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起先唐文学的“遗珠”：《古文苑校注》出版
评论内容：
《古文苑》的诞生本身就颇具神秘色彩。它不是官方主持的文献整理，也非名家显宦的有意编纂，而是沉睡千年、历经岁月尘封后，突然重现人间。该书我们目前能看到的最早版本是两个南宋刻本，但皆未明确指明何人所编，只是刊刻者南宋人韩元吉在序言中提到“世传孙巨源于佛寺经龛中，得唐人所藏古文章一编”，模糊地交代了此书的来历。孙巨源即北宋人孙洙，据说他在整理佛寺藏书时，于一个古老的经龛中，意外发现了一卷唐人旧藏的古代文章。这些文章既不见于正史传记，也未被当时奉为正典的《文选》所收录，仿佛是历史长河中无人拾取的“遗珠”。孙洙如获至宝，将其整理为九卷，这便是《古文苑》最早的雏形，当时名为《杂文章》，见于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然而这一来历最初仅见于韩元吉序，细究起来又似是而非。
《古文苑》之书名，目前所知最早见于成书于绍兴十九年的《海录碎事》，此前无论是官修正史还是私家目录都未见其名。这是一部私人编纂的类书，作者是自北宋南渡的叶廷珪。此后赵希弁《读书附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等都有著录。后来清代阮元等人所编《天一阁书目》，又提到《古文苑》乃宋绍兴己卯临川王厚之伯顺编。然而这一说法存在不少疑点，真实性也有待商榷。
虽然最初的编者尚无定论，但《古文苑》的真正定型与流传，则确乎归功于南宋的两位学者。韩元吉对孙洙初编的九卷本进行了再次编订与刊刻，即淳熙六年婺州刻本。此后章樵更是倾注大量心血，不仅为这些文章详加注释，还增补了多篇诗文，将全书重编为二十一卷，使其内容更为丰富，体例更为完备，此即章樵注本《古文苑》。
《古文苑》只收录唐代以前的作品（除《木兰诗》或为唐人所作外），对唐人和宋人而言都可算“古文”，故有此名。它最引人注目的特点，也是其极为独特的收录标准，即“史传所不载、文选所未取”。也就是说，它专门收录那些正史中没有记载、各种诗文选本（不仅限于《昭明文选》）没有选录的诗文作品，即《直斋书录解题》说的所收“皆汉以来遗文”。
既然是“遗文”，那么可以说《古文苑》对于保存和流传珍贵文学史料的功绩是空前的。《古文苑》收录诗文共二百六十余篇，分为金石文、赋、诗、颂、书、状、箴、铭、碑、记等大类。据统计，完全依赖《古文苑》才得以传世的作品就有三十多篇，如李陵《录别诗》中的第三首、孔融《六言诗》三首、王粲《七哀诗》中的一首等。还有一些金石文字，如《魏敬侯碑阴文》，其碑主卫觊是魏晋名人，但这篇碑阴文却不见于任何唐代以前的记载。更有大量不知名作者的碑铭、杂文，正是《古文苑》“拾遗补缺”的宗旨，使其成为了保存先唐散佚文献的宝库。
从文献和史料意义上来看，《昭明文选》珠玉在前、广受欢迎乃至成为权威性的先唐文学范本，其影响或许更为复杂。它虽然代表了一个时代文学价值的高峰与精华，但在某种程度上也加速了未被其“选中”并“认可”的文本的流失。因此后世选家常将目光投向那些被遗忘的角落，唐宋时期除《古文苑》外还出现了《文选补遗》等，即是《文选》影响流布的后续成果。这些总集可视为《文选》的补编，为我们保存了大量不可多得的文化遗产，往往成为后世学者的辑佚宝库，如明代张溥编《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和清代严可均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都从《古文苑》中汲取了大量材料。可以说，不少原有失传风险的文学作品，正是依靠《古文苑》才得以保存，成为我们补全唐以前文学图景不可缺失的拼图。
当然，《古文苑》绝非完美无缺。尤其是章樵的注释，虽然功不可没，但其“以意增删”的做法，为后世学者所诟病。清代学者顾广圻在校订《古文苑》时就曾批评章本擅改原文，认为这有失古籍原貌。章樵注增加了题解、训诂、串讲等，对于后人帮助极大，但他也存在许多理解错误之处。至于开篇的三篇金石文字《石鼓文》《诅楚文》《绎山刻石文》，其文字本身古奥难懂，章注本亦存在释读讹误。然而，瑕不掩瑜，这些缺陷并不能掩盖《古文苑》作为一部重要诗文总集的光辉；同时，为章注本再做完善工作也更有其必要性。
在我国漫长而丰富的文学史中，海量文献的生成、流布与散佚几乎始终在同时发生。有幸流传至今、为当代读者所目睹的文字犹如凤毛麟角，即使是名家大作，在时间长河的累代冲刷后也是十不存一。特别是在传播媒介尚未发达的先唐时代，文学作品常以稿抄本甚至金石文字形式呈现，也尚无专门集结出版的意识和便利，故而尽管有部分保留在诸如《昭明文选》这样的总集中，但对于后来的阅读者而言，唐前文献的严重稀缺仍然是一件难以避免的憾事。
然而有一部书，集中收录了从先秦到汉魏六朝的诗文作品，它仿照《文选》体例编纂，内容上却基本没有重复，由此为我们保存了许多在其他地方难得一见的珍贵文献。这就是《古文苑》。
《古文苑校注》（全二册），[宋] 章樵 注 田松青 胡真 校注
《古文苑》的诞生本身就颇具神秘色彩。它不是官方主持的文献整理，也非名家显宦的有意编纂，而是沉睡千年、历经岁月尘封后，突然重现人间。该书我们目前能看到的最早版本是两个南宋刻本，但皆未明确指明何人所编，只是刊刻者南宋人韩元吉在序言中提到“世传孙巨源于佛寺经龛中，得唐人所藏古文章一编”，模糊地交代了此书的来历。孙巨源即北宋人孙洙，据说他在整理佛寺藏书时，于一个古老的经龛中，意外发现了一卷唐人旧藏的古代文章。这些文章既不见于正史传记，也未被当时奉为正典的《文选》所收录，仿佛是历史长河中无人拾取的“遗珠”。孙洙如获至宝，将其整理为九卷，这便是《古文苑》最早的雏形，当时名为《杂文章》，见于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然而这一来历最初仅见于韩元吉序，细究起来又似是而非。
《古文苑》之书名，目前所知最早见于成书于绍兴十九年的《海录碎事》，此前无论是官修正史还是私家目录都未见其名。这是一部私人编纂的类书，作者是自北宋南渡的叶廷珪。此后赵希弁《读书附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等都有著录。后来清代阮元等人所编《天一阁书目》，又提到《古文苑》乃宋绍兴己卯临川王厚之伯顺编。然而这一说法存在不少疑点，真实性也有待商榷。
虽然最初的编者尚无定论，但《古文苑》的真正定型与流传，则确乎归功于南宋的两位学者。韩元吉对孙洙初编的九卷本进行了再次编订与刊刻，即淳熙六年婺州刻本。此后章樵更是倾注大量心血，不仅为这些文章详加注释，还增补了多篇诗文，将全书重编为二十一卷，使其内容更为丰富，体例更为完备，此即章樵注本《古文苑》。
《古文苑》只收录唐代以前的作品（除《木兰诗》或为唐人所作外），对唐人和宋人而言都可算“古文”，故有此名。它最引人注目的特点，也是其极为独特的收录标准，即“史传所不载、文选所未取”。也就是说，它专门收录那些正史中没有记载、各种诗文选本（不仅限于《昭明文选》）没有选录的诗文作品，即《直斋书录解题》说的所收“皆汉以来遗文”。
既然是“遗文”，那么可以说《古文苑》对于保存和流传珍贵文学史料的功绩是空前的。《古文苑》收录诗文共二百六十余篇，分为金石文、赋、诗、颂、书、状、箴、铭、碑、记等大类。据统计，完全依赖《古文苑》才得以传世的作品就有三十多篇，如李陵《录别诗》中的第三首、孔融《六言诗》三首、王粲《七哀诗》中的一首等。还有一些金石文字，如《魏敬侯碑阴文》，其碑主卫觊是魏晋名人，但这篇碑阴文却不见于任何唐代以前的记载。更有大量不知名作者的碑铭、杂文，正是《古文苑》“拾遗补缺”的宗旨，使其成为了保存先唐散佚文献的宝库。
《古文苑校注》目录
从文献和史料意义上来看，《昭明文选》珠玉在前、广受欢迎乃至成为权威性的先唐文学范本，其影响或许更为复杂。它虽然代表了一个时代文学价值的高峰与精华，但在某种程度上也加速了未被其“选中”并“认可”的文本的流失。因此后世选家常将目光投向那些被遗忘的角落，唐宋时期除《古文苑》外还出现了《文选补遗》等，即是《文选》影响流布的后续成果。这些总集可视为《文选》的补编，为我们保存了大量不可多得的文化遗产，往往成为后世学者的辑佚宝库，如明代张溥编《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和清代严可均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都从《古文苑》中汲取了大量材料。可以说，不少原有失传风险的文学作品，正是依靠《古文苑》才得以保存，成为我们补全唐以前文学图景不可缺失的拼图。
当然，《古文苑》绝非完美无缺。尤其是章樵的注释，虽然功不可没，但其“以意增删”的做法，为后世学者所诟病。清代学者顾广圻在校订《古文苑》时就曾批评章本擅改原文，认为这有失古籍原貌。章樵注增加了题解、训诂、串讲等，对于后人帮助极大，但他也存在许多理解错误之处。至于开篇的三篇金石文字《石鼓文》《诅楚文》《绎山刻石文》，其文字本身古奥难懂，章注本亦存在释读讹误。然而，瑕不掩瑜，这些缺陷并不能掩盖《古文苑》作为一部重要诗文总集的光辉；同时，为章注本再做完善工作也更有其必要性。
《古文苑校注》内页
《古文苑》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又有一定的阅读难度，然而该书此前一直没有整理本供读者使用。幸有田松青、胡真二先生致力此书研究多年，今以宋端平三年常州军刻淳祐六年盛如杞重修本《古文苑》为底本，以宋淳熙六年婺州韩元吉刻本、明成化十八年张世用刻本、《岱南阁丛书》本、《守山阁丛书》本为校本，又兼参校多种类书、总集、史传文献。一方面对《古文苑》的文字进行校订标点，一方面对原有的章樵注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梳理，并在其疏漏之处加以严整细致的补注。相信此整理本的推出，将能弥补古籍整理的一处空白，为读者提供一部可读可引的《古文苑》。
[宋] 章樵 注 田松青 胡真 校注
繁体竖排
32开 精装
978-7-101-17503-5
25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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