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怠政30年，却被历史迷奉为经典：这位皇帝为何这么迷人？
评论内容：
黄仁宇与《万历十五年》
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最初是用英文所写，初稿完成于1976年夏，历经波折，1981年由美国耶鲁大学出版。英文稿写成后，为了向祖国大陆的读者介绍他的研究成果，黄仁宇先生亲自译写为中文，经黄苗子先生介绍，于1982年5月由中华书局出版，一度“洛阳纸贵”，读者言必称“万历十五年”云云。
中文版《万历十五年》的出版所引爆的“现象级文化事件”，在当时有其特殊的社会背景。1978年底，中国开始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重大转折，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到1982年，改革开放仅仅走过三年，学术文化领域尚未走出束缚，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从视野、写法、理念、文风、内容等方面完全迥异时流，令人耳目一新，深刻地影响了国内历史研究和普及的路径，成为“新史学”的典范。
正如作者在“自序”中所说，《万历十五年》“力图使历史专题的研究大众化，因而采用了传记体的铺叙方式”，其研究旨在揭示“十六世纪中国社会的传统的历史背景，也就是尚未与世界潮流冲突时的侧面形态”。还值得注意的是，《万历十五年》隐含了他提倡的“大历史观”，主张“将历史的基点推后三五百年才能摄入大历史的轮廓”。
02
樊树志与《万历传》
樊树志教授比黄仁宇先生晚一辈，1962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是新中国培养的一代学人，又赶上了古典学根基深厚的老一辈学术名家的熏陶和影响，承旧启新，薪火相传。
与黄仁宇先生一样，樊树志教授既是明史研究的大家名家，也是读者熟悉的大众历史的优秀写作者。不过，相比而言，樊树志教授的研究范围更广，著述更丰，举凡明朝政治、商业、土地关系、文化、重要人物，乃至贯通式中国古代历史等方面均有深厚的学术积淀，出版著作二十余种。
《万历传》始撰于1990年，耗时两年完稿，1993年由人民出版社首印发行。此后多次再版重印，迄今是广受读者欢迎的经典传记。
03
六人群像与四十八年长卷
不同于黄仁宇先生强调“从技术上的角度看历史”，樊树志教授的《万历传》，不仅采用白描手法立体化地展现万历皇帝及其万历时代，细腻地再现“一些重要而精彩的场景”，同时还借助西方的心理历史学理论，首次对万历皇帝做了心理分析，以便能更合理地揭示一系列万历时期的历史现象。
这种完美兼容学术性与可读性于一体的帝王传记的写作手法，在20世纪90年代可谓别开生面，引领风气之先。
这两本佳作在题材上相同，都属于传记体，但写作手法、侧重点等方面各有特色。虽然都聚焦万历皇帝，但所呈现的万历皇帝的个人形象及万历时期的历史世界，全然不同。
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第一章描写的是万历皇帝朱翊钧，却从万历十五年辛亥（1587）切入，由当年阳历三月发生的一件谣传的午朝事件，万历皇帝出人意料的处理方式——全部京官罚俸说起，回溯万历前十五年的历史，梳理了万历皇帝的成长与生活、婚姻与家庭，以及明朝的祖宗制度、权力架构、机构运作，与帝师张居正、“大伴”冯保的关系等。
这种写作手法，可以说是历史的素描。在黄仁宇先生看来，“追溯皇位继承问题的发生，以及一连串使皇帝感到大为不快的问题的出现，万历十五年可以作为一条界线”，这一年“对本朝的历史却有它特别重要之处”。也就是说，黄仁宇先生认为，万历十五年是万历皇帝从勤政到懒惰的转折点，也是明朝走向衰落的起点。
而樊树志教授的《万历传》一书，则聚焦的是长达四十八年的整个万历时期，除了浓墨重彩描述传主万历皇帝个人一生中的重要阶段，还囊括了万历一朝的重要事件与其他重要人物。对于读者最感兴趣的“帝王的政治色彩、权力欲望、个人素质，以及宫闱生活，帝王的内廷与外朝大臣的微妙关系，当时最为敏感的政治事件的幕后活动”，等等，以帝王传记这种“个案分析的方法，从微观研究着手，反映出宏观的视野”。
04
从敬意到细节的不同叙事
万历皇帝朱翊钧与张居正的关系，始终是万历时期乃至整个明朝历史的焦点和迷局之一。
《万历十五年》一书并没有单独为张居正立传，而是在第一章“万历皇帝”中用不少笔墨叙述了万历皇帝和张居正关系从亲密到破裂的演变过程。第三章题名中虽然标有“张居正”，不过主要围绕的是后张居正时代首辅申时行苦心调和文官集团与皇帝紧张关系的种种努力。
从题名“世间已无张居正”来看，黄仁宇先生对首辅兼帝师的张居正充满了敬意与同情，这句话也为当今读者，尤其是“张粉”“明粉”们所津津乐道。在重点描写朱翊钧与张居正的第一章中，黄仁宇先生用三十页的篇幅综述了当时的宫闱生活、皇帝制度、国家礼仪、政府运作等方面，诸如涉及皇太子、小皇帝的教育培养，皇帝大婚及婚后的变化，官僚集团与司礼监朝堂制衡的权力结构，张居正辅政方式、改革举措、夺情之争，万历皇帝亲政后从勤政到惰政，清算张居正等，浓缩了诸多历史事实和历史知识，令人不无窒息之感。
樊树志教授三十多万字的煌煌巨著《万历传》，则按照传记体的传统写法，以万历皇帝的成长过程为主线、纵线，以同时期的重要事件为辅线、横线加以描述，尤其注重借助可靠史料对历史具体情境的复原与再造，令读者眼前充满画面感，如同身临其境。比如，在第一章中，樊树志教授采用白描的细腻手法，描述了张居正等为小皇帝朱翊钧量身打造的圣主明君的培养方式，如何起居，如何读书写字，如何接见大臣，如何处理国事，如何参与各种典礼，如此等等，其严苛程度远超当今的“虎爸虎妈”，这也为后来朱翊钧厌学惰政埋下伏笔。
05
国本之争
除了朱翊钧与张居正的关系，“国本之争”也是万历一朝的大事，更是万历皇帝与文官集团关系破裂的导火线，向来是读者阅读明史的一大看点。
关于万历皇帝的感情生活、“国本之争”的始末与缘由，《万历十五年》并没有集中加以描述，而是散见于多个章节。黄仁宇先生在第一章中穿插介绍了朱翊钧的私生活，朱翊钧与宫女王氏（即孝靖皇后）生下皇长子朱常洛，却始终瞧不上眼，而对郑淑嫔（即郑贵妃）一往情深。两人终身不渝的热恋，竟然“埋伏下了本朝的一个极严重的政治危机”。
为何朱、郑二人的感情至死不渝？黄仁宇先生认为，主要原因在于郑贵妃“聪明机警，意志坚决，喜欢读书，因而符合皇帝感情上的需要”，朱翊钧真正获得了“精神交流的力量”。在第三章中，黄仁宇先生用了更多笔墨分析了朱翊钧如何应对来自文官集团力主皇长子朱常洛为储君的压力，以及储君风波造成的恶劣影响，同时指出了万历皇帝在立储问题上所犯的错误，以及未能乾纲独断的主因等。
此外，他基于官私文献，还恰如其分地对朱翊钧等做了心理分析，这也是《万历传》的一大特色。
06
两种历史叙事的美学
如果我们相信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是“万历丁亥年的年鉴”，那么樊树志教授的《万历传》无疑是万历四十八年的历史长卷。一部深刻凝练，一部恢宏细腻；一部从技术窗口观察历史制度的困顿，一部从心理维度体察人性的起伏。
樊树志教授则以他宏大的学术视野和细致的笔法，回应并深化了黄仁宇先生的思想。《万历传》不仅承继了黄仁宇先生关于制度困境的深刻洞察，更进一步用四十八年的时间跨度，完整记录了万历皇帝从荣光到晦暗的人生轨迹，用具体的历史场景、丰富的人物对话、细致的心理描写，让读者能够更加真切地感受到那个时代的脉搏。《万历传》成为了真正意义上对万历时代的全景式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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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文史专业之外的读者而言，长久以来颇受青睐的描写万历皇帝及其历史世界的历史名著，大概非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和樊树志教授的《万历传》莫属。这两部经典之作不仅都自出版以来长销不衰，而且几乎都早已成为了解万历时期历史的必读之作，更是人文历史类大众读本的佼佼者。
黄仁宇与《万历十五年》
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最初是用英文所写，初稿完成于1976年夏，历经波折，1981年由美国耶鲁大学出版。英文稿写成后，为了向祖国大陆的读者介绍他的研究成果，黄仁宇先生亲自译写为中文，经黄苗子先生介绍，于1982年5月由中华书局出版，一度“洛阳纸贵”，读者言必称“万历十五年”云云。
中文版《万历十五年》的出版所引爆的“现象级文化事件”，在当时有其特殊的社会背景。1978年底，中国开始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重大转折，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到1982年，改革开放仅仅走过三年，学术文化领域尚未走出束缚，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从视野、写法、理念、文风、内容等方面完全迥异时流，令人耳目一新，深刻地影响了国内历史研究和普及的路径，成为“新史学”的典范。
正如作者在“自序”中所说，《万历十五年》“力图使历史专题的研究大众化，因而采用了传记体的铺叙方式”，其研究旨在揭示“十六世纪中国社会的传统的历史背景，也就是尚未与世界潮流冲突时的侧面形态”。还值得注意的是，《万历十五年》隐含了他提倡的“大历史观”，主张“将历史的基点推后三五百年才能摄入大历史的轮廓”。
电视剧《大明王朝》中的万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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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树志与《万历传》
樊树志教授比黄仁宇先生晚一辈，1962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是新中国培养的一代学人，又赶上了古典学根基深厚的老一辈学术名家的熏陶和影响，承旧启新，薪火相传。
与黄仁宇先生一样，樊树志教授既是明史研究的大家名家，也是读者熟悉的大众历史的优秀写作者。不过，相比而言，樊树志教授的研究范围更广，著述更丰，举凡明朝政治、商业、土地关系、文化、重要人物，乃至贯通式中国古代历史等方面均有深厚的学术积淀，出版著作二十余种。
《万历传》始撰于1990年，耗时两年完稿，1993年由人民出版社首印发行。此后多次再版重印，迄今是广受读者欢迎的经典传记。
《大明王朝》剧照，张居正与童年万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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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人群像与四十八年长卷
不同于黄仁宇先生强调“从技术上的角度看历史”，樊树志教授的《万历传》，不仅采用白描手法立体化地展现万历皇帝及其万历时代，细腻地再现“一些重要而精彩的场景”，同时还借助西方的心理历史学理论，首次对万历皇帝做了心理分析，以便能更合理地揭示一系列万历时期的历史现象。
这种完美兼容学术性与可读性于一体的帝王传记的写作手法，在20世纪90年代可谓别开生面，引领风气之先。
这两本佳作在题材上相同，都属于传记体，但写作手法、侧重点等方面各有特色。虽然都聚焦万历皇帝，但所呈现的万历皇帝的个人形象及万历时期的历史世界，全然不同。
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第一章描写的是万历皇帝朱翊钧，却从万历十五年辛亥（1587）切入，由当年阳历三月发生的一件谣传的午朝事件，万历皇帝出人意料的处理方式——全部京官罚俸说起，回溯万历前十五年的历史，梳理了万历皇帝的成长与生活、婚姻与家庭，以及明朝的祖宗制度、权力架构、机构运作，与帝师张居正、“大伴”冯保的关系等。
胡歌即将出演《风禾尽起张居正》
这种写作手法，可以说是历史的素描。在黄仁宇先生看来，“追溯皇位继承问题的发生，以及一连串使皇帝感到大为不快的问题的出现，万历十五年可以作为一条界线”，这一年“对本朝的历史却有它特别重要之处”。也就是说，黄仁宇先生认为，万历十五年是万历皇帝从勤政到懒惰的转折点，也是明朝走向衰落的起点。
而樊树志教授的《万历传》一书，则聚焦的是长达四十八年的整个万历时期，除了浓墨重彩描述传主万历皇帝个人一生中的重要阶段，还囊括了万历一朝的重要事件与其他重要人物。对于读者最感兴趣的“帝王的政治色彩、权力欲望、个人素质，以及宫闱生活，帝王的内廷与外朝大臣的微妙关系，当时最为敏感的政治事件的幕后活动”，等等，以帝王传记这种“个案分析的方法，从微观研究着手，反映出宏观的视野”。
04
从敬意到细节的不同叙事
万历皇帝朱翊钧与张居正的关系，始终是万历时期乃至整个明朝历史的焦点和迷局之一。
《万历十五年》一书并没有单独为张居正立传，而是在第一章“万历皇帝”中用不少笔墨叙述了万历皇帝和张居正关系从亲密到破裂的演变过程。第三章题名中虽然标有“张居正”，不过主要围绕的是后张居正时代首辅申时行苦心调和文官集团与皇帝紧张关系的种种努力。
从题名“世间已无张居正”来看，黄仁宇先生对首辅兼帝师的张居正充满了敬意与同情，这句话也为当今读者，尤其是“张粉”“明粉”们所津津乐道。在重点描写朱翊钧与张居正的第一章中，黄仁宇先生用三十页的篇幅综述了当时的宫闱生活、皇帝制度、国家礼仪、政府运作等方面，诸如涉及皇太子、小皇帝的教育培养，皇帝大婚及婚后的变化，官僚集团与司礼监朝堂制衡的权力结构，张居正辅政方式、改革举措、夺情之争，万历皇帝亲政后从勤政到惰政，清算张居正等，浓缩了诸多历史事实和历史知识，令人不无窒息之感。
05
国本之争
除了朱翊钧与张居正的关系，“国本之争”也是万历一朝的大事，更是万历皇帝与文官集团关系破裂的导火线，向来是读者阅读明史的一大看点。
关于万历皇帝的感情生活、“国本之争”的始末与缘由，《万历十五年》并没有集中加以描述，而是散见于多个章节。黄仁宇先生在第一章中穿插介绍了朱翊钧的私生活，朱翊钧与宫女王氏（即孝靖皇后）生下皇长子朱常洛，却始终瞧不上眼，而对郑淑嫔（即郑贵妃）一往情深。两人终身不渝的热恋，竟然“埋伏下了本朝的一个极严重的政治危机”。
为何朱、郑二人的感情至死不渝？黄仁宇先生认为，主要原因在于郑贵妃“聪明机警，意志坚决，喜欢读书，因而符合皇帝感情上的需要”，朱翊钧真正获得了“精神交流的力量”。在第三章中，黄仁宇先生用了更多笔墨分析了朱翊钧如何应对来自文官集团力主皇长子朱常洛为储君的压力，以及储君风波造成的恶劣影响，同时指出了万历皇帝在立储问题上所犯的错误，以及未能乾纲独断的主因等。
此外，他基于官私文献，还恰如其分地对朱翊钧等做了心理分析，这也是《万历传》的一大特色。
06
两种历史叙事的美学
如果我们相信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是“万历丁亥年的年鉴”，那么樊树志教授的《万历传》无疑是万历四十八年的历史长卷。一部深刻凝练，一部恢宏细腻；一部从技术窗口观察历史制度的困顿，一部从心理维度体察人性的起伏。
樊树志教授则以他宏大的学术视野和细致的笔法，回应并深化了黄仁宇先生的思想。《万历传》不仅承继了黄仁宇先生关于制度困境的深刻洞察，更进一步用四十八年的时间跨度，完整记录了万历皇帝从荣光到晦暗的人生轨迹，用具体的历史场景、丰富的人物对话、细致的心理描写，让读者能够更加真切地感受到那个时代的脉搏。《万历传》成为了真正意义上对万历时代的全景式呈现。
现在，你有机会拥有这部经典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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