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书坊丨《〈管子〉通识》
评论内容：
《管子》：一家之书，百家之学
一、《管子》中东方治国观念的汇聚
1 政治经验的东方色彩
2 社会大发展的时代
3 东方变法中诞生的治国观念
4 东西两大理念系统的差异
二、关于管子其人的各种记载
1 《左传》中的管仲：文明秩序的匡扶者
2 《小匡》《齐语》中的管仲：社会改革家
3 《大匡》中的管仲：政治驯化师
4 《论语》中的管仲
三、《管子》中的 “君”与“民”
1 《牧民》篇的背景
2 《牧民》中的“民”
3 向“同体”方向的拉伸
4 反对“任情”的法家主张
四、《管子》中的黄老之学
1 黄老之学：道家之学的收缩与改变
2 放任与督责：君主的心智
3 精气：“长生久视”的源泉
4 “水”的哲学
五、《管子》中的阴阳家言
1 “阴阳”“五行”及“气”
2 阴阳说的基础是历法
3 阴阳家的“天人合一”
六、“轻重”治国术
1 治理复杂社会
2 治理复杂社会的手法与观念
3 “轻重”之术的内涵
4 “轻重”之术的文化意味
七、《管子》的成书及其流传
1 《管子》的成书年代与作者问题
2 《管子》的流传
后 记
精彩章节
“轻重”之术的文化意味
过去，有学者视这些“轻重”篇章的内容为无谓，不是全无道理。如《轻重丁》记载齐桓公见“五衢之民，衰然多衣弊而屦穿”，就问管子改变之道。管子的建议是砍掉大路边的树枝。这样做了一段时间后，情况改变。因为树枝带阴凉，“五衢之民，男女相好往来之市者，罢市，相睹树下，谈语终日不归”，就影响了生产。树枝砍掉了，生产发展，人们也就穿得好了。说发展生产，却说砍树枝，绕这个圈子，并无多大意思，因为不符合生活常理。“轻重”篇还有一些内容，属于“炒作”，是现代炒作的远祖，如《山权数》记载北郭城阙挖出龟，管仲建议齐桓公利用君主的影响力哄抬其价，具体做法是“君请起十乘之使，百金之提，命北郭得龟之家曰：赐若服中大夫……”将龟哄抬为无价之宝，然后当国家有征战之事时，就可持此宝向富豪之家抵押借贷。这是典型的炒作，现代社会资本与媒体勾结也常有此事，虽恶劣，却是不可忽视的存在。不过，这样的内容在《管子》中占比很小。相反，管子中的一些可能不好理解的内容，却具有文化上的意味。
其一，是提出“侈靡”的消费观念，与传统的“节俭”说大相径庭，是异端思想。《管子·侈靡》篇倡导奢靡消费，这篇文献因为观点与正统的“节俭”说相反，一直不受重视。直到郭沫若 1954 年发表在《历史研究》的《〈侈靡〉篇研究》问世，才引起广泛关注。但是，学者认为，郭沫若的研究有误入歧途之嫌。首先是他将此篇年代认定为西汉惠帝在位、吕后专政时期。郭说不足信，学者对此早有辩驳。《侈靡》的消费观念应产生于战国之齐，它是一个东方的生活观念。西汉的国家体制及重农的经济观念都是来自秦。西汉上层生活可以侈靡，但“侈靡”的消费观是另一个层次的问题。大的分野不能糊涂。像有的学者将“轻重”之术与西汉王莽时期的改制联系在一起从而确定篇章年代，都是在东西两大治国观念系统的分别上拎不清。
此外，郭沫若对“侈靡”的理解也为后来学者所否认。郭沫若说：“如它的题目‘侈靡’二字所表示的一样，它主张大量消费，大量生产，大量兴工，大量就业……”有学者就认为这是 “以新的（即现代经济——引者）观念来解释古人思想”。《侈靡》篇至今还是有相当多的文句不好理解，像郭沫若说的“大量生产”“大量兴工”在篇中确实没有明确表示，是其引申出来的看法。其实，《侈靡》虽未编于“轻重”部分，还是与“轻重”之术有关。可以摸清的主要观点有二：一是“侈靡”可以“戚士”，二是“侈靡”可以导致财富在贫富间的流动。（参张固也《〈管子〉研究》）
齐桓公问管仲：“可以王乎？请问用之若何？”管仲回答了几条，其中“通于侈靡，而士可戚”，即以“侈靡”的奢华亲近凝聚征战之士。其间的道理，《侈靡》也做了交代：
饮食者也，侈乐者也，民之所愿也。足其所欲，赡其所愿，则能用之耳。今使衣皮而冠角，食野草，饮野水，孰能用之？伤心者不可以致功。故尝至味而罢至乐，而雕卵然后瀹之，雕橑然后爨之。丹沙之穴不塞，则商贾不处。富者靡之，贫者为之，此百姓之怠生，百振而食。非独自为也，为之畜化。
好吃好喝，人人所愿，是人性，在这方面君主必须想通，肯花费，才能成大事。钱财上抠门，像孔子说的“出纳之吝，谓之有司”，就会伤人的心，大事难成。侈靡论，是有其政治上的目的的，那就是“故上侈而下靡，而君臣相得”。让郭沫若及其他意见相似的论者们产生引申的想法的，是“雕卵然后瀹之，雕橑然后爨之”及以下诸句。煮鸡蛋、烧木柴之前，都要雕刻一下花纹，是在说生活的奢华，可究竟也含着可以增加就业的意思。《侈靡》论者是不是这样想不好断定，可是雕卵、雕橑的，必有其人，是不用怀疑的。紧接着就说到商贾和富人，说不填塞了全部的丹砂矿井，就别指望商贾停下经营游走的脚步；富裕者的消费，正是穷困者的工作所提供的。这不是含着富人奢华是商贾的机会，富人奢华连着贫困者“就业”的意思吗？“百姓之怠生”的“怠”应该读为“怡”，“百振”之“振”即“赈”，不是富人消费给百姓带来生机的意思吗？最后一句最为警策，富人的消费，不可孤立地理解，它会连带出包括就业在内的其他社会现象。
“侈靡”还有直接表述财富流传的文字：
巨瘗堷，所以使贫民也；美垄墓，所以使文明也；巨棺椁，所以起木工也；多衣衾，所以起女工也。犹不尽，故有次浮（按：次浮，棺椁垄墓外的装饰）也，有差樊（按：差樊，坟墓外按死者爵位等级不同所立之藩篱），有瘗藏（按：瘗藏，殉葬品）。作此相食，然后民相利，守战之备合矣。
《乘马数》言“若岁凶旱水泆，民失本，则修宫室台榭……以平国策也”，是世界范围内较早的“以工代赈”言论。这段话 明白无误，是在说富人的厚葬是各种手工业者的机会。而且，最后还归结到“民相利”即富人与一般劳动阶层的各有目的的“相利”，更有利于国家的“守战”。还有一点不可否认，《侈靡》篇明确地说，财富在消费中流动，是经由市场而实现的：“市也者，劝也。劝者，所以起。本善而末事起。不侈，本事不得立。”市场的作用就是促进各业发展，农耕本业固然可以受市场促进，作为末业的工商各业也受其刺激。侈靡，市场就繁荣，否则连本业 都保不住。市场促进生产，在《管子》之后的两千多年，不是很“震铄”的看法吗？如此，《侈靡》确有些与“新的现代理论”暗合的观点。
不过，此处更想说的是，《侈靡》篇在强调富人消费时所带出的新生活观念—奢。它与后世占主导地位的“俭朴”生活观相对立。《论语》中孔子较早涉及此问题。《论语·八佾》篇曰：“礼，与其奢也，宁俭。”《述而》篇曰：“奢则不孙（按：“孙”通“逊”），俭则固；与其不孙，宁固。”都是违礼的情况，孔子说他宁愿取“俭”的做法。有意思的是，《论语》中的孔子批评了管仲的奢华。《八佾》篇说：“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大概孔子认为合乎礼制的“奢”是可以的，违礼则宁愿俭点为好。管仲被孔子视为违礼的奢，或许正是《侈靡》篇起源于齐国的证明。奢俭由礼，是儒家的生活观，属于农耕经济下的土地财富论，而《侈靡》则与“轻重”一样，看到的是流通，是商业交流带动的财富流动。这正是它反常、异端之处。
正因其反常，才遭反对。在《管子》的“轻重”篇中就有不同的声音。在属于“轻重”的《事语》篇中，桓公问管仲说秦奢教他说：“帷盖不修，衣服不众，则女事不泰。俎豆之礼不致牲，诸侯太牢，大夫少牢，不若此，则六畜不育。非高其台榭，美其宫室，则群材不散。”是明显的“侈靡”论。齐桓公问：“此言何如？”管仲否定，说“非数也”，即不是齐治国之道。他给出的理由是，侈靡的做法适应“天子之制，壤方千里”，不适用于齐，还是得讲“积蓄”。在《管子》“轻重”各篇的时代，“侈靡”论也因其新而不被所有论者接受。无论如何，不同于流行的传统的新的生活观念提出来了，而且是建立在财富流转的观念基础之上的新说。虽然早就变成了一点思想的陈迹，终因其在观念上提倡另一种生活方式而理应受到重视。
其二，是对历史的新理解，即以“轻重”的观点解释历史兴亡。先秦各派思想都有自己对历史的解释，对后世影响最深的当然是儒家，而儒家的历史观明显是从他们所珍视的西周经典中提炼出来的。那就是一套以“有德居之，无德失之”的天命道德为核心的历史观。法家解释历史，则是法度至上，像韩非子《功名》篇所说“尧为匹夫，不能正三家”，即是其以法度权势解释历史的例子，暗含《五蠹》篇“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的时变论。《管子》的“轻重”论者也有自己的历史观。请看《国准》篇：
桓公问于管子曰：“国准可得而闻乎？”管子对曰：“国准者，视时而立仪。”桓公曰：“何谓视时而立仪？”对曰：“黄帝之王，谨逃其爪牙。有虞之王，枯泽童山。夏后 之王，烧增薮，焚沛泽，不益民之利。殷人之王，诸侯无 牛马之牢，不利其器。周人之王，官能以备物。五家之数 殊而用一也。”
“国准”基本就是“平准”，是国家为平衡物价水准而推出的平稳的干预政策。按照这里的说法，从黄帝到周人千变万化，统治国家都采取轻重平衡的“国准”大策。其特点在以经济的眼光审视历史的流变，寻找流变“数殊而用一”的通则。
按照《尚书》等经典及儒家历史的解说，政权的兴替绝对是德治善与不善的结果。在《管子》的“轻重”论者则别有原由。《地数》篇是这样说的：
桓公曰：“何谓得失之数皆在此？”管子对曰：“昔者桀霸有天下而用不足，汤有七十里之薄而用有余。天非独为汤雨菽粟，而地非独为汤出财物也。伊尹善通移、轻重、开阖、决塞，通于高下徐疾之策，坐起之费，时也。……”
文中“汤有七十里”来自儒家文献中“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的说法。在儒家，商汤和周文王都是以很小的地盘大行仁义，获取民心，从而形成“东征而西怨”的影响力，孟子、荀子都喜欢这样说。在《地数》这里，商汤和夏桀的成败，不是德行的好坏，而是经济上是否善于运作的结果。著名的伊尹还是贤明的形象，只是他的贤明，已经从道义贤德转变为“通于高下徐疾之策”，是能解决“坐起之费”的高手。这样的重新解读历史，在《管子》的“轻重”各篇还有一些。对后来的中国史学并没有多大的影响，却仍不可小视。它是新的感受历史的方式。《尚书》等经典及儒家的历史观，是“大旱之望云霓”式的，内涵是处境艰难的小民希望被拯救，放在小农经济的大背景下才可以理解。《地数》篇则将历史的兴衰解释为能否在经济上占据优势，这正是其新颖之处。只有在工商业发展，人们知道用“轻重”的财富观念观察社会生活之后，才会如此去理解过去。
其三，提出了一种新的征服方式，即利用“轻重”对邻国进行商战。理解历史，即是理解现在。反之亦然。当《管子》“轻重”论者将过去的历史成败解释为“轻重”之术的成败时，也在武力征服天下的固有思路之外，突出在经济上使他国臣服的“商战”主张。《轻重甲》篇有如下的对话：
桓公曰：“……请问用兵奈何？”管子对曰：“五战而至于兵。”桓公曰：“此若言何谓也？”管子对曰：“请战衡，战准，战流，战权，战势。此所谓五战而至于兵也。”桓公曰：“善。”
马非百《管子轻重篇新诠》解释说：“所谓战衡，战准，战流，战权，战势者，皆属于经济政策之范畴。一国之经济政策苟得其宜，自可不战而屈人之兵。何如璋所谓‘权轻重以与列邦相应，即今之商战’者，得其义矣。”不过，“五战而至于兵”实际是不使用“兵”，与“不战而屈人之兵”不是一个轨道。
商业活动是需要对手的，当《管子》的作者们设想用“商战”征服天下时，他们心中想的不是别国的人民和土地，而是巨大的商贸利益。《轻重戊》篇更提供了商战的具体例子。
桓公曰：“鲁梁之于齐也……今吾欲下鲁梁，何行而可？”管子对曰：“鲁梁之民，俗为绨。公服绨，令左右服之，民从而服之。公因令齐勿敢为，必仰于鲁梁，则是鲁梁释其农事而作绨矣。”桓公曰：“诺。”即为服于泰山之阳，十日而服之。管子告鲁梁之贾人曰：“子为我致绨千匹，赐子金三百斤；什至而金三千斤。”……十三月……管子曰：“鲁梁可下矣。”公曰：“奈何？”管子对曰：“公宜服帛，率民去绨。闭关，毋与鲁梁通使。”公曰：“诺。”后十月，管子令人之鲁梁，鲁梁之民饿馁相及，应声之正无以给上。鲁梁之君即令其民去绨修农。谷不可以三月而得。鲁梁之人籴十百，齐粜十钱。二十四月，鲁梁之民归齐者十分之六；三年，鲁梁之君请服。
意思是齐国大量收购鲁、梁两国的绨，价格自然高，两国赚钱，势必扩大生产。到下一年，齐国把关卡一闭，一匹绨也不收，大量生产绨的鲁、梁两国就会陷入经济危机。这也是一种征服，不必以刀兵征战。这段故事可能是杜撰的，其逻辑是通畅的，即齐国利用自己的市场影响邻国的经济，致使邻国在经济上陷入困境，因种绨不修农而民不聊生，从而达到使之臣服的目的。
总之，轻重之术代表的是战国思想最新、最具创造性的一面。这样的思想两千多年来大体是不受重视的。这也不奇怪，因为西汉王朝在治国理念上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秦法，亦即先秦时诞生于西部历史文化的政治观念系统。不管多久的忽视，有价值的早晚会被认识，这也是今天大家重视、喜爱管子的原因吧。
通管子之功业，识经邦之学问，跟着李山教授读通《管子》。
书籍详情
书 名：《管子》通识
丛书名：中华经典通识
著 者：李山
书 号：978-7-101-17487-8
出版时间：2026年5月
定 价：65.00元
开 本：32开
装 帧：裸脊空腔平装带护封
字 数：160千字
页 码：285
CIP分类：B226.1
主题词：《管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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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国学/素质教育/大众读物
目 录
一、《管子》中东方治国观念的汇聚
1 政治经验的东方色彩
2 社会大发展的时代
3 东方变法中诞生的治国观念
4 东西两大理念系统的差异
二、关于管子其人的各种记载
1 《左传》中的管仲：文明秩序的匡扶者
2 《小匡》《齐语》中的管仲：社会改革家
3 《大匡》中的管仲：政治驯化师
4 《论语》中的管仲
三、《管子》中的 “君”与“民”
1 《牧民》篇的背景
2 《牧民》中的“民”
3 向“同体”方向的拉伸
4 反对“任情”的法家主张
四、《管子》中的黄老之学
1 黄老之学：道家之学的收缩与改变
2 放任与督责：君主的心智
3 精气：“长生久视”的源泉
4 “水”的哲学
五、《管子》中的阴阳家言
1 “阴阳”“五行”及“气”
2 阴阳说的基础是历法
3 阴阳家的“天人合一”
六、“轻重”治国术
1 治理复杂社会
2 治理复杂社会的手法与观念
3 “轻重”之术的内涵
4 “轻重”之术的文化意味
七、《管子》的成书及其流传
1 《管子》的成书年代与作者问题
2 《管子》的流传
后 记
精彩章节
“轻重”之术的文化意味
过去，有学者视这些“轻重”篇章的内容为无谓，不是全无道理。如《轻重丁》记载齐桓公见“五衢之民，衰然多衣弊而屦穿”，就问管子改变之道。管子的建议是砍掉大路边的树枝。这样做了一段时间后，情况改变。因为树枝带阴凉，“五衢之民，男女相好往来之市者，罢市，相睹树下，谈语终日不归”，就影响了生产。树枝砍掉了，生产发展，人们也就穿得好了。说发展生产，却说砍树枝，绕这个圈子，并无多大意思，因为不符合生活常理。“轻重”篇还有一些内容，属于“炒作”，是现代炒作的远祖，如《山权数》记载北郭城阙挖出龟，管仲建议齐桓公利用君主的影响力哄抬其价，具体做法是“君请起十乘之使，百金之提，命北郭得龟之家曰：赐若服中大夫……”将龟哄抬为无价之宝，然后当国家有征战之事时，就可持此宝向富豪之家抵押借贷。这是典型的炒作，现代社会资本与媒体勾结也常有此事，虽恶劣，却是不可忽视的存在。不过，这样的内容在《管子》中占比很小。相反，管子中的一些可能不好理解的内容，却具有文化上的意味。
其一，是提出“侈靡”的消费观念，与传统的“节俭”说大相径庭，是异端思想。《管子·侈靡》篇倡导奢靡消费，这篇文献因为观点与正统的“节俭”说相反，一直不受重视。直到郭沫若 1954 年发表在《历史研究》的《〈侈靡〉篇研究》问世，才引起广泛关注。但是，学者认为，郭沫若的研究有误入歧途之嫌。首先是他将此篇年代认定为西汉惠帝在位、吕后专政时期。郭说不足信，学者对此早有辩驳。《侈靡》的消费观念应产生于战国之齐，它是一个东方的生活观念。西汉的国家体制及重农的经济观念都是来自秦。西汉上层生活可以侈靡，但“侈靡”的消费观是另一个层次的问题。大的分野不能糊涂。像有的学者将“轻重”之术与西汉王莽时期的改制联系在一起从而确定篇章年代，都是在东西两大治国观念系统的分别上拎不清。
此外，郭沫若对“侈靡”的理解也为后来学者所否认。郭沫若说：“如它的题目‘侈靡’二字所表示的一样，它主张大量消费，大量生产，大量兴工，大量就业……”有学者就认为这是 “以新的（即现代经济——引者）观念来解释古人思想”。《侈靡》篇至今还是有相当多的文句不好理解，像郭沫若说的“大量生产”“大量兴工”在篇中确实没有明确表示，是其引申出来的看法。其实，《侈靡》虽未编于“轻重”部分，还是与“轻重”之术有关。可以摸清的主要观点有二：一是“侈靡”可以“戚士”，二是“侈靡”可以导致财富在贫富间的流动。（参张固也《〈管子〉研究》）
齐桓公问管仲：“可以王乎？请问用之若何？”管仲回答了几条，其中“通于侈靡，而士可戚”，即以“侈靡”的奢华亲近凝聚征战之士。其间的道理，《侈靡》也做了交代：
饮食者也，侈乐者也，民之所愿也。足其所欲，赡其所愿，则能用之耳。今使衣皮而冠角，食野草，饮野水，孰能用之？伤心者不可以致功。故尝至味而罢至乐，而雕卵然后瀹之，雕橑然后爨之。丹沙之穴不塞，则商贾不处。富者靡之，贫者为之，此百姓之怠生，百振而食。非独自为也，为之畜化。
好吃好喝，人人所愿，是人性，在这方面君主必须想通，肯花费，才能成大事。钱财上抠门，像孔子说的“出纳之吝，谓之有司”，就会伤人的心，大事难成。侈靡论，是有其政治上的目的的，那就是“故上侈而下靡，而君臣相得”。让郭沫若及其他意见相似的论者们产生引申的想法的，是“雕卵然后瀹之，雕橑然后爨之”及以下诸句。煮鸡蛋、烧木柴之前，都要雕刻一下花纹，是在说生活的奢华，可究竟也含着可以增加就业的意思。《侈靡》论者是不是这样想不好断定，可是雕卵、雕橑的，必有其人，是不用怀疑的。紧接着就说到商贾和富人，说不填塞了全部的丹砂矿井，就别指望商贾停下经营游走的脚步；富裕者的消费，正是穷困者的工作所提供的。这不是含着富人奢华是商贾的机会，富人奢华连着贫困者“就业”的意思吗？“百姓之怠生”的“怠”应该读为“怡”，“百振”之“振”即“赈”，不是富人消费给百姓带来生机的意思吗？最后一句最为警策，富人的消费，不可孤立地理解，它会连带出包括就业在内的其他社会现象。
“侈靡”还有直接表述财富流传的文字：
巨瘗堷，所以使贫民也；美垄墓，所以使文明也；巨棺椁，所以起木工也；多衣衾，所以起女工也。犹不尽，故有次浮（按：次浮，棺椁垄墓外的装饰）也，有差樊（按：差樊，坟墓外按死者爵位等级不同所立之藩篱），有瘗藏（按：瘗藏，殉葬品）。作此相食，然后民相利，守战之备合矣。
《乘马数》言“若岁凶旱水泆，民失本，则修宫室台榭……以平国策也”，是世界范围内较早的“以工代赈”言论。这段话 明白无误，是在说富人的厚葬是各种手工业者的机会。而且，最后还归结到“民相利”即富人与一般劳动阶层的各有目的的“相利”，更有利于国家的“守战”。还有一点不可否认，《侈靡》篇明确地说，财富在消费中流动，是经由市场而实现的：“市也者，劝也。劝者，所以起。本善而末事起。不侈，本事不得立。”市场的作用就是促进各业发展，农耕本业固然可以受市场促进，作为末业的工商各业也受其刺激。侈靡，市场就繁荣，否则连本业 都保不住。市场促进生产，在《管子》之后的两千多年，不是很“震铄”的看法吗？如此，《侈靡》确有些与“新的现代理论”暗合的观点。
不过，此处更想说的是，《侈靡》篇在强调富人消费时所带出的新生活观念—奢。它与后世占主导地位的“俭朴”生活观相对立。《论语》中孔子较早涉及此问题。《论语·八佾》篇曰：“礼，与其奢也，宁俭。”《述而》篇曰：“奢则不孙（按：“孙”通“逊”），俭则固；与其不孙，宁固。”都是违礼的情况，孔子说他宁愿取“俭”的做法。有意思的是，《论语》中的孔子批评了管仲的奢华。《八佾》篇说：“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大概孔子认为合乎礼制的“奢”是可以的，违礼则宁愿俭点为好。管仲被孔子视为违礼的奢，或许正是《侈靡》篇起源于齐国的证明。奢俭由礼，是儒家的生活观，属于农耕经济下的土地财富论，而《侈靡》则与“轻重”一样，看到的是流通，是商业交流带动的财富流动。这正是它反常、异端之处。
正因其反常，才遭反对。在《管子》的“轻重”篇中就有不同的声音。在属于“轻重”的《事语》篇中，桓公问管仲说秦奢教他说：“帷盖不修，衣服不众，则女事不泰。俎豆之礼不致牲，诸侯太牢，大夫少牢，不若此，则六畜不育。非高其台榭，美其宫室，则群材不散。”是明显的“侈靡”论。齐桓公问：“此言何如？”管仲否定，说“非数也”，即不是齐治国之道。他给出的理由是，侈靡的做法适应“天子之制，壤方千里”，不适用于齐，还是得讲“积蓄”。在《管子》“轻重”各篇的时代，“侈靡”论也因其新而不被所有论者接受。无论如何，不同于流行的传统的新的生活观念提出来了，而且是建立在财富流转的观念基础之上的新说。虽然早就变成了一点思想的陈迹，终因其在观念上提倡另一种生活方式而理应受到重视。
其二，是对历史的新理解，即以“轻重”的观点解释历史兴亡。先秦各派思想都有自己对历史的解释，对后世影响最深的当然是儒家，而儒家的历史观明显是从他们所珍视的西周经典中提炼出来的。那就是一套以“有德居之，无德失之”的天命道德为核心的历史观。法家解释历史，则是法度至上，像韩非子《功名》篇所说“尧为匹夫，不能正三家”，即是其以法度权势解释历史的例子，暗含《五蠹》篇“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的时变论。《管子》的“轻重”论者也有自己的历史观。请看《国准》篇：
桓公问于管子曰：“国准可得而闻乎？”管子对曰：“国准者，视时而立仪。”桓公曰：“何谓视时而立仪？”对曰：“黄帝之王，谨逃其爪牙。有虞之王，枯泽童山。夏后 之王，烧增薮，焚沛泽，不益民之利。殷人之王，诸侯无 牛马之牢，不利其器。周人之王，官能以备物。五家之数 殊而用一也。”
“国准”基本就是“平准”，是国家为平衡物价水准而推出的平稳的干预政策。按照这里的说法，从黄帝到周人千变万化，统治国家都采取轻重平衡的“国准”大策。其特点在以经济的眼光审视历史的流变，寻找流变“数殊而用一”的通则。
按照《尚书》等经典及儒家历史的解说，政权的兴替绝对是德治善与不善的结果。在《管子》的“轻重”论者则别有原由。《地数》篇是这样说的：
桓公曰：“何谓得失之数皆在此？”管子对曰：“昔者桀霸有天下而用不足，汤有七十里之薄而用有余。天非独为汤雨菽粟，而地非独为汤出财物也。伊尹善通移、轻重、开阖、决塞，通于高下徐疾之策，坐起之费，时也。……”
文中“汤有七十里”来自儒家文献中“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的说法。在儒家，商汤和周文王都是以很小的地盘大行仁义，获取民心，从而形成“东征而西怨”的影响力，孟子、荀子都喜欢这样说。在《地数》这里，商汤和夏桀的成败，不是德行的好坏，而是经济上是否善于运作的结果。著名的伊尹还是贤明的形象，只是他的贤明，已经从道义贤德转变为“通于高下徐疾之策”，是能解决“坐起之费”的高手。这样的重新解读历史，在《管子》的“轻重”各篇还有一些。对后来的中国史学并没有多大的影响，却仍不可小视。它是新的感受历史的方式。《尚书》等经典及儒家的历史观，是“大旱之望云霓”式的，内涵是处境艰难的小民希望被拯救，放在小农经济的大背景下才可以理解。《地数》篇则将历史的兴衰解释为能否在经济上占据优势，这正是其新颖之处。只有在工商业发展，人们知道用“轻重”的财富观念观察社会生活之后，才会如此去理解过去。
其三，提出了一种新的征服方式，即利用“轻重”对邻国进行商战。理解历史，即是理解现在。反之亦然。当《管子》“轻重”论者将过去的历史成败解释为“轻重”之术的成败时，也在武力征服天下的固有思路之外，突出在经济上使他国臣服的“商战”主张。《轻重甲》篇有如下的对话：
桓公曰：“……请问用兵奈何？”管子对曰：“五战而至于兵。”桓公曰：“此若言何谓也？”管子对曰：“请战衡，战准，战流，战权，战势。此所谓五战而至于兵也。”桓公曰：“善。”
马非百《管子轻重篇新诠》解释说：“所谓战衡，战准，战流，战权，战势者，皆属于经济政策之范畴。一国之经济政策苟得其宜，自可不战而屈人之兵。何如璋所谓‘权轻重以与列邦相应，即今之商战’者，得其义矣。”不过，“五战而至于兵”实际是不使用“兵”，与“不战而屈人之兵”不是一个轨道。
商业活动是需要对手的，当《管子》的作者们设想用“商战”征服天下时，他们心中想的不是别国的人民和土地，而是巨大的商贸利益。《轻重戊》篇更提供了商战的具体例子。
桓公曰：“鲁梁之于齐也……今吾欲下鲁梁，何行而可？”管子对曰：“鲁梁之民，俗为绨。公服绨，令左右服之，民从而服之。公因令齐勿敢为，必仰于鲁梁，则是鲁梁释其农事而作绨矣。”桓公曰：“诺。”即为服于泰山之阳，十日而服之。管子告鲁梁之贾人曰：“子为我致绨千匹，赐子金三百斤；什至而金三千斤。”……十三月……管子曰：“鲁梁可下矣。”公曰：“奈何？”管子对曰：“公宜服帛，率民去绨。闭关，毋与鲁梁通使。”公曰：“诺。”后十月，管子令人之鲁梁，鲁梁之民饿馁相及，应声之正无以给上。鲁梁之君即令其民去绨修农。谷不可以三月而得。鲁梁之人籴十百，齐粜十钱。二十四月，鲁梁之民归齐者十分之六；三年，鲁梁之君请服。
意思是齐国大量收购鲁、梁两国的绨，价格自然高，两国赚钱，势必扩大生产。到下一年，齐国把关卡一闭，一匹绨也不收，大量生产绨的鲁、梁两国就会陷入经济危机。这也是一种征服，不必以刀兵征战。这段故事可能是杜撰的，其逻辑是通畅的，即齐国利用自己的市场影响邻国的经济，致使邻国在经济上陷入困境，因种绨不修农而民不聊生，从而达到使之臣服的目的。
总之，轻重之术代表的是战国思想最新、最具创造性的一面。这样的思想两千多年来大体是不受重视的。这也不奇怪，因为西汉王朝在治国理念上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秦法，亦即先秦时诞生于西部历史文化的政治观念系统。不管多久的忽视，有价值的早晚会被认识，这也是今天大家重视、喜爱管子的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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