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为中华书局2026年6月出版的《八旗制与清初皇权的演变》一书后编《清初皇权的曲折历程》第三篇《康熙初年四大臣辅政刍议》中的内容摘录,感谢作者姚念慈老师授权发布。本次发布使用的主标题为编者所拟。
《清圣祖实录》卷1,顺治十八年正月丁巳初七日,世祖福临病逝,当日“麻勒吉、贾卜嘉捧遗诏奏知皇太后(孝庄),即宣示诸王贝勒贝子公大臣侍卫等。(即遗诏之自罪十四条,传位玄烨,以索尼等四人辅政。)索尼等跪告诸王贝勒等曰:‘今主上遗诏,命我四人辅佐冲主。从来国家政务惟宗室协理,索尼等皆异姓臣子,何能综理?今宜与诸王贝勒等共任之。’诸王贝勒等曰:‘诏旨甚明,谁敢干预!四大臣其勿让。’”索尼等复奏知皇太后,乃誓告任事。显然,遗诏既经太后先定之于内,外示宗室诸王时已成定局,宗王自无敢有异议。遗诏列福临罪状云:“朕于(宗室)诸王贝勒等晋接既疏,恩惠复鲜。”乃借福临自悔为诸王宗室鸣不平,却无改作之意。遗诏制作者坐享其成,将权力紧紧控制于上三旗大臣手中,诸王贝勒则一概被排斥于辅政之外。遗诏非世祖本意,出自孝庄授意修改,四大臣辅政又一反皇太极去世宗王摄政的先例,开出清初政治新格局,自孟森以来,史家多作如是说。由八旗共议他旗宗王摄政,到孝庄太后宫中亲定天子上三旗大臣辅政,顺治一朝之始与终,差异显然。表面看来,由于孝庄太后干预,促成了这次皇权政治的大进展,史家论及顺康两朝授受之际,于孝庄多有溢辞,即着眼于此。

拙文《评清世祖遗诏》梳理福临亲政十年间政治趋变,以为四大臣辅政格局的最终形成,虽不排斥孝庄的作用,但其根本原因,则是福临加强皇权和推行汉化进程之曲折性的结果。唯其排抑八旗诸王,令其逐渐淡出政治舞台中心,才杜绝了宗王摄政的可能;唯其推行汉化之成果未能巩固,故内阁远未能建立起应有的政治地位和权威。于是皇帝的近侍内大臣便乘隙而起,形成顺治末年的权力核心。议政王贝勒大臣会议既有监临的必要,内阁又处于信疑之间,则皇权发号施令,非亲信内侍大臣即无可寄托驱遣者,遗诏谓四大臣“腹心寄托”云者,并非饰辞。一旦皇统骤绝,幼主临朝,四大臣得以执掌权柄,实为政治格局变动趋势使然,固不待有大智慧出而操纵其间也。
《世祖遗诏》的基本宗旨,在于立即中止福临的汉化改革进程,由是也决定了四辅臣期间的政治取向:“凡事皆遵太祖、太宗时定制行。”“我太祖、太宗创制立法,垂裕后昆,自当世守勿替。”“兹于一切政务,思欲率循祖制,咸复旧章。”《清史稿》卷249于四辅臣传尾“论曰:四辅臣当国时,改世祖之政,必举太祖、太宗以为辞”。即在尊崇祖制的名义下,最大限度地将福临的汉化措施予以勾销。康熙初年历史进程中出现的这股逆流,孝庄太后与四辅臣是难辞其咎的。
福临亲政十年中,四臣虽日侍左右,却与福临在政治上不同道,既无在内阁部院之经历,亦不曾有一疏以襄赞汉化。就《实录》所见,顺治十七年索尼应诏求言所上十一事,言及满族内部分化,颇为福临重视,却与福临当时最关切的改革了不相涉。鳌拜疏凡两见,一为恢复三年大阅军容,一为请迁太祖、太宗陵于兴京。其所关注者仍在祖宗旧制。《钦定罪状谕》云鳌拜康熙七年因灾变疏训,乃以“进谏世祖皇帝(福临)之文,呈朕阅览”。福临因灾异求索,屡以干“实录”,然不见鳌拜此疏,其不当福临之意可知,盖双方于汉化求治本不同心。检诸史籍,四臣所关切于心者,制约宗室诸王而已,猜防朝廷汉官而已。惟其如此,才能在关键时刻与反感汉化的孝庄一拍即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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