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为什么敢给还健在的汉武帝写本纪，而这篇本纪在《史记》里又被《封禅书》替代了？
评论内容：
要理解司马迁的胆量，得先明白他给自己定的写作原则。
他在《史记》中反复申明，写史要做到“不虚美，不隐恶”，也就是不凭空美化，也不遮掩恶行。这个原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极难，尤其是面对当朝天子。汉武帝在位五十四年，雄才大略，却也刚愎自用，动辄杀人。司马迁本人就是因为替李陵说了句公道话，被处以宫刑。一个受过如此酷刑的人，还敢在皇帝活着的时候秉笔直书，这需要多大的勇气？
但司马迁不是莽撞人。他有自己的笔法，叫“寓论断于序事”。什么意思？就是我不直接骂你，我把你做的事一件件如实写出来，让读者自己去判断。这种写法比直接批判更高明，也更有力量。清朝学者李晚芳评价他的笔法是“敷绚烂之辞，若吞若吐，运含讥冷，刺于有意无意之间”，话说得漂亮，但讽刺藏在里面，冷眼看着，不动声色。
在《太史公自序》里，司马迁明确列出了《今上本纪》的写作计划。他说：
汉兴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内修法度，封禅，改正朔，易服色，作《今上本纪》第十二。
这里包含了三大部分内容：
第一，对外战争。“外攘夷狄”指的是征伐匈奴、平定西南夷、收朝鲜，这是汉武帝武功的一面；
第二，内部制度建设。“内修法度”主要指崇尚儒家学术，订立新的法度；
第三，文化改制。“封禅，改正朔，易服色”是封禅泰山、改用太初历、改换服色，是摆脱秦朝旧制、建立汉朝自己礼制的标志性事件。
从这个规划看，司马迁原本要写的是一篇规模宏大、内容全面的帝王本纪，足以和汉武帝的文治武功相匹配。
但是，规划归规划，怎么写才是关键。司马迁对汉武帝晚年的求仙迷信、穷兵黩武、劳民伤财其实非常不满。他如何在“不隐恶”的原则下表达这种不满？在现存的《封禅书》里，我们能清楚地看到他的手法。
《封禅书》后半部分详细记录了汉武帝如何被方士欺骗。李少君、少翁、栾大、公孙卿这些人，一个接一个地登场，用长生不死、招致神仙的谎话哄骗皇帝。汉武帝呢？一次又一次地上当。方士死了，他说人家是“化去”了；骗局败露、人被杀了，他转头就找下一个。几十年间，大修宫室，到处巡游，耗费了无数国库钱财，神仙始终没来。司马迁还在《封禅书》结尾淡淡地写了一句：“然其效可睹矣。”结果怎么样，大家都看得见。话很轻，分量却很重。
更有意思的是，司马迁把汉武帝的封禅和秦始皇的封禅放在一起写。秦朝那一套“受命于天”的把戏，到了汉朝又原样演了一遍，甚至连上当受骗的桥段都如出一辙。这种互文见义的写法，等于在说：汉武帝你嘲笑秦始皇求仙，你自己不也一个样吗？
如果汉武帝读懂了这些，他会怎么反应？不生气才怪。但司马迁仍然敢写，因为他把史家的良心看得比脑袋重要。他受过宫刑，已经是“刑余之人”，没有什么再能让他退缩的了。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是他的使命，不是皇帝的恩赐。
可惜的是，司马迁亲手写的《今上本纪》我们今天已经看不到了。现在看到的《孝武本纪》，除了开头的六十多个字交代武帝身世和即位之外，其余四千多字全部是从《封禅书》后半截节录过来的，连“太史公曰”都一并抄了过来。内容全是汉武帝听信方士、大搞祭祀、追求长生，完全不是司马迁规划的那篇三大块内容俱全的全面传记。
那么，原文是怎么丢的？历来有两种主要说法。
第一种说法：汉武帝怒而销毁
这个说法流传最广，也最符合人们对汉武帝性格的想象。大概意思是：司马迁写完《史记》后呈给汉武帝，武帝看到《今上本纪》里面对自己的记载很不满意，一怒之下就把这篇和《孝景本纪》一起销毁了。为什么武帝会生气？因为司马迁写史“不虚美，不隐恶”，好的就写，坏的就写。从《史记》其他篇章能看出，司马迁对汉武帝的一些政策确实不满，甚至很反感。他在写法上也经常用指桑骂槐、明褒暗贬的方式来批评。很可能《今上本纪》里也有类似的批评，让武帝看了很不舒服，于是亲自下令销毁。
这个说法听起来很合理，但它毕竟只是后世学者的推测，没有确凿的史料直接证明汉武帝亲手烧了那篇本纪。而且，以汉武帝的脾气，如果他真的怒不可遏，恐怕不只会烧一篇两篇，整个《史记》都可能保不住。既然《史记》其他部分安然无恙，说明要么武帝没看到那篇本纪，要么看到了但没有大规模销毁。
第二种说法：自然亡佚
清代学者梁玉绳持这个观点。他说：《太史公自序》里写得很清楚，“天下翕然，大安殷富，作《孝景本纪》”，“汉兴五世，隆在建元，作《今上本纪》”。从这些描述看，篇中应该不会写什么毁谤的话，只是后来在传抄过程中残缺失传了而已。梁玉绳反问：“岂削之哉！”哪有什么被皇帝削去的事呢？
这个说法也有道理。古代文献在传抄过程中遗失、损坏是很常见的事。《史记》本身就有不少残缺，比如《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缺了后面一部分，《礼书》《乐书》也有阙文。不一定每次残缺都是政治迫害造成的。尤其是在纸张发明之前，竹简容易散乱、断烂，传抄时漏掉一整篇也毫不奇怪。
两种说法都有道理，也都缺乏铁证。我们无法确知真相，但可以确定的是：原稿确实丢了，而且丢得很早，早在东汉班固写《汉书》的时候，他看到的《史记》里就已经没有这篇原稿了，所以他只能转述《封禅书》的内容来介绍汉武帝的事迹。
原稿丢了，总得有人来补。那今天这篇《孝武本纪》是谁补上去的呢？这里需要梳理一下史料中的不同说法。
说法一：褚少孙补的
晋代学者张晏说，褚少孙（西汉元帝、成帝时的博士）补写了《武纪》。他还列出了《史记》中“有录无书”的十篇，包括《孝景本纪》《今上本纪》《礼书》《乐书》等。按照这个说法，褚少孙就是那个补缺的人。唐代司马贞在《史记索隐》里评价说：褚少孙补这篇，就是把汉武帝的事编了个年，然后直接取《封禅书》来充数，可见他的才力确实有限。
说法二：更晚的妄人所为
清代大学者钱大昕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说：褚少孙补《史记》，都是选司马迁原书里确实缺失的部分来补，他的文笔虽然浅近，但词句从不雷同，绝不会做“移甲以当乙”这种事，就是把别处的文字搬过来充数。现存褚少孙补的《滑稽列传》《日者列传》等篇，确实有他自己的风格，虽然比不上司马迁，但绝不是抄袭。所以，钱大昕推测，可能是晋朝以后，褚少孙补的那篇也亡佚了，于是乡里有个“妄人”（不懂行的好事者）拿了《封禅书》来凑数，才造成了今天这个局面。
从今天流传的《史记》版本来看，钱大昕的说法更有说服力。因为班固在《汉书》里明明说《史记》有十篇“有录无书”，但今天我们能看到的本子里，除了《今上本纪》确实没有原文，《日者列传》明显是后人补的之外，其余八篇其实都还在，而且《孝景本纪》和《傅靳蒯成列传》相当完整，看起来就像司马迁的原稿。这说明，到底哪些篇是后来补的、谁补的，其实是一笔糊涂账。
所以，比较合理的结论是：今天这篇《孝武本纪》，既不是司马迁的原作，也很可能不是褚少孙的手笔，而是一个更晚的、不知名的“妄人”，为了让《史记》看起来篇目完整，直接从《封禅书》里截了一段贴过来充数。他的“工作”极其简单，抄，连“太史公曰”都懒得删。这个妄人大概没有想到，他随手一抄，给后世读者造成了多大的困惑，也让司马迁的千古名篇永远消失在了历史的迷雾中。
把上面的信息放在一起，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孝武本纪》不是司马迁的原作。原题《今上本纪》，按照《太史公自序》的规划，应该包括对外战争、内部制度建设和封禅改制三大块，内容全面、规模宏大。但原文丢失了，丢失的原因可能是汉武帝不满内容而销毁，也可能是自然亡佚，我们无法确定。今天看到的那篇四千多字的“本纪”，是从《封禅书》后半截抄过来凑数的。抄写的人很可能不是褚少孙，而是一个更晚的、不知名的“妄人”。
虽然原文已失，但司马迁为什么要写、敢写《今上本纪》，答案却很清楚：因为史家的良心不允许他闭眼。他受过宫刑，死都不怕，还怕什么？他要用自己的笔，记录下这个时代的真相，不管这个真相会让皇帝多难堪。
有趣的是，虽然《今上本纪》原文没了，但司马迁对汉武帝的批判并没有消失，它们就藏在《封禅书》里，藏在《匈奴列传》《平准书》《大宛列传》里，藏在全书的每一个角落。
读史的意义，有时候不是为了得到一个确凿无疑的“答案”，而是在那些不确定的、模糊的、有争议的地方，依然能感受到一个史家不屈的魂魄。
读过《史记》的朋友，很容易被一个问题卡住：
今天流传的《孝武本纪》里，记的全是汉武帝听信方士、封禅求仙的事，而且居然跟《封禅书》的后半截几乎一字不差。
但“孝武”是汉武帝死后的谥号，人活着的时候，哪能用谥号来称呼？
事实上，司马迁当年写的根本不是这篇，那篇的本名叫做《今上本纪》，“今上”就是当时还在位的汉武帝。也就是说，司马迁确实给活着的皇帝写了本纪。
这已经够让人吃惊了：他怎么敢？更奇怪的是，那篇真正的《今上本纪》后来不见了，今天看到的《孝武本纪》是用《封禅书》后半截拼凑出来的。本纪写人，书记制度，性质完全不同，内容却完全重合，这在古籍里极其罕见。
（左图为《孝武本纪》，右图为《封禅书》）
01
司马迁为什么敢写？
要理解司马迁的胆量，得先明白他给自己定的写作原则。
他在《史记》中反复申明，写史要做到“不虚美，不隐恶”，也就是不凭空美化，也不遮掩恶行。这个原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极难，尤其是面对当朝天子。汉武帝在位五十四年，雄才大略，却也刚愎自用，动辄杀人。司马迁本人就是因为替李陵说了句公道话，被处以宫刑。一个受过如此酷刑的人，还敢在皇帝活着的时候秉笔直书，这需要多大的勇气？
但司马迁不是莽撞人。他有自己的笔法，叫“寓论断于序事”。什么意思？就是我不直接骂你，我把你做的事一件件如实写出来，让读者自己去判断。这种写法比直接批判更高明，也更有力量。清朝学者李晚芳评价他的笔法是“敷绚烂之辞，若吞若吐，运含讥冷，刺于有意无意之间”，话说得漂亮，但讽刺藏在里面，冷眼看着，不动声色。
在《太史公自序》里，司马迁明确列出了《今上本纪》的写作计划。他说：
汉兴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内修法度，封禅，改正朔，易服色，作《今上本纪》第十二。
这里包含了三大部分内容：
第一，对外战争。“外攘夷狄”指的是征伐匈奴、平定西南夷、收朝鲜，这是汉武帝武功的一面；
第二，内部制度建设。“内修法度”主要指崇尚儒家学术，订立新的法度；
第三，文化改制。“封禅，改正朔，易服色”是封禅泰山、改用太初历、改换服色，是摆脱秦朝旧制、建立汉朝自己礼制的标志性事件。
从这个规划看，司马迁原本要写的是一篇规模宏大、内容全面的帝王本纪，足以和汉武帝的文治武功相匹配。
但是，规划归规划，怎么写才是关键。司马迁对汉武帝晚年的求仙迷信、穷兵黩武、劳民伤财其实非常不满。他如何在“不隐恶”的原则下表达这种不满？在现存的《封禅书》里，我们能清楚地看到他的手法。
《封禅书》后半部分详细记录了汉武帝如何被方士欺骗。李少君、少翁、栾大、公孙卿这些人，一个接一个地登场，用长生不死、招致神仙的谎话哄骗皇帝。汉武帝呢？一次又一次地上当。方士死了，他说人家是“化去”了；骗局败露、人被杀了，他转头就找下一个。几十年间，大修宫室，到处巡游，耗费了无数国库钱财，神仙始终没来。司马迁还在《封禅书》结尾淡淡地写了一句：“然其效可睹矣。”结果怎么样，大家都看得见。话很轻，分量却很重。
如果汉武帝读懂了这些，他会怎么反应？不生气才怪。但司马迁仍然敢写，因为他把史家的良心看得比脑袋重要。他受过宫刑，已经是“刑余之人”，没有什么再能让他退缩的了。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是他的使命，不是皇帝的恩赐。
02
原稿为什么丢了？
可惜的是，司马迁亲手写的《今上本纪》我们今天已经看不到了。现在看到的《孝武本纪》，除了开头的六十多个字交代武帝身世和即位之外，其余四千多字全部是从《封禅书》后半截节录过来的，连“太史公曰”都一并抄了过来。内容全是汉武帝听信方士、大搞祭祀、追求长生，完全不是司马迁规划的那篇三大块内容俱全的全面传记。
那么，原文是怎么丢的？历来有两种主要说法。
第一种说法：汉武帝怒而销毁
这个说法流传最广，也最符合人们对汉武帝性格的想象。大概意思是：司马迁写完《史记》后呈给汉武帝，武帝看到《今上本纪》里面对自己的记载很不满意，一怒之下就把这篇和《孝景本纪》一起销毁了。为什么武帝会生气？因为司马迁写史“不虚美，不隐恶”，好的就写，坏的就写。从《史记》其他篇章能看出，司马迁对汉武帝的一些政策确实不满，甚至很反感。他在写法上也经常用指桑骂槐、明褒暗贬的方式来批评。很可能《今上本纪》里也有类似的批评，让武帝看了很不舒服，于是亲自下令销毁。
这个说法听起来很合理，但它毕竟只是后世学者的推测，没有确凿的史料直接证明汉武帝亲手烧了那篇本纪。而且，以汉武帝的脾气，如果他真的怒不可遏，恐怕不只会烧一篇两篇，整个《史记》都可能保不住。既然《史记》其他部分安然无恙，说明要么武帝没看到那篇本纪，要么看到了但没有大规模销毁。
第二种说法：自然亡佚
清代学者梁玉绳持这个观点。他说：《太史公自序》里写得很清楚，“天下翕然，大安殷富，作《孝景本纪》”，“汉兴五世，隆在建元，作《今上本纪》”。从这些描述看，篇中应该不会写什么毁谤的话，只是后来在传抄过程中残缺失传了而已。梁玉绳反问：“岂削之哉！”哪有什么被皇帝削去的事呢？
这个说法也有道理。古代文献在传抄过程中遗失、损坏是很常见的事。《史记》本身就有不少残缺，比如《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缺了后面一部分，《礼书》《乐书》也有阙文。不一定每次残缺都是政治迫害造成的。尤其是在纸张发明之前，竹简容易散乱、断烂，传抄时漏掉一整篇也毫不奇怪。
两种说法都有道理，也都缺乏铁证。我们无法确知真相，但可以确定的是：原稿确实丢了，而且丢得很早，早在东汉班固写《汉书》的时候，他看到的《史记》里就已经没有这篇原稿了，所以他只能转述《封禅书》的内容来介绍汉武帝的事迹。
03
现在这篇是谁补的？
说法一：褚少孙补的
晋代学者张晏说，褚少孙（西汉元帝、成帝时的博士）补写了《武纪》。他还列出了《史记》中“有录无书”的十篇，包括《孝景本纪》《今上本纪》《礼书》《乐书》等。按照这个说法，褚少孙就是那个补缺的人。唐代司马贞在《史记索隐》里评价说：褚少孙补这篇，就是把汉武帝的事编了个年，然后直接取《封禅书》来充数，可见他的才力确实有限。
说法二：更晚的妄人所为
清代大学者钱大昕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说：褚少孙补《史记》，都是选司马迁原书里确实缺失的部分来补，他的文笔虽然浅近，但词句从不雷同，绝不会做“移甲以当乙”这种事，就是把别处的文字搬过来充数。现存褚少孙补的《滑稽列传》《日者列传》等篇，确实有他自己的风格，虽然比不上司马迁，但绝不是抄袭。所以，钱大昕推测，可能是晋朝以后，褚少孙补的那篇也亡佚了，于是乡里有个“妄人”（不懂行的好事者）拿了《封禅书》来凑数，才造成了今天这个局面。
从今天流传的《史记》版本来看，钱大昕的说法更有说服力。因为班固在《汉书》里明明说《史记》有十篇“有录无书”，但今天我们能看到的本子里，除了《今上本纪》确实没有原文，《日者列传》明显是后人补的之外，其余八篇其实都还在，而且《孝景本纪》和《傅靳蒯成列传》相当完整，看起来就像司马迁的原稿。这说明，到底哪些篇是后来补的、谁补的，其实是一笔糊涂账。
所以，比较合理的结论是：今天这篇《孝武本纪》，既不是司马迁的原作，也很可能不是褚少孙的手笔，而是一个更晚的、不知名的“妄人”，为了让《史记》看起来篇目完整，直接从《封禅书》里截了一段贴过来充数。他的“工作”极其简单，抄，连“太史公曰”都懒得删。这个妄人大概没有想到，他随手一抄，给后世读者造成了多大的困惑，也让司马迁的千古名篇永远消失在了历史的迷雾中。
把上面的信息放在一起，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孝武本纪》不是司马迁的原作。原题《今上本纪》，按照《太史公自序》的规划，应该包括对外战争、内部制度建设和封禅改制三大块，内容全面、规模宏大。但原文丢失了，丢失的原因可能是汉武帝不满内容而销毁，也可能是自然亡佚，我们无法确定。今天看到的那篇四千多字的“本纪”，是从《封禅书》后半截抄过来凑数的。抄写的人很可能不是褚少孙，而是一个更晚的、不知名的“妄人”。
虽然原文已失，但司马迁为什么要写、敢写《今上本纪》，答案却很清楚：因为史家的良心不允许他闭眼。他受过宫刑，死都不怕，还怕什么？他要用自己的笔，记录下这个时代的真相，不管这个真相会让皇帝多难堪。
有趣的是，虽然《今上本纪》原文没了，但司马迁对汉武帝的批判并没有消失，它们就藏在《封禅书》里，藏在《匈奴列传》《平准书》《大宛列传》里，藏在全书的每一个角落。
读史的意义，有时候不是为了得到一个确凿无疑的“答案”，而是在那些不确定的、模糊的、有争议的地方，依然能感受到一个史家不屈的魂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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