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胡氏传》，又称《春秋传》、《胡先生春秋传》、《春秋胡传》，宋代胡安国撰。相传孔子据鲁史笔削而作《春秋经》，以微言大义的方式，寄托了孔子的伦理思想和政治理念。胡安国《春秋传》乃以孔子《春秋经》为纲，系统阐释其《春秋》学思想，是宋代重要的经学著作之一。

胡安国（1074—1138），字康侯，号青山，建宁崇安（今福建省武夷山市）人，学者称武夷先生。年二十四，中绍圣四年（1097）进士。为太学博士，提举湖南学事，通判成德军，提举成都学事。父没终丧，称疾不仕。服阕，除中书舍人，赐三品服。出为右文殿修撰，知通州。绍兴元年（1131），除给事中，寻兼侍读，提举仙都观，后提举江州太平观，进宝文阁直学士。晚年结庐衡岳山下，创建碧泉书院、文定书堂，讲学授徒。绍兴八年（1138）四月卒，年六十五。诏赠四官，谥曰文定。安国自登第迄谢事，历仕北宋哲宗、徽宗、钦宗以及南宋高宗四朝，在官四十年，实历不及六载。所著除《春秋传》三十卷存世外，另有文集十五卷，《资治通鉴举要补遗》一百卷，皆佚。有三子，胡寅、胡宏、胡宁。《宋史》卷四三五有本传。胡寅《斐然集》卷二五有《先公行状》，记载先生本事尤详。
胡安国是宋代著名的理学家和经学家，是湖湘学派的创始人。熙宁（1068—1077）年间，王安石秉政，以《诗》、《书》、《易》、《礼》取天下士，置《春秋》不用，以为断烂朝报，不列于学官。由是学者皆不复治《春秋》。胡安国颇为忧虑，以谓：“六籍惟此书出于先圣之手，乃使人主不得闻讲说，学士不得相传习，乱伦灭理，用夷变夏，殆由此乎？”（《伊洛渊源录》卷一三《胡文定公行状略》）对于王安石置《春秋》不用所引起的后果，他担心孔子以《春秋》经世、为万世法的《春秋》大义不得彰显，乃感愤激发而研习《春秋》，藉由注解孔子《春秋》大义，明示王道之法与经世之志，亦希冀高宗能见圣人之用，发明《春秋》以整振朝纲，有补于世。

《春秋传》之成书，乃激于时事而作，集宋代《春秋》学之大成。胡氏身处两宋之交，对时政多有论述，其中夷狄问题，关系两宋政权存亡，胡氏尤为关注。他镜鉴晋、唐、五代致乱之由，力主加强武备，恢复中原；继承伊川之说，尊王道，存天理，谨戒权臣；以孔、孟之道为旨归，期待通经致用，实现宋朝中兴。胡氏曾经师从孙复弟子朱长文为学，与二程高足游酢、谢良佐、杨时交往密切，从而继承了他们的《春秋》学说。二程以天理阐释《春秋》大义，将《春秋》学纳入到理学范畴中。胡氏私淑二程之学，受二程之学的影响，将理学作为《春秋》学的内在理论依据，以天理人欲之辨统摄《春秋》大义，吸收和发扬了二程的理学思想。《春秋》“三传”皆倡言“尊王”之说，孔、孟以降，所尊者为“王道”。该书以“尊君父，讨乱贼，辟邪说，正人心，用夏变夷”为宗旨，视《春秋》为经世大典，志在拨乱反正，振起朝纲。胡氏承《春秋》各家之学，重灾异之说，重视天人感应，以谓人君若不能修德，则必有国亡身弑之祸。人君应当鉴观天人之理，有恐惧祗肃之意，分灾救患，以人胜天，以德消变。
胡安国早年即服膺《春秋》，但是对于诸家解说并不满意。他说：“某之初学也，用功十年，遍览诸家，欲多求博取，以会要妙，然但得其糟粕耳。又十年，时有省发，遂集众传，附以己说，犹未敢以为得也。又五年，去者或取，取者或去，己说之不可于心者尚多有之。又五年，书向成，旧说之得存者寡矣。及此二年，所习似益察，所造似益深，乃知圣人之旨益无穷，信非言论所能尽也。”（《先公行状》）“及得伊川先生所作传，其间精义十余条，若合符节，益以自信，探索愈勤，至是年六十有一而书始就。”（《胡文定公行状略》）胡氏编撰《春秋传》，前后凡三十余年，用功最深，可谓倾其毕生精力。《春秋传》中除了蕴含胡氏多年对孔子 《春秋经》的切己体察，还寓有其个人对于时局动荡、家国兴亡之感发，因而具有深刻的时代意义。

宋高宗崇儒重道，非常器重胡安国的《春秋》之学。绍兴二年（1132）高宗曾以《左氏传》付安国点句正音，他遂向高宗上奏，说《左传》一书颇繁碎，虚费光阴，耽玩文采，不若《春秋经》乃经世大典，义精理奥，难以窥测，南面之术尽在是经。高宗称善，深以为然，乃命安国兼侍讲，专以《春秋》进讲。绍兴五年（1135）二月，高宗诏曰：“令纂修所著《春秋传》，俟书成进入，以副朕崇儒重道之意，仍给吏史笔札，委疾速投进。”（《先公行状》）胡安国即再加删润缮写，于绍兴六年（1136）十二月上之御府。高宗对胡氏《春秋传》评价甚高，以谓“深得圣人之旨，非诸儒所及也”（《先公行状》）。朱熹在《建宁府崇安县学二公祠记》中说：“胡公闻道伊洛，志在《春秋》，著书立言，格君垂后，所以明天理、正人心、扶三纲、叙九法者，深切著明，体用该贯。而其正色危言，据经论事，刚大正直之气，亦无所愧于古人。”（《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七）对胡氏及其《春秋传》都给与了极高评价。
胡安国为南宋治《春秋》学者之宗，胡寅、胡宏、胡宁及堂兄弟胡宪、胡实，皆为南宋有名的学者。朱熹、吕祖谦、张栻三人号为“东南三贤”，皆曾受教于胡氏门下。胡氏之学在南宋学术领域占有重要的地位，其思想观点与理学关系深厚，以胡安国为开山之湖湘学脉，对后世学术影响犹为深远。元延祐二年（1315）胡氏《春秋传》被立于学官，成为科举考试之标准用书，后曾与《左传》、《公羊传》、《榖梁传》并列，总称《春秋》“四传”。明代进士科举治《春秋》者，三家之外独以胡氏为主；永乐年间敕纂《五经大全》，《春秋》即以是书为主。清初科举仍以《胡传》为本。《清史稿·纪昀传》云：“《四库全书》成，表上。……疏请乡会试《春秋》罢胡安国《传》，以《左传》本事为文，参用《公》、《穀》。从之。’（《清史稿》卷三二〇）据此可知科举废除《胡传》的时间大约为乾隆中晚期，即《四库全书》编纂完成之后的一段时间。鉴于两宋之际国事不宁的时代背景，以及胡氏本人强烈的经世精神，他在发挥经文之时容易固持一己之见，偏激固执、穿凿附会等弊病亦时或有之，未必悉合圣人本意。尽管如此，继《春秋》“三传”之后，《春秋胡传》作为《春秋》学史上的又一经典著作，迄今仍无出其右者。
胡宁，字和仲，安国次子，学者称为茅堂先生，以荫补官。安国所作《春秋传》，修纂检讨尽出胡宁之手。胡宁又集著《春秋通旨》，总贯条例、证据史传之文二百余章，辅传而行，多与安国《春秋传》互相发明。今据元代汪克宽《春秋胡氏传纂疏》中所收胡宁《春秋通旨》，逐一辑出，并多按《纂疏》本中所在位置，以注文的方式，对应缀入《春秋传》相应正文之下，同时每条注文冠以“通旨”二字，以便于学者参详。

《春秋传》自绍兴六年（1136）书成进御后，曾在友朋间传抄，后经刊版，流布渐广。今存传世宋刻本亦有数种，其中完帙者有三种，分别递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原为瞿氏铁琴铜剑楼所藏，后《四部丛刊续编》影印）、北京大学图书馆（宋乾道四年刻、庆元五年黄汝嘉修补本）和上海图书馆（以两种宋本配成）。这三种宋本最为接近胡氏成书之后的原貌。后世以胡氏《春秋传》为基础，派生出了多种传本。南宋林尧叟为胡安国《春秋传》增入音注，括例始末，开元、明以后音注本之先河。元代汪克宽以胡氏《春秋传》为主，厘定“三传”，兼采百家《春秋》学说，发挥《胡传》精蕴，而成《春秋胡氏传纂疏》三十卷。该书益以诸家之说而裨《胡传》之阙疑，能于《胡传》之说一一考其援引所自出，如注之有疏，于一家之学亦可谓详尽，然其大旨终以《胡传》为宗（参见《四库全书总目》）。明代永乐年间，胡广奉敕编纂《五经大全》，其中《春秋集传大全》多本汪氏书。
本次整理，即以《四部丛刊续编》影印瞿氏铁琴铜剑楼藏宋刊本为底本，以《中华再造善本》影印宋乾道四年（1168）刻、庆元五年（1199）黄汝嘉修补本为对校本，以汪克宽《春秋胡氏传纂疏》（《中华再造善本》影印元至正八年建安刘叔简日新堂刻本）、胡广等奉敕编纂之《春秋集传大全》（永乐十三年内府刻本）等版本为参校本。底本书末附《胡传校记》六叶，乃底本与《纂疏》本文字对勘表，凡一百条，本次整理时据以覆核，并酌采吸收其成果。所辑胡宁《春秋通旨》，以《纂疏》本为底本，以《大全》本为对校本。书中有利用他书文献校勘的情况，则随文列于校勘记中。附录部分，择要收录了与本书相关的传记、提要、序跋等文献，以便读者参考。
（原为《春秋胡氏传》整理说明，刊发时稍作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