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人力，是气数，千秋功过凭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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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最后十七年，处于崇祯一朝，年轻有为的皇帝，别开新面的政局，颇有中兴的势头。然而，崇祯帝朱由检惨淡经营十七年，明朝却在农民军和清军冲击下土崩瓦解。处于至尊之位的皇帝，沦为亡国之君，是耶，非耶，一言难尽，令人唏嘘！
在一般人心目中，皇帝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宠儿，血统高贵无人能及，生杀予夺全由他定。但如果缺了爱，也可能是苦主。朱由检生母失宠，在他四五岁时就郁郁早丧；生父朱常洛陷入“国本之争”，迟迟不立太子，立后地位亦不稳，终身郁郁，好不容易登上皇位，一月暴毙。加上皇室子孙各在一宫，朱由检亲子之爱和兄弟之爱都不可得。贵为皇室血统，实则是心境悲苦的孩子。
幸得父皇选侍“东李”养育，朱由检得偿母子之情；成年后，又幸得贤妻周氏，伉俪情深，再得知己田贵妃，才情相和，品尝了久违的与人相亲的快乐。然而，命运的波诡云谲，使他侥幸之下由藩王变帝王，虽居于权力巅峰，奋力挽救衰朽的王朝，仍未能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
撇开成败，透过成年看童年，他只不过是个缺爱的苦孩子。缺失的爱反蚀到自身，或许塑造了性格，他日后的急躁多疑、刚愎自用与此不无关系。
崇祯十七年，农民军逼近京城，内阁怕日后背上骂名遭清算，无人声援，迁都南京偏安一隅的南迁之议流产。面对束手无策的大臣，崇祯帝只有坐以待毙一条路，他痛心疾首道：“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为亡国之臣。”
“亡国之君”在世人眼里有个脸谱化的样子——残暴、荒唐如桀纣，但朱由检勤政爱民，哪里像亡国之君，不仅他自己意难平，由明入清的遗老遗少更是扼腕痛惜。
朱由检以身殉国后，“天子门生”吴伟业在《绥寇纪略》中如此追怀先皇：
上焦劳天下十有七年，恭俭似孝宗（弘治帝），英果类世庙（嘉靖帝）。白晳丰下，瞻瞩非常，音吐如钟，处分机速。读书日盈寸，手书逼似欧阳。率更有文武材，善骑，尝西苑试马，从驾者莫能及。……既莅事，视容端，手容庄，拜移晷刻而后起，欠伸跛踦无自而入焉。
在吴伟业眼中，崇祯帝望之似人君，勤学、恭俭、英果、能文能武。
遗民钱士馨在《甲申传信录》写道：
上英断天挺，承神庙、熹庙之后，反前弊，黜邪党，励精谋治，勤勤然有中兴之思。然疆事日警，中原内虚，加以饥馑荐至，寇攘横出天下十七年，而神器遽覆，遂死社稷。呜呼！英睿谟猷，宵衣旰食，曾不一舒其怀，其留憾何极耶。
钱士馨极赞崇祯帝“英断天挺”，“反前弊，黜邪党，励精谋治，勤勤然有中兴之思”，将亡国悲剧归因于内忧、外患，惋惜之情溢于言表。
遗民张岱在《石匮书后集》中说崇祯帝“焦心求治，旰食宵衣，恭俭辛勤，万几无旷，即古之中兴令主，无以过之”，但话锋一转，又说他“焦于求治，刻于理财，渴于用人，骤于行法，以致十七年之天下，三翻四覆，夕改朝更，耳目之前觉有一番变革，向后思之，讫无一用，不亦枉却此十七年之精励哉”。崇祯帝自身的朝令夕改等痼疾也是不小的因素。
有“布衣太史”“史学大柱”之美誉的清朝史学家全祖望在《明庄烈帝论》中说崇祯帝“庄烈之明察，济以忧勤，其不可以谓之亡国之君固也。而性愎而自用，怙前一往，则亦有不能辞亡国之咎者”。既肯定崇祯帝的“忧勤”，又指责他的“性愎”，并在文中对于他不能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尤其耿耿于怀。
李自成说崇祯帝“君非甚黯”，顺治帝说他“向使时际承平，足称令主”。褒贬有之，同情有之。
《明史》对崇祯帝则同情多过谴责：
帝承神、熹之后，慨然有为。即位之初，沉机独断，刈除奸逆，天下想望治平。惜乎大势已倾，积习难挽。在廷则门户纠纷，疆埸则将骄卒惰。兵荒四告，流寇蔓延。遂至溃烂而莫可救，可谓不幸也已。然在位十有七年，不迩声色，忧勤惕励，殚心治理。临朝浩叹，慨然思得非常之材，而用匪其人，益以偾事。乃复信任宦官，布列要地，举措失当，制置乖方。祚讫运移，身罹祸患，岂非气数使然哉？……是则圣朝盛德度越千古，亦可以知帝之蒙难而不辱其身，为亡国之义烈矣。
崇祯帝一直处在难以摆脱的自相矛盾中，渴求人材却所用非人，勤政有为却决策失误，史家们归因于“气数使然”。
历史学家孟森说：“熹宗，亡国之君也，而不遽亡，祖泽犹未尽也。…… 思宗而在万历以前，非亡国之君也；在天启之后，则必亡而已矣。”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万历帝的定陵发掘后，所藏珍宝举世震惊。万历帝是个热衷于造陵的人，为自己所造之定陵工程浩大，工期历时六年。相较之下，他的孙子朱由检还来不及给自己造陵，或者没有心思给自己造陵，就仓皇辞世了。自朱由检即位，帝国始终风雨飘摇，内忧外患不绝，苦心经营十七年，终于还是任其“雨打风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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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最后十七年，处于崇祯一朝，年轻有为的皇帝，别开新面的政局，颇有中兴的势头。然而，崇祯帝朱由检惨淡经营十七年，明朝却在农民军和清军冲击下土崩瓦解。处于至尊之位的皇帝，沦为亡国之君，是耶，非耶，一言难尽，令人唏嘘！
悲苦身世
在一般人心目中，皇帝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宠儿，血统高贵无人能及，生杀予夺全由他定。但如果缺了爱，也可能是苦主。朱由检生母失宠，在他四五岁时就郁郁早丧；生父朱常洛陷入“国本之争”，迟迟不立太子，立后地位亦不稳，终身郁郁，好不容易登上皇位，一月暴毙。加上皇室子孙各在一宫，朱由检亲子之爱和兄弟之爱都不可得。贵为皇室血统，实则是心境悲苦的孩子。
崇祯帝像（图片来自网络）
撇开成败，透过成年看童年，他只不过是个缺爱的苦孩子。缺失的爱反蚀到自身，或许塑造了性格，他日后的急躁多疑、刚愎自用与此不无关系。
功过凭谁说
崇祯十七年，农民军逼近京城，内阁怕日后背上骂名遭清算，无人声援，迁都南京偏安一隅的南迁之议流产。面对束手无策的大臣，崇祯帝只有坐以待毙一条路，他痛心疾首道：“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为亡国之臣。”
“亡国之君”在世人眼里有个脸谱化的样子——残暴、荒唐如桀纣，但朱由检勤政爱民，哪里像亡国之君，不仅他自己意难平，由明入清的遗老遗少更是扼腕痛惜。
朱由检以身殉国后，“天子门生”吴伟业在《绥寇纪略》中如此追怀先皇：
上焦劳天下十有七年，恭俭似孝宗（弘治帝），英果类世庙（嘉靖帝）。白晳丰下，瞻瞩非常，音吐如钟，处分机速。读书日盈寸，手书逼似欧阳。率更有文武材，善骑，尝西苑试马，从驾者莫能及。……既莅事，视容端，手容庄，拜移晷刻而后起，欠伸跛踦无自而入焉。
在吴伟业眼中，崇祯帝望之似人君，勤学、恭俭、英果、能文能武。
遗民钱士馨在《甲申传信录》写道：
上英断天挺，承神庙、熹庙之后，反前弊，黜邪党，励精谋治，勤勤然有中兴之思。然疆事日警，中原内虚，加以饥馑荐至，寇攘横出天下十七年，而神器遽覆，遂死社稷。呜呼！英睿谟猷，宵衣旰食，曾不一舒其怀，其留憾何极耶。
钱士馨极赞崇祯帝“英断天挺”，“反前弊，黜邪党，励精谋治，勤勤然有中兴之思”，将亡国悲剧归因于内忧、外患，惋惜之情溢于言表。
朱由检书《思无邪》轴
遗民张岱在《石匮书后集》中说崇祯帝“焦心求治，旰食宵衣，恭俭辛勤，万几无旷，即古之中兴令主，无以过之”，但话锋一转，又说他“焦于求治，刻于理财，渴于用人，骤于行法，以致十七年之天下，三翻四覆，夕改朝更，耳目之前觉有一番变革，向后思之，讫无一用，不亦枉却此十七年之精励哉”。崇祯帝自身的朝令夕改等痼疾也是不小的因素。
有“布衣太史”“史学大柱”之美誉的清朝史学家全祖望在《明庄烈帝论》中说崇祯帝“庄烈之明察，济以忧勤，其不可以谓之亡国之君固也。而性愎而自用，怙前一往，则亦有不能辞亡国之咎者”。既肯定崇祯帝的“忧勤”，又指责他的“性愎”，并在文中对于他不能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尤其耿耿于怀。
李自成说崇祯帝“君非甚黯”，顺治帝说他“向使时际承平，足称令主”。褒贬有之，同情有之。
《明史》对崇祯帝则同情多过谴责：
帝承神、熹之后，慨然有为。即位之初，沉机独断，刈除奸逆，天下想望治平。惜乎大势已倾，积习难挽。在廷则门户纠纷，疆埸则将骄卒惰。兵荒四告，流寇蔓延。遂至溃烂而莫可救，可谓不幸也已。然在位十有七年，不迩声色，忧勤惕励，殚心治理。临朝浩叹，慨然思得非常之材，而用匪其人，益以偾事。乃复信任宦官，布列要地，举措失当，制置乖方。祚讫运移，身罹祸患，岂非气数使然哉？……是则圣朝盛德度越千古，亦可以知帝之蒙难而不辱其身，为亡国之义烈矣。
崇祯帝一直处在难以摆脱的自相矛盾中，渴求人材却所用非人，勤政有为却决策失误，史家们归因于“气数使然”。
历史学家孟森说：“熹宗，亡国之君也，而不遽亡，祖泽犹未尽也。…… 思宗而在万历以前，非亡国之君也；在天启之后，则必亡而已矣。”
来不及造皇陵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万历帝的定陵发掘后，所藏珍宝举世震惊。万历帝是个热衷于造陵的人，为自己所造之定陵工程浩大，工期历时六年。相较之下，他的孙子朱由检还来不及给自己造陵，或者没有心思给自己造陵，就仓皇辞世了。自朱由检即位，帝国始终风雨飘摇，内忧外患不绝，苦心经营十七年，终于还是任其“雨打风吹去”。
思陵
朱由检自缢殉国后，尸身被农民军仓促殡殓，与皇后周氏安葬于两年前去世的皇贵妃田氏之墓内。堂堂一朝之君，临了栖身于妃墓，其中改朝换代的肃杀，令人唏嘘。清朝在田妃墓基础上继续营建、修缮，渐成思陵。
在瞻仰明十三陵时，最小的思陵虽无壮观的殿宇楼台，但古陵残碑，松涛阵阵，亦别有一番历史的况味，仿佛在欲语还休地诉说朱由检的是非功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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