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写文章，向来讲究“无一字无来处”。用典是文人笔下的硬功夫：用得好，寥寥数字就能涵括一段史事，话有尽而意无穷；用得生硬，就成了堆砌故实、卖弄学问，反而给读者添了障碍。
喜欢古典文学的人，经常会讨论三个问题：
从古到今，哪些作家是用典的巨擘？
单篇文章里，哪一篇典故密度极高？
如果论整部书，哪一部才算得上典故的渊薮，是用典艺术的集大成者？

先说作家。
写词爱用典的，首推辛弃疾，一首《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句句有出处，历来被看作词家用典的极致；写诗爱用典的，要数李商隐，他的无题诗典故深婉，意蕴朦胧，千百年来解说不断。但若论骈文辞赋的综合水准，把用典用到圆融沉厚的，南北朝的庾信，是一座绕不开的高峰。

说起典故多的名篇，很多人第一反应是王勃的《滕王阁序》。
《滕王阁序》全文七百多字，用典就有四五十处，平均十几个字就有一个。“冯唐易老，李广难封” 说尽了才士不遇的感慨，“酌贪泉而觉爽，处涸辙以犹欢” 写出了困境中的操守，几乎句句有来历，字字有出处。
可要论典故的总数和密集程度，庾信的《哀江南赋》还要更胜一筹。这篇赋加上序言，洋洋数千言，引用的典故遍及经史子集。据学者统计，仅《左传》中的历史故事，在《哀江南赋》并序中就出现了数十处；至于《史记》《汉书》《后汉书》里的人物史事，以及《诗经》《楚辞》、诸子百家的语典，更是不胜枚举。
序言一开头就连用好几个典故：“三日哭于都亭，三年囚于别馆”，用三国罗宪亡国痛哭、春秋叔孙婼被扣押他国的旧事，写自己江陵败亡后的处境；“傅燮之但悲身世，无处求生；袁安之每念王室，自然流涕”，借东汉傅燮临难、袁安忧国的史事，抒发自己的家国之痛。
短短一段话，藏着四五段历史，却丝毫没有堆砌的感觉。因为每一个典故，都贴合着他的切身心境。清代倪璠注《庾子山集》时说，这篇赋“其辞悲，其义显”，虽是赋体，却有史书的厚重感，后世也因此称它为 “赋史”。
不过，无论是庾信还是《哀江南赋》，终究是单个作家、单篇作品的成就。把视野从个人和单篇放宽到整部著作，论典故储备之丰富、分布密度之高、对后世影响之深远，《昭明文选》才是古来总集里的极致。

说到这里就不难明白，为什么《文选》是古来典籍里典故的集大成者。
它不是某一位作家的个人创作，而是汇集了一百三十多家、七百多篇作品，共同筑成了一座庞大的典故宝库。上起先秦的诗骚诸子，中经汉魏的辞赋文章，下至南朝的骈文诗歌，八百年间的语言精华、历史掌故，全都浓缩在这一部书里。
更重要的是，它不光自身典故繁富，还奠定了后世文人用典的基本范式。什么典故适合入文，什么用法才算高明，什么题材该用什么故实。这一系列文学审美标准，大半都是《文选》确立的。
我们今天常用的很多成语典故，如“倾国倾城”“落英缤纷”“明哲保身”等，其较早的文学用例大多能在《文选》中找到；又如“乘风破浪”虽出自史传，但《文选》所确立的用典范式，同样深刻影响了后世对这些语典的化用。我们读唐诗、宋词，乃至明清古文，常常感叹古人用典精妙，却不知道他们取法的源头，多半都在《文选》里。
所以前人常说，《文选》是中国古典文学的根底之书。不读《文选》，就很难读懂古人文字背后的层层深意，也没法真正体会 “无一字无来处” 的文学境界。
当然，用典从来不是目的，只是手段。
读《文选》也不是为了卖弄学问、掉书袋，而是为了感受汉语的精妙，体会文化的深厚。
那些流传千百年的典故，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传承和沿用，早就不是旧书里生僻的老故事，而是沉淀在汉语之中，成了我们共有的文化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