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到底服不服周？”“我就是不服周！”
评论内容：
（二）如果把“周”理解为春秋时期名存实亡的周邦，那么“楚不服周”，说的就是楚国在春秋早期冲破周王朝封国体系自立为王，然后与作为周邦代理人的中原霸主国进行的长期斗争。在这个过程中，楚国曾经多次占据上风，甚至两次提出要把象征周王朝统治天下权力的九鼎迁移到楚国都城，也就是要建立楚朝一统天下。
春秋早期，楚君熊通弘扬先君熊渠抓住战略机遇期封诸子为王的“革命传统”，抓住周邦衰败、中原无雄主的战略机遇期，悍然抛弃周王朝授予他的蛮夷国爵位——“楚子”，一步到位自立为楚王，与当时在东周王畿的傀儡周王形成“二王对峙”之势。楚武王这一决绝的政治宣示，可以说是代表所有中原周边所谓“蛮夷国”的有志君主喊出了“王天下者宁有种乎”的响亮口号，不仅奠定了楚国从春秋早期楚武王时期到春秋晚期楚灵王时期的国家战略“北上中原，转型升级”，也为后来春秋时期吴越各国称王、战国时期七雄称王埋下了伏笔。
从春秋中期楚成王时期开始，楚国迎来了强劲的对手——得到周王室授权的、名义上管控天下国际秩序、实际上管控中原国际秩序的霸主国，先是齐桓公时期的齐国，然后是从晋文公开始长期担任霸主的晋国。在楚国和中原霸主国长达一百四十多年的斗争期间（从前672年楚成王即位到前530年楚灵王围徐逼吴），楚国和中原霸主国之间直接交战的次数很少，主要斗争形式是争取中间地带诸侯国的归服，一直没能分出决定性的胜负。
从楚国的角度来说，楚国在这场斗争中的实力高峰时刻有三个，那就是前632年晋楚城濮之战前夕、前597年晋楚邲之战楚国取胜之后、前530年楚国围徐逼吴之时。考虑到楚国所处的南方地区较为低下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楚国取得的斗争成绩已经是非常令人瞩目了。
在斗争过程中，齐国、晋国君主虽然在实际上代行周王职权，但一直没有突破自己的霸主身份僭越称王，他们一直是作为周王之下的中原霸主，率领中原诸侯抵抗南蛮楚国的侵略。然而，楚国君王恐怕在城濮之战后就明白了一个道理：如果楚国争霸没成功，尚且是与周王并立的王，那么争霸成功的话，又怎么可能降级成为周王之下的霸主呢？因此，到楚庄王时，他通过派使者向周王室询问九鼎轻重、在胜利演说中以周武王自我标榜等方式表明，楚国已经抛弃了楚成王试图迎合中原霸政体系的“先称霸后称王”策略，而是要“武力攻霸，灭霸称王”，最终目标是击败霸主晋国，建立大一统的楚王朝。后来，当楚灵王在前530年亲自率军围徐逼吴时，他又再次通过派使者向周王室问九鼎轻重确认了楚国不是要“称霸”，而是要“称王”，是要迁移九鼎改朝换代，实现新的大一统。
（三）如果把“不服周”的“周”理解为以分封制为基础的周式分权大一统体制，那么“楚不服周”，说的就是楚国与其他在春秋时期实行分封制的中原诸侯国反向而行，在春秋早期就发展成为历史上第一个以中央直辖县制为基础的集权大国，也就是构建了“楚式集权小一统”，为秦国建立以中央直辖郡县制为基础的“秦式集权大一统”指明了方向、验证了可行性。
楚国在领土统治权方面率先采用“设县直辖”的中央集权策略来统治春秋早期开疆拓土过程中获得的新占领土，在政事决策权方面不断发展以楚王为最高决策者的君集权、君臣治理结构，进而在春秋中期就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实行集权制度的大国。在春秋中期和晚期，楚国的实控疆域包括南方大部分地区，也就是整个天下的半壁江山，而且楚王多次明确表达了想要建立包括整个天下的、以中央直辖县制为基础的集权大一统王朝，所以我们可以把楚国在南方构建的政治体制称为“楚式集权小一统”。
值得注意的是，春秋时期楚国采取的策略与秦朝的前身——春秋时期的秦国是一致的。大概在楚武王设立第一个直辖县之后的十年间，秦武王在秦国也设立了第一个直辖县，而且从《左传》等传世文献中可以找到不少证据证明，秦国在政事决策权方面也构建了一个以秦君为最高决策者的君集权、君臣治理结构。大概在春秋中期，秦国也成了一个实行集权制度的大国。
当然，春秋时期的楚国国内治理成就和国际政治成就显然远大于春秋时期的秦国：
一方面，楚国在春秋时期绝大部分时段都是南方最强大的国家，而且其集权体制使得它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个大事就是一边东进开疆拓土，一边北上与晋国竞争。在整个春秋中期和晚期前段，“南王”楚国和“北霸”晋国一直处在国际政治舞台的最中央，他们之间的斗争形势决定了其他国家的外交和内政选择。
另一方面，秦国即使是在最强势的秦穆公时期也没能成功参与中原争霸，秦晋殽之战秦国战败后，秦国东进中原争霸的道路更是被晋国封死，此后几乎从中原国际政治舞台上消失。秦穆公以后的秦国虽然“遂霸西戎”，但是由此获得的经济军事增量显然不足以使得它冲破晋国封锁，终春秋之世，秦国一直是晋、楚、齐、秦四大国中最弱的一个。
有意思的是，楚、秦这两个在地缘上都位于周边地区、在政治上都实行集权制度的大国，在殽之战秦国战败之后就结成了战略同盟，而这个战略同盟关系一直维持到了战国中期。在春秋时期，被中原霸主晋国剥夺了东进通道的秦国眼看着实行集权体制的盟友楚国如何坚持不懈地与晋国斗争，这也无疑将进一步坚定秦国走集权道路的信心。
春秋时期楚国采取的策略，与其他长期受周邦管控和庇护、作为周文化圈主体的中原主要诸侯国（如晋、齐、鲁、卫、郑、宋）是完全相反的。具体说来，这些中原诸侯国在领土统治权方面采用了“分封私邑给卿大夫”的分权策略来统治春秋早期开疆拓土过程中获得的新占领土，在政事决策权方面不断发展以国君为共主、以诸卿为实际领导者的君臣分权治理结构，从而在春秋中期建立起一系列实行君臣分权制度的大国（晋、齐）和中等国（鲁、卫、郑、宋）。
如上文所述，春秋时期楚国的实践证明，用集权政治体制来统治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不仅是完全可行的，而且在“集中全国力量来进行国家竞争”方面具有明显的制度优势。实际上，晋国第一位担任霸主的君主晋文公在归国夺权成功之前曾经在楚国和秦国逗留过，对这两个国家的集权制度应该做过深入调研和学习。因此，晋文公率军占领“南阳”地区之后，曾经尝试采用与楚国、秦国一样的直辖县制度来统治新占领土，不过，这种集权导向的改革在晋国没有坚持多久就宣告失败了，而最初设立的直辖县也转变成为卿大夫家族的私邑。
晋国学习楚国建立集权体制的努力虽然失败了，晋国内部那些通过分封获得了大量私邑的卿族，通过学习楚国建立集权体制的努力却获得了成功。这些卿族的家主就是多次率军与楚国直接或间接对抗的晋国诸卿，因此他们对于楚国由于实行集权体制而表现出来的君臣团结一心、坚持不懈北上争霸的全新气象有非常鲜活的体会。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晋国卿族逐渐成长为一种“准诸侯国”政权。在领土统治权方面，卿族家主采取“委派家臣直接治理”的中央集权方式来统治地方上的私邑，而不把这些私邑进一步分封给家臣；在政事决策权方面，卿族也致力于构建一个以家主为最高决策者的君集权、君臣治理结构，并且坚决打击占据私邑发动叛乱的家臣。
在战国早期，赵、魏、韩三个集权体制的新式军国撑破晋国这个“皮囊”获得独立，而魏国英主魏文侯率先发动的、以进一步发展集权体制和全力实现富国强兵为主旨的革新变法，既培育出了长期流亡魏国、归国即位后就仿照魏国样式开启改革的秦献公(秦孝公之父)，又培养出了雄才大略、后来在秦孝公全力支持下全面革新变法的商鞅。最终，秦国汇集了来自本国、楚国、魏国的集权制度资源，一统天下建立秦朝，也就是建成了以郡县制为基础的集权大一统政治体制。
总而言之，从西周到秦朝的历史脉络，如果从“集权大一统体制的建立”视角来梳理的话，可以这样概括：
西周时期，周人在全天下建立“分权大一统”体制，一方面将“大一统”树立为后代王朝追求的最高政治理想，另一方面将“如何实现更高层次大一统”的问题留给了后人。
春秋时期，楚人在天下半壁江山建立“集权小一统”体制，验证并展示了“集权大一统”体制的可行性和先进性。
战国时期，秦人弘扬周人的“大一统”政治理想，借鉴楚人的“集权小一统”成功经验，在全天下建立“集权大一统”体制，实现了比西周层次更高的大一统，奠定了后来王朝的基本政治格局。
从这个层面上来说，楚国的历史意义就在于，它既是西周“分权大一统”体制的反叛者，又是秦朝“集权大一统”体制的先行者。
“你到底服不服周？”
“我就是不服周！”
“不服周”是湖北、湖南方言中的一种常用说法，是“不服气”“不认输”“不甘心”的意思。主流说法认为，这个俗语的来历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所谓“周”就是周朝诸侯的共主周邦，而“不服周”的主语，就是长期与周邦、周邦代理人、周邦政治体制作斗争的楚国。
《不服周：楚国的奋斗与沉沦》，刘勋 著
笔者认为，“不服周”的确是对楚国历史最传神的概括，细说起来有这样三个方面：
（一）如果把“周”理解为西周时期整体说来较为强盛的周邦，那么“楚不服周”，说的就是西周时期身为周王朝下属封国的楚国，与周王朝最高统治实体——周邦进行的长期斗争。在这个过程中，周邦整体上处于强势地位，而楚国则抓住周邦统治松动的机遇期谋求发展。
楚国在商周之际曾经是周国的盟国，在西周早期也是一个恭顺的周朝周边蛮夷封国，在周成王组织的岐阳诸侯会盟期间曾经负责摆放滤酒茅草、守护燎祭火堆的辅助性工作。
但是，最迟到西周中期周昭王时，楚国已经成长为周朝南土统治秩序最强有力的挑战者，从而在周昭王十六年（前985年）和十九年两度成为周昭王率六师大举讨伐的对象。然而，十九年的周昭王南征以周六师在汉水边全军覆没而告终，楚国也抓住周朝大败后长达一百多年的战略机遇期积极开疆拓土，在熊渠时期达到全盛，甚至一度分封诸子为王。
西周晚期，周邦周厉王大力征伐南方蛮夷国家以震慑楚国，周宣王在汉水以东地区分封申、吕等外戚封国以遏制楚国发展，而楚国先君则在周邦强势时韬光养晦等待时机。随着周邦在周幽王末年轰然倒塌，楚国可以说是“熬死了”周邦，取得了这场斗争的最后胜利。
江苏徐州北洞山楚王墓出土的玉衣
春秋早期，楚君熊通弘扬先君熊渠抓住战略机遇期封诸子为王的“革命传统”，抓住周邦衰败、中原无雄主的战略机遇期，悍然抛弃周王朝授予他的蛮夷国爵位——“楚子”，一步到位自立为楚王，与当时在东周王畿的傀儡周王形成“二王对峙”之势。楚武王这一决绝的政治宣示，可以说是代表所有中原周边所谓“蛮夷国”的有志君主喊出了“王天下者宁有种乎”的响亮口号，不仅奠定了楚国从春秋早期楚武王时期到春秋晚期楚灵王时期的国家战略“北上中原，转型升级”，也为后来春秋时期吴越各国称王、战国时期七雄称王埋下了伏笔。
从春秋中期楚成王时期开始，楚国迎来了强劲的对手——得到周王室授权的、名义上管控天下国际秩序、实际上管控中原国际秩序的霸主国，先是齐桓公时期的齐国，然后是从晋文公开始长期担任霸主的晋国。在楚国和中原霸主国长达一百四十多年的斗争期间（从前672年楚成王即位到前530年楚灵王围徐逼吴），楚国和中原霸主国之间直接交战的次数很少，主要斗争形式是争取中间地带诸侯国的归服，一直没能分出决定性的胜负。
从楚国的角度来说，楚国在这场斗争中的实力高峰时刻有三个，那就是前632年晋楚城濮之战前夕、前597年晋楚邲之战楚国取胜之后、前530年楚国围徐逼吴之时。考虑到楚国所处的南方地区较为低下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楚国取得的斗争成绩已经是非常令人瞩目了。
在斗争过程中，齐国、晋国君主虽然在实际上代行周王职权，但一直没有突破自己的霸主身份僭越称王，他们一直是作为周王之下的中原霸主，率领中原诸侯抵抗南蛮楚国的侵略。然而，楚国君王恐怕在城濮之战后就明白了一个道理：如果楚国争霸没成功，尚且是与周王并立的王，那么争霸成功的话，又怎么可能降级成为周王之下的霸主呢？因此，到楚庄王时，他通过派使者向周王室询问九鼎轻重、在胜利演说中以周武王自我标榜等方式表明，楚国已经抛弃了楚成王试图迎合中原霸政体系的“先称霸后称王”策略，而是要“武力攻霸，灭霸称王”，最终目标是击败霸主晋国，建立大一统的楚王朝。后来，当楚灵王在前530年亲自率军围徐逼吴时，他又再次通过派使者向周王室问九鼎轻重确认了楚国不是要“称霸”，而是要“称王”，是要迁移九鼎改朝换代，实现新的大一统。
“泗水捞鼎”画像砖拓印
（三）如果把“不服周”的“周”理解为以分封制为基础的周式分权大一统体制，那么“楚不服周”，说的就是楚国与其他在春秋时期实行分封制的中原诸侯国反向而行，在春秋早期就发展成为历史上第一个以中央直辖县制为基础的集权大国，也就是构建了“楚式集权小一统”，为秦国建立以中央直辖郡县制为基础的“秦式集权大一统”指明了方向、验证了可行性。
楚国在领土统治权方面率先采用“设县直辖”的中央集权策略来统治春秋早期开疆拓土过程中获得的新占领土，在政事决策权方面不断发展以楚王为最高决策者的君集权、君臣治理结构，进而在春秋中期就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实行集权制度的大国。在春秋中期和晚期，楚国的实控疆域包括南方大部分地区，也就是整个天下的半壁江山，而且楚王多次明确表达了想要建立包括整个天下的、以中央直辖县制为基础的集权大一统王朝，所以我们可以把楚国在南方构建的政治体制称为“楚式集权小一统”。
值得注意的是，春秋时期楚国采取的策略与秦朝的前身——春秋时期的秦国是一致的。大概在楚武王设立第一个直辖县之后的十年间，秦武王在秦国也设立了第一个直辖县，而且从《左传》等传世文献中可以找到不少证据证明，秦国在政事决策权方面也构建了一个以秦君为最高决策者的君集权、君臣治理结构。大概在春秋中期，秦国也成了一个实行集权制度的大国。
当然，春秋时期的楚国国内治理成就和国际政治成就显然远大于春秋时期的秦国：
一方面，楚国在春秋时期绝大部分时段都是南方最强大的国家，而且其集权体制使得它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个大事就是一边东进开疆拓土，一边北上与晋国竞争。在整个春秋中期和晚期前段，“南王”楚国和“北霸”晋国一直处在国际政治舞台的最中央，他们之间的斗争形势决定了其他国家的外交和内政选择。
另一方面，秦国即使是在最强势的秦穆公时期也没能成功参与中原争霸，秦晋殽之战秦国战败后，秦国东进中原争霸的道路更是被晋国封死，此后几乎从中原国际政治舞台上消失。秦穆公以后的秦国虽然“遂霸西戎”，但是由此获得的经济军事增量显然不足以使得它冲破晋国封锁，终春秋之世，秦国一直是晋、楚、齐、秦四大国中最弱的一个。
有意思的是，楚、秦这两个在地缘上都位于周边地区、在政治上都实行集权制度的大国，在殽之战秦国战败之后就结成了战略同盟，而这个战略同盟关系一直维持到了战国中期。在春秋时期，被中原霸主晋国剥夺了东进通道的秦国眼看着实行集权体制的盟友楚国如何坚持不懈地与晋国斗争，这也无疑将进一步坚定秦国走集权道路的信心。
春秋时期楚国采取的策略，与其他长期受周邦管控和庇护、作为周文化圈主体的中原主要诸侯国（如晋、齐、鲁、卫、郑、宋）是完全相反的。具体说来，这些中原诸侯国在领土统治权方面采用了“分封私邑给卿大夫”的分权策略来统治春秋早期开疆拓土过程中获得的新占领土，在政事决策权方面不断发展以国君为共主、以诸卿为实际领导者的君臣分权治理结构，从而在春秋中期建立起一系列实行君臣分权制度的大国（晋、齐）和中等国（鲁、卫、郑、宋）。
如上文所述，春秋时期楚国的实践证明，用集权政治体制来统治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不仅是完全可行的，而且在“集中全国力量来进行国家竞争”方面具有明显的制度优势。实际上，晋国第一位担任霸主的君主晋文公在归国夺权成功之前曾经在楚国和秦国逗留过，对这两个国家的集权制度应该做过深入调研和学习。因此，晋文公率军占领“南阳”地区之后，曾经尝试采用与楚国、秦国一样的直辖县制度来统治新占领土，不过，这种集权导向的改革在晋国没有坚持多久就宣告失败了，而最初设立的直辖县也转变成为卿大夫家族的私邑。
晋国学习楚国建立集权体制的努力虽然失败了，晋国内部那些通过分封获得了大量私邑的卿族，通过学习楚国建立集权体制的努力却获得了成功。这些卿族的家主就是多次率军与楚国直接或间接对抗的晋国诸卿，因此他们对于楚国由于实行集权体制而表现出来的君臣团结一心、坚持不懈北上争霸的全新气象有非常鲜活的体会。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晋国卿族逐渐成长为一种“准诸侯国”政权。在领土统治权方面，卿族家主采取“委派家臣直接治理”的中央集权方式来统治地方上的私邑，而不把这些私邑进一步分封给家臣；在政事决策权方面，卿族也致力于构建一个以家主为最高决策者的君集权、君臣治理结构，并且坚决打击占据私邑发动叛乱的家臣。
在战国早期，赵、魏、韩三个集权体制的新式军国撑破晋国这个“皮囊”获得独立，而魏国英主魏文侯率先发动的、以进一步发展集权体制和全力实现富国强兵为主旨的革新变法，既培育出了长期流亡魏国、归国即位后就仿照魏国样式开启改革的秦献公(秦孝公之父)，又培养出了雄才大略、后来在秦孝公全力支持下全面革新变法的商鞅。最终，秦国汇集了来自本国、楚国、魏国的集权制度资源，一统天下建立秦朝，也就是建成了以郡县制为基础的集权大一统政治体制。
总而言之，从西周到秦朝的历史脉络，如果从“集权大一统体制的建立”视角来梳理的话，可以这样概括：
西周时期，周人在全天下建立“分权大一统”体制，一方面将“大一统”树立为后代王朝追求的最高政治理想，另一方面将“如何实现更高层次大一统”的问题留给了后人。
春秋时期，楚人在天下半壁江山建立“集权小一统”体制，验证并展示了“集权大一统”体制的可行性和先进性。
战国时期，秦人弘扬周人的“大一统”政治理想，借鉴楚人的“集权小一统”成功经验，在全天下建立“集权大一统”体制，实现了比西周层次更高的大一统，奠定了后来王朝的基本政治格局。
从这个层面上来说，楚国的历史意义就在于，它既是西周“分权大一统”体制的反叛者，又是秦朝“集权大一统”体制的先行者。
（选自刘勋著《不服周：楚国的奋斗与沉沦》，中华书局2026年3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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