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的世界，谁的思想，谁的历史丨成一农评《从混沌到秩序》
评论内容：
唐晓峰教授的代表作《从混沌到秩序：中国上古地理思想史述论》，源自其博士学位论文，经修订与扩充后，于2009年正式刊行。由于从事历史地理领域的研究，且我在北京大学就读时，曾上过唐晓峰教授开设的多门课程，获益颇多，因此该书初版出版后没多久就购买并拜读。但那时我还年轻，虽然感觉该书很有“意思”，充满了值得深挖的“想法”，也解释了我当时的一些疑惑，但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当时的我实际上并没有真正读懂。
大概2021年前后，当我的研究重心从历史城市地理、古地图逐渐转向中国古代政治地理结构（按照古人的说法就是“天下秩序”）时，再次拜读了这部著作，这次感受就完全不同了。
首先是从中获取了不少知识，最为典型的就是书中对“天下”结构，也就是“天下秩序”（“华夷秩序”）形成过程的分析，及对“华”“夷”关系的讨论，还有对“九州”经典地位确定过程和原因的分析，当然还有从“混沌”到“秩序”的王朝地理学的建构过程。在诸多内容中，在我看来最为重要的就是书中对“天下秩序”的描述和分析，虽然出版已有些年头，但这方面的诸多观点，依然超越了不少当前主流的研究者和主流认知。
图片禹贡九州
唐晓峰教授提出，在“天下秩序”的观念下，中国古人构建的“天下”是由“华”“夷”共同构成的，一方面“华夷两分”，“华”位于天下的中心，而“夷”则位于天下的边缘且受到轻视；另一方面“华夷一体”，“华”和“夷”共同构成了天下，完整的“天下”两者缺一不可。因此，“华夷两分”和“华夷一体”一体两面，只是不同时期的统治者基于不同需要，对其中某一面给予更多强调而已，与当前很多研究者强调的民族关系毫无关系，进而不难发现，部分研究者将特定历史时期统治者对“华夷一体”的强调，解读为当时民族关系的调整，甚至视为现代民族意识的滥觞，这种论断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具体的历史语境。
除具体知识之外，该书对我产生了真正意义上共鸣的是《绪论》中蕴含的诸多思想，让我坚定了我在研究古代“天下秩序”时所秉持的研究视角。
唐晓峰教授在《绪论》中对“地理学”进行了细分，即“关于地理学，作为一套知识学问，我们可以看出三个层面的东西：地理知识、地理观念、地理理论”（第6页）。三者中最基本的是地理知识；然后是地理观念和地理概念；最后是地理思想，也就是理论，其决定了地理观念和地理概念之间的关系，以及组织地理知识的方式，说白了，就是决定了人们认知到的世界的样貌。
如果明白了这一点，那么顺理成章地就会意识到，作为“统领全局”的地理观念和地理思想显然是主观的，进而也就是多元的，由此也就可以推想，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整体上也不是客观的，而是主观的。这涉及对包括历史地理学在内的地理学研究本质的认知，对此唐晓峰教授在《绪论》中给予了明确表达：
原来，地理学研究的对象，有许多牵涉评价、选择、认同、解释、规划的问题，在这类问题的背后，都有思想的因素、观念的因素在“暗中”发挥作用。地理学不仅仅要描述世界，还要论证世界，而对于世界的论证，永远是站在人们为自己选择确立的思想、信仰、价值观的立场上来进行的。在漫长的历史中，人们究竟选择以什么样的思想、信仰、价值立场来对自己生活的这个世界进行评价、认同、解释、论证？对这些问题的追溯反思，便属于地理学思想史的研究。（第2页）
之所以说这一认知涉及对地理学研究本质的认知，是因为地理思想决定了人们看待世界的方式以及他们所看到的世界，由此也就决定了，地理学研究的真正出发点，从来不是那个自在的“客观”世界，而是不同历史时期人们眼中、心中所建构的那个世界，即“主观”认知的世界。
如果以此为出发点，回顾近代以来我们对中国古代各种地理概念的研究，就会发现其中不少研究将这些概念作为客观事实来看待，典型的就是对历史上“中国”的认知。谭其骧先生界定的历史时期的“中国”在学界占据了主导，基于这一定义，大部分研究者将历史上的“中国”不仅视为一个“国”，且是一个地理范围确定的“国”，更是一种客观存在、客观事实，进而几乎所有研究都将古代的“中国”作为一个客观的政治概念和地理概念来看待。虽然有些学者意识到了“中国”一词在古代还有着“文化”涵义，有着文化优越性的意味，但在分析时，则不经意间将这一词汇的文化意味与地理和政治涵义区分看待。但如果回到历史语境，历史时期几乎所有“中国”一词都是文化优越性的展现，是古人主观构建的结果，其中蕴含着中国古人认知“天下”的方式和对“天下秩序”的构建，也就是唐晓峰教授所说的是中国古人地理思想和理论的展现。对于这一主观构建的过程，唐晓峰教授在该书第九章进行了系统论述，对此的分析，将有助于我们理解历史时期“中国”一词的本质，而这是一个具有现实意味的学术问题。
由于无论是地理概念、地理观念，还是地理思想都具有主观性，因此不可避免地具有时代性，甚至可以说是与文明绑定的，也即不同的文明以及文明的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地理思想、不同的地理观念和地理概念，因此不同文明以及文明不同阶段所看到的世界是不同的，甚至是迥然不同的。
图片“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汉代织锦护臂
但近代以来，不仅中国古代地理学史的研究，而且中国古代史的研究，都试图用现代地理学的概念、观念、思想，以及框架、知识体系去理解中国古人构建的世界，对此唐晓峰教授在《绪论》部分多次给予了提示：
地理观念，这些东西像元件、素材一样，可以汇集建构不同的体系。中国古人关于地理学原本有一个体系框架，上面列出的那些观念正是这个体系的核心概念。但是，西方现代科学地理学自十九世纪中晚期开始，逐渐占据了人们头脑中地理学思维的统治地位，科学地理学框架遂成为唯一被认可的地理学框架，于是几乎所有的地理学观察都从这个框架出发。在这个背景下，人们在考察古代地理学的成就时，自觉或不自觉地，也以科学框架为准则了。在科学地理学框架中，客观的、规律性的问题是核心内容，而禹迹、五服、华夏等观念有较多的主观性质，缺乏科学性，故不算“真正的”地理学，因此在地理学史考察的时候被舍弃。（16页）
唐晓峰教授在这些论述中指出的问题，不仅涉及我们如何看待中国古人所建构的“天下”以及他们看待“世界”的方式的问题，如果将地理视为人类活动的舞台的话，那么这一问题还涉及如何看待中国古人在他们自己搭建的舞台上进行“表演”的问题。简言之，即使时间、人物和事件相同，但如果表演的舞台或者世界存在差异的话，那么我们讲述的依然将是不同的故事，也就是不同的中国古代史，由此这是关乎中国古代史学科的本质问题。
基于此回顾学术史，就会进一步发现这一问题的意义。首先，在清末之前并没有“中国历史”这样的研究议题，也几乎没有这样的论著。梁启超于1901年刊发在《清议报》上的《中国史叙论》中提出了他认为在撰写“中国通史”时应考虑的一些问题和概念，就目前所见，这应是较早讨论如何撰写“中国史”的论述。而他在其中分析的前两个问题和概念，即“国史”的命名和“中国”的范围就与“地理”直接相关。
首先是“国史”的命名，开篇梁启超就提出“我国无国名”，这在今人看来颇令人费解，但如果回到梁启超所处的时代，这在当时确实是一个非常麻烦的问题。虽然我们现代人已经习惯将从夏、商、周直至明、清的历朝名号称为“国号”，也就是“国名”，但在古代的正式语境中这些名号是“天下之号”，虽与“国号”存在密切联系，但两者存在本质区别，毕竟“朝”涵盖的是“天下”。因此正如梁启超在文中所述，这些所谓的“国号”实际上都是“朝名”，而不是“国名”；而且梁启超没有提到的就是，这些“国名”中没有一个是“中国”。与此对应的是，之前历朝撰写的断代史都是“朝史”，而那些“通史”也只是历朝的历史，而不是“国史”，更不是“中国史”。因此，梁启超顺理成章地认为这些“朝名”不能作为“国名”，更不能作为“国史”的名称。
梁启超接着说也不能使用“震旦”“支那”这些外国人给我们起的名称，这一论述在今天也会被很多中国人所接受。然后他提到，如果将“国名”称为“中国”或者“中华”的话“未免自尊自大”，这在今人看来同样无法理解，但基于当时的地理思想，这是非常正确的认知。我们现代人往往将“中国”视为一个代表国家名称的中性词，但如前文所述，在古人心目中，“中国”一词本身就意味着“中国”在包括文化在内各方面的优越性，尤其是与“四夷”和“外国”相对的时候。最后，在梁启超看来，由于“我国无国名”，因此要给国史起个名称的话颇为困难。最终无奈之下，他建议采用“中国”作为“国名”以及“国史”的名称，理由是“虽稍骄泰，然民族之各自尊其国，今世界之通义耳”。对于“虽稍骄泰”前文已经进行了解释，但后半句在当时同样有其道理，毕竟清末随着“朝”的概念及其所代表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认知逐渐瓦解，再加上在外交层面清人习惯用传统中普遍用于“四夷语境”的“中国”一词来与列强交涉，且列强也习惯用相应语言中表示“中国”的词汇来指称清朝及其统驭的地理范围，因此在内外因共同作用下，当时“中国”已经逐渐被视为“国名”。但梁启超在这方面的犹豫，可能更多的在于其作为清人，明确地意识到了“清朝”与“中国”的差异，由此将国名和国史命名为“中国”，有些别扭。
图片梁启超
总体而言，在现代人看来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中国”一词，在古代是一个代表着文化等诸多方面优越性的褒义词，而其优越性，在很大程度上则源自“地”以及附属于地的“礼义”“德”等，由此即使是“中国史”这一概念本身，已经展现了古今对世界的不同认知，也即背后蕴含着的不同的地理思想和观念。
然后梁启超介绍了“中国史”应当涉及的地理范围，即“中国史所辖之地域，可分为五大部，一中国本部、二新疆、三青海西藏、四蒙古、五满洲”，这在今人看来似乎理所应当。但将这一地理范围推广到古代，即以此范围来讨论之前各时期的“中国历史”的话，似乎存在问题，这可能是梁启超将国史称为“中国史”时使其犹豫的另一个原因。
我们现代人已经习惯将“中国”视为自古以来就存在的“国”，且将谭其骧先生界定的历史时期“中国”的地理范围，认为是历史上中国的地理范围，但正如谭其骧先生所说，这并不是古人界定的“中国”。不同时期的古人对“中国”的地理范围有着不同认知，“中国”最初只是一个地理名词，大致指的是京师和中原地区，到了隋唐时期地理范围拓展大致相当于“九州”；最晚在五代才被视为一个“国”；虽然最晚到了明代，开始将“中国”视为“自古以来”就存在的“国”，但清末之前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都未曾将“中国”作为正式“国名”，其地理范围与“朝”的直接统治范围往往并不完全一致；到了清代中后期，其地理范围才被拓展相当于清朝的疆域，但相当于“九州”的涵义依然被使用。
显而易见，我们今人所认知的“中国史”的地理范围，与不同时期古人所界定的“中国”，存在根本差异。而基于唐晓峰教授提出的认知，如果我们要理解历史时期“中国”的地理范围的话，那么应当首先要理解古人的思想，尤其是地理思想，才能真正理解历史上的“中国”，且基于此构建中国人的“中国古代史”。因此，这确实是一个涉及中国古代史学科本质的问题。
不仅如此，读者可能注意到了，前文中在提到通常被称为“王朝”的那些朝代时，我使用的是“朝”一词。这是因为，如果分析古人的地理概念的话，那么会发现“王朝”和“皇朝”是汉朝人“发明”的词汇，且在此之后，“王朝”通常被用于指称夏、商、周，而“皇朝”则更多被用于指称秦、汉直至清的诸朝。之所以存在这样的差异，是因为在汉朝及其之后历朝的古人看来，“王朝”的统治者是王，其统驭的并不是“天下”，而“皇朝”的统治者是皇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因此，仅仅这一简单的词汇，也展现了今人所认知的中国史与古人存在何等巨大的差异，这同样涉及对地理概念的不同认知，进而反映了不同的地理思想。
除此之外，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被广泛使用的“天下”“边”“疆域”“海”等诸多地理概念，确实如唐晓峰教授所说，我们对它们的理解，是从今天入手的，除受“科学”观念影响之外，还受到现代民族国家和领土国家的概念和知识框架的影响。
除了这些宏大的系统性概念和理论之外，其实古今地理思想的差异还反映在一些具体地理知识方面，典型的就是对“河源”的认知。由于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河源”具有重要地位，因此中国古代对于黄河源头的关注、讨论，甚至实地探查持续不断。以往关于中国古代河源认知的研究往往认为，通过不断地实地考察，古人对河源的认知逐渐从错误走向正确，这显然是受到现代科学地理思想影响得出的结果，并不符合古人的地理思想。通过对文献和地图的分析可以发现，虽然唐代之后对“河源”进行了多次实地探索，但在今人看来完全错误的“伏流重源”说不仅没有丧失主流地位，而且还将这些实地考察的结果尽量囊括了进来。由于对“河源”的认知属于中国古代地理知识框架或者概念体系的一部分，受到古代地理思想和观念的影响，因此单纯的考察并不能带来地理知识框架或者概念体系的“知识革命”，更无法推翻原有的地理思想；相反，考察获得的地理知识，通过原有地理思想的解读，被放置到原有的地理知识的框架和概念体系中。
图片《华夷图》中对河源的描绘
那么，如何处理古今地理思想差异对研究的影响？唐晓峰教授在《绪论》中也给出了答案：
现在，有的地理学史研究是把古代的一些零星知识记录搜集汇总起来，然后按照科学的标准做重新归纳。用今天科学的框架来重新“格式化”古代的地理知识，不能说没有意义，但不能径直认为它们就是古代存在过的地理“学”……要考察古代的地理“学”，必须研究古代的地理思想，抓住观念，才能进而抓住体系，才有可能发现甚至复原古代地理学的整体框架。（17页）
具体就是：
今天，若欲重返历史，反思古代地理学的发展，我们必须首先追回中国、禹迹、九州、神州、五色土、五岳、天下、五服这一批概念，进而考察其内在的相关性。应该说，这算是复原中国古代地理学体系的一条必行路径。（同前）
我近年来对中国古代地图以及对与中国古代政治地理结构相关的概念和框架的分析正基于这一思路，而且确实取得了不少成果，至少让我意识到古人用于认知世界的地理思想与我们今天完全不同，进而古人看到的世界与我们今人看到的也存在本质区别。不过，“研究古代的地理思想，抓住观念，才能进而抓住体系”虽然说起来很容易理解，但做起来却是困难的，毕竟我们现代人受现代科学和领土国家、民族国家等概念的影响太深了，很多时候不经意间就会在研究中掺杂现代认识。
整体而言，唐晓峰教授在《绪论》部分对地理知识、观念和理论的讨论，对这几者中所蕴含的主观性的强调，进而提出中国古代的地理思想与当前存在本质差异，而我们应当回到历史语境对此进行分析和讨论，是该书理论层面最大的贡献。这些认知不仅会影响我们对中国古代地理学（史）的理解，也会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对中国历史的理解。不过，唐晓峰教授这部著作的《绪论》似乎被一些读者所忽略，而且令人诧异的是，该书似乎也被不少研究中国古代政治地理结构和历史地理的研究者所忽略，否则关于中国古代地理（学）和中国古代史的研究早应广泛意识到研究中存在的根本问题。
在《绪论》之后，唐晓峰教授按照上述思路，在书中对中国先秦时期地理学思想的演变，以及时人对地理秩序的构建进行了分析，而核心结论就是该书的正标题——“从混沌到秩序”，简言之就是王朝地理学建立的过程以及王朝地理学的特点。这些内容在书中都有具体论述，这里不再展开介绍。只是需要强调的是，书中涉及的不少观念，如“天下秩序”“九州”“中国”，虽然学界存在着诸多研究，但缺乏对这些概念的渊源，或者说背后所蕴含的地理思想的讨论，或者说以往的相关研究多是对这些概念本身的讨论，而没有讨论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概念，以及这些概念背后更深层的地理思想。唐晓峰教授的这一著作恰恰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分析。在我看来，以往对这些概念的分析之所以存在诸多问题，尤其是倾向于用现代地理思想和知识体系来理解这些概念，原因之一可能就是未能对这些概念“追本溯源”。
最后，正如唐晓峰教授所说，我们现代人经历了现代科学的洗脑；不仅如此，还有无所不在的“现代”的洗脑，距离古人的世界已经极为遥远，对他们思想的认知不可避免地会受到“现代”的影响。唐晓峰教授作为现代研究者当然也是如此，如其在书中将夏、商、周称为“王朝”，这是所有现代研究者都不可能完全避免的问题，包括在研究中力图回到历史语境的我。但只有意识到且重视唐晓峰教授提出的问题和研究视角，才能使我们逐渐、逐步意识到“现代”的影响，有意识地向古人的思想靠拢，虽然这点可能永远无法真正达成，但由此会使得我们对过往保持敬畏，而不是沾沾自喜地自以为理解古人、理解古人的世界，然后将自己的认知强加给古人，并认为这就是古人的认知以及他们认知的世界。
正是由于该书对研究中国古代地理学以及中国历史具有重要价值，因此虽然过去了近二十年，但其修订本的出版在当下仍具重要的学术意义，尤其是在书中的思想并没有得到广泛重视，甚至没有被广泛意识到的情况下。
回到历史语境理解中国古人的地理思想及建构的地理秩序，是理解我们历史的基础，在当前强调各文明历史主体性的这个时代，这点显得尤为关键。不仅如此，这样的研究思路，会让我们意识到文明及其历史进程的多样性，而不是用线性，尤其是单线性的视角去观察、理解和叙述各文明的历史，进而也就会让这个世界意识到包容的意义和价值。
（转自公众号“上海书评”，作者系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系教授）
从混沌到秩序：
中国上古地理思想史述论
（修订本）
唐晓峰著
中华书局
2026年4月出版
387页，7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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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成一农
唐晓峰教授的代表作《从混沌到秩序：中国上古地理思想史述论》，源自其博士学位论文，经修订与扩充后，于2009年正式刊行。由于从事历史地理领域的研究，且我在北京大学就读时，曾上过唐晓峰教授开设的多门课程，获益颇多，因此该书初版出版后没多久就购买并拜读。但那时我还年轻，虽然感觉该书很有“意思”，充满了值得深挖的“想法”，也解释了我当时的一些疑惑，但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当时的我实际上并没有真正读懂。
大概2021年前后，当我的研究重心从历史城市地理、古地图逐渐转向中国古代政治地理结构（按照古人的说法就是“天下秩序”）时，再次拜读了这部著作，这次感受就完全不同了。
首先是从中获取了不少知识，最为典型的就是书中对“天下”结构，也就是“天下秩序”（“华夷秩序”）形成过程的分析，及对“华”“夷”关系的讨论，还有对“九州”经典地位确定过程和原因的分析，当然还有从“混沌”到“秩序”的王朝地理学的建构过程。在诸多内容中，在我看来最为重要的就是书中对“天下秩序”的描述和分析，虽然出版已有些年头，但这方面的诸多观点，依然超越了不少当前主流的研究者和主流认知。
图片禹贡九州
唐晓峰教授提出，在“天下秩序”的观念下，中国古人构建的“天下”是由“华”“夷”共同构成的，一方面“华夷两分”，“华”位于天下的中心，而“夷”则位于天下的边缘且受到轻视；另一方面“华夷一体”，“华”和“夷”共同构成了天下，完整的“天下”两者缺一不可。因此，“华夷两分”和“华夷一体”一体两面，只是不同时期的统治者基于不同需要，对其中某一面给予更多强调而已，与当前很多研究者强调的民族关系毫无关系，进而不难发现，部分研究者将特定历史时期统治者对“华夷一体”的强调，解读为当时民族关系的调整，甚至视为现代民族意识的滥觞，这种论断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具体的历史语境。
除具体知识之外，该书对我产生了真正意义上共鸣的是《绪论》中蕴含的诸多思想，让我坚定了我在研究古代“天下秩序”时所秉持的研究视角。
唐晓峰教授在《绪论》中对“地理学”进行了细分，即“关于地理学，作为一套知识学问，我们可以看出三个层面的东西：地理知识、地理观念、地理理论”（第6页）。三者中最基本的是地理知识；然后是地理观念和地理概念；最后是地理思想，也就是理论，其决定了地理观念和地理概念之间的关系，以及组织地理知识的方式，说白了，就是决定了人们认知到的世界的样貌。
如果明白了这一点，那么顺理成章地就会意识到，作为“统领全局”的地理观念和地理思想显然是主观的，进而也就是多元的，由此也就可以推想，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整体上也不是客观的，而是主观的。这涉及对包括历史地理学在内的地理学研究本质的认知，对此唐晓峰教授在《绪论》中给予了明确表达：
原来，地理学研究的对象，有许多牵涉评价、选择、认同、解释、规划的问题，在这类问题的背后，都有思想的因素、观念的因素在“暗中”发挥作用。地理学不仅仅要描述世界，还要论证世界，而对于世界的论证，永远是站在人们为自己选择确立的思想、信仰、价值观的立场上来进行的。在漫长的历史中，人们究竟选择以什么样的思想、信仰、价值立场来对自己生活的这个世界进行评价、认同、解释、论证？对这些问题的追溯反思，便属于地理学思想史的研究。（第2页）
之所以说这一认知涉及对地理学研究本质的认知，是因为地理思想决定了人们看待世界的方式以及他们所看到的世界，由此也就决定了，地理学研究的真正出发点，从来不是那个自在的“客观”世界，而是不同历史时期人们眼中、心中所建构的那个世界，即“主观”认知的世界。
如果以此为出发点，回顾近代以来我们对中国古代各种地理概念的研究，就会发现其中不少研究将这些概念作为客观事实来看待，典型的就是对历史上“中国”的认知。谭其骧先生界定的历史时期的“中国”在学界占据了主导，基于这一定义，大部分研究者将历史上的“中国”不仅视为一个“国”，且是一个地理范围确定的“国”，更是一种客观存在、客观事实，进而几乎所有研究都将古代的“中国”作为一个客观的政治概念和地理概念来看待。虽然有些学者意识到了“中国”一词在古代还有着“文化”涵义，有着文化优越性的意味，但在分析时，则不经意间将这一词汇的文化意味与地理和政治涵义区分看待。但如果回到历史语境，历史时期几乎所有“中国”一词都是文化优越性的展现，是古人主观构建的结果，其中蕴含着中国古人认知“天下”的方式和对“天下秩序”的构建，也就是唐晓峰教授所说的是中国古人地理思想和理论的展现。对于这一主观构建的过程，唐晓峰教授在该书第九章进行了系统论述，对此的分析，将有助于我们理解历史时期“中国”一词的本质，而这是一个具有现实意味的学术问题。
由于无论是地理概念、地理观念，还是地理思想都具有主观性，因此不可避免地具有时代性，甚至可以说是与文明绑定的，也即不同的文明以及文明的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地理思想、不同的地理观念和地理概念，因此不同文明以及文明不同阶段所看到的世界是不同的，甚至是迥然不同的。
图片“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汉代织锦护臂
但近代以来，不仅中国古代地理学史的研究，而且中国古代史的研究，都试图用现代地理学的概念、观念、思想，以及框架、知识体系去理解中国古人构建的世界，对此唐晓峰教授在《绪论》部分多次给予了提示：
地理观念，这些东西像元件、素材一样，可以汇集建构不同的体系。中国古人关于地理学原本有一个体系框架，上面列出的那些观念正是这个体系的核心概念。但是，西方现代科学地理学自十九世纪中晚期开始，逐渐占据了人们头脑中地理学思维的统治地位，科学地理学框架遂成为唯一被认可的地理学框架，于是几乎所有的地理学观察都从这个框架出发。在这个背景下，人们在考察古代地理学的成就时，自觉或不自觉地，也以科学框架为准则了。在科学地理学框架中，客观的、规律性的问题是核心内容，而禹迹、五服、华夏等观念有较多的主观性质，缺乏科学性，故不算“真正的”地理学，因此在地理学史考察的时候被舍弃。（16页）
唐晓峰教授在这些论述中指出的问题，不仅涉及我们如何看待中国古人所建构的“天下”以及他们看待“世界”的方式的问题，如果将地理视为人类活动的舞台的话，那么这一问题还涉及如何看待中国古人在他们自己搭建的舞台上进行“表演”的问题。简言之，即使时间、人物和事件相同，但如果表演的舞台或者世界存在差异的话，那么我们讲述的依然将是不同的故事，也就是不同的中国古代史，由此这是关乎中国古代史学科的本质问题。
基于此回顾学术史，就会进一步发现这一问题的意义。首先，在清末之前并没有“中国历史”这样的研究议题，也几乎没有这样的论著。梁启超于1901年刊发在《清议报》上的《中国史叙论》中提出了他认为在撰写“中国通史”时应考虑的一些问题和概念，就目前所见，这应是较早讨论如何撰写“中国史”的论述。而他在其中分析的前两个问题和概念，即“国史”的命名和“中国”的范围就与“地理”直接相关。
首先是“国史”的命名，开篇梁启超就提出“我国无国名”，这在今人看来颇令人费解，但如果回到梁启超所处的时代，这在当时确实是一个非常麻烦的问题。虽然我们现代人已经习惯将从夏、商、周直至明、清的历朝名号称为“国号”，也就是“国名”，但在古代的正式语境中这些名号是“天下之号”，虽与“国号”存在密切联系，但两者存在本质区别，毕竟“朝”涵盖的是“天下”。因此正如梁启超在文中所述，这些所谓的“国号”实际上都是“朝名”，而不是“国名”；而且梁启超没有提到的就是，这些“国名”中没有一个是“中国”。与此对应的是，之前历朝撰写的断代史都是“朝史”，而那些“通史”也只是历朝的历史，而不是“国史”，更不是“中国史”。因此，梁启超顺理成章地认为这些“朝名”不能作为“国名”，更不能作为“国史”的名称。
梁启超接着说也不能使用“震旦”“支那”这些外国人给我们起的名称，这一论述在今天也会被很多中国人所接受。然后他提到，如果将“国名”称为“中国”或者“中华”的话“未免自尊自大”，这在今人看来同样无法理解，但基于当时的地理思想，这是非常正确的认知。我们现代人往往将“中国”视为一个代表国家名称的中性词，但如前文所述，在古人心目中，“中国”一词本身就意味着“中国”在包括文化在内各方面的优越性，尤其是与“四夷”和“外国”相对的时候。最后，在梁启超看来，由于“我国无国名”，因此要给国史起个名称的话颇为困难。最终无奈之下，他建议采用“中国”作为“国名”以及“国史”的名称，理由是“虽稍骄泰，然民族之各自尊其国，今世界之通义耳”。对于“虽稍骄泰”前文已经进行了解释，但后半句在当时同样有其道理，毕竟清末随着“朝”的概念及其所代表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认知逐渐瓦解，再加上在外交层面清人习惯用传统中普遍用于“四夷语境”的“中国”一词来与列强交涉，且列强也习惯用相应语言中表示“中国”的词汇来指称清朝及其统驭的地理范围，因此在内外因共同作用下，当时“中国”已经逐渐被视为“国名”。但梁启超在这方面的犹豫，可能更多的在于其作为清人，明确地意识到了“清朝”与“中国”的差异，由此将国名和国史命名为“中国”，有些别扭。
图片梁启超
总体而言，在现代人看来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中国”一词，在古代是一个代表着文化等诸多方面优越性的褒义词，而其优越性，在很大程度上则源自“地”以及附属于地的“礼义”“德”等，由此即使是“中国史”这一概念本身，已经展现了古今对世界的不同认知，也即背后蕴含着的不同的地理思想和观念。
然后梁启超介绍了“中国史”应当涉及的地理范围，即“中国史所辖之地域，可分为五大部，一中国本部、二新疆、三青海西藏、四蒙古、五满洲”，这在今人看来似乎理所应当。但将这一地理范围推广到古代，即以此范围来讨论之前各时期的“中国历史”的话，似乎存在问题，这可能是梁启超将国史称为“中国史”时使其犹豫的另一个原因。
我们现代人已经习惯将“中国”视为自古以来就存在的“国”，且将谭其骧先生界定的历史时期“中国”的地理范围，认为是历史上中国的地理范围，但正如谭其骧先生所说，这并不是古人界定的“中国”。不同时期的古人对“中国”的地理范围有着不同认知，“中国”最初只是一个地理名词，大致指的是京师和中原地区，到了隋唐时期地理范围拓展大致相当于“九州”；最晚在五代才被视为一个“国”；虽然最晚到了明代，开始将“中国”视为“自古以来”就存在的“国”，但清末之前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都未曾将“中国”作为正式“国名”，其地理范围与“朝”的直接统治范围往往并不完全一致；到了清代中后期，其地理范围才被拓展相当于清朝的疆域，但相当于“九州”的涵义依然被使用。
显而易见，我们今人所认知的“中国史”的地理范围，与不同时期古人所界定的“中国”，存在根本差异。而基于唐晓峰教授提出的认知，如果我们要理解历史时期“中国”的地理范围的话，那么应当首先要理解古人的思想，尤其是地理思想，才能真正理解历史上的“中国”，且基于此构建中国人的“中国古代史”。因此，这确实是一个涉及中国古代史学科本质的问题。
不仅如此，读者可能注意到了，前文中在提到通常被称为“王朝”的那些朝代时，我使用的是“朝”一词。这是因为，如果分析古人的地理概念的话，那么会发现“王朝”和“皇朝”是汉朝人“发明”的词汇，且在此之后，“王朝”通常被用于指称夏、商、周，而“皇朝”则更多被用于指称秦、汉直至清的诸朝。之所以存在这样的差异，是因为在汉朝及其之后历朝的古人看来，“王朝”的统治者是王，其统驭的并不是“天下”，而“皇朝”的统治者是皇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因此，仅仅这一简单的词汇，也展现了今人所认知的中国史与古人存在何等巨大的差异，这同样涉及对地理概念的不同认知，进而反映了不同的地理思想。
除此之外，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被广泛使用的“天下”“边”“疆域”“海”等诸多地理概念，确实如唐晓峰教授所说，我们对它们的理解，是从今天入手的，除受“科学”观念影响之外，还受到现代民族国家和领土国家的概念和知识框架的影响。
除了这些宏大的系统性概念和理论之外，其实古今地理思想的差异还反映在一些具体地理知识方面，典型的就是对“河源”的认知。由于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河源”具有重要地位，因此中国古代对于黄河源头的关注、讨论，甚至实地探查持续不断。以往关于中国古代河源认知的研究往往认为，通过不断地实地考察，古人对河源的认知逐渐从错误走向正确，这显然是受到现代科学地理思想影响得出的结果，并不符合古人的地理思想。通过对文献和地图的分析可以发现，虽然唐代之后对“河源”进行了多次实地探索，但在今人看来完全错误的“伏流重源”说不仅没有丧失主流地位，而且还将这些实地考察的结果尽量囊括了进来。由于对“河源”的认知属于中国古代地理知识框架或者概念体系的一部分，受到古代地理思想和观念的影响，因此单纯的考察并不能带来地理知识框架或者概念体系的“知识革命”，更无法推翻原有的地理思想；相反，考察获得的地理知识，通过原有地理思想的解读，被放置到原有的地理知识的框架和概念体系中。
图片《华夷图》中对河源的描绘
那么，如何处理古今地理思想差异对研究的影响？唐晓峰教授在《绪论》中也给出了答案：
现在，有的地理学史研究是把古代的一些零星知识记录搜集汇总起来，然后按照科学的标准做重新归纳。用今天科学的框架来重新“格式化”古代的地理知识，不能说没有意义，但不能径直认为它们就是古代存在过的地理“学”……要考察古代的地理“学”，必须研究古代的地理思想，抓住观念，才能进而抓住体系，才有可能发现甚至复原古代地理学的整体框架。（17页）
具体就是：
今天，若欲重返历史，反思古代地理学的发展，我们必须首先追回中国、禹迹、九州、神州、五色土、五岳、天下、五服这一批概念，进而考察其内在的相关性。应该说，这算是复原中国古代地理学体系的一条必行路径。（同前）
我近年来对中国古代地图以及对与中国古代政治地理结构相关的概念和框架的分析正基于这一思路，而且确实取得了不少成果，至少让我意识到古人用于认知世界的地理思想与我们今天完全不同，进而古人看到的世界与我们今人看到的也存在本质区别。不过，“研究古代的地理思想，抓住观念，才能进而抓住体系”虽然说起来很容易理解，但做起来却是困难的，毕竟我们现代人受现代科学和领土国家、民族国家等概念的影响太深了，很多时候不经意间就会在研究中掺杂现代认识。
整体而言，唐晓峰教授在《绪论》部分对地理知识、观念和理论的讨论，对这几者中所蕴含的主观性的强调，进而提出中国古代的地理思想与当前存在本质差异，而我们应当回到历史语境对此进行分析和讨论，是该书理论层面最大的贡献。这些认知不仅会影响我们对中国古代地理学（史）的理解，也会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对中国历史的理解。不过，唐晓峰教授这部著作的《绪论》似乎被一些读者所忽略，而且令人诧异的是，该书似乎也被不少研究中国古代政治地理结构和历史地理的研究者所忽略，否则关于中国古代地理（学）和中国古代史的研究早应广泛意识到研究中存在的根本问题。
在《绪论》之后，唐晓峰教授按照上述思路，在书中对中国先秦时期地理学思想的演变，以及时人对地理秩序的构建进行了分析，而核心结论就是该书的正标题——“从混沌到秩序”，简言之就是王朝地理学建立的过程以及王朝地理学的特点。这些内容在书中都有具体论述，这里不再展开介绍。只是需要强调的是，书中涉及的不少观念，如“天下秩序”“九州”“中国”，虽然学界存在着诸多研究，但缺乏对这些概念的渊源，或者说背后所蕴含的地理思想的讨论，或者说以往的相关研究多是对这些概念本身的讨论，而没有讨论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概念，以及这些概念背后更深层的地理思想。唐晓峰教授的这一著作恰恰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分析。在我看来，以往对这些概念的分析之所以存在诸多问题，尤其是倾向于用现代地理思想和知识体系来理解这些概念，原因之一可能就是未能对这些概念“追本溯源”。
最后，正如唐晓峰教授所说，我们现代人经历了现代科学的洗脑；不仅如此，还有无所不在的“现代”的洗脑，距离古人的世界已经极为遥远，对他们思想的认知不可避免地会受到“现代”的影响。唐晓峰教授作为现代研究者当然也是如此，如其在书中将夏、商、周称为“王朝”，这是所有现代研究者都不可能完全避免的问题，包括在研究中力图回到历史语境的我。但只有意识到且重视唐晓峰教授提出的问题和研究视角，才能使我们逐渐、逐步意识到“现代”的影响，有意识地向古人的思想靠拢，虽然这点可能永远无法真正达成，但由此会使得我们对过往保持敬畏，而不是沾沾自喜地自以为理解古人、理解古人的世界，然后将自己的认知强加给古人，并认为这就是古人的认知以及他们认知的世界。
正是由于该书对研究中国古代地理学以及中国历史具有重要价值，因此虽然过去了近二十年，但其修订本的出版在当下仍具重要的学术意义，尤其是在书中的思想并没有得到广泛重视，甚至没有被广泛意识到的情况下。
回到历史语境理解中国古人的地理思想及建构的地理秩序，是理解我们历史的基础，在当前强调各文明历史主体性的这个时代，这点显得尤为关键。不仅如此，这样的研究思路，会让我们意识到文明及其历史进程的多样性，而不是用线性，尤其是单线性的视角去观察、理解和叙述各文明的历史，进而也就会让这个世界意识到包容的意义和价值。
（转自公众号“上海书评”，作者系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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