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艳红 | 新著评介 | 一种抵达心灵深处的“摆渡” ——评詹丹《〈红楼梦〉通识》
评论内容：
《红楼梦》作为一部登峰造极的古典小说，我们可以把它当作传统文化的镜子来鉴赏，也可以把它当作优雅中国的模子来怀旧，但更应该使之成为照见心灵的思想之光，沐浴其中，脱胎换骨。詹丹教授所著《〈红楼梦〉通识》是一部为大众导读《红楼梦》的优异之作，兼具知识性、思想性，可作为帮助读者抵达心灵深处的“摆渡”。
千人千面的人物形象是《红楼梦》的杰出创造，尤其是那些永远也说不尽的主要角色。《〈红楼梦〉通识》选了七个人物来品评，其中六人以两两对比的方式呈现。
曹雪芹、高鹗著《红楼梦》
男主人公贾宝玉的形象是复杂的。他无疑是家族的反叛者，是“新人”，其所具有的自由、平等、尊重女性等观念有超越时代的价值，但他又是无路可走的“零余者” ，依附于贵族之家，就像一个樵夫坐在树枝上砍树，“他所要砍掉的，正是他赖以托身的” ，最后不得已遁入空门，以逃避的方式走向虚无世界。詹丹以“不彻底的叛逆者”勉强名之，并不认为贾宝玉是“完全没有担当的逍遥者”，他说：“与其几乎一体化的通灵宝玉回归大荒山，还有和青埂（情根）峰的对峙，包括石头留下的‘大旨谈情’的文字，所以，虚无中也有着不虚无的面向。”毋宁说，贾宝玉以背离其阶级的决绝昭示了其对美好价值的选择与担当，这是一种大勇气。
甄宝玉作为与贾宝玉对比的人物，对贾宝玉起到烘托作用。两个宝玉小时性情一模一样，喜欢在女孩堆里，一个称“女儿是水作的骨肉”，一个称女儿“极尊贵、极清净”，二人都是贾雨村口中的“正邪两赋”之人，“聪俊灵秀”又“乖僻邪谬不近人情”，是天生的“情痴情种”。 长大遭逢家族变故后，甄宝玉改变性情，以仕途经济为务，承担起振兴家业的责任。后四十回中，甄宝玉曾规劝贾宝玉回到举业正道上来，以家族为重，遭到贾宝玉嫌恶。詹丹以“贾宝玉的现实性存在”定位甄宝玉，称“与其说他是在外部世界烘托了贾宝玉的存在，毋宁说在内部折射了贾宝玉的心理世界的复杂” 。甄、贾宝玉在小说中虽是二人，然不妨将之看成贾宝玉一人的两面，或者是宝玉在两个平行世界所做的不同人生选择。
詹丹特意提到一个类似蒙太奇的细节：第五十六回，甄家女人来贾府请安，谈及两个宝玉的相像，引发贾宝玉梦到自己来到江南甄家见到甄宝玉。奇妙的是，当贾宝玉因在梦中叫唤甄宝玉而醒来时，发现正对着镜中自己的影子。詹丹说：“梦中的另一个形象，似乎又跟现实中的影子衔接起来了。有人认为这是作者的游戏笔墨，恐怕未必。因为恰恰是在梦中，自我被另一个宝玉所否定、所鄙视，才把宝玉日常直面自己时较少写到的那种自我焦虑和紧张显露了出来。” 从精神分析层面来说，这是宝玉面对自我时的焦虑；从哲学层面来说，这是存在主义的本体焦虑。这种解读拉近了贾宝玉与现代读者的心理距离。
王熙凤是另一个主要角色。王蒙说：贾宝玉开启的是情梦，凤姐延伸的是政梦。凤姐不仅有卓越的治家能力，还有着幽默风趣、心狠手辣并存的两面个性，让人又爱又恨。詹丹以“小胜利积攒大失败”名之，犀利指出：“每一次跟别人的较量似乎都以她的胜利收场，但这种暂时的胜利，都是为将来的大失败埋下祸根。”
林黛玉与薛宝钗是当然的女主人公。自小说问世以来，拥林和拥薛派争论不休。曹雪芹有“黛钗合一”的观点，表现在贾宝玉神游太虚幻境时，与乳名“兼美”（融林、薛之美）者成婚。但林与薛的个性差异明显：一个灵秀，一个博学；一个感性，一个理性；一个目无下尘，一个和光同尘；一个以诗为生命，一个以诗为社交。詹丹说：“诗礼之家，林黛玉分得了诗，薛宝钗代表了礼。”这给读者指引了思考方向。“诗”和“礼”都是人生的正向价值，但若脱离了“真”，则流于伪饰，成为束缚人性的枷锁。宝钗在臣服于日益脆弱、虚伪的“礼”时，也承受了超负荷的生命之累。而黛玉的“真”世间少有，是曹雪芹更为珍视的价值，“天上掉下”的“林妹妹”是当之无愧的“世外仙姝”。
甄士隐和贾雨村是贯穿小说始终的重要人物，以姓名谐音“真事隐”“假语存”指向小说的虚构性和世事的无常性。相比贾宝玉，甄士隐和贾雨村是中年人的代表，詹丹以“中年哀乐与人生虚妄” 名之。乡宦甄士隐恬静淡泊，不务俗业，因女儿英莲被拐、家产败落等变故彻悟人生之虚妄而出家，其命运为贾宝玉的人生归宿埋下了伏笔。贾雨村通过仕途经济走上官途，在官僚系统大染缸里近墨者黑，贪酷舞弊，最后沦为阶下囚。他的人生虚妄不仅表现在道德的虚伪与“登高必跌重”的人生结局上，还表现在情感的空虚上。他与娇杏之间发生的自以为的“落难才子”与“巨眼英雄”“风尘中之知己” 的爱情实则由误会而生，跟宝黛间真诚、炽烈的爱情形成了尖锐的对比。
可以说，贾宝玉与甄宝玉、甄士隐都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镜像关系，而甄宝玉与贾雨村也构成了一种镜像关系，甚至王熙凤与贾雨村也称得上镜像关系。这就是曹雪芹刻画人物的高妙手法。每个现代人都可以在这些人物身上找到不同层面的自我。这正是经典作品跨越时空的魅力所在。
日常生活是每个人拥有的全部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红楼梦》将日常生活，即衣食住行用等作为极力表现的内容。日常生活有枯燥无聊的一面，但诗意栖居的另一面是人生重要的根底和幸福的支点，曹雪芹通过书写《红楼梦》为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打开了崭新的局面。按詹丹的说法：“从中国小说史发展历程看，《红楼梦》是把传统小说情节的传奇性、超迈性转变为日常生活诗意性的集大成之作。”在“《红楼梦》的传奇与日常”讲座分享中，詹丹提到：“《红楼梦》以人物心灵的冲突替代了外部的动作冲突，以大量留白打开了日常通向幽深的神秘世界，从而把被日常剥夺的传奇又还给了人。”“传奇”一词的内涵由外在的非日常性变成了内在的神秘幽深，由有形的物质世界延展到无形的精神世界。
《〈红楼梦〉通识》“日常生活的诗意与机锋”一节所举两例呼应了“人物心灵深处的冲突弥漫于日常”的议题。
第一例：第二十二回写荣国府为及笄之年的宝钗过生日，请戏班子演出，贾母让宝钗点戏。宝钗点了热闹的武戏《鲁智深醉闹五台山》。宝玉宽慰宝钗说：“只好点这些戏。”宝钗并不领情，赞许这出戏“排场又好，词藻更妙”。宝玉不解，仍视之为热闹戏。宝钗称宝玉“不知戏”，念了这出戏中的《寄生草》词。宝玉听了，“喜的拍膝画圈，称赏不已，又赞宝钗无书不知”。林黛玉道：“安静看戏罢。还没唱《山门》，你倒《妆疯》了。”
日常看戏的闲谈中有潜在的冲突涌动着，各自的性情与小心思蕴藏其中，又勾连起了后面宝玉调解黛玉和湘云的小不快未果而两面受气，继而受《寄生草》启发而参禅作偈的情节，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暗示了宝玉最后“悬崖撒手”的结局。
宝钗懂戏，也懂人情世故，她主动迎合贾母的赏戏偏好，又不想落得有虚伪的嫌疑，故竭力赞美戏的韵律之美、辞藻之妙。《寄生草》中“赤条条来去无牵挂” 的孤绝恰好合了宝玉的呆性，喜得宝玉赞宝钗无书不知。黛玉在一旁醋意顿生，以两句“带刺”的话结束闲谈：先讽刺不喜欢热闹戏的宝玉最不“安静”，把宝玉置于自相矛盾的境地，又用两折戏名指责宝玉，表明自己对戏曲并非门外汉。
这里涉及的宝玉、宝钗和黛玉三人间的情感关系是微妙的。宝钗的安分随时、宝玉的善解人意和黛玉的伶牙俐齿通过闲谈透露出来。
第二例：第四十回写刘姥姥二进荣国府，投了贾母的缘，游赏大观园。凤姐和鸳鸯策划了一场闹剧给大家逗乐，乡野刘姥姥成为闹剧的主角。除了策划者撑着不笑，在场的人都笑翻了，呈现出各种不同的笑态。文中未写宝钗是如何笑的，这样的略而不写，大概是曹雪芹想把宝钗这样一个恪守礼仪之人在这种场合下会如何自处的分寸感留给读者来想象。
有趣的是，曹雪芹事后补了一笔。第四十二回，刘姥姥感叹大观园太美了，希望能画下来收藏。贾母把活派给了会画画的惜春。李纨给惜春一个月时间，惜春嫌短。黛玉在闲谈中取笑惜春，且提到“又要照着这样儿慢慢的画”，指向拿刘姥姥取乐的场景，宝钗笑道：“‘又要照着这个慢慢的画’，这落后一句最妙。所以昨儿那些笑话儿虽然可笑，回想是没味的。你们细想颦儿这几句话虽是淡的，回想却有滋味。我倒笑的动不得了。” 詹丹敏锐指出：“在薛宝钗看来，笑话之所以说得好，关键并不在当场效果，而在经不经得起事后回味。或者说，那种说笑话而当场出效果的浓烈气氛，让人失态的场面，虽然也好笑，但毕竟是不雅的，只有在看似不经意的淡淡表述中，才能把那种味道渗透到思想的深处。”这是不是宝钗对自己前一天失态的反省？有此补笔，宝钗恪守礼仪而自省的形象呼之欲出。
更耐人寻味的是，第四十回刘姥姥看到贾府井然有序的用餐礼仪后，不禁感叹“礼出大家” 。策划者凤姐和鸳鸯的赔笑致歉，表明她们多少有些在意刘姥姥是否话中有话。而刘姥姥是就事论事地真诚感叹，还是有反讽之意的弦外之音（宣泄自己被取乐的不满情绪），这就有了留白。
以上两例通过一隅窥知人内心世界的幽深微妙。人的情绪、情感是流动的、非理性的，比显性的外部冲突更引人入胜。这恰是《红楼梦》的优胜之处。
《红楼梦》是用白话写成的小说，其间夹杂的诗、词、曲、赋、灯谜、楹联等韵文，起到了不同的功能。《〈红楼梦〉通识》从韵散交错、文白对峙、雅俗杂糅三重视角探讨多样化语体如何传达人心。
就韵散交错而言，日常交流中自由散漫的散文化语言是主体，如第十九回宝玉给黛玉胡诌小耗子变香玉的故事、第二十三回宝黛拿《西厢记》里的戏词开玩笑。儿女私情在古代是不能公开的禁忌，因此抒发内心隐秘感情更适合用含蓄蕴藉的韵文，如黛玉写《葬花吟》来寄托惜花伤春的身世之感、作《题帕三绝》表达对宝玉的爱恋。同样，具有谶纬性质的宿命论思想因其意义指向的跳跃性、模糊性，更适合以韵文来表达，如第五回关于金陵十二钗各册女性命运的书写。詹丹由此总结说：“日常生活的正常推进和未来命运的暗示，其实分属于两种不同的叙述体系，所以散文和韵文其实就是承载了两种不同叙述功能的结构性互补，是日常平凡世界的叙述层面和神秘的未来暗示层面的互补。”
就文白对峙而言，最明显的例子在第十八回元妃省亲。元妃与亲人的对话用的多是口语白话，亲人的答话则是文言书面语。“语体的文白差异暗含着礼仪文化的等级制度” ，元妃代表的是皇家的颜面。上级用亲切的口语言说意味着体恤下情，下级以正式的书面语应答则是对上级的尊重。元妃跟父亲的对话用的是文言，因贾政朝廷命官的身份，尽管是表达骨肉分离之情，语体上仍须遵循皇家礼仪，这将情与礼、忠与孝的冲突表现得淋漓尽致。另外，北静王初见宝玉送鹡鸰香念珠，用书面语强调是“圣上亲赐” ；宝玉将之转赠黛玉时，黛玉用“什么臭男人拿过的，我不要他” 的大白话隔空消解了圣上的高贵和庄严。
就雅俗杂糅而言，香菱与夏金桂有关“香菱”名字的对白体现出二人迥异的精神境界。金桂伴随着粗鲁的动作和冷笑的神情，说香菱的名字不通之极。香菱回答：“不独菱花，就连荷叶莲蓬，都是有一股清香的。但他那原不是花香可比，若静日静夜或清早半夜细领略了去，那一股清香比是花儿都好闻呢。” 香菱静静地陈述，并无多余的肢体动作和表情，仿佛陶醉于淡淡的清香中。夏金桂遮蔽了对美好幽深世界的理解，精神贫乏到只剩下强权淫威。香菱富有诗意的静静陈述在强权面前成为软弱的象征，她只能接受“秋菱”的改名，这体现出古代妻妾制度的不合理。语言的雅俗与人的雅俗密不可分，但在权力面前，审美让出了位置，脆如琉璃。
语体的三种分类是为言说方便，其实在许多场合，它们是交织在一起的。詹丹说：“在向人的内部心灵世界和社会文化的外部世界同步拓展时，语体的多样化提供了有力的伸展触角。” 语言的交流功用必然指向人的心灵与社会文化等问题，但要警惕语言形式与其背后意义的断裂。如宝玉创作《姽婳词》歌咏林四娘时，其情绪是悲愤激昂的，而周围清客以“古朴老健”“流利飘荡” 等陈词奉承，充其量只是赏玩语言形式，却完全忽略了该词内含的思想感情。宝玉虽对此寄寓了充沛的感情，但也只能在语言层面表达自己的反抗，无法将不满落实到行动上。针对这种错位，詹丹强调：“诗词韵文与叙事内容的交替呈现，在表面的结合中反映出一种内在理解的深刻断裂。”
《〈红楼梦〉通识》篇幅不长，涵盖却极广博，《红楼梦》的思想与艺术、版本与价值、作者曹氏家族的情况、续写与再创造、跨文化传播，乃至“红学”研究队伍等内容，无所不包。在知识性之外，该书还提出许多启人深思的问题，并揭示出《红楼梦》回应了中国传统礼仪文化的一个危机：当维系人与人之间的礼仪日渐虚假时，人们怎样通过真情的充实或者重构，重新建立起适宜的人际关系？
在结语部分，詹丹说：“创作了《红楼梦》的曹雪芹是焦虑的。” 曹雪芹的焦虑是担心无人理解他的泣血之作，这体现在小说开头他的自题诗中：“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伟大的作品都会面临理解的问题，“伟大也要有人懂”，读者借由导读之作“摆渡”到《红楼梦》幽深处，看到纷杂的世相，获得心灵的启悟，于曹雪芹当是一种安慰。
一种抵达心灵深处的“摆渡”
——评詹丹《〈红楼梦〉通识》
作者简介
吴艳红，女，中华书局副编审。
吴艳红
《红楼梦》作为一部登峰造极的古典小说，我们可以把它当作传统文化的镜子来鉴赏，也可以把它当作优雅中国的模子来怀旧，但更应该使之成为照见心灵的思想之光，沐浴其中，脱胎换骨。詹丹教授所著《〈红楼梦〉通识》是一部为大众导读《红楼梦》的优异之作，兼具知识性、思想性，可作为帮助读者抵达心灵深处的“摆渡”。
詹丹《〈红楼梦〉通识》
一、多重镜像映射人的存在困境
千人千面的人物形象是《红楼梦》的杰出创造，尤其是那些永远也说不尽的主要角色。《〈红楼梦〉通识》选了七个人物来品评，其中六人以两两对比的方式呈现。
曹雪芹、高鹗著《红楼梦》
男主人公贾宝玉的形象是复杂的。他无疑是家族的反叛者，是“新人”，其所具有的自由、平等、尊重女性等观念有超越时代的价值，但他又是无路可走的“零余者” ，依附于贵族之家，就像一个樵夫坐在树枝上砍树，“他所要砍掉的，正是他赖以托身的” ，最后不得已遁入空门，以逃避的方式走向虚无世界。詹丹以“不彻底的叛逆者”勉强名之，并不认为贾宝玉是“完全没有担当的逍遥者”，他说：“与其几乎一体化的通灵宝玉回归大荒山，还有和青埂（情根）峰的对峙，包括石头留下的‘大旨谈情’的文字，所以，虚无中也有着不虚无的面向。”毋宁说，贾宝玉以背离其阶级的决绝昭示了其对美好价值的选择与担当，这是一种大勇气。
甄宝玉作为与贾宝玉对比的人物，对贾宝玉起到烘托作用。两个宝玉小时性情一模一样，喜欢在女孩堆里，一个称“女儿是水作的骨肉”，一个称女儿“极尊贵、极清净”，二人都是贾雨村口中的“正邪两赋”之人，“聪俊灵秀”又“乖僻邪谬不近人情”，是天生的“情痴情种”。 长大遭逢家族变故后，甄宝玉改变性情，以仕途经济为务，承担起振兴家业的责任。后四十回中，甄宝玉曾规劝贾宝玉回到举业正道上来，以家族为重，遭到贾宝玉嫌恶。詹丹以“贾宝玉的现实性存在”定位甄宝玉，称“与其说他是在外部世界烘托了贾宝玉的存在，毋宁说在内部折射了贾宝玉的心理世界的复杂” 。甄、贾宝玉在小说中虽是二人，然不妨将之看成贾宝玉一人的两面，或者是宝玉在两个平行世界所做的不同人生选择。
87版电视剧《红楼梦》贾宝玉剧照
詹丹特意提到一个类似蒙太奇的细节：第五十六回，甄家女人来贾府请安，谈及两个宝玉的相像，引发贾宝玉梦到自己来到江南甄家见到甄宝玉。奇妙的是，当贾宝玉因在梦中叫唤甄宝玉而醒来时，发现正对着镜中自己的影子。詹丹说：“梦中的另一个形象，似乎又跟现实中的影子衔接起来了。有人认为这是作者的游戏笔墨，恐怕未必。因为恰恰是在梦中，自我被另一个宝玉所否定、所鄙视，才把宝玉日常直面自己时较少写到的那种自我焦虑和紧张显露了出来。” 从精神分析层面来说，这是宝玉面对自我时的焦虑；从哲学层面来说，这是存在主义的本体焦虑。这种解读拉近了贾宝玉与现代读者的心理距离。
王熙凤是另一个主要角色。王蒙说：贾宝玉开启的是情梦，凤姐延伸的是政梦。凤姐不仅有卓越的治家能力，还有着幽默风趣、心狠手辣并存的两面个性，让人又爱又恨。詹丹以“小胜利积攒大失败”名之，犀利指出：“每一次跟别人的较量似乎都以她的胜利收场，但这种暂时的胜利，都是为将来的大失败埋下祸根。”
林黛玉与薛宝钗是当然的女主人公。自小说问世以来，拥林和拥薛派争论不休。曹雪芹有“黛钗合一”的观点，表现在贾宝玉神游太虚幻境时，与乳名“兼美”（融林、薛之美）者成婚。但林与薛的个性差异明显：一个灵秀，一个博学；一个感性，一个理性；一个目无下尘，一个和光同尘；一个以诗为生命，一个以诗为社交。詹丹说：“诗礼之家，林黛玉分得了诗，薛宝钗代表了礼。”这给读者指引了思考方向。“诗”和“礼”都是人生的正向价值，但若脱离了“真”，则流于伪饰，成为束缚人性的枷锁。宝钗在臣服于日益脆弱、虚伪的“礼”时，也承受了超负荷的生命之累。而黛玉的“真”世间少有，是曹雪芹更为珍视的价值，“天上掉下”的“林妹妹”是当之无愧的“世外仙姝”。
87版电视剧《红楼梦》“蘅芜君兰言解疑癖”
甄士隐和贾雨村是贯穿小说始终的重要人物，以姓名谐音“真事隐”“假语存”指向小说的虚构性和世事的无常性。相比贾宝玉，甄士隐和贾雨村是中年人的代表，詹丹以“中年哀乐与人生虚妄” 名之。乡宦甄士隐恬静淡泊，不务俗业，因女儿英莲被拐、家产败落等变故彻悟人生之虚妄而出家，其命运为贾宝玉的人生归宿埋下了伏笔。贾雨村通过仕途经济走上官途，在官僚系统大染缸里近墨者黑，贪酷舞弊，最后沦为阶下囚。他的人生虚妄不仅表现在道德的虚伪与“登高必跌重”的人生结局上，还表现在情感的空虚上。他与娇杏之间发生的自以为的“落难才子”与“巨眼英雄”“风尘中之知己” 的爱情实则由误会而生，跟宝黛间真诚、炽烈的爱情形成了尖锐的对比。
可以说，贾宝玉与甄宝玉、甄士隐都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镜像关系，而甄宝玉与贾雨村也构成了一种镜像关系，甚至王熙凤与贾雨村也称得上镜像关系。这就是曹雪芹刻画人物的高妙手法。每个现代人都可以在这些人物身上找到不同层面的自我。这正是经典作品跨越时空的魅力所在。
二、日常生活的诗意化是另一种“传奇”
日常生活是每个人拥有的全部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红楼梦》将日常生活，即衣食住行用等作为极力表现的内容。日常生活有枯燥无聊的一面，但诗意栖居的另一面是人生重要的根底和幸福的支点，曹雪芹通过书写《红楼梦》为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打开了崭新的局面。按詹丹的说法：“从中国小说史发展历程看，《红楼梦》是把传统小说情节的传奇性、超迈性转变为日常生活诗意性的集大成之作。”在“《红楼梦》的传奇与日常”讲座分享中，詹丹提到：“《红楼梦》以人物心灵的冲突替代了外部的动作冲突，以大量留白打开了日常通向幽深的神秘世界，从而把被日常剥夺的传奇又还给了人。”“传奇”一词的内涵由外在的非日常性变成了内在的神秘幽深，由有形的物质世界延展到无形的精神世界。
《〈红楼梦〉通识》“日常生活的诗意与机锋”一节所举两例呼应了“人物心灵深处的冲突弥漫于日常”的议题。
第一例：第二十二回写荣国府为及笄之年的宝钗过生日，请戏班子演出，贾母让宝钗点戏。宝钗点了热闹的武戏《鲁智深醉闹五台山》。宝玉宽慰宝钗说：“只好点这些戏。”宝钗并不领情，赞许这出戏“排场又好，词藻更妙”。宝玉不解，仍视之为热闹戏。宝钗称宝玉“不知戏”，念了这出戏中的《寄生草》词。宝玉听了，“喜的拍膝画圈，称赏不已，又赞宝钗无书不知”。林黛玉道：“安静看戏罢。还没唱《山门》，你倒《妆疯》了。”
日常看戏的闲谈中有潜在的冲突涌动着，各自的性情与小心思蕴藏其中，又勾连起了后面宝玉调解黛玉和湘云的小不快未果而两面受气，继而受《寄生草》启发而参禅作偈的情节，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暗示了宝玉最后“悬崖撒手”的结局。
宝钗懂戏，也懂人情世故，她主动迎合贾母的赏戏偏好，又不想落得有虚伪的嫌疑，故竭力赞美戏的韵律之美、辞藻之妙。《寄生草》中“赤条条来去无牵挂” 的孤绝恰好合了宝玉的呆性，喜得宝玉赞宝钗无书不知。黛玉在一旁醋意顿生，以两句“带刺”的话结束闲谈：先讽刺不喜欢热闹戏的宝玉最不“安静”，把宝玉置于自相矛盾的境地，又用两折戏名指责宝玉，表明自己对戏曲并非门外汉。
这里涉及的宝玉、宝钗和黛玉三人间的情感关系是微妙的。宝钗的安分随时、宝玉的善解人意和黛玉的伶牙俐齿通过闲谈透露出来。
第二例：第四十回写刘姥姥二进荣国府，投了贾母的缘，游赏大观园。凤姐和鸳鸯策划了一场闹剧给大家逗乐，乡野刘姥姥成为闹剧的主角。除了策划者撑着不笑，在场的人都笑翻了，呈现出各种不同的笑态。文中未写宝钗是如何笑的，这样的略而不写，大概是曹雪芹想把宝钗这样一个恪守礼仪之人在这种场合下会如何自处的分寸感留给读者来想象。
有趣的是，曹雪芹事后补了一笔。第四十二回，刘姥姥感叹大观园太美了，希望能画下来收藏。贾母把活派给了会画画的惜春。李纨给惜春一个月时间，惜春嫌短。黛玉在闲谈中取笑惜春，且提到“又要照着这样儿慢慢的画”，指向拿刘姥姥取乐的场景，宝钗笑道：“‘又要照着这个慢慢的画’，这落后一句最妙。所以昨儿那些笑话儿虽然可笑，回想是没味的。你们细想颦儿这几句话虽是淡的，回想却有滋味。我倒笑的动不得了。” 詹丹敏锐指出：“在薛宝钗看来，笑话之所以说得好，关键并不在当场效果，而在经不经得起事后回味。或者说，那种说笑话而当场出效果的浓烈气氛，让人失态的场面，虽然也好笑，但毕竟是不雅的，只有在看似不经意的淡淡表述中，才能把那种味道渗透到思想的深处。”这是不是宝钗对自己前一天失态的反省？有此补笔，宝钗恪守礼仪而自省的形象呼之欲出。
更耐人寻味的是，第四十回刘姥姥看到贾府井然有序的用餐礼仪后，不禁感叹“礼出大家” 。策划者凤姐和鸳鸯的赔笑致歉，表明她们多少有些在意刘姥姥是否话中有话。而刘姥姥是就事论事地真诚感叹，还是有反讽之意的弦外之音（宣泄自己被取乐的不满情绪），这就有了留白。
87版电视剧《红楼梦》薛宝钗剧照
以上两例通过一隅窥知人内心世界的幽深微妙。人的情绪、情感是流动的、非理性的，比显性的外部冲突更引人入胜。这恰是《红楼梦》的优胜之处。
三、多样化语体如何传达人心
《红楼梦》是用白话写成的小说，其间夹杂的诗、词、曲、赋、灯谜、楹联等韵文，起到了不同的功能。《〈红楼梦〉通识》从韵散交错、文白对峙、雅俗杂糅三重视角探讨多样化语体如何传达人心。
就韵散交错而言，日常交流中自由散漫的散文化语言是主体，如第十九回宝玉给黛玉胡诌小耗子变香玉的故事、第二十三回宝黛拿《西厢记》里的戏词开玩笑。儿女私情在古代是不能公开的禁忌，因此抒发内心隐秘感情更适合用含蓄蕴藉的韵文，如黛玉写《葬花吟》来寄托惜花伤春的身世之感、作《题帕三绝》表达对宝玉的爱恋。同样，具有谶纬性质的宿命论思想因其意义指向的跳跃性、模糊性，更适合以韵文来表达，如第五回关于金陵十二钗各册女性命运的书写。詹丹由此总结说：“日常生活的正常推进和未来命运的暗示，其实分属于两种不同的叙述体系，所以散文和韵文其实就是承载了两种不同叙述功能的结构性互补，是日常平凡世界的叙述层面和神秘的未来暗示层面的互补。”
顾炳鑫 1987年绘 金陵十二钗
就文白对峙而言，最明显的例子在第十八回元妃省亲。元妃与亲人的对话用的多是口语白话，亲人的答话则是文言书面语。“语体的文白差异暗含着礼仪文化的等级制度” ，元妃代表的是皇家的颜面。上级用亲切的口语言说意味着体恤下情，下级以正式的书面语应答则是对上级的尊重。元妃跟父亲的对话用的是文言，因贾政朝廷命官的身份，尽管是表达骨肉分离之情，语体上仍须遵循皇家礼仪，这将情与礼、忠与孝的冲突表现得淋漓尽致。另外，北静王初见宝玉送鹡鸰香念珠，用书面语强调是“圣上亲赐” ；宝玉将之转赠黛玉时，黛玉用“什么臭男人拿过的，我不要他” 的大白话隔空消解了圣上的高贵和庄严。
就雅俗杂糅而言，香菱与夏金桂有关“香菱”名字的对白体现出二人迥异的精神境界。金桂伴随着粗鲁的动作和冷笑的神情，说香菱的名字不通之极。香菱回答：“不独菱花，就连荷叶莲蓬，都是有一股清香的。但他那原不是花香可比，若静日静夜或清早半夜细领略了去，那一股清香比是花儿都好闻呢。” 香菱静静地陈述，并无多余的肢体动作和表情，仿佛陶醉于淡淡的清香中。夏金桂遮蔽了对美好幽深世界的理解，精神贫乏到只剩下强权淫威。香菱富有诗意的静静陈述在强权面前成为软弱的象征，她只能接受“秋菱”的改名，这体现出古代妻妾制度的不合理。语言的雅俗与人的雅俗密不可分，但在权力面前，审美让出了位置，脆如琉璃。
语体的三种分类是为言说方便，其实在许多场合，它们是交织在一起的。詹丹说：“在向人的内部心灵世界和社会文化的外部世界同步拓展时，语体的多样化提供了有力的伸展触角。” 语言的交流功用必然指向人的心灵与社会文化等问题，但要警惕语言形式与其背后意义的断裂。如宝玉创作《姽婳词》歌咏林四娘时，其情绪是悲愤激昂的，而周围清客以“古朴老健”“流利飘荡” 等陈词奉承，充其量只是赏玩语言形式，却完全忽略了该词内含的思想感情。宝玉虽对此寄寓了充沛的感情，但也只能在语言层面表达自己的反抗，无法将不满落实到行动上。针对这种错位，詹丹强调：“诗词韵文与叙事内容的交替呈现，在表面的结合中反映出一种内在理解的深刻断裂。”
结语
《〈红楼梦〉通识》篇幅不长，涵盖却极广博，《红楼梦》的思想与艺术、版本与价值、作者曹氏家族的情况、续写与再创造、跨文化传播，乃至“红学”研究队伍等内容，无所不包。在知识性之外，该书还提出许多启人深思的问题，并揭示出《红楼梦》回应了中国传统礼仪文化的一个危机：当维系人与人之间的礼仪日渐虚假时，人们怎样通过真情的充实或者重构，重新建立起适宜的人际关系？
在结语部分，詹丹说：“创作了《红楼梦》的曹雪芹是焦虑的。” 曹雪芹的焦虑是担心无人理解他的泣血之作，这体现在小说开头他的自题诗中：“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伟大的作品都会面临理解的问题，“伟大也要有人懂”，读者借由导读之作“摆渡”到《红楼梦》幽深处，看到纷杂的世相，获得心灵的启悟，于曹雪芹当是一种安慰。
学者 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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