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清越｜成为梁思永：“中国第一位考古专门学者”
评论内容：
ΦBK与未定的专业
1927年1月10日夜，梁启超兴奋地给远在波士顿的二儿子梁思永写信。他描述当晚李济与袁复礼在清华国学研究院茶话会上的演说——两人刚从山西夏县西阴村发掘归来，带着七十六箱出土器物。李、袁二人在演说中说了一句令梁启超“替你高兴又替你惶恐”的话：他们自嘲都是“半路出家的考古学者”，“真正专门研究考古学的人还在美国——梁先生之公子”。彼时的梁思永，是哈佛大学文理研究生院一名进入第二年学习的研究生。父亲又叮嘱道：“你将来如何才能当得起‘中国第一位考古专门学者’这个名誉，总要非常努力才好。”（1927年1月10日与思永书，《梁启超家书校注本》，718页）那个夜晚，一个二十二岁年轻人的命运似乎已注定——尽管他自己不久前刚在几个兴趣之间选定人类学作为方向。
梁思永1924年从清华留美预备班毕业，同年8月赴美，就读于美国东北部新罕布什尔州汉诺威小镇的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 College）——那是一所常春藤名校，创立于1769年，以文理教育著称。他在那里学的是历史学，1926年2月初以ΦBK成员身份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A.B.）（见Dartmouth College and Associated Schools General Catalogue, 1940, p.574）。ΦBK，即Phi Beta Kappa，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荣誉学术团体。达特茅斯的规矩，在读期间成绩位于全院前百分之十五的学生才有资格被选入（见Leon B. Rchiardson, "Dartmouth Chapter of Phi Beta Kappa: New Hampshire Alpha Fourth Oldest in the Country, Will Celebrate 150th Anniversary on October 11," Dartmouth Alumni Magazine, 1937 October）。这个细节或许不必大书特书，但至少说明梁思永学习历史学确实得心应手。
1926年2月6日，他注册入读哈佛大学文理研究生院（Graduate School of Arts and Sciences），这是1925至1926学年下半学期开学前两天。哈佛大学年度档案《哈佛大学目录》（The Harvard University Catalogue）在每年1月印就，截止日期之后注册的学生，通常要等到下一学年的目录才能被收录。于是梁思永研究生第一年的注册情况被记录在《哈佛大学目录1926-1927》文理研究生院学生名录下，专业是：人类学、艺术、宗教史（见The Harvard University Catalogue 1926-27,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27, p.392）。三个方向并列，尚未选定。直到1926年9月，也就是研究生第二年注册时，他才正式确定人类学专业（ibid, p.187）。
专业未定时，梁思永选修或旁听了感兴趣的课程。现存的作业中有一份题为“Museum Management”（《博物馆管理》）的文稿，可能是选修艺术系开设课程Museum Work and Museum Problems（博物馆工作及相关问题）的作业（课程见Harvard University Faculty of Arts and Sciences, Announcement of the Course of Instruction 1926-27 Second Edition, Harvard University, 1926. p.57）。这或许是他遵循兴趣探索学习方向的痕迹。另有一份十五页的哲学文献书目（Bibliography [book on philosophy])，还有一个本子原本计划作为Historical Bibliography Criticism（历史文献与批评）课笔记，后改为体质人类学课的笔记本。在我看来，正是这种广博的尝试，为将来的“中国考古学”储备养分。
课堂笔记：从人类学到考古学
借助课堂笔记再翻检1926至1930年的《哈佛大学目录》和《课程公告》（Announcement of the Course of Instruction），得知梁思永在人类学系修读的课程包括：
虎藤教授（Earnest Hooton，当时美国最重要的体质人类学家）讲授的课程：体质人类学（Physical Anthropology）、种族混合（Race Mixture）。
托泽教授（Alfred Tozzer，以玛雅文明研究著称）讲授的：原始社会学（Primitive Sociology）、原始宗教（Primitive Religions）。
迪克森教授（Roland Dixon，知识广博的人类学家，足迹遍布各大洲，也是李济在哈佛时的导师）讲授的：美洲的族群与文化（Races and Cultures of the America），中美洲和南美洲的族群与文化（Races and Cultures of Middle and South America），大洋洲的族群与文化（Races and Cultures of Oceania），亚洲的族群与文化（Race and Culture of Asia），中国、印度和美索不达米亚的文明（Civilizations of China, India, and Mesopotamia），文化与环境（Culture and Environment）。
在当时美国大学的学科体系中，古典考古学与欧洲相似独立成科，而古典考古之外的考古学则是人类学的分支之一。一个志在考古学的学生，必须先打下扎实的人类学根基，这是那个时代美国学术训练的基本路径。梁思永走的正是这条路。
在一摞人类学相关课程的笔记中，有两门课引起我的注意。一是研究型讨论课“考古学田野方法”（Seminary: Field Methods in Archaeology），另一门是伯希和开设的“中国艺术史”（History of Chinese Art）。
梁思永在确定专业后的第一个学期就选了考古学田野方法这门课。选课的同学每人选择一个考古学家或地区，对相关田野方法进行研究总结，并与大家分享讨论。梁思永以“Field Method in China”（中国田野调查方法）为选题，总结了斯坦因（Aurel Stein）和庞佩利（Raphael Pumpelly，美国地质学家、探险家、考古学家）在中国西北探险所涉及的田野方法。这个选题耐人寻味。
当时，西方探险家在中国的收获早已轰动世界。斯坦因数度深入新疆和甘肃，带走大批文物；伯希和紧随其后，从敦煌藏经洞精心遴选，收获大批珍贵文物。这些发现让斯坦因、伯希和等人声名大噪，也让西方各大学争相邀请这些探险学者登台讲授。伯希和在1924年和1926年受邀至哈佛演讲（The Harvard Crimson January 30, February 1, 1924; April 29, March 30, 1926），1928至1929学年以访问教授身份在哈佛开设中国艺术史课，正是这一背景的产物。
梁思永选择以斯坦因与庞佩利在中国西北的探险实践作为分析对象，详细梳理了包括多国政府的行政协调、语言准备、货币兑换以及在复杂地貌下的交通运输与后勤补给等考古工作的外部支撑系统。在这些具体的事务性安排之后，重点分析核心的工作程序，包括遗址类型的辨析、地层绘图的规范、摄影与记录的同步，以及标本在野外环境下的科学封装。他暂时搁置对这些带有掠夺色彩考察活动的性质讨论，转而分析其可以被量化和学习的科学工作程序。通过对斯坦因等人经验的理性解构，梁思永试图建立一套关于田野工作的系统知识。
这两门课透露出梁思永在人类学系训练之外的专业聚焦：中国考古相关的具体问题。这在课堂之外也有迹可循。1926年12月，梁启超写信告诉儿子，李济正在山西挖掘，“已立刻写信给他，告诉以你的志愿及条件”（见1926年12月10日与思永书，《梁启超家书校注本》709页）；1927年春，梁启超得知斯文·赫定要率队考察新疆，立刻想到替思永争取一个名额，连发数封信催他动身回国（见1927年4月21日、25日、27日与永儿书，《梁启超家书校注本》，759至763页）。这个计划最终因赶不上出发而落空，但也说明，梁思永未来返回中国做田野，在父子二人心中已是既定的方向，在此之前必经田野实践训练也是二人共识。
1927年夏，梁思永获得哈佛硕士学位后返国，原计划赴山西西阴村参与李济的发掘，却又因战事而搁浅，但走向田野的志向始终没有动摇。1929年的暑假，他获得奖学金资助随美国西南考古的领军人物祁德（Alfred Kidder）赴新墨西哥的佩科斯遗址（Pecos）发掘（见Anthropological Notes and News, American Anthropologist-July‐September, 1929, p.571-572），并参加了第二届佩科斯会议。祁德是美国西南考古学的奠基人物之一，主持佩科斯遗址的发掘长达十余年。他的实践被视为美国科学考古学走向成熟的标志，他力主将地层学与类型学系统结合，强调器物序列与文化演变的关系，并推动考古学家以跨遗址的视野建立区域文化框架。1927年他在佩科斯发起的年度学术会议，后来成为美国西南考古学界最重要的交流平台。梁思永在佩科斯遗址实习，正赶上祁德研究思想和方法成熟的时期。
对一个立志在中国从事科学考古的年轻人而言，在祁德麾下接受的训练是一套如何从叠压的土层里读出时间序列、从破碎的陶片里辨认文化脉络的思维方式。这段在北美荒原上的实践，让他后来面对殷墟后冈的复杂地层时，拥有超越金石学家和探险家的、属于现代科学的思维和洞察力，于是才有了后冈三叠层的发现——“在考古学上初步澄清了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与商文化的关系”（见《梁思永夏鼐往还书札》，第1页）。夏鼐也指出梁思永参加安阳殷墟遗址的发掘之后，“对于组织上和方法上都有重要的改进，提高了我国田野考古的科学水平”（夏鼐：《梁思永先生传略》，见《夏鼐文集》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228页）。
未完结的博士学位
1927年6月23日是哈佛大学毕业典礼日，梁思永被授予硕士学位（A.M.）。随后回国，因战事未能入晋，便留在北京整理西阴村考古资料，兼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助教。1928年8月，他重返哈佛，开始博士阶段的学术训练。同年12月，英文论文《远东考古学上的若干问题》（Some Problems of Far Eastern Archaeology）定稿（见《梁思永先生学术年表》，《梁思永夏鼐往还书札》，261-270页），论文对西伯利亚、华北、中南半岛等远东多地的考古发现进行了系统梳理，对比了各地的地层、动物群及文化遗存，目的是通过全面梳理找出现有庞杂材料中“最大的空白”（widest gaps），论文还指出有待验证的问题并规划未来研究方向。这篇论文是高质量的文献综述与研究问题综述，具备了博士论文研究选题前期准备的特征，甚至可以说为远东考古学研究搭建了一个宏大的问题框架。
如果这样继续下去，博士学位只是时间问题。然而事情并未按计划发展。1930年夏，梁思永归国，立即投身史语所的东北考古项目，发掘昂昂溪遗址，继而赴热河调查。1931年春，安阳两次发掘；秋天，城子崖第二次发掘；11月，发掘后冈（见《梁思永先生学术年表》，《梁思永夏鼐往还书札》，261-270页）。这一切发生时，他仍是哈佛注册学生，直到1931至1932学年，仍保持注册（见Harvard Alumni Directory, Harvard University, 1940, p.760; University Catalogue 1930-31, p.779; University Catalogue 1931-32, p.791）。回国之后两度注册，也许是为了找时机完成博士考核。1932年，他患上烈性肋膜炎，卧病两年；此后殷墟发掘、抗战流亡、辗转李庄再度病重，再没有时间返美。
梁思永大约也纠结过，所以一再注册以保留获得博士学位的可能性。不过在此后多项考古工作与战时流离颠沛面前，学位渐渐变得不重要了。烈性肋膜炎之后，他长期偃卧病榻，仍然在筹划、在安排、在编写报告。“身子虽不好，而全是朝气”——是对一个病中之人最动人的评语。
距离最早一册笔记的记录时间已经过去近一百年，追溯这些属于梁思永前传的往事，才看清那些课程、笔记在往后漫长的岁月里慢慢发了芽。在哈佛大学的记录里，他或许只是一个没有博士学位的肄业生，冥冥之中应了父亲的教诲“求学问不是求文凭”（1925年7月10日与孩子们书，《梁启超家书校注本》，631页）；但在中国考古学的基石上，他却以这种未竟的方式完成了自我淬炼。这就是“成为梁思永”之前的梁思永：一个在达特茅斯以优异成绩毕业的年轻人，一个在哈佛注册时连专业都没选定的研究生，一个在父亲的信里被寄予厚望的儿子，一个没能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第一位考古专门学者”。经历了种种不确定、纠结与时运，他最终成为中国考古学最重要的奠基人之一。
《梁思永夏鼐往还书札》，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中华书局，2026年2月出版，318页，128.00元
整理梁思永、夏鼐两位先生往来书信时，信件之外汤超博士和我同时也整理旧档案中一切归属两位先生的材料，并且默契分工：她专注夏鼐，我专注梁思永。
夏先生是惯于记录的人，日记绵密详尽，此外还有许多照片、笔记和“小纸头”，材料极为丰富。梁先生的资料则稀疏得多，除了这批书信，另有十六册哈佛求学时的课堂笔记和读书笔记。我反复翻看，想找到些隐藏在蛛丝马迹中的信息。信息不太多，倒是有一种感觉扑面而来：潦草。梁先生的字很难认，中文英文都让人感到吃力。梁启超也抱怨过儿子：“思永的字真难认识，我每看你的信，都很费神，你将来回国跟着我，非逼着你写一年九宫格不可。”（1927年1月27日与孩子们书，胡跃生校注《梁启超家书校注本》，漓江出版社，2017年，731页）。梁先生也许是不拘小节，也许是思维快过笔头，来不及等字写端正，应该是个急性子有激情的人。1941年夏鼐留学归来，几经辗转到达李庄，正向挑夫问路，梁先生在窗内听见，循声望去，便喊：“作民，你回来了。”（夏鼐日记1941年3月19日）读到这里，脑子里有了现场画面，如傅斯年所说“思永身子虽不好，而全是朝气”（傅斯年致朱家骅、叶企孙、王敬礼信，1942年4月2日，见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第三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2年，1252至1253页）。梁先生的朝气里也有童心未泯甚至是顽皮，在信中跟夏鼐开玩笑，“作民兄在峨眉山中寻找了四年（山中四天，世上四年），吞云吐雾之辈必定遇到了几个，不知传授到两条白光由鼻孔里冲出来，立时把蛮子洞洞门打开，把其中泥土搬出的本事没有”（梁思永致吴金鼎、夏鼐，1941年10月15日，《梁思永夏鼐往还书札》，第2页）。我越发好奇，想知道梁思永成为“中国第一位考古专门学者”之前的故事，了不起的成就读起来不过瘾，还想了解前传。
1941年10月15日，梁思永致吴金鼎、夏鼐第一通（《梁思永夏鼐往还书札》，第3-5页）。
ΦBK与未定的专业
1927年1月10日夜，梁启超兴奋地给远在波士顿的二儿子梁思永写信。他描述当晚李济与袁复礼在清华国学研究院茶话会上的演说——两人刚从山西夏县西阴村发掘归来，带着七十六箱出土器物。李、袁二人在演说中说了一句令梁启超“替你高兴又替你惶恐”的话：他们自嘲都是“半路出家的考古学者”，“真正专门研究考古学的人还在美国——梁先生之公子”。彼时的梁思永，是哈佛大学文理研究生院一名进入第二年学习的研究生。父亲又叮嘱道：“你将来如何才能当得起‘中国第一位考古专门学者’这个名誉，总要非常努力才好。”（1927年1月10日与思永书，《梁启超家书校注本》，718页）那个夜晚，一个二十二岁年轻人的命运似乎已注定——尽管他自己不久前刚在几个兴趣之间选定人类学作为方向。
1935年，梁思永（左）和梁思成在西北岗殷王陵。
梁思永1924年从清华留美预备班毕业，同年8月赴美，就读于美国东北部新罕布什尔州汉诺威小镇的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 College）——那是一所常春藤名校，创立于1769年，以文理教育著称。他在那里学的是历史学，1926年2月初以ΦBK成员身份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A.B.）（见Dartmouth College and Associated Schools General Catalogue, 1940, p.574）。ΦBK，即Phi Beta Kappa，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荣誉学术团体。达特茅斯的规矩，在读期间成绩位于全院前百分之十五的学生才有资格被选入（见Leon B. Rchiardson, "Dartmouth Chapter of Phi Beta Kappa: New Hampshire Alpha Fourth Oldest in the Country, Will Celebrate 150th Anniversary on October 11," Dartmouth Alumni Magazine, 1937 October）。这个细节或许不必大书特书，但至少说明梁思永学习历史学确实得心应手。
1926年2月6日，他注册入读哈佛大学文理研究生院（Graduate School of Arts and Sciences），这是1925至1926学年下半学期开学前两天。哈佛大学年度档案《哈佛大学目录》（The Harvard University Catalogue）在每年1月印就，截止日期之后注册的学生，通常要等到下一学年的目录才能被收录。于是梁思永研究生第一年的注册情况被记录在《哈佛大学目录1926-1927》文理研究生院学生名录下，专业是：人类学、艺术、宗教史（见The Harvard University Catalogue 1926-27,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27, p.392）。三个方向并列，尚未选定。直到1926年9月，也就是研究生第二年注册时，他才正式确定人类学专业（ibid, p.187）。
专业未定时，梁思永选修或旁听了感兴趣的课程。现存的作业中有一份题为“Museum Management”（《博物馆管理》）的文稿，可能是选修艺术系开设课程Museum Work and Museum Problems（博物馆工作及相关问题）的作业（课程见Harvard University Faculty of Arts and Sciences, Announcement of the Course of Instruction 1926-27 Second Edition, Harvard University, 1926. p.57）。这或许是他遵循兴趣探索学习方向的痕迹。另有一份十五页的哲学文献书目（Bibliography [book on philosophy])，还有一个本子原本计划作为Historical Bibliography Criticism（历史文献与批评）课笔记，后改为体质人类学课的笔记本。在我看来，正是这种广博的尝试，为将来的“中国考古学”储备养分。
课堂笔记：从人类学到考古学
借助课堂笔记再翻检1926至1930年的《哈佛大学目录》和《课程公告》（Announcement of the Course of Instruction），得知梁思永在人类学系修读的课程包括：
虎藤教授（Earnest Hooton，当时美国最重要的体质人类学家）讲授的课程：体质人类学（Physical Anthropology）、种族混合（Race Mixture）。
托泽教授（Alfred Tozzer，以玛雅文明研究著称）讲授的：原始社会学（Primitive Sociology）、原始宗教（Primitive Religions）。
迪克森教授（Roland Dixon，知识广博的人类学家，足迹遍布各大洲，也是李济在哈佛时的导师）讲授的：美洲的族群与文化（Races and Cultures of the America），中美洲和南美洲的族群与文化（Races and Cultures of Middle and South America），大洋洲的族群与文化（Races and Cultures of Oceania），亚洲的族群与文化（Race and Culture of Asia），中国、印度和美索不达米亚的文明（Civilizations of China, India, and Mesopotamia），文化与环境（Culture and Environment）。
在当时美国大学的学科体系中，古典考古学与欧洲相似独立成科，而古典考古之外的考古学则是人类学的分支之一。一个志在考古学的学生，必须先打下扎实的人类学根基，这是那个时代美国学术训练的基本路径。梁思永走的正是这条路。
在一摞人类学相关课程的笔记中，有两门课引起我的注意。一是研究型讨论课“考古学田野方法”（Seminary: Field Methods in Archaeology），另一门是伯希和开设的“中国艺术史”（History of Chinese Art）。
梁思永在确定专业后的第一个学期就选了考古学田野方法这门课。选课的同学每人选择一个考古学家或地区，对相关田野方法进行研究总结，并与大家分享讨论。梁思永以“Field Method in China”（中国田野调查方法）为选题，总结了斯坦因（Aurel Stein）和庞佩利（Raphael Pumpelly，美国地质学家、探险家、考古学家）在中国西北探险所涉及的田野方法。这个选题耐人寻味。
“考古学田野方法”讨论课材料大纲
当时，西方探险家在中国的收获早已轰动世界。斯坦因数度深入新疆和甘肃，带走大批文物；伯希和紧随其后，从敦煌藏经洞精心遴选，收获大批珍贵文物。这些发现让斯坦因、伯希和等人声名大噪，也让西方各大学争相邀请这些探险学者登台讲授。伯希和在1924年和1926年受邀至哈佛演讲（The Harvard Crimson January 30, February 1, 1924; April 29, March 30, 1926），1928至1929学年以访问教授身份在哈佛开设中国艺术史课，正是这一背景的产物。
梁思永选择以斯坦因与庞佩利在中国西北的探险实践作为分析对象，详细梳理了包括多国政府的行政协调、语言准备、货币兑换以及在复杂地貌下的交通运输与后勤补给等考古工作的外部支撑系统。在这些具体的事务性安排之后，重点分析核心的工作程序，包括遗址类型的辨析、地层绘图的规范、摄影与记录的同步，以及标本在野外环境下的科学封装。他暂时搁置对这些带有掠夺色彩考察活动的性质讨论，转而分析其可以被量化和学习的科学工作程序。通过对斯坦因等人经验的理性解构，梁思永试图建立一套关于田野工作的系统知识。
这两门课透露出梁思永在人类学系训练之外的专业聚焦：中国考古相关的具体问题。这在课堂之外也有迹可循。1926年12月，梁启超写信告诉儿子，李济正在山西挖掘，“已立刻写信给他，告诉以你的志愿及条件”（见1926年12月10日与思永书，《梁启超家书校注本》709页）；1927年春，梁启超得知斯文·赫定要率队考察新疆，立刻想到替思永争取一个名额，连发数封信催他动身回国（见1927年4月21日、25日、27日与永儿书，《梁启超家书校注本》，759至763页）。这个计划最终因赶不上出发而落空，但也说明，梁思永未来返回中国做田野，在父子二人心中已是既定的方向，在此之前必经田野实践训练也是二人共识。
1927年夏，梁思永获得哈佛硕士学位后返国，原计划赴山西西阴村参与李济的发掘，却又因战事而搁浅，但走向田野的志向始终没有动摇。1929年的暑假，他获得奖学金资助随美国西南考古的领军人物祁德（Alfred Kidder）赴新墨西哥的佩科斯遗址（Pecos）发掘（见Anthropological Notes and News, American Anthropologist-July‐September, 1929, p.571-572），并参加了第二届佩科斯会议。祁德是美国西南考古学的奠基人物之一，主持佩科斯遗址的发掘长达十余年。他的实践被视为美国科学考古学走向成熟的标志，他力主将地层学与类型学系统结合，强调器物序列与文化演变的关系，并推动考古学家以跨遗址的视野建立区域文化框架。1927年他在佩科斯发起的年度学术会议，后来成为美国西南考古学界最重要的交流平台。梁思永在佩科斯遗址实习，正赶上祁德研究思想和方法成熟的时期。
对一个立志在中国从事科学考古的年轻人而言，在祁德麾下接受的训练是一套如何从叠压的土层里读出时间序列、从破碎的陶片里辨认文化脉络的思维方式。这段在北美荒原上的实践，让他后来面对殷墟后冈的复杂地层时，拥有超越金石学家和探险家的、属于现代科学的思维和洞察力，于是才有了后冈三叠层的发现——“在考古学上初步澄清了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与商文化的关系”（见《梁思永夏鼐往还书札》，第1页）。夏鼐也指出梁思永参加安阳殷墟遗址的发掘之后，“对于组织上和方法上都有重要的改进，提高了我国田野考古的科学水平”（夏鼐：《梁思永先生传略》，见《夏鼐文集》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228页）。
未完结的博士学位
1927年6月23日是哈佛大学毕业典礼日，梁思永被授予硕士学位（A.M.）。随后回国，因战事未能入晋，便留在北京整理西阴村考古资料，兼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助教。1928年8月，他重返哈佛，开始博士阶段的学术训练。同年12月，英文论文《远东考古学上的若干问题》（Some Problems of Far Eastern Archaeology）定稿（见《梁思永先生学术年表》，《梁思永夏鼐往还书札》，261-270页），论文对西伯利亚、华北、中南半岛等远东多地的考古发现进行了系统梳理，对比了各地的地层、动物群及文化遗存，目的是通过全面梳理找出现有庞杂材料中“最大的空白”（widest gaps），论文还指出有待验证的问题并规划未来研究方向。这篇论文是高质量的文献综述与研究问题综述，具备了博士论文研究选题前期准备的特征，甚至可以说为远东考古学研究搭建了一个宏大的问题框架。
如果这样继续下去，博士学位只是时间问题。然而事情并未按计划发展。1930年夏，梁思永归国，立即投身史语所的东北考古项目，发掘昂昂溪遗址，继而赴热河调查。1931年春，安阳两次发掘；秋天，城子崖第二次发掘；11月，发掘后冈（见《梁思永先生学术年表》，《梁思永夏鼐往还书札》，261-270页）。这一切发生时，他仍是哈佛注册学生，直到1931至1932学年，仍保持注册（见Harvard Alumni Directory, Harvard University, 1940, p.760; University Catalogue 1930-31, p.779; University Catalogue 1931-32, p.791）。回国之后两度注册，也许是为了找时机完成博士考核。1932年，他患上烈性肋膜炎，卧病两年；此后殷墟发掘、抗战流亡、辗转李庄再度病重，再没有时间返美。
梁思永大约也纠结过，所以一再注册以保留获得博士学位的可能性。不过在此后多项考古工作与战时流离颠沛面前，学位渐渐变得不重要了。烈性肋膜炎之后，他长期偃卧病榻，仍然在筹划、在安排、在编写报告。“身子虽不好，而全是朝气”——是对一个病中之人最动人的评语。
距离最早一册笔记的记录时间已经过去近一百年，追溯这些属于梁思永前传的往事，才看清那些课程、笔记在往后漫长的岁月里慢慢发了芽。在哈佛大学的记录里，他或许只是一个没有博士学位的肄业生，冥冥之中应了父亲的教诲“求学问不是求文凭”（1925年7月10日与孩子们书，《梁启超家书校注本》，631页）；但在中国考古学的基石上，他却以这种未竟的方式完成了自我淬炼。这就是“成为梁思永”之前的梁思永：一个在达特茅斯以优异成绩毕业的年轻人，一个在哈佛注册时连专业都没选定的研究生，一个在父亲的信里被寄予厚望的儿子，一个没能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第一位考古专门学者”。经历了种种不确定、纠结与时运，他最终成为中国考古学最重要的奠基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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