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学问始终夹在两个性格如同冰火的学科之间，这就是经济史。这几年里，刘志伟教授好几次在公开和私下的场合都说，经济史是沟通历史学和社会科学的桥梁。他新近出版的论文集《贡赋体制与市场：明清社会经济史论稿》相当能体现这一层意思。

过去四十年中，中国经济史的核心议题经历了显著的变化。刘志伟教授的这本论文集所收录的研究之时间跨度也差不多经历了这个历程。他的研究更聚焦于这样一个问题意识：如果明清社会中的确存在着发达的商品经济，市场日渐活跃，那么这样的市场，是由怎样的力量催生出来的？社会科学意义上的“制度”对前现代中国的市场来说，又意味着什么？

这个提问，使得“资本主义萌芽”讨论脉络中开掘出来的那些题目与材料，可以引申到经济史源流上作重新的思考。1967年，希克斯在英国威尔士大学发表一个演讲，1969年整理为一个小册子出版，这就是后来成为经典的《经济史理论》。

这个小册子框定了经济史研究的基本议题。这本书中，希克斯对人类社会交换行为设定了一个基本框架：习俗经济、指令经济与市场经济。按照我们现在的生活经验，通常所说的买卖交易，都可以归入市场经济；很多政府行为则可归入指令经济，例如税收或者转移支付。也就是说，在现代（市场）经济的经验中，这两者是相互分离的。当然，相互分离并不是说两者各行其是。事实上，在任何现代政治治理中，以指令调节市场都是普遍而频繁的。但两者的相互影响正是建立在两者相互分离的基础之上。

如果观察明清社会中的市场构造，似乎也能观察到类似情形，但是，观察明清时代的经济形态与市场发展，无法将指令经济与市场经济拆分为两个相互分离的体系。有很多证据都可以印证这一点，比如盐法。明初为了供应北方防御蒙古的军事力量，将盐的专卖特许权作为交换，换取商人运输军事物资前往北方边境。明代中后期崛起的晋商、徽商等大型商人集团，都与这套体制关系密切。

如果说《汉书·食货志》距离刘志伟教授这本论著所主要论述的明清时代太远的话，翻开《明史·食货志》，我们也可以看到第一句话就是：

《记》曰：“取财于地，而取法于天。”富国之本，在于农桑。

这样的观念与《汉书·食货志》一脉相承，与现代经济学、财政学的理念则存在显著的分歧。现代经济学中，人的劳动创造财富是一个基本的预设。因此，财政是调解资源配置的工具之一，通过财政制度设计的引导，实现资源配置优化，从而提高生产力，促进社会财富的扩增。

这样的差异意味着，我们观察传统中央王朝中的商品经济与市场形态时，必须更为谨慎。《汉书·食货志》在谈到作为政治理想模型的“尧舜禹”时代时写道，大禹在治理洪水、划定九州之后，曾经“各因其所生远近，赋入贡棐，懋迁有无，万国作乂”。刘志伟教授认为，这是“食货”这个词最核心的内容，“这很显然不是要实现生产资源的合理配置，而只是自然资源的控制和获取的一种机制”（14页）。

“懋迁有无”显然是市场交换，而“赋入贡棐”当然属于贡赋，也即希克斯所说的“岁入经济”之一种。在现代经济学中属于两个体系的交换行为，在传统中国中央王朝，同属食货之制。刘志伟教授认为，这是讨论中国市场以及中国经济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食货经济的实质，不是国家控制市场，而是王朝国家利用市场来实现贡赋运输，也就是说，不是由市场出发去动用国家权力，而是由贡赋出发去拉动市场”（22页）。

“食货经济”是明清时代政治经济结构的根本特征，市场是嵌入于贡赋体制之中的。在我理解，这应该是多年来刘志伟教授的系列研究一直试图表达的意思。因此，这本论著中，有三篇文章最值得读者注意。其一是1990年发表的《清代经济运作的两个特点——有关市场机制的论纲》；其二是2010年发表的《贡赋、市场与物质生活——试论十八世纪美洲白银输入与中国社会变迁之关系》；其三是2017年发表的，作为本书《代序》的《中国王朝的贡赋体制的经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