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史”点校始末记略 | 纪念赵守俨先生诞辰一百周年
评论内容：
“二十四史”的点校出版，首尾历时二十年之久，当中有不少波折，参与其事的都知其大概，但是关于它的来源，却很多人不甚了解。这里不是指1971年的恢复工作（后期有文件可据，大家都知道），而是指1958年古籍规划小组成立后决定进行这一工程浩大的项目时，究竟是根据谁的提议，或哪位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自从我1958年底调到中华书局参加这一工作之后，就隐约地听说，此事颇有来头，甚至有人直截了当地说，这是毛主席的指示。学术界也有类似传说，然而我从没有听到金灿然同志讲过这样的话。十年动乱之初，要我交代这一工作的来源，我实在说不清楚，因为没有文字上的依据。后来在档案中查到一份1964年前后中华写给中央办公厅的报告，才略有线索。当时中办曾向中华了解此事原委，以上报告，即针对中办的查询所作说明，其中大意说，毛主席曾指示要把前四史标点出版，后经吴晗、齐燕铭、金灿然同志共同商量，扩大为点校全部“二十四史”。这种报告不可能任意编造，况且必然是经过灿然同志亲自阅签的（底稿不存，故不能完全肯定），他是了解此事内情的，因而我相信这个说法符合事实。
点校工作最初的安排，或为个人，或为高等院校的历史系。属于后者，多是考虑到这所院校有某些专家，希望由他们来负责整理。不过这一意图在组稿时可能没有讲清楚，也许是学校未能很好地理解，有些史后来的安排与中华书局的期望并不完全相符。具体落实情况如下：《史记》，顾颉刚先生负责点校，此为原来古籍出版社约稿，原来包括“校证”工作，后改为标点本，纳入“二十四史”整理本的系统。《汉书》，西北大学历史系点校。《后汉书》，没有完全落实，几经周折，才决定由宋云彬先生承担，着手较晚，故直到1965年才印出。《三国志》，陈乃乾先生点校。《晋书》，吴则虞先生点校。南朝四书和《南史》，山东大学历史系承担，王仲荦先生负责。北朝三史（不包括《隋书》）和《北史》，武汉大学历史系承担，唐长孺先生负责。《隋书》，1964年后才决定由汪绍楹先生点校。两《唐书》，中山大学历史系承担，该校后来把《旧唐书》安排给刘节先生，《新唐书》安排给董家遵先生。两《五代史》，均在陈援老指导下工作，由刘乃和先生点校《旧五代史》，柴德赓先生点校《新五代史》。《宋史》，原由聂崇岐先生点校，刚刚完成初点（他的工作步骤是先点后校）即不幸逝世。1963年，后由罗继祖先生继续点校，其中十一种《志》由邓广铭先生负责。《明史》，南开大学明清史研究室承担，郑天挺先生负责。《辽》、《金》、《元》三史，直到1962年后才由翁独健先生代为筹划落实。《辽史》，冯家昇先生点校。《金史》，傅乐焕先生点校。《元史》，翁独健先生点校。这里所谈的，不包括1971年恢复工作以后的改变。
下面按照工作上的发展变化，分为几个阶段概括地谈谈这套书的整理情况。
这是工作的摸索阶段。1960年以前这套书在质量上没有明确的要求，工作方法也尚未作出切合实际的规定。只有一份标点举例，例句未超出《史记》范围，其他各史的复杂情况都没有包括在内。校勘上，只是提出作版本对校，汲取一些前人的校勘成果（当时主要指殿本考证，要求颇低）。有些史书的点校，在人力组织上采取“大兵团作战”办法，这说明当时思想上对点校工作的困难估计不足，以为众擎易举，每人分上几卷，即可完成任务。
由于上述问题，早期点校出版的三史各行其是，做法颇不相同，连形式上都不一致：
《史记》（1959年国庆十周年献礼书），用现成的张文虎校本作底本，未做更多的校勘，因而也没有新写的校勘记。连张文虎所作《札记》（即校刻此书的校勘记），都拖延到1977年才印出。此书工作重点在于标点、分段，推敲得相当认真。
《汉书》，用《汉书补注》本（不包括《补注》）作底本，校了几种本子，采取了《补注》及杨树达《汉书窥管》中有关校勘的若干意见，校勘记附在每卷之末。西北大学历史系点校的初稿，由于成于众手，遗留了不少问题，后来由傅东华先生做了很大的加工。
《三国志》，没有固定底本，四种本子互校，择善而从。有异文处，究竟从了哪一种本子，未作交代。全书之末附有极简单的校勘记，所记只限于从前人成说改字的地方，只说是根据谁的意见，不引意见本身。材料来源主要是卢弼的《集解》。
1959—1960年，我们对于各史具体情况和工作上的问题作了全面研究，在校勘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除做好版本对校外，还要比较系统地进行本校（本史各部分的互证）和他校（以有关史籍及类书等比勘），并强调要汲取前人对本史的研究成果，后借到张森楷先生的十七史校勘记和张元济先生的《二十四史校勘记》稿本，供各史工作者参考。为了使标点、分段更为合理，使各史之间大体统一，重新拟订了基本适用于《晋书》以下二十史的标点和分段体例。校勘方面作出的这一重要改变，是为了能够针锋相对地解决南北朝以下各史存在的问题，从而提高各史的整理水平。而当时促成这一改变的因素是，古籍规划小组要求“二十四史”成为代表国家的超越前人的最好本子，并经过重版时的陆续修改，使它成为定本。这只有在校勘上提出更高的要求，标点和分段规定出更精细的做法，才能达到。各史形形色色的错误如果不能校正，标点也无法准确，即使降格以求，仅仅使它成为一个普通的便于阅读的本子，也是不可能的。以上意见，以工作小结方法寄给承担点校的有关专家征求意见，得到他们的一致赞同。可是这一改变又带来新问题：大大增加了工作量和工作的难度。
这一时期，外地院校承担的各史由分散点校改为在北京集中点校。
工作方法虽然解决了，然而分散在外地院校点校的各史，常被教学和科研任务打断，时做时辍。这样不但时间没有保证，影响进度，连带地质量也要发生问题，因为不能连续工作下去，会使刚刚搞出些眉目的问题“冷却”，断了思路。我向灿然同志反映后，经他与齐燕铭同志商量，决定打报告给周扬同志（当时主持中宣部工作），要求把承担点校的有关同志借调到北京中华。此事在周扬同志的大力支持下终于实现了，1963年秋冬，先后借调到中华的有唐长孺、陈仲安、王永兴（分担《魏书》的点校）、王仲荦、卢振华、张维华（点校《陈书》）、刘节、罗继祖、郑天挺诸先生。原在北京的，除傅乐焕先生于后期曾住到中华的招待所工作外，其余的仍各自在家点校，只是有时候碰头开会，商量问题。点校《新五代史》的柴德赓先生虽也到京，但为了便于向陈援老请教和与点校《旧五代史》的刘乃和先生研究工作，并没有住到翠微路。这时候，各史都由个人负责，不再用“大兵团作战”的方式，过去以那种方法搞出来的初稿，都重新做过。
参加二十四史点校工作会议的陈垣、郑天挺、刘节、唐长孺、王仲荦、王永兴、罗继祖、卢振华、张维华、陈仲安、刘乃和
这一期间工作进行比较正常，完成了《晋书》的点校和部分发稿（吴则虞先生的点校稿，本在1966年前已部分付排，十年动乱中拆版，后来出版的点校本是经杨伯峻先生覆校和整理后重排的），《周书》、《南齐书》、《陈书》付型，《北齐书》和《梁书》的点校也基本结束，其他的史都程度不等地做了许多工作，为以后的继续点校打下良好的基础。可是1966年的5月，风云变幻，史无前例的日子到来了。这个月的22日，傅乐焕先生竟在陶然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在他离开翠微路大院之前，我是最后一个与他谈过话的，我并没有发现他有何异常。这一不幸事件给了我极大的震动，我感到这是不祥之兆，一场暴风雨就要来临。从此“二十四史”的整理即被迫停顿。
过了整整一年，又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1967年5月，当北京的运动搞得最“热闹”的时候，“二十四史”的整理竟昙花一现地恢复了工作。这一年5月的一天，戚本禹的意见传达到当时在中华书局掌权的“革命造反团”，要中华继续点校“二十四史”，并且可以用“旧人”。于是中华顿时刮起一股“业务风”，掌权的人为支起工作摊子而昼夜奔忙。时光虽然只过了一年，情况的变化却很大，原任点校的同志只有一部分能够借调到中华，另一部分人则由于所在单位“造反派”认为他们的“问题严重”，需要审查清楚，不同意他们出来。于是又从学部系统（即现在的中国社科院）和北京高等院校补充了一部分力量，加上中华编辑部的老老少少，以及虽不在编辑部，却可以胜任此类工作的人，把他们分编成若干业务组。另设秘书组，总管业务工作；序言组，研究并撰写批判性的出版说明。调自北京的院校和研究单位的，也要到中华来工作，按时上下班。在满城大字报和口号声中，居然有一块地方能够坐下来读书、搞业务，这在当时的北京恐怕是独一无二的，有幸参加这一工作的知识分子，乐得在这块小天地里逃避一时，即使在大热天里来回跑跑，也在所不辞，不以为苦。不过这个局面只维持了几个月，随着戚本禹的垮台，业务摊子又自然解体。
这段时间里，还有一个小小风波，值得一记。业务组成立不久，就有人提出，在标点上也应当体现出“阶级观点”，写了一份书面材料，举了许多例证，作为这一说法的论据。随后又有同志提出，校勘记也应该如此，也搞了一份书面材料。对此当时即有不同意见。不过“有问题的人”不敢公然反对，一来没有资格反对，二来怕被人说成是“别有用心”。提出这样的意见的同志无非是想使点校工作也“革命化”一些，跟上当时的政治形势，并无他意；但由此可见，极“左”思潮在那时候严重到何等程度。这一问题直到1971年的春夏间才算解决。这一年的5月，因“二十四史”将恢复工作，把包括我在内的一批人从干校调回，这时出版会议接近尾声。有一位负责中华、商务（此时已合为一家）业务的同志参加了出版会议，他不大了解古籍整理，更不了解这套书过去的情况，有一天周总理将接见出版会议的与会人员，他找我要我谈谈这件事的情况，以备接见时总理询问。我在谈话中，涉及上述问题。大概因为这关系到“突出政治”，他对此颇为注意。晚上接见，总理果然问到“二十四史”，这位同志在汇报中连带提出了在标点上突出“阶级观点”的事，总理说：不要搞这个了吧，标点只能反映原文的意思，怎么能体现点校者的阶级观点！这是我后来听说的，原话和细节可能有出入。从此以后，就没有人再提这类问题。
这是工作的完成阶段。1971年的继续点校，有文件可据，因此对于它的来历再也没有人表示怀疑。工作开始前，先与上海搞点校的几位代表联合举办了半个月的学习班，以领会文件精神。这一时期的工作有不少变化，表现在：
（1）工作内容与过去不同，把两《唐书》、两《五代史》和《宋史》五种划归上海继续点校，由上海人民出版社负责组织工作，北京所存有关这五史的点校稿和材料，全部提供给上海参考。北京的任务增加了《清史稿》。
（2）工作方法也有变动，主要有两条：一条是对本校、他校作了限制，规定只在“点不断、读不通”的地方使用这两种方法，这比第二阶段显然倒退了一步。另一条是版本异同择善而从，不出校记。细读文件全文，使人感到以上两种改变，目的均在于避免烦琐。因此有些点校者就产生一种错觉，似乎校勘记的条数越少越好，校勘记的文字越简单越好，以为这样就符合文件要求，不犯烦琐的错误。北京点校的各史，没有严格遵守以上界限，略有突破，这就是说，本校、他校的运用，不局限于上述范围；而版本异同有非说明不可的，间或也写了校勘记，特别是有些从改的字，表面看来并不“善”，而实际上唯有它是正确的，一般都作出了交代。
（3）参加工作的人员和过去也有不同。《晋书》，由杨伯峻先生根据新的规定，覆阅修改吴则虞先生原来的点校稿。南北朝史基本上维持原状，北朝史由唐长孺、陈仲安先生分别负责，南朝史由王仲荦先生负责。卢振华先生下肢瘫痪，不能来京，在济南病榻上还完成了《梁书》的覆阅改订和《南史》的点校。《隋书》因汪绍楹先生去世，改由阴法鲁先生继续点校。《辽史》和《金史》因冯家升、傅乐焕先生均已去世，改由陈述、张政烺先生分别继续点校。《元史》仍由翁独健先生负责，但邵循正先生和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室的全体同志也参加了工作，其中林沉、周清澍等同志用力尤多。邵先生不幸在工作过程中病逝，未能看到《元史》的出版。《明史》，因1971年恢复工作时郑天挺先生尚未“解放”，所在单位不同意他来京，改由王毓铨、周振甫先生继续点校。新增加的任务《清史稿》，由罗尔纲、启功、王锺翰、孙毓棠先生分任点校，刘大年先生于前期也参加了一段工作。整个“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点校组，由白寿彝先生任组长，吴树平同志和我任副组长。树平同志后来主要参加《清史稿》的工作。当时中华书局的业务工作，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任务。
这段时间的点校工作，周总理曾批示“由顾颉刚先生总其成”。我们体会，这是在极“左”思潮泛滥的情况下，总理通过这一具体事例来体现党对老知识分子的政策。当时顾先生年事已高，身体衰弱，不可能做什么具体工作。我曾随同陈翰伯同志向他汇报过点校情况，点校组还向他送过两次校样和有关材料。
到1975年底，北京承担各史的点校出版工作即基本结束，只剩下《元史》在印刷。1977年底，《清史稿》也全部出齐（此书根据文件规定，内部发行）。1978年春，最后一种——上海点校的《宋史》出版（此书版权页作1977年11月），至此全部点校出版工作均已完成。此年5月，由我执笔用编辑部名义写了一篇《用科学的态度对待历史遗产》，于5月24日的《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刊出，作为对点校出版工作的小结。此后《光明日报》又发表了几篇点校者的“笔谈”。
从五十年代以来，新的古籍整理本就要求写一篇有分析、有批判的马列主义的出版说明或前言，但在已出的书中，能符合这一要求的可谓寥寥无几。因此怎样写好出版说明，早已成为老大难问题。“二十四史”既为中外知名的史学巨著，而且内容丰富，问题复杂，要写出这样的说明，谈何容易！齐燕铭同志曾表示：对于“二十四史”这样的书，出版说明的分析批判应有分量，切中要害，压得住，如一时写不好，可以暂不写，以后再写。灿然同志当然赞同这一说法，他并且认为编辑部署名的文章要很慎重，必须是能够代表编辑部水平的，论点站得住脚，常以《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作比喻。《史记》、《后汉书》都作过尝试，写得都不成功，自然没有用。因此，前四史的说明只是介绍了成书经过、作者生平、版本源流、点校情况。《后汉书》还根据灿然同志意见，写的是“点校说明”，以宋云彬先生个人名义发表。他们的这种慎重，在十年动乱中被说成是取消和抵制批判的一种手段，他们的具体意见也成了批判的话题。
1967年短暂恢复工作时，“序言组”倒是颇有些跃跃欲试的姿态，可是不久这个摊子即风流云散，当然没什么成果可言。1971年继续点校，这个难题又摆到大家面前。第一部付印是“文革”前已经成型的《周书》，恢复工作后的第一篇说明当然也从这部书开始。此文的中心内容是批判英雄史观，大家正苦于摸不着门径，对于这篇说明基本上同意，提不出多少意见。当时龙潜同志已从干校回京，在“出版口”工作，他对整理“二十四史”颇感兴趣，有时过问一下点校情况，这篇说明自然也送给他一份，请他提示意见。他读后写了这样两句话：这样写固然也可以，不过后难为继（大意）。我心里很同意他的看法，认为颇有远见，可是当时只好走一步说一步。此后陆续写出的说明，批判的内容不是英雄史观便是“天命论”，文章格局也差不多。《梁书》和《陈书》合用的说明调换一下花样，批起了“唯意志论”，可是印出后不久，在一次传达报告中听到，以后不要批判“唯意志论”，于是重版时又作了删改。当时强调文章要配合形势，“批林批孔”、“儒法斗争”开展之后，又加入了一些批判“孔孟之道”和“儒家思想”的内容，不过北京所写的说明还没有吹捧过“法家”。各史说明说法尽管不同，大体可以概括为这样几句话：观点全是反动的，为统治阶级（特别是修史时的反动统治）服务的，只是一些资料还有用，但还有不少资料是被歪曲的。“二十四史”这样的名著评价尚且如此，其他的自然更无论矣。试问，照这样说，几千年的传统史学还有什么可继承的呢？这显然是只批判，不继承。当时“腹非”者大有人在。“二十四史”最近重印时，把批判部分统统删掉了，虽然倒也干净俐落，可是说明显得很单薄，与书的本身很不相称。
附带谈谈由说明引起的两件事。一件是1975年的下半年或1976年初，台湾《中央日报》刊登了一篇文章，诬蔑我们以整理“二十四史”为名来窜改历史（后来我从日本文章中看到。当时日本的报道也有“改写‘二十四史’”之类的提法，究竟怎么说的不详），至于究竟作了哪些“窜改”，文章一条证据也举不出，只是抓住《新唐书》的出版说明议论了一番，认为它的论点荒谬，好像这就是我们“窜改”历史的证据。它之所以选中《新唐书》说明作为靶子，我想是因为这篇文章于“儒法斗争”跟得最紧，批判欧阳修的史学观点时，在武则天问题上大加发挥。中国新闻社后来组织我们写文章，以澄清事实。于是由我执笔，用编辑部名义撰写了一篇《整理“二十四史”的一些体会》，文内没有点名，内容却完全与那篇文章针锋相对，强调了我们在点校上尊重原著、改字慎重的一丝不苟精神。此文于1976年4月27日在香港《大公报》、《文汇报》，澳门的《澳门日报》、《华侨报》分别刊载。前一天26日，中国新闻社还以《我国重要历史文献“二十四史”的整理工作已告完成并陆续出版》为题，发了消息。港澳的史学者对此很重视，不久他们即举行座谈，表示赞同这篇文章的内容，并对“二十四史”整理本的成绩和水平作了充分肯定。一两天之后，上述各报又登载了座谈发言摘要，以及牟润孙先生等两三位的专题文章。
另一件事是日本学者小仓芳彦写了一篇《现代中国的二十四史》，发表在《历史学研究》1976年12月号，着重分析了各史的出版说明。作者首先肯定了点校本的质量，他说吉川幸次郎在《访华余录——出版和书店》中的评论所谓它“可以肯定超过乾隆殿本，将成为今后研究者的标准本”，决非过奖，“‘二十四史’的整理工作，作为学术上的旷古未有的事业，意义十分重大”。继而作者即谈到，各史的出版说明颇堪注意。他的分析是，“文革”前出版的前四史的说明，“谨守纯粹的文献学性质的记述范围”，与后来的截然不同。至于“文革”后出版的各史说明，大致可分三个时期。第一期，1972年1月至1974年春，《周书》以下几史对于书的评价，“还只是赋予一种消极的意义”，批判的问题，也仅仅是英雄史观、天命论、因果报应之说，等等。第二期为1974年4月后至年末，此时作为中国“政治课题”的“反对‘孔孟复辟’的议论勃兴”，因此《明史》、《魏书》、《晋书》等“对各史‘孔孟复辟’的立场的攻击就加强了”。1975年2月以后为第三期，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儒法斗争’的观点也一跃而出”，两《唐书》可作为代表。作者特别举出《新唐书》为证，说此书的说明批判了该史作者欧阳修，认为书中歪曲了“杰出的女政治家”武则天统治时期的历史真相，“攻击法家路线，否定她在历史上所起的进步作用”。最后作者归结为，“三个时期的出版说明务虚方式的演变，差不多如实地反映着当时的政治课题的核心”，研究中国的文件和史籍，要善于听出“弦外之音”。由于说明的内容变化非常明显，本文作者又作过认真的比较，所以他的分析基本符合实际情况。
“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点校出版，是建国以来我国史学界、出版界通力合作所作出的重大贡献。今天，距离这套书的全部出版已经十年，事实证明，新本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它已经取代旧本，在海内外享有盛誉，被公认为是当前最好的本子。齐燕铭同志在1960年对这套书所提出的超越前人，经过重版时的陆续修改使它成为定本的要求，已基本上做到。然而我认为这套书至少有三点还是美中不足的，其一，1971年后点校的各史，版本对校方面择善而从，不出校记，异文的处理脉络不清，无异于在旧本之外再增加一种较好的新本，对于研究工作者非常不便。其二，后期点校的书，未能通过本校、他校为读者解决更多的问题，如果没有当时的限制，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其三，个别史的质量还不平衡。不过话又说回来，十全十美的事是几乎不存在的，更何况这套点校本是在雨雨风风中诞生的，能做到现在的地步已经很不容易，怎么能对它求全责备呢！
这篇文章主要凭记忆写成，事隔已久，有些细节写或记得不够凖确，这只好等到来日写比较系统的回忆文章时再作订正。从我个人开始参加“二十四史”工作的时候算起，屈指已近三十年，物换星移，人事的变迁极大，上面提到的不少人如今已经物故。此文撰写过程中，又先后传来翁独健、王仲荦两先生病逝的噩耗。我在追忆这段往事时，不禁感慨万端，对他们寄以深深的怀念。
本书收录赵守俨先生在唐史研究、古籍整理等方面的论文、随笔、札记六十余篇，既有专门的文史论述，也有古籍整理方面的经验之谈和方法论阐述，其中如《雨雨风风二十年——“二十四史”点校始末记略》《校史杂忆——“二十四史”点校散记》诸文，系对上世纪五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中后期“二十四史”点校工作的回顾和总结，堪称关于新中国古籍整理事业的重要文献。
本书初版于1998年，这次推出的新版，增补《〈植物名实图考〉出版说明》《整理“二十四史”工作情况简介》《嘉惠后学，长留遗爱》等文章，并对全书作了校订。2026年适逢赵守俨先生诞辰一百周年，谨以此书作为纪念。
赵守俨（1926—1994），生于黑龙江齐齐哈尔市。1947年毕业于辅仁大学经济系。1951年起先后在商务印书馆、高等教育出版社担任编辑。1958年12月调入中华书局，历任古代史组编辑、副组长、编辑室主任。1979年至1986年任中华书局副总编辑。第七届、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又为中国唐史学会理事、北京市史学会理事。在商务印书馆工作期间，曾整理《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植物名实图考》等古籍。调入中华书局工作以后，在近二十年时间里始终负责并实际主持“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点校工作，为这一大规模的文化工程作出艰辛努力。另校点整理《朝野佥载》、《登科记考》、《唐两京城坊考》（与徐苹芳合作）等，译注《魏徵》（与吴翊如合作）、《刘晏·杨炎》，撰有《唐代婚姻礼俗考略》、《雨雨风风二十年———“二十四史”点校始末记略》等数十篇学术论文和随笔文章，并曾主编《书品》。
关于评价武则天的几个问题
唐代婚姻礼俗考略
张鷟和《朝野佥载》
《唐临川公主墓志》记事考索
略论唐代科举制度的历史作用
唐代的科场风波
“饭后钟”和“碧纱笼”本事辨疑
关于“波罗毬”一词的商榷
“摩诃兜勒”质疑
杨贵妃与杨氏诸兄弟的亲属关系
实封制度考略
《旧唐书·章怀太子传》辨疑
唐代登科记与徐松《登科记考》
《大唐创业起居注》史料价值评述
《唐两京城坊考》中的时人说小考
唐代的官修史书
杨炎的贬所
“捉不良”与“不良”
“锄禾日当午”一诗作者为谁？
“战国”应当从哪一年开始？
《植物名实图考》出版说明
《癸巳类稿》出版说明
《世本八种》出版说明
《唐大诏令集》出版说明
《初学记》点校说明
《刘晏·杨炎》前言
从野生植物谈到《植物名实图考》
古籍的瑰宝，棋苑的奇葩
——谈谈《忘忧清乐集》和《古逸丛书三编》
扬州学派的重要校勘成果——《旧唐书校勘记》
《古逸丛书》今昔谈
《清稗类钞》小议
随笔和《唐宋史料笔记丛刊》
《百衲本二十四史》和《校史随笔》的学术贡献
《汉唐职官制度研究》稿读后意见
整理“二十四史”工作情况简介
雨雨风风二十年
——“二十四史”点校始末记略
《二十四史研究资料丛刊》的回顾与建议
建国以来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简述
五十年代商务整理出版古籍杂忆
建国以来明清史料的整理概述
学术笔记的整理出版与评议
从《登科记考》谈到古籍整理的格式问题
三点希望
整理出版唐代史料的计划简介
漫谈北京史料的搜集整理
整理古籍有哪些常用的方法
校史杂忆
——“二十四史”点校散记
校史浅谈
在“全国古旧书店业务培训班”的讲话
“取精用宏”的典范
陈援老对基础知识和历史科学基本建设工作的重视
平实中见功夫
附：《红香馆诗草》跋
张静庐先生与《清实录》的复原和出版
嘉惠后学，长留遗爱
朱谋图片即八大山人之父
消寒图
吴琚字条诗为蔡襄作
“名”义探微
红楼琐语
燕青为什么叫“浪子”？
《顺宗实録》笺证（部分）
《封氏闻见记》笺证稿（选录）
业务自传
幻园琐忆
怀念父亲/赵珩
花开花落
——为先翁赵守俨先生去世十周年作/吴丽娱
后 记/赵珩 吴丽娱
2026年是赵守俨先生（1926—1994）诞辰一百周年，中华书局特推出《赵守俨文存》新版，以志纪念。
赵守俨先生1958年底调入中华书局，此后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始终负责并实际主持“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点校工作，是这一新中国古籍整理头号工程的核心人物。
此次新版在1998年初版基础上增补《〈植物名实图考〉出版说明》《整理“二十四史”工作情况简介》等篇，并对全书作了校订。
书中《雨雨风风二十年——“二十四史”点校始末记略》《校史杂忆》诸文，是赵先生对那段岁月的亲历回顾，系研究“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点校工程乃至新中国古籍整理事业的第一手文献。
赵守俨（1926—1994）
1958年10月6日，范文澜、吴晗致毛主席信件
点校工作最初的安排，或为个人，或为高等院校的历史系。属于后者，多是考虑到这所院校有某些专家，希望由他们来负责整理。不过这一意图在组稿时可能没有讲清楚，也许是学校未能很好地理解，有些史后来的安排与中华书局的期望并不完全相符。具体落实情况如下：《史记》，顾颉刚先生负责点校，此为原来古籍出版社约稿，原来包括“校证”工作，后改为标点本，纳入“二十四史”整理本的系统。《汉书》，西北大学历史系点校。《后汉书》，没有完全落实，几经周折，才决定由宋云彬先生承担，着手较晚，故直到1965年才印出。《三国志》，陈乃乾先生点校。《晋书》，吴则虞先生点校。南朝四书和《南史》，山东大学历史系承担，王仲荦先生负责。北朝三史（不包括《隋书》）和《北史》，武汉大学历史系承担，唐长孺先生负责。《隋书》，1964年后才决定由汪绍楹先生点校。两《唐书》，中山大学历史系承担，该校后来把《旧唐书》安排给刘节先生，《新唐书》安排给董家遵先生。两《五代史》，均在陈援老指导下工作，由刘乃和先生点校《旧五代史》，柴德赓先生点校《新五代史》。《宋史》，原由聂崇岐先生点校，刚刚完成初点（他的工作步骤是先点后校）即不幸逝世。1963年，后由罗继祖先生继续点校，其中十一种《志》由邓广铭先生负责。《明史》，南开大学明清史研究室承担，郑天挺先生负责。《辽》、《金》、《元》三史，直到1962年后才由翁独健先生代为筹划落实。《辽史》，冯家昇先生点校。《金史》，傅乐焕先生点校。《元史》，翁独健先生点校。这里所谈的，不包括1971年恢复工作以后的改变。
下面按照工作上的发展变化，分为几个阶段概括地谈谈这套书的整理情况。
第一阶段，1958—1962年
这是工作的摸索阶段。1960年以前这套书在质量上没有明确的要求，工作方法也尚未作出切合实际的规定。只有一份标点举例，例句未超出《史记》范围，其他各史的复杂情况都没有包括在内。校勘上，只是提出作版本对校，汲取一些前人的校勘成果（当时主要指殿本考证，要求颇低）。有些史书的点校，在人力组织上采取“大兵团作战”办法，这说明当时思想上对点校工作的困难估计不足，以为众擎易举，每人分上几卷，即可完成任务。
《史记点校说明》及《史记点校后记》底稿
由于上述问题，早期点校出版的三史各行其是，做法颇不相同，连形式上都不一致：
《史记》（1959年国庆十周年献礼书），用现成的张文虎校本作底本，未做更多的校勘，因而也没有新写的校勘记。连张文虎所作《札记》（即校刻此书的校勘记），都拖延到1977年才印出。此书工作重点在于标点、分段，推敲得相当认真。
《汉书》，用《汉书补注》本（不包括《补注》）作底本，校了几种本子，采取了《补注》及杨树达《汉书窥管》中有关校勘的若干意见，校勘记附在每卷之末。西北大学历史系点校的初稿，由于成于众手，遗留了不少问题，后来由傅东华先生做了很大的加工。
《三国志》，没有固定底本，四种本子互校，择善而从。有异文处，究竟从了哪一种本子，未作交代。全书之末附有极简单的校勘记，所记只限于从前人成说改字的地方，只说是根据谁的意见，不引意见本身。材料来源主要是卢弼的《集解》。
1959—1960年，我们对于各史具体情况和工作上的问题作了全面研究，在校勘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除做好版本对校外，还要比较系统地进行本校（本史各部分的互证）和他校（以有关史籍及类书等比勘），并强调要汲取前人对本史的研究成果，后借到张森楷先生的十七史校勘记和张元济先生的《二十四史校勘记》稿本，供各史工作者参考。为了使标点、分段更为合理，使各史之间大体统一，重新拟订了基本适用于《晋书》以下二十史的标点和分段体例。校勘方面作出的这一重要改变，是为了能够针锋相对地解决南北朝以下各史存在的问题，从而提高各史的整理水平。而当时促成这一改变的因素是，古籍规划小组要求“二十四史”成为代表国家的超越前人的最好本子，并经过重版时的陆续修改，使它成为定本。这只有在校勘上提出更高的要求，标点和分段规定出更精细的做法，才能达到。各史形形色色的错误如果不能校正，标点也无法准确，即使降格以求，仅仅使它成为一个普通的便于阅读的本子，也是不可能的。以上意见，以工作小结方法寄给承担点校的有关专家征求意见，得到他们的一致赞同。可是这一改变又带来新问题：大大增加了工作量和工作的难度。
第二阶段，1963—1966年
这一时期，外地院校承担的各史由分散点校改为在北京集中点校。
工作方法虽然解决了，然而分散在外地院校点校的各史，常被教学和科研任务打断，时做时辍。这样不但时间没有保证，影响进度，连带地质量也要发生问题，因为不能连续工作下去，会使刚刚搞出些眉目的问题“冷却”，断了思路。我向灿然同志反映后，经他与齐燕铭同志商量，决定打报告给周扬同志（当时主持中宣部工作），要求把承担点校的有关同志借调到北京中华。此事在周扬同志的大力支持下终于实现了，1963年秋冬，先后借调到中华的有唐长孺、陈仲安、王永兴（分担《魏书》的点校）、王仲荦、卢振华、张维华（点校《陈书》）、刘节、罗继祖、郑天挺诸先生。原在北京的，除傅乐焕先生于后期曾住到中华的招待所工作外，其余的仍各自在家点校，只是有时候碰头开会，商量问题。点校《新五代史》的柴德赓先生虽也到京，但为了便于向陈援老请教和与点校《旧五代史》的刘乃和先生研究工作，并没有住到翠微路。这时候，各史都由个人负责，不再用“大兵团作战”的方式，过去以那种方法搞出来的初稿，都重新做过。
这一期间工作进行比较正常，完成了《晋书》的点校和部分发稿（吴则虞先生的点校稿，本在1966年前已部分付排，十年动乱中拆版，后来出版的点校本是经杨伯峻先生覆校和整理后重排的），《周书》、《南齐书》、《陈书》付型，《北齐书》和《梁书》的点校也基本结束，其他的史都程度不等地做了许多工作，为以后的继续点校打下良好的基础。可是1966年的5月，风云变幻，史无前例的日子到来了。这个月的22日，傅乐焕先生竟在陶然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在他离开翠微路大院之前，我是最后一个与他谈过话的，我并没有发现他有何异常。这一不幸事件给了我极大的震动，我感到这是不祥之兆，一场暴风雨就要来临。从此“二十四史”的整理即被迫停顿。
过了整整一年，又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1967年5月，当北京的运动搞得最“热闹”的时候，“二十四史”的整理竟昙花一现地恢复了工作。这一年5月的一天，戚本禹的意见传达到当时在中华书局掌权的“革命造反团”，要中华继续点校“二十四史”，并且可以用“旧人”。于是中华顿时刮起一股“业务风”，掌权的人为支起工作摊子而昼夜奔忙。时光虽然只过了一年，情况的变化却很大，原任点校的同志只有一部分能够借调到中华，另一部分人则由于所在单位“造反派”认为他们的“问题严重”，需要审查清楚，不同意他们出来。于是又从学部系统（即现在的中国社科院）和北京高等院校补充了一部分力量，加上中华编辑部的老老少少，以及虽不在编辑部，却可以胜任此类工作的人，把他们分编成若干业务组。另设秘书组，总管业务工作；序言组，研究并撰写批判性的出版说明。调自北京的院校和研究单位的，也要到中华来工作，按时上下班。在满城大字报和口号声中，居然有一块地方能够坐下来读书、搞业务，这在当时的北京恐怕是独一无二的，有幸参加这一工作的知识分子，乐得在这块小天地里逃避一时，即使在大热天里来回跑跑，也在所不辞，不以为苦。不过这个局面只维持了几个月，随着戚本禹的垮台，业务摊子又自然解体。
这段时间里，还有一个小小风波，值得一记。业务组成立不久，就有人提出，在标点上也应当体现出“阶级观点”，写了一份书面材料，举了许多例证，作为这一说法的论据。随后又有同志提出，校勘记也应该如此，也搞了一份书面材料。对此当时即有不同意见。不过“有问题的人”不敢公然反对，一来没有资格反对，二来怕被人说成是“别有用心”。提出这样的意见的同志无非是想使点校工作也“革命化”一些，跟上当时的政治形势，并无他意；但由此可见，极“左”思潮在那时候严重到何等程度。这一问题直到1971年的春夏间才算解决。这一年的5月，因“二十四史”将恢复工作，把包括我在内的一批人从干校调回，这时出版会议接近尾声。有一位负责中华、商务（此时已合为一家）业务的同志参加了出版会议，他不大了解古籍整理，更不了解这套书过去的情况，有一天周总理将接见出版会议的与会人员，他找我要我谈谈这件事的情况，以备接见时总理询问。我在谈话中，涉及上述问题。大概因为这关系到“突出政治”，他对此颇为注意。晚上接见，总理果然问到“二十四史”，这位同志在汇报中连带提出了在标点上突出“阶级观点”的事，总理说：不要搞这个了吧，标点只能反映原文的意思，怎么能体现点校者的阶级观点！这是我后来听说的，原话和细节可能有出入。从此以后，就没有人再提这类问题。
第三阶段，1971—1977年
这是工作的完成阶段。1971年的继续点校，有文件可据，因此对于它的来历再也没有人表示怀疑。工作开始前，先与上海搞点校的几位代表联合举办了半个月的学习班，以领会文件精神。这一时期的工作有不少变化，表现在：
（1）工作内容与过去不同，把两《唐书》、两《五代史》和《宋史》五种划归上海继续点校，由上海人民出版社负责组织工作，北京所存有关这五史的点校稿和材料，全部提供给上海参考。北京的任务增加了《清史稿》。
关于参加《旧唐书》《五代史》标点工作人员情况
《旧唐书》校勘底稿及朱东润批语
（2）工作方法也有变动，主要有两条：一条是对本校、他校作了限制，规定只在“点不断、读不通”的地方使用这两种方法，这比第二阶段显然倒退了一步。另一条是版本异同择善而从，不出校记。细读文件全文，使人感到以上两种改变，目的均在于避免烦琐。因此有些点校者就产生一种错觉，似乎校勘记的条数越少越好，校勘记的文字越简单越好，以为这样就符合文件要求，不犯烦琐的错误。北京点校的各史，没有严格遵守以上界限，略有突破，这就是说，本校、他校的运用，不局限于上述范围；而版本异同有非说明不可的，间或也写了校勘记，特别是有些从改的字，表面看来并不“善”，而实际上唯有它是正确的，一般都作出了交代。
（3）参加工作的人员和过去也有不同。《晋书》，由杨伯峻先生根据新的规定，覆阅修改吴则虞先生原来的点校稿。南北朝史基本上维持原状，北朝史由唐长孺、陈仲安先生分别负责，南朝史由王仲荦先生负责。卢振华先生下肢瘫痪，不能来京，在济南病榻上还完成了《梁书》的覆阅改订和《南史》的点校。《隋书》因汪绍楹先生去世，改由阴法鲁先生继续点校。《辽史》和《金史》因冯家升、傅乐焕先生均已去世，改由陈述、张政烺先生分别继续点校。《元史》仍由翁独健先生负责，但邵循正先生和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室的全体同志也参加了工作，其中林沉、周清澍等同志用力尤多。邵先生不幸在工作过程中病逝，未能看到《元史》的出版。《明史》，因1971年恢复工作时郑天挺先生尚未“解放”，所在单位不同意他来京，改由王毓铨、周振甫先生继续点校。新增加的任务《清史稿》，由罗尔纲、启功、王锺翰、孙毓棠先生分任点校，刘大年先生于前期也参加了一段工作。整个“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点校组，由白寿彝先生任组长，吴树平同志和我任副组长。树平同志后来主要参加《清史稿》的工作。当时中华书局的业务工作，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任务。
1973年春，点校组部分学者与中华书局工作人员合影
这段时间的点校工作，周总理曾批示“由顾颉刚先生总其成”。我们体会，这是在极“左”思潮泛滥的情况下，总理通过这一具体事例来体现党对老知识分子的政策。当时顾先生年事已高，身体衰弱，不可能做什么具体工作。我曾随同陈翰伯同志向他汇报过点校情况，点校组还向他送过两次校样和有关材料。
到1975年底，北京承担各史的点校出版工作即基本结束，只剩下《元史》在印刷。1977年底，《清史稿》也全部出齐（此书根据文件规定，内部发行）。1978年春，最后一种——上海点校的《宋史》出版（此书版权页作1977年11月），至此全部点校出版工作均已完成。此年5月，由我执笔用编辑部名义写了一篇《用科学的态度对待历史遗产》，于5月24日的《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刊出，作为对点校出版工作的小结。此后《光明日报》又发表了几篇点校者的“笔谈”。
《用科学的态度对待历史遗产》
“出版说明”问题
从五十年代以来，新的古籍整理本就要求写一篇有分析、有批判的马列主义的出版说明或前言，但在已出的书中，能符合这一要求的可谓寥寥无几。因此怎样写好出版说明，早已成为老大难问题。“二十四史”既为中外知名的史学巨著，而且内容丰富，问题复杂，要写出这样的说明，谈何容易！齐燕铭同志曾表示：对于“二十四史”这样的书，出版说明的分析批判应有分量，切中要害，压得住，如一时写不好，可以暂不写，以后再写。灿然同志当然赞同这一说法，他并且认为编辑部署名的文章要很慎重，必须是能够代表编辑部水平的，论点站得住脚，常以《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作比喻。《史记》、《后汉书》都作过尝试，写得都不成功，自然没有用。因此，前四史的说明只是介绍了成书经过、作者生平、版本源流、点校情况。《后汉书》还根据灿然同志意见，写的是“点校说明”，以宋云彬先生个人名义发表。他们的这种慎重，在十年动乱中被说成是取消和抵制批判的一种手段，他们的具体意见也成了批判的话题。
1967年短暂恢复工作时，“序言组”倒是颇有些跃跃欲试的姿态，可是不久这个摊子即风流云散，当然没什么成果可言。1971年继续点校，这个难题又摆到大家面前。第一部付印是“文革”前已经成型的《周书》，恢复工作后的第一篇说明当然也从这部书开始。此文的中心内容是批判英雄史观，大家正苦于摸不着门径，对于这篇说明基本上同意，提不出多少意见。当时龙潜同志已从干校回京，在“出版口”工作，他对整理“二十四史”颇感兴趣，有时过问一下点校情况，这篇说明自然也送给他一份，请他提示意见。他读后写了这样两句话：这样写固然也可以，不过后难为继（大意）。我心里很同意他的看法，认为颇有远见，可是当时只好走一步说一步。此后陆续写出的说明，批判的内容不是英雄史观便是“天命论”，文章格局也差不多。《梁书》和《陈书》合用的说明调换一下花样，批起了“唯意志论”，可是印出后不久，在一次传达报告中听到，以后不要批判“唯意志论”，于是重版时又作了删改。当时强调文章要配合形势，“批林批孔”、“儒法斗争”开展之后，又加入了一些批判“孔孟之道”和“儒家思想”的内容，不过北京所写的说明还没有吹捧过“法家”。各史说明说法尽管不同，大体可以概括为这样几句话：观点全是反动的，为统治阶级（特别是修史时的反动统治）服务的，只是一些资料还有用，但还有不少资料是被歪曲的。“二十四史”这样的名著评价尚且如此，其他的自然更无论矣。试问，照这样说，几千年的传统史学还有什么可继承的呢？这显然是只批判，不继承。当时“腹非”者大有人在。“二十四史”最近重印时，把批判部分统统删掉了，虽然倒也干净俐落，可是说明显得很单薄，与书的本身很不相称。
附带谈谈由说明引起的两件事。一件是1975年的下半年或1976年初，台湾《中央日报》刊登了一篇文章，诬蔑我们以整理“二十四史”为名来窜改历史（后来我从日本文章中看到。当时日本的报道也有“改写‘二十四史’”之类的提法，究竟怎么说的不详），至于究竟作了哪些“窜改”，文章一条证据也举不出，只是抓住《新唐书》的出版说明议论了一番，认为它的论点荒谬，好像这就是我们“窜改”历史的证据。它之所以选中《新唐书》说明作为靶子，我想是因为这篇文章于“儒法斗争”跟得最紧，批判欧阳修的史学观点时，在武则天问题上大加发挥。中国新闻社后来组织我们写文章，以澄清事实。于是由我执笔，用编辑部名义撰写了一篇《整理“二十四史”的一些体会》，文内没有点名，内容却完全与那篇文章针锋相对，强调了我们在点校上尊重原著、改字慎重的一丝不苟精神。此文于1976年4月27日在香港《大公报》、《文汇报》，澳门的《澳门日报》、《华侨报》分别刊载。前一天26日，中国新闻社还以《我国重要历史文献“二十四史”的整理工作已告完成并陆续出版》为题，发了消息。港澳的史学者对此很重视，不久他们即举行座谈，表示赞同这篇文章的内容，并对“二十四史”整理本的成绩和水平作了充分肯定。一两天之后，上述各报又登载了座谈发言摘要，以及牟润孙先生等两三位的专题文章。
《大公报》报导“二十四史”整理工作完成
另一件事是日本学者小仓芳彦写了一篇《现代中国的二十四史》，发表在《历史学研究》1976年12月号，着重分析了各史的出版说明。作者首先肯定了点校本的质量，他说吉川幸次郎在《访华余录——出版和书店》中的评论所谓它“可以肯定超过乾隆殿本，将成为今后研究者的标准本”，决非过奖，“‘二十四史’的整理工作，作为学术上的旷古未有的事业，意义十分重大”。继而作者即谈到，各史的出版说明颇堪注意。他的分析是，“文革”前出版的前四史的说明，“谨守纯粹的文献学性质的记述范围”，与后来的截然不同。至于“文革”后出版的各史说明，大致可分三个时期。第一期，1972年1月至1974年春，《周书》以下几史对于书的评价，“还只是赋予一种消极的意义”，批判的问题，也仅仅是英雄史观、天命论、因果报应之说，等等。第二期为1974年4月后至年末，此时作为中国“政治课题”的“反对‘孔孟复辟’的议论勃兴”，因此《明史》、《魏书》、《晋书》等“对各史‘孔孟复辟’的立场的攻击就加强了”。1975年2月以后为第三期，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儒法斗争’的观点也一跃而出”，两《唐书》可作为代表。作者特别举出《新唐书》为证，说此书的说明批判了该史作者欧阳修，认为书中歪曲了“杰出的女政治家”武则天统治时期的历史真相，“攻击法家路线，否定她在历史上所起的进步作用”。最后作者归结为，“三个时期的出版说明务虚方式的演变，差不多如实地反映着当时的政治课题的核心”，研究中国的文件和史籍，要善于听出“弦外之音”。由于说明的内容变化非常明显，本文作者又作过认真的比较，所以他的分析基本符合实际情况。
“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点校出版，是建国以来我国史学界、出版界通力合作所作出的重大贡献。今天，距离这套书的全部出版已经十年，事实证明，新本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它已经取代旧本，在海内外享有盛誉，被公认为是当前最好的本子。齐燕铭同志在1960年对这套书所提出的超越前人，经过重版时的陆续修改使它成为定本的要求，已基本上做到。然而我认为这套书至少有三点还是美中不足的，其一，1971年后点校的各史，版本对校方面择善而从，不出校记，异文的处理脉络不清，无异于在旧本之外再增加一种较好的新本，对于研究工作者非常不便。其二，后期点校的书，未能通过本校、他校为读者解决更多的问题，如果没有当时的限制，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其三，个别史的质量还不平衡。不过话又说回来，十全十美的事是几乎不存在的，更何况这套点校本是在雨雨风风中诞生的，能做到现在的地步已经很不容易，怎么能对它求全责备呢！
《光明日报》刊文：《二十四史》整理工作的感想和体会
这篇文章主要凭记忆写成，事隔已久，有些细节写或记得不够凖确，这只好等到来日写比较系统的回忆文章时再作订正。从我个人开始参加“二十四史”工作的时候算起，屈指已近三十年，物换星移，人事的变迁极大，上面提到的不少人如今已经物故。此文撰写过程中，又先后传来翁独健、王仲荦两先生病逝的噩耗。我在追忆这段往事时，不禁感慨万端，对他们寄以深深的怀念。
1986年6月
（选自《赵守俨文存》，中华书局2026年6月版，原题为《雨雨风风二十年——“二十四史”点校始末记略》）
赵守俨 著
32开 精装
繁体横排
978-7-101-17497-7
108.00元
内容简介
本书初版于1998年，这次推出的新版，增补《〈植物名实图考〉出版说明》《整理“二十四史”工作情况简介》《嘉惠后学，长留遗爱》等文章，并对全书作了校订。2026年适逢赵守俨先生诞辰一百周年，谨以此书作为纪念。
作者简介
赵守俨（1926—1994），生于黑龙江齐齐哈尔市。1947年毕业于辅仁大学经济系。1951年起先后在商务印书馆、高等教育出版社担任编辑。1958年12月调入中华书局，历任古代史组编辑、副组长、编辑室主任。1979年至1986年任中华书局副总编辑。第七届、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又为中国唐史学会理事、北京市史学会理事。在商务印书馆工作期间，曾整理《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植物名实图考》等古籍。调入中华书局工作以后，在近二十年时间里始终负责并实际主持“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点校工作，为这一大规模的文化工程作出艰辛努力。另校点整理《朝野佥载》、《登科记考》、《唐两京城坊考》（与徐苹芳合作）等，译注《魏徵》（与吴翊如合作）、《刘晏·杨炎》，撰有《唐代婚姻礼俗考略》、《雨雨风风二十年———“二十四史”点校始末记略》等数十篇学术论文和随笔文章，并曾主编《书品》。
目 录
关于评价武则天的几个问题
唐代婚姻礼俗考略
张鷟和《朝野佥载》
《唐临川公主墓志》记事考索
略论唐代科举制度的历史作用
唐代的科场风波
“饭后钟”和“碧纱笼”本事辨疑
关于“波罗毬”一词的商榷
“摩诃兜勒”质疑
杨贵妃与杨氏诸兄弟的亲属关系
实封制度考略
《旧唐书·章怀太子传》辨疑
唐代登科记与徐松《登科记考》
《大唐创业起居注》史料价值评述
《唐两京城坊考》中的时人说小考
唐代的官修史书
杨炎的贬所
“捉不良”与“不良”
“锄禾日当午”一诗作者为谁？
“战国”应当从哪一年开始？
《植物名实图考》出版说明
《癸巳类稿》出版说明
《世本八种》出版说明
《唐大诏令集》出版说明
《初学记》点校说明
《刘晏·杨炎》前言
从野生植物谈到《植物名实图考》
古籍的瑰宝，棋苑的奇葩
——谈谈《忘忧清乐集》和《古逸丛书三编》
扬州学派的重要校勘成果——《旧唐书校勘记》
《古逸丛书》今昔谈
《清稗类钞》小议
随笔和《唐宋史料笔记丛刊》
《百衲本二十四史》和《校史随笔》的学术贡献
《汉唐职官制度研究》稿读后意见
整理“二十四史”工作情况简介
雨雨风风二十年
——“二十四史”点校始末记略
《二十四史研究资料丛刊》的回顾与建议
建国以来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简述
五十年代商务整理出版古籍杂忆
建国以来明清史料的整理概述
学术笔记的整理出版与评议
从《登科记考》谈到古籍整理的格式问题
三点希望
整理出版唐代史料的计划简介
漫谈北京史料的搜集整理
整理古籍有哪些常用的方法
校史杂忆
——“二十四史”点校散记
校史浅谈
在“全国古旧书店业务培训班”的讲话
“取精用宏”的典范
陈援老对基础知识和历史科学基本建设工作的重视
平实中见功夫
附：《红香馆诗草》跋
张静庐先生与《清实录》的复原和出版
嘉惠后学，长留遗爱
朱谋图片即八大山人之父
消寒图
吴琚字条诗为蔡襄作
“名”义探微
红楼琐语
燕青为什么叫“浪子”？
《顺宗实録》笺证（部分）
《封氏闻见记》笺证稿（选录）
业务自传
幻园琐忆
怀念父亲/赵珩
花开花落
——为先翁赵守俨先生去世十周年作/吴丽娱
后 记/赵珩 吴丽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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