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中为何有文字是倒着印的
评论内容：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这不是印刷错误。因为目前所见的《史记》版本，无一例外都是如此。至于为什么要倒着写，着实是一个有趣却又难解的迷。
《将相表》分“年代”“大事记”“相位”“将位”“御史大夫位”五栏，记载国家大事及人事上的变动。倒书是指“大事记”“相位”“将位”三栏中个别文字与其他文字书写方向相反，有些学者也称之为“倒文”。对于这种现象，自汉至明，未见有学者论及，直至清康熙时汪越首先提出来讨论。
汪越在《读史记十表》中说：“《大事记》附表丞相薨、卒、免及自杀者何？重相也。……不于《相位》书，而表于《大事记》，正以见相之重也。”又说：“然则太尉置、罢，表于相位而倒置，御史大夫死、抵罪、自杀，表于将位而倒置，何也？恐此或便观览，未必有深义也。”（汪越《读史记十表》，《二十五史补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简单地说，汪越认为“大事记”栏中写丞相薨、卒、免等内容，是表示对丞相的尊重，而倒书是为了与皇帝、太后、诸王等主上的崩、薨有所区别。而“相位”“将位”两栏的倒书，他则认为就是方便阅读，没有特殊含义。
在汪越之后，众多学者如陈直、施之勉、李解民、张大可、周一平等人都就倒书问题发表了各自观点，总体来说可以分为两派：一派认为倒书有特别的用意，一派认为没有微言大义。为了解开读者们心中的疑惑，中华书局曾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介绍了三种观点：第一种是“凡是将相死、罢免等，在大事记中改换字的写法，即将字倒过来写”，第二种是“前一栏倒写的文字是下一栏的注释或帮助文字”，第三种是“倒文很有可能原来是写在简背面的，后人不明其义，转抄时就将简背文字用倒文的形式来表示了”。
我们认为这几种观点中，第二种应该是最合理的解释。凡是认为倒书有微言大义的观点，都面临一个问题，那就是倒书的内容不仅仅涉及到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的死或者罢免，还包括其他内容。如“置太尉官”“罢太尉官”记的是官职的置罢，“青翟为太子太傅”讲的是官员的改任，“五月甲申，贤老，赐金百斤”说的是大臣致仕。这些内容都谈不上有什么微言大义在里面。若要弄清楚倒书出现的原因，还是要从倒书的具体内容入手。
首先，要说明一点，即：上一栏倒书的内容，从本质上讲是属于下一栏的，这是大家都认可的。认为有微言大义的学者们，认为上提一栏是表示对丞相、太尉、御史大夫这些大臣的重视。而事实上，倒书应该是古人书写时的一种处理文句之间关系的一种方法。《史记》成书于西汉，最初应是写在竹简上的，所以出土的简牍中的倒书可以作为很好的参考。
1993年6月，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关沮乡清河村周家台三〇号秦墓出土了一批简牍，其中被整理者命名为《历谱》的一批简中，第49号简出现了倒书（李解民《〈史记〉倒文之谜》一文中已首先指出）。其文字如下：
丁亥 道长宿丁亥史除不坐椽曹从公 乙酉 甲申 癸未 癸未
其中“道长宿”三字就是倒书。“‘宿长道’倒书在‘丁亥’日之上，表示此三字当属于正月丁亥日这一栏。”很明显，这枚简中出现倒书是因为书写空间不够，倒着书写是为了表示文字归属。这一种倒书我们可以称之为“被动倒书”。
2002年，湖南湘西龙山县里耶古城出土大批秦代简牍，其中编号为七六五的一枚，正面文字如下（从右至左）：
卅四年九月癸亥犴癸酉三
卅四年八月丁未犴
蔓柏丞
延卅四年八月丙申下 七六五正
木牍正面“蔓柏丞
延卅四年八月丙申下”为倒书。按照时间顺序，八月丙申日之事应在八月丁未之前，而书写者倒书于牍之左下，我们推测，倒书的文字应该为后来补记。这一种倒书情况我们可以称之为“主动倒书”。
《将相表》中的倒书应该属于“主动倒书”，因为有些倒书的下一栏根本就没有书写文字，所以不存在书写空间不足的问题。倒书只是告诉读者，这是属于下面一栏的内容。倒书的目的是区别于正书，表示不是同一时间书写，或者不是同一人书写，或者是表示所书内容不属于一类。
《将相表》中的倒书共六十九条，可分为记大臣与记官职两大类。其中记大臣死亡的有三十八条，包括死、薨、卒、自杀、斩、腰斩、自刺杀七种情况；记大臣去职的有二十三条，包括抵罪、免、罢、老、夺印、改任六种情况。记官职的内容包括：罢太尉官四条，置太尉官三条，置司徒官一条。上述倒书内容，多数与正书内容密切相关。表中的正书所记，多为大臣任、迁、徙，另记大臣任职期间重要事件。仔细研究表中的倒书，我们发现，凡倒书者，大多数有与之对应的文字，且倒书之事在前（个别为同时），与之对应之事在后（个别为同时），或在同一年，或在次年，或后几年。在同一年对应者，倒书原应所属之栏（即下栏）有字，不在同一年对应者，下栏无字。下面举几个例子予以说明：
高皇帝四年“将位”栏倒书：“周苛守荥阳，死。” “御史大夫位”栏正书：“御史大夫汾阴侯周昌。”
高皇帝五年“相位”栏倒书：“罢太尉官。” “将位”栏正书：“后九月，绾为燕王。”
孝惠二年“大事记”栏倒书：“七月辛未，何薨。” “相位”栏正书：“七月癸巳，齐相平阳侯曹参为相国。”
以上三条为同年对应之例。周苛死在周昌为御史大夫之前；“罢太尉官”与“绾为燕王”可以认为一前一后，也可以认为是同时发生；“七月辛未”在“七月癸巳”前二十余日。我们发现，倒书之文皆可以视为与之对应的正书文字的“背景材料”，或者说是“补充说明”。周昌为御史大夫，是因为周苛战死；“绾为燕王”，同时“罢太尉官”；萧何薨，故而曹参继之。
孝惠五年“大事记”栏倒书：“八月乙丑，参卒。”
孝惠六年“相位”栏正书：“十月己巳，安国侯王陵为右丞相。曲逆侯陈平为左丞相。”
征和元年“大事记”栏倒书：“冬，贺坐为蛊死。”
征和二年“相位”栏正书：“三月丁巳，涿郡太守刘屈氂为丞相，封彭城侯。”
以上二例是相对应的倒书、正书不在同一年之例。但所记之事相差也不过几个月，联系亦是十分密切，因为事情没有发生在同一年，所以不能上下栏呼应。征和元年的倒书大概已经不是司马迁的原文，但体例一仍其旧。
从倒书的内容看，无论其在“大事记”“相位”“将位”中的哪一栏，都是记载大臣的结局，性质一样，不应该区别对待。总结说来，就是：正书言其始，倒书言其终，而其间的纽带是职官的更替。正书是经，见其更替；倒书是纬，补其不足。
《将相表》记事至鸿嘉元年，显然不可能是司马迁原作，到底是全部还是部分为后人续补，目前尚无定论。至于《将相表》中倒书的作者，可能是司马迁和后来的续补之人，也可能只是后来续补之人；倒书的书写时间，有可能是与正书一起完成，也可能在正书写定之后。这两个问题目前还无法解答，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尝试着去破解。
（本文作者为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古籍整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详细论证参见作者论文《据出土简牍考察〈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中的倒书》，出自《文史》2015年第4辑）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为“二十四史”之首。全书一百三十卷，其记载始于传说中的黄帝，迄于汉武帝时期，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1959年，在毛泽东、周恩来等国家领导的指示下，顾颉刚先生领衔整理的《史记》点校本出版，以其分段精善、校勘审慎、标点妥贴，有关技术处理得当，成为半个世纪以来最为通行的《史记》整理本，中国历史典籍整理标志性成果。
《史记》修订，由南京师范大学赵生群教授主持，历时八年，于2013年出版。《史记》修订本，在更新程度上是最大的，所用版本更加精善，校勘更加系统规范，前人成果的吸取更加全面，标点更加统一和准确。其中选用善本之精，规模之全，超过此前各家。
《史记》（修订精装本）出版后，受到广大读者和学术界的热烈关注，掀起新的一轮“《史记》热”。2014年8月，在吸纳读者意见和自我完善的基础上，推出《史记》（修订平装本），以飨读者。
司马迁的《史记》为史学及文学经典，裴骃等三家的注解，因年代较早，备受学者推崇。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收入三家注全文，多年来已成为公认权威的读本。本书为繁体字点校本《史记》的简体横排本，收入“中华国学文库”。
（统筹：陆藜；制作：思岐）
《史记》是金圣叹评点的六大奇书之一，不过金氏认为“奇”主要是指文辞精妙。其实在形式上，《史记》也有一个比较奇特的地方，那就是“倒书”。
细读过《史记》的人，大概都会注意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以下简称“《将相表》”）中有些文字是倒着印的，如“周苛守荥阳，死”这一句，就明明白白地倒着印在书上。而且类似这样倒印的文字，《将相表》中出现了将近70条。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我是买到错版书了？相信很多读者都会有这样的疑问。
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史记》第1335、1336页
《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第十》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这不是印刷错误。因为目前所见的《史记》版本，无一例外都是如此。至于为什么要倒着写，着实是一个有趣却又难解的迷。
1
什么是倒书
《将相表》分“年代”“大事记”“相位”“将位”“御史大夫位”五栏，记载国家大事及人事上的变动。倒书是指“大事记”“相位”“将位”三栏中个别文字与其他文字书写方向相反，有些学者也称之为“倒文”。对于这种现象，自汉至明，未见有学者论及，直至清康熙时汪越首先提出来讨论。
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史记》第1329页
《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第十》
汪越在《读史记十表》中说：“《大事记》附表丞相薨、卒、免及自杀者何？重相也。……不于《相位》书，而表于《大事记》，正以见相之重也。”又说：“然则太尉置、罢，表于相位而倒置，御史大夫死、抵罪、自杀，表于将位而倒置，何也？恐此或便观览，未必有深义也。”（汪越《读史记十表》，《二十五史补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简单地说，汪越认为“大事记”栏中写丞相薨、卒、免等内容，是表示对丞相的尊重，而倒书是为了与皇帝、太后、诸王等主上的崩、薨有所区别。而“相位”“将位”两栏的倒书，他则认为就是方便阅读，没有特殊含义。
在汪越之后，众多学者如陈直、施之勉、李解民、张大可、周一平等人都就倒书问题发表了各自观点，总体来说可以分为两派：一派认为倒书有特别的用意，一派认为没有微言大义。为了解开读者们心中的疑惑，中华书局曾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介绍了三种观点：第一种是“凡是将相死、罢免等，在大事记中改换字的写法，即将字倒过来写”，第二种是“前一栏倒写的文字是下一栏的注释或帮助文字”，第三种是“倒文很有可能原来是写在简背面的，后人不明其义，转抄时就将简背文字用倒文的形式来表示了”。
我们认为这几种观点中，第二种应该是最合理的解释。凡是认为倒书有微言大义的观点，都面临一个问题，那就是倒书的内容不仅仅涉及到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的死或者罢免，还包括其他内容。如“置太尉官”“罢太尉官”记的是官职的置罢，“青翟为太子太傅”讲的是官员的改任，“五月甲申，贤老，赐金百斤”说的是大臣致仕。这些内容都谈不上有什么微言大义在里面。若要弄清楚倒书出现的原因，还是要从倒书的具体内容入手。
2
出土简牍中所见之倒书
《关沮秦汉墓简牍》《历谱》简49
1993年6月，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关沮乡清河村周家台三〇号秦墓出土了一批简牍，其中被整理者命名为《历谱》的一批简中，第49号简出现了倒书（李解民《〈史记〉倒文之谜》一文中已首先指出）。其文字如下：
丁亥 道长宿丁亥史除不坐椽曹从公 乙酉 甲申 癸未 癸未
其中“道长宿”三字就是倒书。“‘宿长道’倒书在‘丁亥’日之上，表示此三字当属于正月丁亥日这一栏。”很明显，这枚简中出现倒书是因为书写空间不够，倒着书写是为了表示文字归属。这一种倒书我们可以称之为“被动倒书”。
《里耶秦简》简七六五正
2002年，湖南湘西龙山县里耶古城出土大批秦代简牍，其中编号为七六五的一枚，正面文字如下（从右至左）：
卅四年九月癸亥犴癸酉三
卅四年八月丁未犴
蔓柏丞
延卅四年八月丙申下 七六五正木牍正面“蔓柏丞
延卅四年八月丙申下”为倒书。按照时间顺序，八月丙申日之事应在八月丁未之前，而书写者倒书于牍之左下，我们推测，倒书的文字应该为后来补记。这一种倒书情况我们可以称之为“主动倒书”。《将相表》中的倒书应该属于“主动倒书”，因为有些倒书的下一栏根本就没有书写文字，所以不存在书写空间不足的问题。倒书只是告诉读者，这是属于下面一栏的内容。倒书的目的是区别于正书，表示不是同一时间书写，或者不是同一人书写，或者是表示所书内容不属于一类。
3
《将相表》中的倒书
《将相表》中的倒书共六十九条，可分为记大臣与记官职两大类。其中记大臣死亡的有三十八条，包括死、薨、卒、自杀、斩、腰斩、自刺杀七种情况；记大臣去职的有二十三条，包括抵罪、免、罢、老、夺印、改任六种情况。记官职的内容包括：罢太尉官四条，置太尉官三条，置司徒官一条。上述倒书内容，多数与正书内容密切相关。表中的正书所记，多为大臣任、迁、徙，另记大臣任职期间重要事件。仔细研究表中的倒书，我们发现，凡倒书者，大多数有与之对应的文字，且倒书之事在前（个别为同时），与之对应之事在后（个别为同时），或在同一年，或在次年，或后几年。在同一年对应者，倒书原应所属之栏（即下栏）有字，不在同一年对应者，下栏无字。下面举几个例子予以说明：
高皇帝四年“将位”栏倒书：“周苛守荥阳，死。” “御史大夫位”栏正书：“御史大夫汾阴侯周昌。”
高皇帝五年“相位”栏倒书：“罢太尉官。” “将位”栏正书：“后九月，绾为燕王。”
孝惠二年“大事记”栏倒书：“七月辛未，何薨。” “相位”栏正书：“七月癸巳，齐相平阳侯曹参为相国。”
以上三条为同年对应之例。周苛死在周昌为御史大夫之前；“罢太尉官”与“绾为燕王”可以认为一前一后，也可以认为是同时发生；“七月辛未”在“七月癸巳”前二十余日。我们发现，倒书之文皆可以视为与之对应的正书文字的“背景材料”，或者说是“补充说明”。周昌为御史大夫，是因为周苛战死；“绾为燕王”，同时“罢太尉官”；萧何薨，故而曹参继之。
孝惠五年“大事记”栏倒书：“八月乙丑，参卒。”
孝惠六年“相位”栏正书：“十月己巳，安国侯王陵为右丞相。曲逆侯陈平为左丞相。”
征和元年“大事记”栏倒书：“冬，贺坐为蛊死。”
征和二年“相位”栏正书：“三月丁巳，涿郡太守刘屈氂为丞相，封彭城侯。”
以上二例是相对应的倒书、正书不在同一年之例。但所记之事相差也不过几个月，联系亦是十分密切，因为事情没有发生在同一年，所以不能上下栏呼应。征和元年的倒书大概已经不是司马迁的原文，但体例一仍其旧。
从倒书的内容看，无论其在“大事记”“相位”“将位”中的哪一栏，都是记载大臣的结局，性质一样，不应该区别对待。总结说来，就是：正书言其始，倒书言其终，而其间的纽带是职官的更替。正书是经，见其更替；倒书是纬，补其不足。
《将相表》记事至鸿嘉元年，显然不可能是司马迁原作，到底是全部还是部分为后人续补，目前尚无定论。至于《将相表》中倒书的作者，可能是司马迁和后来的续补之人，也可能只是后来续补之人；倒书的书写时间，有可能是与正书一起完成，也可能在正书写定之后。这两个问题目前还无法解答，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尝试着去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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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在毛泽东、周恩来等国家领导的指示下，顾颉刚先生领衔整理的《史记》点校本出版，以其分段精善、校勘审慎、标点妥贴，有关技术处理得当，成为半个世纪以来最为通行的《史记》整理本，中国历史典籍整理标志性成果。
《史记》修订，由南京师范大学赵生群教授主持，历时八年，于2013年出版。《史记》修订本，在更新程度上是最大的，所用版本更加精善，校勘更加系统规范，前人成果的吸取更加全面，标点更加统一和准确。其中选用善本之精，规模之全，超过此前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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