑史记，恐尚为不妥。故而在未及有切中之他证时，应尚以《史记》为准。在这种情况下，以正史为主的传统的严肃性史料的基础地位，至少现在来看还是不能动摇的。我也曾因为唐前史料的问题请教过复旦大学的张伟然老师，他的回答，按照我个人的理解，仍然应该是以信为主。不是说不能推翻，事实上即使是正史也确实会存在着或多或少的问题，究其成因，往往是多方面的。但要修正的话，一定要有充分的材料、合乎逻辑的认识和严密的论证。
袁子琦 /Yuan Ziqi
《赵正书》是什么性质的一本书？辛老师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这固然没啥问题，但是我也在想，把它论定为“小说”，也就在客观上维护了司马迁大史学家的历史地位，维护了《史记》的历史地位。在今天，《史记》已经不仅仅是一本重要的史学著作，还是几代史学工作者讨论问题的基石。如果真有新材料把《史记》的地位往下拉一拉，学术界可能会有不小的震动。我不知道，辛老师的论证有没有可能出于这样的考虑。
李 智 /Li Zhi
辛老师解释的那时候的“小说”类似于现在网络语言中的“历史同人文”，但是是“夹带私货”的那种，也就是看起来都是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可故事却是“编”的，目的是作者本身的意识形态输出。当然，辛老师用的词是“寓言”，就是在编故事的背后是要阐述道理，也就是“说事儿”。
焚书坑儒的真相是什么？
敬 涛 /Jing Tao
“偶语《诗》《书》百家语者弃市”，一边不让读《诗》《书》，另一边设置七十博士，重视儒家思想。前者是以李斯为代表的谋臣，利用儒家思想巩固统治，后者是社会礼仪治理的需要。焚书坑儒的根本原因是六国儒士与秦统治者发生了冲突，是秦文化与关东文化的一次冲突，儒生议论秦始皇暴政、有不利于秦始皇的消息在儒士之中传播，所以秦始皇要找理由把他们杀掉。
雷重任 /Lei Zhongren
赵正对儒生应该是宽容的。先是提醒你，说话注意啊！再是警告你，小心我揍你！这都不行，赵正怒了，问题就麻烦了！“焚书坑儒”的对象不是所有文化人，《生死秦始皇》175页第二段说的很清楚，是针对那些“以儒生为代表的反对力量或者说是异议人士”的儒生。赵正用人起步都是几十万人，修房子修墙修墓园。至于咸阳城里四百六十多儒生？我至今彷佛都能听到赵正冷笑的声音：坑杀！
秦始皇姓秦，姓赢，还是姓赵？
刘 哲 /LIu Zhe
对于第四篇第二节“天下第一个皇帝就是赵家的人”，关于姓氏秦始皇姓氏的问题，我有些补充。在夏商周三代之前，姓氏是有区别的，姓是用来辨明血统的，氏是用来区分贵贱的。古代有同姓不婚，同氏不同姓的可通婚姻。而在周代宗法制度之下，姓代表大宗，标志着出于同一母系的人的自然血统的归属，是世代传递的血缘符号，是世代不更的。而氏则是由姓分出来的小宗，支系，氏代表着贵族的家庭出身和政治地位，关系着贵族在政治上的荣辱兴衰，是会随着贵族政治地位的变化而发生改变的。而遇到“坠命亡氏，踣其国家，以明亡氏则与夺爵失国同。”此时贵族没有了氏，就等于被剥夺了爵位，丢失了国家，断绝了子孙。
顾炎武在《日知录·原姓篇》说：“氏一再传而可变，姓千万年而不变。最贵者国君，国君无氏，不称氏称国……次则公子，公子无氏，不称氏，称公子，……公子之子为公孙，公孙之子以王父字”， 从《史记》上看，对于秦始皇的称呼有这么几种，一是秦王，一是始皇，胡亥是二世皇帝，诏书皆写作皇帝。《通志·氏族略》称“支庶称氏，未尝称国，或适他国则称国，如宋公子朝在卫则称宋朝，卫公孙鞅在秦则称卫鞅是也。” 此类公子、公孙、王子、王孙的称氏不胜枚举，都可以为证。如辛神所说，若从其姓，可称秦始皇作赵正，从其氏则可称其作秦正，而我以为其为王子、太子时也可称其为秦王子正、秦太子正，登基为王后则应称其为秦王正，灭六国称帝后则为皇帝正，后世应写作始皇帝正。《赵正书》不言尊位而称赵正，褒贬之意不言而喻。
如何认识辛德勇与《生死秦始皇》？
姚亚杰 /Yao Yajie
辛德勇老师的书中体现出来的治学路数是我很喜欢的，就是从读书中的小问题入手，去做考证和分析。当然这样的路数也是要见功力的，只有平时书读得多，积累得够，才能发现这一个个问题。
刘亚涛 /Liu Yatao
在考辩之余，遇到引书中的问题，不唯众是从，亦不唯权威是从。最显著的有二例：其一是第一篇中孟子谓万章之语，千百年来皆宗赵歧之说，无人能撼动。而辛先生怀有质疑之精神，对这段话进行了新解。敝人才疏，我不知道辛先生的新解是否正确，但其质疑精神尤为值得称道，而且其新解绝对可成为一家之言。其二，关于句读问题。对秦始皇八年，长安君成蟜将军击赵事，论证得有理有据，千百年来，历家注释皆认为成蟜反秦廷，而辛先生证此“反”为回之意，信而有征，其说可从。
李明阳 /Li Mingyang
记得辛老师说，有些人把学术当作信仰，自己坚定地相信，便理所当然地认为别人也得如此相信；有些人把学术当作艺术，一门心思求新求异，展现出自己的与众不同，却并不考虑是否切实；而辛老师的态度是把学术当作科学，每一个结论都是可以验证的，通过对文献和逻辑的寻绎和检验，最终结论是可以被证实或者证伪的。这在我心里留下非常深的印象。我第一次明白了文科研究也同样是可以有非常严格的标尺，去评价这项研究做得好不好、对不对，它的意义是可以衡量的。
李 智 /Li Zhi
辛老师在不同场合多次说过，史念海先生给他的治学忠告是“读书得间”，他自己最喜欢的学者是清代“乾嘉学派”的钱大昕。这几年，辛老师的学术著作越来越有在这条路上“加速跑”的趋势。《生死秦始皇》作为最新的一本，自然是体现的淋漓尽致。最后，引用最近在微博上热转的辛老师的那段话作为结束：“在黑暗的岁月里，不向威权献媚，不因功利的诱惑而随声起舞，这是一个正派人的底线，更是正派读书人的需要坚守的基本立场。”希望在以后的日子里，继续跟着老师学读书，学做人！
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和积极反馈！由于篇幅所限，大家的文章不能完整放出，难免有“断章取义”之感，所以小编将这些精彩文章打包放在小程序里啦！长按识别小程序码，来学海里遨游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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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夏天
辛德勇教授新作《生死秦始皇》出版之际
我们面向五湖四海，发出邀约
选出了十位热爱阅读与思考的读者
以一对一的“共读+对谈”的方式
建立阅读、思考与交流之间的关联
将阅读过程中的交流编纂成“谈话录”的形式
记录读书过程中的感悟和思辨
夏天播下的种子，由秋天来收获
这五组读者展开了怎样的思考与交锋？
不同的读者将会以怎样的视角看待书中的问题？
让我们打开这些“谈话录”
一窥当时思辨的乐趣吧~
走进《生死秦始皇》
你一定想知道……
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
刘 哲 / Liu Zhe
《生死秦始皇》除去相当于续篇的“开篇的话”之外，一共有五篇文章，第一篇《小题大做》，讲的是《赵正书》的篇题问题，早期古书往往无题，书名由他人拟订，让《赵正书》的书名名不副实，《赵正书》并不是讲赵正的书，而是“以秦始皇之死为开端，展开胡亥不听子婴、李斯之谏以致身死国亡的故事”；第二篇“一件事，两支笔”，析《赵正书》的内容与《史记》不同，却不细究两书所叙史实孰真孰假，而是荡开一笔，述说史家记史的严肃性；第三篇“聚语诗书不避世”，言《赵正书》的体例，并非名为“六艺略春秋家”的史书，而应归为小说家；第四篇“朕姓甚名谁”，论秦始皇的姓氏称号，始皇帝是死后的称号而非生称，姓赵名正；第五篇“赵高是个去势的人”，驳赵高非阉人之说。篇篇内容都源于《赵正书》，却每有发挥，并不单论《赵正书》，正如后记所说，“不囿于与《赵正书》的直接联系，更想在秦朝兴亡的大背景下，探究史上一些重大而又疑难的问题。”
大家都在关注什么问题？
比如……
怎样看待新出土文献与传世典籍之间的差异？
李 智 /Li Zhi
从《制造汉武帝》开始，多次遇到读者询问辛老师对王国维先生“二重证据法”的观点。在《生死秦始皇》的这一篇中，辛老师再次强调了他对新出土文献的看法：只是传世文献的补充，尚没有推翻历史的发现。历史学与考古学是两个密不可分的学科，每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评选，最高频率词往往是“让我们对某某阶段历史有了重新认识”。辛老师在文章中讨论的就是这个所谓的“重新认识”是不是可以替换为“改写历史”。这是一道阅读理解丢分题。正确答案当然是不可以。
在互联网上看到过一个观点：司马迁是位文学家。这个潜台词就是《史记》存在文学创作，不能过分强调其历史价值。进一步就是上文说的，新的出土文献与《史记》相悖，就应该改写历史。事实真是这样么？辛老师通过《赵正书》与《史记》中相关内容的语言对比，结合黄永年先生对秦始皇兵马俑的论述，从秦汉史官的自我约束，详细分析了司马迁撰写《史记》的客观性。
叶若妤 /Ye Ruoyu
虽然老师只是举例“书名”与“篇名”的由来，但是考证还是一贯延续了老师的风格：从一个细节出发，逐渐扩散一点点深入论述，结合古今著作。再从细节出发，找出《赵正书》大概产生的时间，令人读来不得不赞叹与敬佩。关于出土文献与流传史料的现状，其实我非常赞成老师的观点。如果是类似于《赵正书》这类小说的出土而让史学界推翻“胡亥夺扶苏位”这一观点转为认为“胡亥是帝国正统继承人”，我认为其实就相当于你把昆曲“帝女花”转而认为真的是发生于长平公主身上的故事，难道不让人嗤笑么？新出土的文献是可以对传世文献进行补充。虽然现在盛行翻案风，但是如果非要把根据新文献推翻传统史学观点，不觉得太立不住史料的脚跟了么？
姚亚杰 /Yao Yajie
对于出土文献的使用应该要努力做到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切不可过分夸大，或者断章取义，同时，文献的解读是落实到人身上的，不同人的背景和切入点不同，难免最终可能会对一份文献得出不同结论。传世文献解读尚存在此问题，出土文献更不可能避免。
李明阳 /Li Mingyang
出土文献不都不可靠，你看，兔子山遗址发现的文告就是典型的可靠文献，而且这种史料往往与正史并不相悖。给我感觉，出土文献必须结合传世文献才能做得扎实。辛老师关于《赵正书》与《史记》引用了同源史料的说法，我非常感兴趣。就像同一篇小说，一个导演将之改编成电视剧，另一个导演将之改变成电影，其中出现了不同的演绎，就像《赵正书》与《史记》中的异文一样。我觉得，《赵正书》对《史记》的改写很像《战国策》所载李斯关于战争局势的言说，这是典型的小说家言。
《赵正书》是什么性质的文献？
陈思婷 /Chen Siting
现在关于“小说”这个话题的研究视角非常多，我在读本科的时候上过的课程，有从作品本身的人物形象写作手法出发进行研究的，有从作者或者时代出发去“知人论世”的，有从读者角度出发的，但很少有像辛老师以一种清人考据的态度追根溯源，直接考证到《汉志》中“小说家”的，并最终得出《赵正书》实乃中国小说早期渊源且对古代文学史有着重要意义的结论，有理有据。一般做文学研究的人注意不到用出土文献去佐证史料的真实性，很多史料拿过来随手就用了，像我前些日子写东西的时候用了“汉文帝立传记博士”一条作论述，后来发现这条记载可能有猫腻；而做史学研究的人注意不到一些出土文献的文学价值，或者不屑于理会“文学”，而辛老师很好的打通了两个领域。
姚亚杰 /Yao Yajie
就我个人而看，即使《赵正书》目前尚不能言之凿凿地称之为小说家类的书籍，其地位也应介于后世之野史，其记载之可信度，恐需多做存疑。在这种基础上贸然质疑史记，恐尚为不妥。故而在未及有切中之他证时，应尚以《史记》为准。在这种情况下，以正史为主的传统的严肃性史料的基础地位，至少现在来看还是不能动摇的。我也曾因为唐前史料的问题请教过复旦大学的张伟然老师，他的回答，按照我个人的理解，仍然应该是以信为主。不是说不能推翻，事实上即使是正史也确实会存在着或多或少的问题，究其成因，往往是多方面的。但要修正的话，一定要有充分的材料、合乎逻辑的认识和严密的论证。
袁子琦 /Yuan Ziqi
《赵正书》是什么性质的一本书？辛老师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这固然没啥问题，但是我也在想，把它论定为“小说”，也就在客观上维护了司马迁大史学家的历史地位，维护了《史记》的历史地位。在今天，《史记》已经不仅仅是一本重要的史学著作，还是几代史学工作者讨论问题的基石。如果真有新材料把《史记》的地位往下拉一拉，学术界可能会有不小的震动。我不知道，辛老师的论证有没有可能出于这样的考虑。
李 智 /Li Zhi
辛老师解释的那时候的“小说”类似于现在网络语言中的“历史同人文”，但是是“夹带私货”的那种，也就是看起来都是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可故事却是“编”的，目的是作者本身的意识形态输出。当然，辛老师用的词是“寓言”，就是在编故事的背后是要阐述道理，也就是“说事儿”。
焚书坑儒的真相是什么？
敬 涛 /Jing Tao
“偶语《诗》《书》百家语者弃市”，一边不让读《诗》《书》，另一边设置七十博士，重视儒家思想。前者是以李斯为代表的谋臣，利用儒家思想巩固统治，后者是社会礼仪治理的需要。焚书坑儒的根本原因是六国儒士与秦统治者发生了冲突，是秦文化与关东文化的一次冲突，儒生议论秦始皇暴政、有不利于秦始皇的消息在儒士之中传播，所以秦始皇要找理由把他们杀掉。
雷重任 /Lei Zhongren
赵正对儒生应该是宽容的。先是提醒你，说话注意啊！再是警告你，小心我揍你！这都不行，赵正怒了，问题就麻烦了！“焚书坑儒”的对象不是所有文化人，《生死秦始皇》175页第二段说的很清楚，是针对那些“以儒生为代表的反对力量或者说是异议人士”的儒生。赵正用人起步都是几十万人，修房子修墙修墓园。至于咸阳城里四百六十多儒生？我至今彷佛都能听到赵正冷笑的声音：坑杀！
秦始皇姓秦，姓赢，还是姓赵？
刘 哲 /LIu Zhe
对于第四篇第二节“天下第一个皇帝就是赵家的人”，关于姓氏秦始皇姓氏的问题，我有些补充。在夏商周三代之前，姓氏是有区别的，姓是用来辨明血统的，氏是用来区分贵贱的。古代有同姓不婚，同氏不同姓的可通婚姻。而在周代宗法制度之下，姓代表大宗，标志着出于同一母系的人的自然血统的归属，是世代传递的血缘符号，是世代不更的。而氏则是由姓分出来的小宗，支系，氏代表着贵族的家庭出身和政治地位，关系着贵族在政治上的荣辱兴衰，是会随着贵族政治地位的变化而发生改变的。而遇到“坠命亡氏，踣其国家，以明亡氏则与夺爵失国同。”此时贵族没有了氏，就等于被剥夺了爵位，丢失了国家，断绝了子孙。
顾炎武在《日知录·原姓篇》说：“氏一再传而可变，姓千万年而不变。最贵者国君，国君无氏，不称氏称国……次则公子，公子无氏，不称氏，称公子，……公子之子为公孙，公孙之子以王父字”， 从《史记》上看，对于秦始皇的称呼有这么几种，一是秦王，一是始皇，胡亥是二世皇帝，诏书皆写作皇帝。《通志·氏族略》称“支庶称氏，未尝称国，或适他国则称国，如宋公子朝在卫则称宋朝，卫公孙鞅在秦则称卫鞅是也。” 此类公子、公孙、王子、王孙的称氏不胜枚举，都可以为证。如辛神所说，若从其姓，可称秦始皇作赵正，从其氏则可称其作秦正，而我以为其为王子、太子时也可称其为秦王子正、秦太子正，登基为王后则应称其为秦王正，灭六国称帝后则为皇帝正，后世应写作始皇帝正。《赵正书》不言尊位而称赵正，褒贬之意不言而喻。
如何认识辛德勇与《生死秦始皇》？
姚亚杰 /Yao Yajie
辛德勇老师的书中体现出来的治学路数是我很喜欢的，就是从读书中的小问题入手，去做考证和分析。当然这样的路数也是要见功力的，只有平时书读得多，积累得够，才能发现这一个个问题。
刘亚涛 /Liu Yatao
在考辩之余，遇到引书中的问题，不唯众是从，亦不唯权威是从。最显著的有二例：其一是第一篇中孟子谓万章之语，千百年来皆宗赵歧之说，无人能撼动。而辛先生怀有质疑之精神，对这段话进行了新解。敝人才疏，我不知道辛先生的新解是否正确，但其质疑精神尤为值得称道，而且其新解绝对可成为一家之言。其二，关于句读问题。对秦始皇八年，长安君成蟜将军击赵事，论证得有理有据，千百年来，历家注释皆认为成蟜反秦廷，而辛先生证此“反”为回之意，信而有征，其说可从。
李明阳 /Li Mingyang
记得辛老师说，有些人把学术当作信仰，自己坚定地相信，便理所当然地认为别人也得如此相信；有些人把学术当作艺术，一门心思求新求异，展现出自己的与众不同，却并不考虑是否切实；而辛老师的态度是把学术当作科学，每一个结论都是可以验证的，通过对文献和逻辑的寻绎和检验，最终结论是可以被证实或者证伪的。这在我心里留下非常深的印象。我第一次明白了文科研究也同样是可以有非常严格的标尺，去评价这项研究做得好不好、对不对，它的意义是可以衡量的。
李 智 /Li Zhi
辛老师在不同场合多次说过，史念海先生给他的治学忠告是“读书得间”，他自己最喜欢的学者是清代“乾嘉学派”的钱大昕。这几年，辛老师的学术著作越来越有在这条路上“加速跑”的趋势。《生死秦始皇》作为最新的一本，自然是体现的淋漓尽致。最后，引用最近在微博上热转的辛老师的那段话作为结束：“在黑暗的岁月里，不向威权献媚，不因功利的诱惑而随声起舞，这是一个正派人的底线，更是正派读书人的需要坚守的基本立场。”希望在以后的日子里，继续跟着老师学读书，学做人！
（以上文段均节选自读者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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