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田天老师在本书初次出版后撰写的书评，原载于《读书》2012年第5期。感谢田天老师授权刊载。

元符三年（1100年），苏轼自海南岛赦还时吟出“空余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之句（《六月二十日夜渡海》）。此联首句借用《论语·公冶长》“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之典，精当蕴藉。毫无疑问，自孔子至苏轼，那片位于大陆边缘的海洋，总系联着荒蛮与神秘。这种认识，事实上涉及的是地理学观念。若考察千年以来古人对海洋认识的变迁，以及海洋在中国古代文明中的地位，则进入了地理学思想史的范畴。

以地理学思想史为研究对象，将“地理学”与“思想史”组合，在中文研究界并不多见，故而唐晓峰所著《从混沌到秩序——中国上古地理思想史述论》（中华书局2010年版，下引此书只注页码）颇值一读。所谓地理学思想，研究对象不仅是地理学知识或知识史，而且是地理观念以及观念之间的联系（初版8页，再版9页）。这是作者多年来关注的课题。作者认为，研习中国古代地理思想，相比于人类的自然观，更应注重的是秩序观。“秩序”是中国早期地理学思想的关键词，是古人着力经营与阐发的核心概念。这一概念，贯穿着古代地理学思想的衍生过程，也是《从混沌到秩序》书名的由来。

本书研究时段，大致自新石器时期起，至《汉书·地理志》完成的时代止，总称为“上古地理学思想”，本文也宽泛地将这一时段称为“早期中国”。中国上古地理学思想，围绕着秩序建立这一主题展开，书中将其梳理为三条线索：宇宙论，空间秩序，王朝地理秩序。

先秦时期，开辟神话（或创世神话）并不盛行，人居世界之创建缺乏“神力”的指引。早期历史书写中着重描述的往往是拯救世界的英雄，以及重建世界秩序的圣人。换言之，在对世界源头的追溯中，古人不重“创世”而重“再造”，再造而成的，是一个秩序井然的人文世界。这正牵涉到地理学思想史中的一个关键问题：人类如何认识环境大地的本质。作者认为，先秦时代儒家与道家的宇宙论，构成了古人认识大地本质的两条主线：道家重视自然秩序，推崇天然未凿、不受人力干预的宇宙运行状态；儒家则回避自然大地，强调人文世界的本质，支持人类向自然的索取。

从空间秩序的生成史来考察，自新石器时代空间方位观之确立，至战国时代地理学逐渐独立，是古人逐步认识与建构世界的过程。这其间涉及几个重要概念：天圆地方、分野理论、绝地天通。在天与地之间建立联系，是先秦时代人们认识世界的重要模式。“昔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孙子兵法·形篇》）、“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史记·天官书》）、“天有五行，地有五岳；天有七星，地有七表”（《初学记》引《河图括地象》）等说法屡见于典籍。用于占验的式盘作为宇宙模型，是这种模式具象化的表达。而分野、灾异等经典理论，作为这种观念的体现，长期影响着传统政治文化的表达与实践。不过，大地固然与天空息息相关，细究古人对天地关系的书写，则不难发现，“天”是威严而遥远的存在，将可能被阐释的征象投射于大地。人类关心的，终究是地上世界的休咎。“绝地天通”的意义在于，地理思想从此“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初版157页，再版188页），得以从“天人之际”转向“人地之际”与“人人之际”。

自从古人将仰视天空的目光投向大地，对人文世界的经营和规划就成了中国地理学思想的主要着力点。本书的关注点在于王朝地理秩序的建立。王朝地理学，是作者提出的概念，他对此早有相当成熟详尽的阐发（Tang Xiaofeng: From Dynastic Geography to Historical Geography: A Change in Perspective towards the Geographical Past of China.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International, Ltd. 2000）。在本书写作中，作者仅就关键文本与概念做了凝练的论述，可大致总结为“建设人文世界”。自“中央”展开，五方位与九方位渐次具足，继而是“四土”、“五服”等概念的建立，最终，华夷之分明确，作为“禹迹”的九州即作者所谓“元典区域观念”得以确立。在《禹贡》的世界中，大地域王朝版图结构已经形成，华夏整体观念、领土的政治文化礼教意义已然成熟（初版285页，再版338页）。在这一过程中，《禹贡》的经典化意义重大。这意味着，中原的大一统真正完成之前，一套适用于统一帝国的模式与理念已经得以建构。下一步的理论建设，就是统一王朝建立后，更为严密的领土政治秩序的创设，即“王朝地理学”。在王朝地理学中，地理不是被动的记载，而是主动的规划，郡县地理的本质就是空间政治方略（初版288页，再版343页）。而《汉书·地理志》，就是王朝地理学成熟的、代表性的文本（初版302页，再版357页）。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古代地理学的表达都延续着经典文本所提供的范式。

在一般理解中，地理学是一门非常“实”的学科，而思想史却显得“虚”，二者之间的平衡不易掌握。不过，地理学并不仅与河道变迁、疆城划分或行政沿革有关，它也包含着人类对大地的理解。作为一门直接关联人类与大地的学科，如何认识大地，也反射出人类如何认识自己，这正是地理学最为动人之处。不同的理解方式及其对人类思维与行为的影响，构成了地理学思想史。提炼与把握所谓的“虚”，有助于阐发地理学的内在精神。本书最有价值之处，就是梳理出一条早期中国地理学思想史的清晰线索。作者首次对早期地理学思想进行了系统考察，勾连史料，从不同类型的文献中发掘地理观念信息。最终，通过对重点问题的解答，搭建起理解早期中国地理学思想的大框架。这一框架所提供的核心概念，往往又影响着后代地理学思想的演进。

先秦史学界有一句老话：“三代无学科。”在早期历史的研究中，往往需要综合考古学、历史学、古文字学等知识，这是由史料的性质直接决定的。在早期地理学思想史的写作中，我们面对同样的问题。哪些材料才是真正属于“地理学”的？传统的答案往往是《禹贡》、《山海经》与《汉书·地理志》。不过，寻绎文献与考古发现，得到的回答要丰富得多。目前已发现多件的式盘，本身就是古人对宇宙的构拟；《汉书·艺文志》数术略有形法家，“大举九州之形势，以立城郭室舍”，是对环境大地与人居世界关系的处理；沉埋牲玉的山川祭祀，以及君主和群臣“并走群望”的祭祀方式，关联着对本国疆域与主权的认知。地理学的核心是人地关系，如此处理材料，早期地理学尚有很多问题值得进一步阐发。

同样，一些深入人心的“地理学”概念，若放入更为广大的背景中考察，也可能得出更加立体的结论，如自《禹贡》时代就深入人心的“九州”概念。九州首见于《尚书·禹贡》，又见于《尔雅·释地》、《周礼·职方氏》、《吕氏春秋·有始》等传世文献，九州之名称与分割方法各不相同，近年发表的上博楚简《容成氏》中也记载了另一种不同的九州说。对于这些差异，研究者往往热衷于考订九州地理边界与名山大川的位置，以此判断某种九州说的时代与发源地。这种角度，偏重于地理知识或地理学史。本书的作者则注意到了另外一点：《禹贡》与《容成氏》的“九州”与大禹治水密不可分，而《职方》、《有始》、《释地》等文献中的“九州”，已经与大禹脱离了关系（初版221页，再版263页）。《吕氏春秋·有始》的九州说，表现的是道家“天地合和”的自然秩序，是天地之大经，即便其中有圣人的力量，也只能居于次位（初版222页，再版264页）。这种切入角度，就使得地理学问题展示出思想史的意味。

由此思路进一步推演。已知的数量众多的九州说，划分依据各个不同。可以说，“九州”概念一经确立，便构成一个框架，成为不同学说比附或演绎的基础。不同的作者都乐于遵循九州的框架构建世界，或以九州的形式表达对世界的认识。这些说法背后当然有地理知识的基础，但更应看做同一语境中的自我表达。特别是在《吕氏春秋·有始》、《淮南子·地形》等抽象化程度很高的九州说中，“九州”的具体特征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古人借助此框架对地理空间的不断建构。此时，“九州”已渐渐成为一种模式化的表达，不仅描述真实的地理知识，也反映了思想本身的发展脉络。至于邹衍的“大九州说”，则显然是将华夏之九州推而广之，建设起一个九州套九州的结构，成就了一种世界模型。正如作者所说，“九州”使人们获得了一种清晰方便的区域描述语言，其象征意义从未衰微（初版224页，再版266页）。

解读先秦史料，还需要洞察古人的“观念先行”。先秦史料中地理学的经典文本与核心概念格外丰富，这些概念因依附于经典，积累了丰富的古注旧疏。在地理学思想史的研究中，首先应理解经学的内在理路及其影响，同时也要避免传统注释方式中牵合文献、处处联系史事的习惯做法。由这两条路径入手，才能理解这些核心概念在理论推演与实际操作中的双重影响。作者提出，西周时期“中国”、“禹迹”、“九州”、“五服”、“五岳”等高层核心地理概念已经形成。在这些概念的基础上，地理上的“华夏天下”、“文化中国”得以建立。这些重要概念的产生，或者早于实践本身，或者从未得以施行。先行于实践的观念，往往指导了人们实际的规划；而一些从未落实过的观念，则以另外一种方式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模式。

前者如五岳。“五岳”这一概念，战国时代就已形成。至战国晚期，《尔雅》、《周礼》等文献中已出现数种五岳名单。不过，“五岳”成为统一王朝国家祭祀中的一部分，则直到西汉武、宣两朝才得以实现。“五岳”概念以山川象征中央与四极，以巡狩五岳宣示君主对国土的控制。这种对大一统王朝山川祭祀理想化的构拟，在大一统帝国建立之前便已形成。在此过程中，地理概念从策略上升为理念，并进一步获得意识形态意义，从而指导政治实践。当然，也有一些观念，始终停留在思想的层面，如《周礼·地官·大司徒》对五等爵封地租税的规划：“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叁之一；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叁之一”等等。再如《禹贡》中以五百里为界层层推进的甸、侯、绥、要、荒“五服”。这两种对世界的规划，都未曾真正得以实现。因此，对于这些观念的判断与理解，就需要把握虚实之间的平衡。既不必以之规范实际的考古发现或计算其实际距离，也不应以之为“虚造”而弃之不顾。思想观念模式，仍应回到思想史层面上考察，以理解其在古代世界中的意义。比如，我们虽不必穷究“五服”与“九州”的内外关系，或坐实何处为“要”、何处为“荒”。然而，“五服”所构拟出的空间结构，规范了中国人的空间行为趋势，影响着我们对中央（首都）与地方的理解。这种行为趋势与理解，才是“五服”的关键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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