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传记文学研究中有一个如雷贯耳的说法，那就是“20世纪中国四大传记”。这四部传记一般是指梁启超（1873—1929）的《李鸿章传》、林语堂（1895—1976）的《苏东坡传》、朱东润（1896—1988）的《张居正大传》和吴晗（1909—1969）的《朱元璋传》。这四大名传的作者均来自南方，聚焦了中国历史上的两位著名政治家、一位著名的文学家兼书画家、一位由草根逆袭而成的帝王。
梁启超的《李鸿章传》，撰写于李鸿章1901年死后两月，是李鸿章的第一个传记。全书用文言文写成，当时梁启超年仅二十八岁。梁氏《李鸿章传》从维新派的视角重新审视了这位晚清重臣，揭示了李鸿章在外交上的困境和时代的局限性。林语堂的《苏东坡传》，原用英文写成，1947年完稿，由纽约约翰·黛公司、伦敦威廉海涅曼公司先后出版，20世纪70年代在台湾地区出版了两种中译本，取名为《苏东坡传》。林氏《苏东坡传》对苏东坡的才能及政治生活、文学生活等作了生动的描述和评价，掀起了“苏东坡热”。朱东润的《张居正大传》撰写于1943年，1944年由开明书店出版。这是朱东润中年时期所撰的一部力作，完整呈现了明代改革家张居正的宦海生涯，迄今是了解张居正和明万历早期历史的必读之作。与前三种传记相比，不论是作者生平经历的传奇性，还是传主自身的生命历程与历史地位，吴晗和他的《朱元璋传》当仁不让，首屈一指。

正如张国刚教授所言，吴晗的《朱元璋传》“依然是目前最系统、最全面的朱元璋传记之一，也是明史入门的绝佳范本”。以1949年版为例，吴晗用六个篇章描写了朱元璋的青少年时期、红巾军将帅、南征北战、帝王之术及其家庭生活，末附朱元璋大事年表，其中浓墨重彩剖析了朱元璋登基后的主要政治举措。这样的安排，结构合理，主次得当，加上行文晓畅，分析透彻，是一部值得反复品读的历史传记。前三章着重描绘朱元璋从小沙弥到吴王的逆袭过程，让人看到更多的是时势造英雄；而第四、五两章则聚焦朱元璋加强皇权的种种举措，这些举措奠定了大明王朝的基本格局，让人看到更多的是英雄造时势。
“胡惟庸案”是明洪武朝四大案之一，一般认为是朱元璋诛杀开国功臣的政治事件。“胡惟庸案”不仅历时十年，前后诛杀三万多人，而且直接导致长达1600多年的丞相制度的终结。相比1944年初版，吴晗在1949年版《朱元璋传》中，一改此前朱元璋个人专权嗜杀的简单分析，转而从中国历史上的皇权与相权之争角度，重新解读“胡惟庸案”等政治大案，专题研究中融合了通史视野，既展示了他在明初历史研究领域的极大推进，增加了学术研究的深度，又让读者意识到历史的复杂性和趣味性。吴晗指出，“就整个历史的衍进说，皇帝的权力到朱元璋可以说是达到了极峰”。同时指出，“研究皇权的极化发展，应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是士大夫地位的下降，二是巩固皇权的诸多约束的被摧毁”。这些论断不仅提供了认识朱元璋、认识明朝的新知卓见，而且为后来的明史研究甚至中国古代史研究指出了方向，提供了范例。
除了上述“胡惟庸案”这类重大的政治事件之外，还有不少充满荒诞不经、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例如，吴晗花费了不少笔墨描绘了朱元璋大兴文字狱的主因和过程，列举了很多典型事例。由于朱元璋实现了“由僧钵到皇权”的华丽转身，坐稳帝位后大搞禁忌，诸如“光”“秃”“僧”“和尚”“红贼”“红寇”等，甚至连与“贼”字音近的“则”字都在禁忌之列。“低能的、护短的禁忌心理”，往往招致“砍头、抄家、灭族”的严重后果。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替海门卫作《谢增俸表》，有“作则垂宪”一句话，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为都司作《贺万寿表》，有“垂子孙而作则”一语，福州府学训导林伯璟为按察使撰《贺冬表》的“仪则天下”，桂林府学训导蒋质为布政使、按察使作《正旦贺表》的“建中作则”，常州学正孟清为本府作《贺冬表》的“圣德作则”，他把所有的“则”都念成“贼”，撰写者和进呈者均被杀。在洪武十七至二十九年十三年间，只有屈指可数的人身涉文字狱而最终幸免于难。如翰林院张某以表词中的违碍字句出自儒家经典而侥幸脱身；另一个本意巴结讨好朱元璋的和尚，则因为诗中“殊”字被认为是用“歹朱”嘲讽皇帝等理由斩首；等等。
吴晗的《朱元璋传》若从1944年初版算起，至今已有八十余年。从1949年版算起，也近八十年。在小百年的时间里，这部朱元璋的传记因作者吴晗的遭际和20世纪的大变局而始终受到关注，不断再版重印。这是一部值得反复品读的经典之作，不仅仅在于它迄今是了解朱元璋个人与明初历史的优秀读本，而且还是窥探20世纪知识分子家国情怀的密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