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整理本《帝王略论 魏郑公谏录》出版
评论内容：
《帝王略论》分为五卷，评述了自上古之君三皇五帝至前朝隋文帝之间的历代君王，先以“略曰”的形式概述君王事迹，又采用秦汉以来的经典赋体，在假设的“齐国公子”与“知微先生”的一问一答中，评价相关君主的是非功过。但是，这一体例并未严格体现于所有的篇目中，有“略”而无“论”的情形多有出现。在《帝王略论序》中，虞世南借“知微先生”之口，谈到了其原因：“若夫三皇五帝，上圣之君，德合天地，明并日月，穷机体睿，微妙玄通，固非凡庸所敢轻议，但略陈其事，存而不论。暨乎三代，则主有昏明，世有治乱，兴亡之运，可得而言。”由此言之，三代之前的远古之君有“略”而无“论”，夏、商、周及以后则“论”“略”具存。
值得注意的是，从金泽本残存的卷五目录来看，《帝王略论》的第五卷评述北朝君主，顺序为北魏、北周、隋、北齐，将北齐置于最后，与历史的实际走向不符，或许反映了虞世南独特的历史观。而隋代只涉隋文帝，却不评述最能为唐初提供借鉴意义的隋炀帝，恐怕是因为虞世南不愿提及兄长虞世基。虞世基作为炀帝朝的“佞臣”，在江都时曲意逢迎，瞒报战况，对于炀帝败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若论及炀帝功过，批判虞世基恐怕是不可避免的。《资治通鉴》记载，贞观元年（627），太宗就曾以谄事炀帝以致身死的虞世基为例，告诫群臣要知无不言、积极进谏（《资治通鉴》卷一九二，贞观元年十二月）；贞观二年，太宗向魏徵提问明君与暗君之别，魏徵罗列偏信之暗君，又提到了“隋炀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阁之变”（《资治通鉴》卷一九二，贞观二年正月）。这一阶段，虞世南亦在朝为官，不知其作何感想。
据《进帝王略论表》，概述君王事迹的“略”当是裁剪前代史书而来，“论”的部分则以原创为主。和与前史多有重复的“略”相比，“论”无疑具有更高的史料价值，这也导致后世诸书摘引《帝王略论》时，往往存“论”而去“略”，并有不少古今学者仅将《帝王略论》视作一部史论书籍，忽略了其书中尚有“略”的存在。
《帝王略论》成书后，在海内外都有广泛的传播，见载于反映盛唐藏书情况的《旧唐书·经籍志》和反映同时代日传汉籍情况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唐宋时期的诸多文献，如赵蕤《长短经》、马总《通历》和北宋初年的《太平御览》等都对《帝王略论》有所引用，可见此书在当时并不罕见。但是，《帝王略论》很有可能在宋元之际从中土消失了。最后著录《帝王略论》并反映实际藏书情况的史志目录，是《玉海》所引《中兴馆阁书目》和南宋尤袤的《遂初堂书目》，可知《帝王略论》在南宋时尚见于公私藏书。此后《帝王略论》便不再见于类似的著录，亦无版本流传，逐渐在汉地走向了亡佚。
然而，传统意义上的散佚，并不意味着《帝王略论》从此销声匿迹。1935年，王重民先生在《敦煌古籍叙录》中指出，由伯希和掠至法国的敦煌文献P.2636，正是《帝王略论》的一份残抄本，保存了序文后半、卷一、卷二前半部分。而在此前的1932年，抄写于日本镰仓时代后期的金泽文库本《帝王略论》，也被内藤湖南发现于东洋文库的馆藏之中。其后，尾崎康又详细介绍了金泽本《帝王略论》的具体情况，并纠正了错简问题。这一抄本保留了序文、卷一、卷二、卷四的绝大部分内容，以及卷五第一叶的部分内容，远多于敦煌写本。在这些文献的基础上，学界已经积累了不少《帝王略论》的校订成果。本次整理在参考前贤成果的基础上，以日本东洋文库所藏金泽文库本《帝王略论》为底本，以法藏敦煌写本《帝王略论》（P.2636）为校本，辅以辑佚工作，以期贡献一个趋近完整的、更便于研究阅读使用的《帝王略论》整理本。
《魏郑公谏录》，是一部专门辑录魏徵言行事迹的书籍，既包括魏徵和唐太宗之间的往来答谏、问对之辞，又有与魏徵相关的“奏对、宴饮、辞让、丧葬等杂事”（杜启《重刊魏郑公谏录后序》），总计一百三十条。此书与《贞观政要》相辅相成，是了解太宗与魏徵君臣事迹乃至贞观之治的重要史料。
作为后人耳熟能详的名臣，贞观朝堂上的魏徵（580—643）直言进谏，知无不言，与太宗一起成就了“贞观之治”的佳话。因功勋卓著，魏徵爵至郑国公，谥号文贞，故后世有时称他为魏公或文贞公，本书书名亦渊源于此。对于魏徵的谏言，贞观时期应该已有不少记录。《旧唐书·魏徵传》“史臣曰”提到：“臣尝阅魏公故事，与文皇讨论政术，往复应对，凡数十万言。”流传至今的《贞观政要》《魏郑公谏录》等书，都应直接或间接地利用了贞观时期的原始记载。
尽管历来的各版本均题《魏郑公谏录》的作者为武周时期的宰相王方庆（本名王綝，以字行），但此书的成书过程和作者问题尚须进一步探讨。在反映盛唐官方藏书情况的《旧唐书·经籍志》中，与魏徵有关的史料仅见魏徵本人撰写的五卷本《谏事》一种，而北宋编纂的《新唐书·艺文志》中，相关书籍又增加了五种，分别为敬播撰《文贞公传事》四卷、刘祎之撰《文贞公故事》六卷、张大业撰《魏文贞故事》八卷、王方庆撰《文贞公事录》一卷，以及不记撰人的《魏文贞故书》十卷。结合《新唐志》的编撰体例和史料来源可知，这六种中只有王方庆《文贞公事录》、刘祎之《文贞公故事》两种可以确认来自于《崇文总目》，即反映了北宋的实际藏书情况，而其他四种可能都是从史传资料中摘录而来，《新唐志》的著录只是追溯了唐时当有的文献。蹊跷的是，这些书籍在南宋以后全部湮没不存，仅留有一部始见于《玉海》所引《中兴馆阁书目》的王方庆《魏郑公谏录》五卷（《中兴书目》：“唐《魏郑公谏录》五卷，吏部郎中王綝撰。集徵谏太宗一百三十事。序曰：‘采（一作杂）听人谣，参详国典，以成此录。’自谏诏免租赋至太宗临朝诏群臣”）。此书与前述魏徵相关史料的关系，便成了需要查明的问题。
幸运的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考异》引用了大量唐代文献，为后人探讨《魏郑公谏录》的性质提供了线索。学者利用《资治通鉴考异》引用的不著撰人《魏文贞公故事》和王方庆《文贞公传录》两书，与今本《魏郑公谏录》的文字比勘，发现两者重合度甚高。而在《崇文总目》中，正好有三卷本的刘祎之《文正（贞）公故事》和一卷本的王方庆《文正（贞）公事录》，可以与《资治通鉴考异》引用的两种文献一一对应。由此可以推断，所谓王方庆撰写的五卷本《魏郑公谏录》，并不是唐代原有的文献，而是宋人用刘祎之《文贞公故事》、王方庆《文贞公事录》等书拼合而成的，又冠以王方庆之名。从今天的角度看，王方庆只是《魏郑公谏录》中部分内容的原作者，这也是本次整理将题名改为“王方庆等撰”的原因。
在千年流传中，《魏郑公谏录》形成了相对复杂的版本系统。现存最早的版本，是藏于国家图书馆的明正德二年（1507）刊本，因为是对南宋淳熙六年（1179）刊本的覆刻，此本弥足珍贵，本次整理便以其为底本。
继正德本之后，明嘉靖二十五年（1546）又有一版《魏郑公谏录》问世，其在国内的影响很快超过正德本，成为此后诸多版本的祖本。此本虽然不传，但借助依嘉靖本抄出的两个明抄本，我们仍然能够大体还原嘉靖本的面貌，本次整理将其纳入参校本。此外，清光绪九年（1883）由王先谦刊刻出版的王先恭校注本，虽然所据底本来路不明，但其中文字偶有优胜，本次整理亦据之参校。
由于史源的一致性，《魏郑公谏录》的内容与《贞观政要》多有重合，但两相比较，仍可发现诸多异文，可资校勘，谢保成先生《贞观政要集校》已利用《魏郑公谏录》校改了一些文字。除此之外，独见于《魏郑公谏录》的内容则更具史料价值，可供考察魏徵、唐太宗乃至贞观之治的诸多面相。
《帝王略论》五卷，是唐初名臣虞世南受唐太宗之命编撰的一部简明通史，略述自上古三皇五帝至隋文帝之间的历代君主事迹并评价其功过。本书议论帝王施政得失，意在规谏君主言行，传播广泛。本书在整理时，以日本金泽文库本为底本，以法藏敦煌写本为校本，并据晏殊《类要》做了一定辑佚工作。
《魏郑公谏录》五卷，是一部专门辑录唐初名臣魏征言行事迹的书记，包括魏征和太宗之间的往来答谏问对之辞，以及部分魏征生平杂事，与《贞观政要》相辅相成，对研究贞观一朝乃至隋唐史具有较高史料价值。本书在整理时，以明正德刻本为底本，以朝鲜本、两种明抄本和王先恭校注本为参校本。
虞世南（558—638），字伯施，余姚人，在隋朝曾编纂《北堂书钞》，入唐后为太宗朝重臣，任弘文馆学士兼著作郎，官至秘书监。精于书法，为“初唐四大家”之一。传见《旧唐书》卷七二、《新唐书》卷一〇二。
王方庆（？—702），咸阳人，武则天年间授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居相位。博学好著述，所撰杂书凡二百余卷，精熟《三礼》。传见《旧唐书》卷八九。
☆《帝王略论》概述历代帝王事迹，总结治乱得失，是一部简明的通史读本。
☆《魏郑公谏录》专门辑录贞观名臣魏征的言行事迹，以为谏戒。
☆ 本次整理，底本选取较早较善版本，校勘简明，辅以辑佚工作，更为完整便于利用。
《帝王略论》，又名《帝王论》《公子先生论》，是唐初名臣虞世南受太宗之命撰写的一部简明通史。历经隋末乱世、从窦建德阵营来到秦王李世民帐下后，以文学见长的虞世南（558—638）位列“十八学士”，得到李世民的厚待。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成为太子，虞世南迁任太子中舍人，不久后李世民即位，虞世南又改任著作郎，兼任弘文馆学士。初登帝位的太宗皇帝，曾命虞世南等人整理弘文殿藏书，并在“听朝之隙，引入内殿，讲论文义，商量政事”（《唐会要》卷六四《弘文馆》）。虞世南的博通古今给太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史称“太宗重其博识，每机务之隙，引之谈论，共观经史。世南虽容貌懦愞，若不胜衣，而志性抗烈，每论及古先帝王为政得失，必存规讽，多所补益”（《旧唐书》卷七二《虞世南传》）。虞世南完成并献上《帝王略论》，应该正是以此段经历为契机。
图1 金泽文库本《帝王略论》
《帝王略论》分为五卷，评述了自上古之君三皇五帝至前朝隋文帝之间的历代君王，先以“略曰”的形式概述君王事迹，又采用秦汉以来的经典赋体，在假设的“齐国公子”与“知微先生”的一问一答中，评价相关君主的是非功过。但是，这一体例并未严格体现于所有的篇目中，有“略”而无“论”的情形多有出现。在《帝王略论序》中，虞世南借“知微先生”之口，谈到了其原因：“若夫三皇五帝，上圣之君，德合天地，明并日月，穷机体睿，微妙玄通，固非凡庸所敢轻议，但略陈其事，存而不论。暨乎三代，则主有昏明，世有治乱，兴亡之运，可得而言。”由此言之，三代之前的远古之君有“略”而无“论”，夏、商、周及以后则“论”“略”具存。
值得注意的是，从金泽本残存的卷五目录来看，《帝王略论》的第五卷评述北朝君主，顺序为北魏、北周、隋、北齐，将北齐置于最后，与历史的实际走向不符，或许反映了虞世南独特的历史观。而隋代只涉隋文帝，却不评述最能为唐初提供借鉴意义的隋炀帝，恐怕是因为虞世南不愿提及兄长虞世基。虞世基作为炀帝朝的“佞臣”，在江都时曲意逢迎，瞒报战况，对于炀帝败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若论及炀帝功过，批判虞世基恐怕是不可避免的。《资治通鉴》记载，贞观元年（627），太宗就曾以谄事炀帝以致身死的虞世基为例，告诫群臣要知无不言、积极进谏（《资治通鉴》卷一九二，贞观元年十二月）；贞观二年，太宗向魏徵提问明君与暗君之别，魏徵罗列偏信之暗君，又提到了“隋炀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阁之变”（《资治通鉴》卷一九二，贞观二年正月）。这一阶段，虞世南亦在朝为官，不知其作何感想。
图2 敦煌本《帝王略论》
据《进帝王略论表》，概述君王事迹的“略”当是裁剪前代史书而来，“论”的部分则以原创为主。和与前史多有重复的“略”相比，“论”无疑具有更高的史料价值，这也导致后世诸书摘引《帝王略论》时，往往存“论”而去“略”，并有不少古今学者仅将《帝王略论》视作一部史论书籍，忽略了其书中尚有“略”的存在。
《帝王略论》成书后，在海内外都有广泛的传播，见载于反映盛唐藏书情况的《旧唐书·经籍志》和反映同时代日传汉籍情况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唐宋时期的诸多文献，如赵蕤《长短经》、马总《通历》和北宋初年的《太平御览》等都对《帝王略论》有所引用，可见此书在当时并不罕见。但是，《帝王略论》很有可能在宋元之际从中土消失了。最后著录《帝王略论》并反映实际藏书情况的史志目录，是《玉海》所引《中兴馆阁书目》和南宋尤袤的《遂初堂书目》，可知《帝王略论》在南宋时尚见于公私藏书。此后《帝王略论》便不再见于类似的著录，亦无版本流传，逐渐在汉地走向了亡佚。
图3 内藤湖南《帝王略论的发现》
《魏郑公谏录》，是一部专门辑录魏徵言行事迹的书籍，既包括魏徵和唐太宗之间的往来答谏、问对之辞，又有与魏徵相关的“奏对、宴饮、辞让、丧葬等杂事”（杜启《重刊魏郑公谏录后序》），总计一百三十条。此书与《贞观政要》相辅相成，是了解太宗与魏徵君臣事迹乃至贞观之治的重要史料。
作为后人耳熟能详的名臣，贞观朝堂上的魏徵（580—643）直言进谏，知无不言，与太宗一起成就了“贞观之治”的佳话。因功勋卓著，魏徵爵至郑国公，谥号文贞，故后世有时称他为魏公或文贞公，本书书名亦渊源于此。对于魏徵的谏言，贞观时期应该已有不少记录。《旧唐书·魏徵传》“史臣曰”提到：“臣尝阅魏公故事，与文皇讨论政术，往复应对，凡数十万言。”流传至今的《贞观政要》《魏郑公谏录》等书，都应直接或间接地利用了贞观时期的原始记载。
图4 明洪武三年勤有堂本《贞观政要》
尽管历来的各版本均题《魏郑公谏录》的作者为武周时期的宰相王方庆（本名王綝，以字行），但此书的成书过程和作者问题尚须进一步探讨。在反映盛唐官方藏书情况的《旧唐书·经籍志》中，与魏徵有关的史料仅见魏徵本人撰写的五卷本《谏事》一种，而北宋编纂的《新唐书·艺文志》中，相关书籍又增加了五种，分别为敬播撰《文贞公传事》四卷、刘祎之撰《文贞公故事》六卷、张大业撰《魏文贞故事》八卷、王方庆撰《文贞公事录》一卷，以及不记撰人的《魏文贞故书》十卷。结合《新唐志》的编撰体例和史料来源可知，这六种中只有王方庆《文贞公事录》、刘祎之《文贞公故事》两种可以确认来自于《崇文总目》，即反映了北宋的实际藏书情况，而其他四种可能都是从史传资料中摘录而来，《新唐志》的著录只是追溯了唐时当有的文献。蹊跷的是，这些书籍在南宋以后全部湮没不存，仅留有一部始见于《玉海》所引《中兴馆阁书目》的王方庆《魏郑公谏录》五卷（《中兴书目》：“唐《魏郑公谏录》五卷，吏部郎中王綝撰。集徵谏太宗一百三十事。序曰：‘采（一作杂）听人谣，参详国典，以成此录。’自谏诏免租赋至太宗临朝诏群臣”）。此书与前述魏徵相关史料的关系，便成了需要查明的问题。
图5 正德本《魏郑公谏录》
图6 《魏郑公谏录》版本源流
在千年流传中，《魏郑公谏录》形成了相对复杂的版本系统。现存最早的版本，是藏于国家图书馆的明正德二年（1507）刊本，因为是对南宋淳熙六年（1179）刊本的覆刻，此本弥足珍贵，本次整理便以其为底本。
继正德本之后，明嘉靖二十五年（1546）又有一版《魏郑公谏录》问世，其在国内的影响很快超过正德本，成为此后诸多版本的祖本。此本虽然不传，但借助依嘉靖本抄出的两个明抄本，我们仍然能够大体还原嘉靖本的面貌，本次整理将其纳入参校本。此外，清光绪九年（1883）由王先谦刊刻出版的王先恭校注本，虽然所据底本来路不明，但其中文字偶有优胜，本次整理亦据之参校。
由于史源的一致性，《魏郑公谏录》的内容与《贞观政要》多有重合，但两相比较，仍可发现诸多异文，可资校勘，谢保成先生《贞观政要集校》已利用《魏郑公谏录》校改了一些文字。除此之外，独见于《魏郑公谏录》的内容则更具史料价值，可供考察魏徵、唐太宗乃至贞观之治的诸多面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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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7-101-17652-0
68.00元
内容简介
《帝王略论》五卷，是唐初名臣虞世南受唐太宗之命编撰的一部简明通史，略述自上古三皇五帝至隋文帝之间的历代君主事迹并评价其功过。本书议论帝王施政得失，意在规谏君主言行，传播广泛。本书在整理时，以日本金泽文库本为底本，以法藏敦煌写本为校本，并据晏殊《类要》做了一定辑佚工作。
《魏郑公谏录》五卷，是一部专门辑录唐初名臣魏征言行事迹的书记，包括魏征和太宗之间的往来答谏问对之辞，以及部分魏征生平杂事，与《贞观政要》相辅相成，对研究贞观一朝乃至隋唐史具有较高史料价值。本书在整理时，以明正德刻本为底本，以朝鲜本、两种明抄本和王先恭校注本为参校本。
作者简介
虞世南（558—638），字伯施，余姚人，在隋朝曾编纂《北堂书钞》，入唐后为太宗朝重臣，任弘文馆学士兼著作郎，官至秘书监。精于书法，为“初唐四大家”之一。传见《旧唐书》卷七二、《新唐书》卷一〇二。
王方庆（？—702），咸阳人，武则天年间授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居相位。博学好著述，所撰杂书凡二百余卷，精熟《三礼》。传见《旧唐书》卷八九。
赵帅淇，清华大学历史系“水木学者”博士后、助理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博士，专业方向为北朝隋唐史，在《文献》《史学月刊》等学术刊物上发表各类文章2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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