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刚 | 故宫人的抗战——品读有关故宫文物南迁的几本著作
评论内容：
一、迁守两难：危局之中显担当
故宫文物南迁，起因于日本入侵中国。1931年“九一八事变”、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后，日军进逼平津，国难加深，如何保护故宫文物，引起一些民众尤其是文化界人士的关注和讨论。
1932年8月，故宫博物院收到来自石门市（今石家庄市）一位名叫多奇云的市民来信，这封信提醒故宫要做好文物“迁避”安全地点的准备。从现有的文献资料看，这是当年第一个明确建议文物迁移避敌的人。故宫博物院很重视他的意见，时任院长易培基也正在研究如何保护文物的问题。据时任故宫博物院秘书长李宗侗（1895-1974）回忆，易培基院长主张文物南迁，认为北方终究是日本人侵略的前站，文物在这里保存是有危险的，但当时他还不敢明说南迁，只是提前做些准备工作，因为有不少反对的声音。
故宫文物南迁，牵扯各方利益。从当时的情况看，反对的声浪甚至大过支持的言论。反对的理由大致有三个方面：一是北平古都与故宫文物不可分离，将文物运出北平，会影响人心，引起社会不安；二是即使文物迁移，也未必能保证文物安全，很难说什么地方一定安全，弄不好在运输过程中，反而会造成文物的损害；三是大敌当前，政府应首先保护土地和人民，故宫文物是古董，不值得花这么大的力气去保护。这些声音不光来自北平市的一些地方自治团体和广大市民，还有一些社会名流。而最激烈的反对者，是时任古物陈列所所长周肇祥（1880-1954），他联合各界成立了“北平市民众保护古物协会”，甚至使用暴力相威胁。而支持故宫文物南迁者认为，日本侵略者的野心肯定不会终止，平津一旦成为战场，这些中华民族的瑰宝就可能毁于一旦，因此，必须早做准备，采取果断措施，把文物运到安全地带。
《国家记忆》以历史细节生动呈现了当年故宫文物南迁争议的多重声音。比如，书中写到天津博物馆首任院长严智怡在1933年初致函故宫博物院反对南迁，认为“况值此国家危难之时，敌忾同心，正宜示镇定坚决之心，励一往无前之气。已经迁洛之政府，近且回京，何以独于敌氛未及之北平，岌岌若不克保，又专措意于古物”？严智怡院长的意见似乎也有道理。为进一步说明故宫文物南迁的动议在当时引起社会波澜之大，《国家记忆》一书中还影印了一份故宫档案馆藏北平政务会决定呈请国民政府拍卖故宫文物用以购买飞机的电文，这项具体的议案也在当时掀起过轩然大波。通过书中展示的历史照片、档案和文件，我们可以充分感受到，于众声喧哗之中做出文物南迁的决策是多么的不容易！作者郑欣淼的论述很到位，他说：“故宫文物南迁是基于敌强我弱、抗日战争将是一个持久长期过程所作出的决策。应该看到，不只是文物，当时政府也在着手国防工业、大学及有关文化机构的内迁。这是一个整体性的战略安排。”
面对社会上的各种不同声音。南京国民政府发声：故宫文物是国家数千年来的文物结晶，毁掉一件，就少一件，国亡还有复国之日，文化一亡，将永无补救。有了政府的支持，易培基院长做出最终决策：文物南迁，刻不容缓！《故宫掌门人》一书，用不少篇幅展现了危局之下易培基的责任担当。面对政局动荡、经费短缺、舆论争议的多重压力，他始终坚定文物南迁的主张。在他的具体推动下，故宫博物院成立专项小组，启动文物清点、挑选、装箱工作，并顺利完成五批文物迁至上海的任务。然而，易培基的个人命运却在此紧要关头发生戏剧性转变。1933年6月，易培基因“故宫盗宝案”请辞院长一职，之后陷入官司之中。1937年9月，申辩无门、贫病交迫的易培基含冤病死于上海，时年57岁。一代故宫掌门人，以这样的方式离世，令人感叹不已。对这个案子，无论在民国时期还是新中国成立后，都没有官方的进一步审查结论。令人欣慰的是，目前海峡两岸故宫博物院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一致的，认为所谓“易培基盗宝案”是一桩冤案。
文物南迁是中国抗战史上一段可歌可泣的传奇。郑欣淼说：“从现在来看，历史已经证明，当时还不可能有比南迁更为有效的保护文物的方法。为了避开战火，为了保证在此非常时期文物不受损失，最为可能的方法就是将文物迁到安全的地方。迁徙疏散成了战时文物保护与保管的主要手段。”这个论述是客观的、符合历史实际的，那些曾经奋力保护南迁文物的前辈们值得感谢和称颂。
二、辗转万里：颠沛流离护国宝
为防日寇劫毁，从1933年2月6日开始，故宫博物院约1.3万箱文物精品悄然离开北平，踏上南迁之路。同时，由故宫负责代管的古物陈列所、颐和园、国子监等机构的6000余箱文物珍品也一并南迁。一场辗转万里、颠沛流离的护宝征程就此开启。
1933年2月到5月，故宫先后有五批文物在争议声中运达上海，存入上海租界。随着局势日益恶化，考虑到这些文物不可能短期内回到故宫，根据多方意见，故宫博物院决定在南京建立分院。1936年9月，南京朝天宫库房建成。1937年1月，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成立。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雄心勃勃，已着手制定有关计划并开始实施。然而，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枪声改变了一切，全面抗战爆发。8月13日，日寇进军上海，南京岌岌可危。刚刚搬入南京朝天宫库房的故宫南迁文物，不得不再次走上漂泊之路，分三路向西紧急疏散。
如果说故宫文物从北平南迁上海、南京时，还相对从容有序的话，那么，从南京西迁时，就显得仓促和被动了，实际上此时的文物再迁已成为文物大逃亡，融入了那个时代兵荒马乱的内迁大洪流中。西迁的目的地，一开始并不明确，哪里安全就去哪里，因此只是确定了第一站，之后随着战局的变化不断选择新的地点，但大方向是向西，向西，再向西。所谓的南路、中路、北路，只是以三批文物开始出发时方向的不同而做的一个区分。各路负责押运的负责人，有的是一开始就确定了的，比如南路由时任古物馆科长庄严负责，中路由时任文献馆科长欧阳道达负责。而玉器文物专家那志良，最早是参与南路的迁运，当北路文物运到陕西宝鸡后，他奉马衡院长命令到宝鸡，后来一直负责北路文物的迁移。
三路都有其特有的迁运历史。南路首批80箱文物，经长沙、桂林、贵阳，最后存到贵州安顺华严洞，成立故宫博物院安顺办事处，庄严任主任。1944年，日军发动豫湘桂会战，贵阳告急，这批文物又迁运到四川巴县储存。中路第二批9331箱文物，主要走水路，马衡院长随行，这批文物经宜昌、重庆、宜宾，最终落脚在四川乐山的安谷，成立故宫博物院乐山办事处，欧阳道达任主任。北路第三批7287箱文物，由津浦路运到徐州，再改由陇海线到陕西宝鸡，此后再转汉中与成都，最终迁到峨眉，成立故宫博物院峨眉办事处，那志良任主任。
三路都付出了极大牺牲，做出了极大贡献。相比之下，中路、北路的运输和保管难度更大，特别是北路文物，翻越秦岭、大巴山，历程漫长且最为艰险，押运队伍顶着日军炮火昼伏夜行，寒冬中沿抢修的石子路翻越秦岭，风雪封山、车轮打滑，只能徒步探路、推车前行。中路文物在重庆转运时，32岁的文献馆职员朱学侃在察看舱位时失足坠入无盖舱口，重伤身亡，为护送国宝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故宫人多为学者、匠人，却扛起了押运、装卸、守库的重担，在敌机轰炸、山路险峻、潮湿霉变、盗匪侵扰等重重艰险中坚守使命。正如祝勇所写：“他们不仅要有气吞山河的勇气，更要拥有具体而微的操作能力，以确保南迁进程的滴水不漏、稳健无虞。”可以说，这些手无寸铁的文弱书生，没有枪林弹雨中的冲锋陷阵，却在万里迁徙中以生命护佑文明，他们是无声的英雄，是民族的脊梁。
《国家记忆》以严谨的史学叙事，完整还原了迁徙的全过程。故宫人的悲欢在历史中沉浮，以至于这段文物迁移经历成为他们生命中最重要的时刻之一，甚至是最重要的历史标记，也无形中给他们的生活、家庭和精神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作者通过一手档案史料，复原了当时艰辛的战时生活场景。比如，1944年故宫“灯火费”的支出：“本院安顺、乐山、峨眉三处库房十所，共有夜灯四十四只，每夜每只需用菜油四两；半夜灯十二只，每夜每只需用菜油一两。每天计，需菜油二〇〇两，合十二斤。”作者还提到了庄严夫人的回忆：“那里有一连驻军保护，连长胡远帆，少年有为并重义气。彼时因抗战关系，处里经济困窘，余家经济常感不足；口粮是拿代金，而薪水只能维持十余日。胡君常馈食米，有时彼等在河中捕鱼，鲜美活鱼时有所赠。”生活之窘迫和困难时期互助的友情令人动容！这类基于史料的细节在书中很多，特别是配上首次面世的照片和档案更加让人身临其境。
在这几本书中，我们还常常感受到“国宝到哪里，故宫人就到哪里，故宫人的家也到哪里”的感人画面。在文物南迁期间，故宫人的家眷也常常随着文物一起迁移。
庄严的夫人与三个儿子随着文物西迁，先到贵阳。1938年，第四个儿子庄灵在贵阳出生，一家六口后来在安顺生活了6年。1944年，存放在安顺的文物迁往四川巴县，连夜起运，当天下着雪，年幼的庄灵看到当时所乘军车的车牌号为“军24069”，这份记忆事后经年他都不曾忘记。
岁月在流逝，新生命在诞生，年轻人在长大。彼时在故宫图书馆做版本整理工作的梁廷炜（1900-1972）一家就很有代表性。1933年文物南迁初期，梁廷炜随文物南下上海，家人留在北平。1936年，暂存上海的文物转运到南京后，一家人在南京团聚。1937年11月，北路文物从南京运往宝鸡再到峨眉，梁廷炜负责押运工作。文物存放在峨眉后，他调至乐山办事处，参与中路文物的守护工作，并且把家眷也迁到了安谷。1941年，梁廷炜17岁的长子梁匡忠成为故宫博物院乐山办事处的一名职员。1942年，梁匡忠调到峨眉办事处工作。在峨眉期间，他与当地一女孩结婚。1944年，他们的大儿子出生，取名“峨生”。1946年，梁匡忠调回乐山办事处，他们的大女儿出生，取名“嘉生”（乐山古称嘉定）。1948年，梁匡忠随文物回到南京，他们的第二个儿子出生，取名“金生”（南京古称金陵）。1951年，他们的第二个女儿出生，取名“宁生”（南京简称宁）。1956年，他们回到北京后又生了第三个儿子，取名“燕生”（北京古称燕京）。峨生、嘉生、金生、宁生、燕生，清晰地描绘了故宫国宝南迁、回归北京的路线图。看着这些名字，怎能不令人感慨！
文物南迁，守护的是物质载体，传承的则是精神文脉。南迁过程中，故宫人不仅守护文物，更坚持学术研究，在峨眉、乐山的简陋库房里，那志良撰写《石鼓通考》，庄严整理书画文献，在烽火中坚守学术初心，让文脉在乱世中得以延续。
抗战胜利后，分存于四川巴县、乐山、峨眉三处的文物先集中到重庆，于1947年12月全部运回南京保存。十余年间，文物辗转数万里，历经千难万险，没有一件严重破损或丢失，可以说是“天佑国宝”，但这一奇迹背后真正的“天”，是故宫人“视国宝为生命”的典守精神，是颠沛流离中不离不弃的坚守，是危难时刻舍身护宝的担当。故宫人保护文物的业绩为世人所公认，负责西迁中路、北路的欧阳道达、那志良二位故宫人因此荣获中华民国政府颁发的抗战胜利勋章——这也是对整个故宫文物南迁工作的褒扬。
三、功侔鲁壁：烽火岁月续文脉
抗战胜利后，1946年4月，国民政府为表彰四川乐山安谷村民抗战期间储藏故宫文物的贡献，特颁发由马衡院长撰写的“功侔鲁壁”匾额，匾的上下款则由欧阳道达题。“鲁壁”为孔子故宅之壁，是指孔子的后代在得到秦始皇即将焚书的消息时，将家中祖传的一些儒家经典封藏在孔子故宅的墙壁内，使这些经书得以保存。“功侔鲁壁”，就是功德等同于“鲁壁出书”。
其实，“功侔鲁壁”的匾额不仅仅是授给安谷村民的。在整个文物南迁过程中，除了故宫同人挺身而出承担起延续文化命脉的责任外，也得力于国民政府的支持、军警的护卫，更有赖于文物储存地民众的大力协助。这是全中国人民勠力同心护宝的结果，是全民抗战的胜利果实。经过岁月的沉淀，站在今天的角度，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看到它的伟大历史意义和贡献。
第一，故宫文物南迁是中国抗日战争的有机组成部分。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反抗外敌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长期以来，对抗日战争的叙述多集中在军事方面。然而，中国人民的抗战远不止于军人的抵抗。日本的侵略，除了掠夺土地、资源外，还试图灭亡中华文化。如果我们对文化抗战的记载不足，国家记忆便难以完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故宫文物南迁与西南联大迁校，称得上是抗战时期文化抗战的共同典范：一个是为了中华五千年文明的传承发展，一个是为了中华民族未来人才培养的薪火延续，都是为了保存中华民族的文脉。他们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刻，谱写着民族的最强音。
第二，故宫文物南迁是保护人类文化遗产的伟大贡献之举。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本国、本民族文化遗产是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一项重要任务。二战期间，欧美等国都采取各种措施，把文物搬移到安全的地方储存，开展相关保护行动，但相比之下，中国的故宫文物南迁，历时最久、行程最远、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创造了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迹。正如郑欣淼所说，“同样是转移保护，故宫文物南迁更是感天动地，做出了无与伦比的伟大贡献”。
第三，故宫文物南迁的过程，也是对故宫文物价值的认识不断提升的过程。《国家记忆》和《故宫文物南迁》都特意书写了一场极不容易但取得巨大国际影响的展览，那就是1935年11月28日在伦敦开幕的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它是故宫博物院文物珍品第一次出国展览。祝勇在书中对此给予高度评价，他认为，故宫文物赴英展览，是一次史诗级的展览，是中国文物第一次有组织地走向国际，也是第一次向世界系统地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与辉煌。那时，世界反法西斯同盟还没有形成，中国正处于孤军抗战的阶段，在筹备和参展的过程中，围绕着对参展文物的选择和文物的安全，无论是知识界还是社会公众，人们更多地把这些参展文物与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与国家的命运相结合，不断强化着它的国宝意义。故宫参展的这次经历，无疑更加触发了故宫人的爱国心与历史责任感，也成为故宫南迁历史中一段特殊且有重要意义的插曲。
第四，故宫文物南迁的过程，也是故宫人“视国宝为生命”的典守精神不断强化的过程。故宫文物南迁是故宫博物院发展史上的一段特殊时期，在全面抗战的环境中，故宫同人以保护文物为使命，备尝艰辛，有人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但故宫人忠于职守，慎微戒惧，悉力保护。正如章宏伟所说，“强烈的责任感、神圣的使命感，使建院以来逐渐建立的典守精神，在文物西迁中不断强化。故宫人把故宫文物与中华民族的命运连在了一起，与民族独立、民族尊严连在了一起，深刻地认识到所保护的文物是‘国家的福命’，培育和形成了故宫人‘视国宝为生命’的典守精神”。从易培基、马衡等掌门人，到普通的故宫人，他们以文化担当、家国情怀、坚守奉献，诠释了中华文化守护者的本色。这种精神，穿越烽火，传承至今，成为故宫人乃至中华文博工作者的精神坐标。
抗战胜利后，故宫南迁文物回到南京，称之为“东归”。解放战争开始后，故宫南迁文物中约四分之一被运往台湾，史称“迁台”。新中国成立后，南迁文物中的6254箱分三批运回北京故宫，称之为“北返”。
90多年前，当这些故宫的前辈们，带着南迁文物离开北平的时候，他们一定已想到前路不会平坦，但他们可能不会想到他们是如此的不平凡。在翻天覆地的历史大变动中，马衡、欧阳道达等人迎来了新生的人民政权，回到北京故宫博物院工作，而庄严、那志良等人后来奉命押运文物去了台湾，从此与家人天各一方，再也没能相见。
郑欣淼说：“整理故宫文物南迁史料，保护研究南迁史迹，弘扬南迁精神，让个人的、零碎的记忆成为集体的记忆，成为刻骨铭心的国家记忆，这是历史的昭告，是时代的要求！”对每个中国人来说，都应该对发生在抗战烽火岁月中的这段历史有所认知。对于故宫人来说，故宫文物南迁是永远值得追忆的一页，因为这是故宫博物院在百年历史风云中沉淀出的具有恒久意义的强大精神力量。
故宫文物南迁，是故宫博物院百年历史上的一段峥嵘岁月，是中国抗日战争期间保护中华文脉的一场坚毅的文化抗战。作为故宫博物院百年历程中的一个重大事件，文物南迁虽存有不少史料与当事人的回忆记录，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却并未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近年来，随着学术界对抗战史研究的逐步深入以及故宫文化影响力的日益扩大，这段历史逐渐进入公众视野。
2025年，是故宫博物院成立100周年，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在这前后，出版界推出了一些涉及故宫文物南迁内容的图书，包括郑欣淼的《国家记忆：故宫文物南迁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章宏伟的《故宫掌门人：1925-1949》（中华书局）、祝勇的《故宫文物南迁》（人民文学出版社）。上述三本书的作者都是资深的故宫学研究专家，他们分别从史学、人物、文学三个维度，依托大量档案史料、书信日记、影像资料与实地调研，系统梳理南迁过程，厘清历史脉络，巨细靡遗地重现了1933-1947年间故宫文物南迁这场世界文物史上规模最大、历时最久、行程最长的文化大迁徙，生动细致地刻画了以易培基（1880-1937）、马衡（1881-1955）、欧阳道达（1893-1976）、那志良（1908-1998）、庄严（1899-1980）等为代表的一代故宫人，如何在民族遭难、国运衰微之际，以“人在文物在”的典守精神，完成了一场壮烈的护宝行动和文化抗战。特别是郑欣淼的《国家记忆》一书，首次提出故宫文物南迁“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上保护中华文脉的一场壮举”，为这一重大事件确立了应有的历史定位。
左：《国家记忆：故宫文物南迁史》，郑欣淼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中：《故宫掌门人：1925-1949》，章宏伟著，中华书局出版
右：《故宫文物南迁》，祝勇著，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一、迁守两难：危局之中显担当
故宫文物南迁，起因于日本入侵中国。1931年“九一八事变”、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后，日军进逼平津，国难加深，如何保护故宫文物，引起一些民众尤其是文化界人士的关注和讨论。
1932年8月，故宫博物院收到来自石门市（今石家庄市）一位名叫多奇云的市民来信，这封信提醒故宫要做好文物“迁避”安全地点的准备。从现有的文献资料看，这是当年第一个明确建议文物迁移避敌的人。故宫博物院很重视他的意见，时任院长易培基也正在研究如何保护文物的问题。据时任故宫博物院秘书长李宗侗（1895-1974）回忆，易培基院长主张文物南迁，认为北方终究是日本人侵略的前站，文物在这里保存是有危险的，但当时他还不敢明说南迁，只是提前做些准备工作，因为有不少反对的声音。
故宫文物南迁，牵扯各方利益。从当时的情况看，反对的声浪甚至大过支持的言论。反对的理由大致有三个方面：一是北平古都与故宫文物不可分离，将文物运出北平，会影响人心，引起社会不安；二是即使文物迁移，也未必能保证文物安全，很难说什么地方一定安全，弄不好在运输过程中，反而会造成文物的损害；三是大敌当前，政府应首先保护土地和人民，故宫文物是古董，不值得花这么大的力气去保护。这些声音不光来自北平市的一些地方自治团体和广大市民，还有一些社会名流。而最激烈的反对者，是时任古物陈列所所长周肇祥（1880-1954），他联合各界成立了“北平市民众保护古物协会”，甚至使用暴力相威胁。而支持故宫文物南迁者认为，日本侵略者的野心肯定不会终止，平津一旦成为战场，这些中华民族的瑰宝就可能毁于一旦，因此，必须早做准备，采取果断措施，把文物运到安全地带。
《国家记忆》以历史细节生动呈现了当年故宫文物南迁争议的多重声音。比如，书中写到天津博物馆首任院长严智怡在1933年初致函故宫博物院反对南迁，认为“况值此国家危难之时，敌忾同心，正宜示镇定坚决之心，励一往无前之气。已经迁洛之政府，近且回京，何以独于敌氛未及之北平，岌岌若不克保，又专措意于古物”？严智怡院长的意见似乎也有道理。为进一步说明故宫文物南迁的动议在当时引起社会波澜之大，《国家记忆》一书中还影印了一份故宫档案馆藏北平政务会决定呈请国民政府拍卖故宫文物用以购买飞机的电文，这项具体的议案也在当时掀起过轩然大波。通过书中展示的历史照片、档案和文件，我们可以充分感受到，于众声喧哗之中做出文物南迁的决策是多么的不容易！作者郑欣淼的论述很到位，他说：“故宫文物南迁是基于敌强我弱、抗日战争将是一个持久长期过程所作出的决策。应该看到，不只是文物，当时政府也在着手国防工业、大学及有关文化机构的内迁。这是一个整体性的战略安排。”
面对社会上的各种不同声音。南京国民政府发声：故宫文物是国家数千年来的文物结晶，毁掉一件，就少一件，国亡还有复国之日，文化一亡，将永无补救。有了政府的支持，易培基院长做出最终决策：文物南迁，刻不容缓！《故宫掌门人》一书，用不少篇幅展现了危局之下易培基的责任担当。面对政局动荡、经费短缺、舆论争议的多重压力，他始终坚定文物南迁的主张。在他的具体推动下，故宫博物院成立专项小组，启动文物清点、挑选、装箱工作，并顺利完成五批文物迁至上海的任务。然而，易培基的个人命运却在此紧要关头发生戏剧性转变。1933年6月，易培基因“故宫盗宝案”请辞院长一职，之后陷入官司之中。1937年9月，申辩无门、贫病交迫的易培基含冤病死于上海，时年57岁。一代故宫掌门人，以这样的方式离世，令人感叹不已。对这个案子，无论在民国时期还是新中国成立后，都没有官方的进一步审查结论。令人欣慰的是，目前海峡两岸故宫博物院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一致的，认为所谓“易培基盗宝案”是一桩冤案。
文物南迁是中国抗战史上一段可歌可泣的传奇。郑欣淼说：“从现在来看，历史已经证明，当时还不可能有比南迁更为有效的保护文物的方法。为了避开战火，为了保证在此非常时期文物不受损失，最为可能的方法就是将文物迁到安全的地方。迁徙疏散成了战时文物保护与保管的主要手段。”这个论述是客观的、符合历史实际的，那些曾经奋力保护南迁文物的前辈们值得感谢和称颂。
二、辗转万里：颠沛流离护国宝
为防日寇劫毁，从1933年2月6日开始，故宫博物院约1.3万箱文物精品悄然离开北平，踏上南迁之路。同时，由故宫负责代管的古物陈列所、颐和园、国子监等机构的6000余箱文物珍品也一并南迁。一场辗转万里、颠沛流离的护宝征程就此开启。
1933年2月到5月，故宫先后有五批文物在争议声中运达上海，存入上海租界。随着局势日益恶化，考虑到这些文物不可能短期内回到故宫，根据多方意见，故宫博物院决定在南京建立分院。1936年9月，南京朝天宫库房建成。1937年1月，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成立。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雄心勃勃，已着手制定有关计划并开始实施。然而，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枪声改变了一切，全面抗战爆发。8月13日，日寇进军上海，南京岌岌可危。刚刚搬入南京朝天宫库房的故宫南迁文物，不得不再次走上漂泊之路，分三路向西紧急疏散。
如果说故宫文物从北平南迁上海、南京时，还相对从容有序的话，那么，从南京西迁时，就显得仓促和被动了，实际上此时的文物再迁已成为文物大逃亡，融入了那个时代兵荒马乱的内迁大洪流中。西迁的目的地，一开始并不明确，哪里安全就去哪里，因此只是确定了第一站，之后随着战局的变化不断选择新的地点，但大方向是向西，向西，再向西。所谓的南路、中路、北路，只是以三批文物开始出发时方向的不同而做的一个区分。各路负责押运的负责人，有的是一开始就确定了的，比如南路由时任古物馆科长庄严负责，中路由时任文献馆科长欧阳道达负责。而玉器文物专家那志良，最早是参与南路的迁运，当北路文物运到陕西宝鸡后，他奉马衡院长命令到宝鸡，后来一直负责北路文物的迁移。
三路都有其特有的迁运历史。南路首批80箱文物，经长沙、桂林、贵阳，最后存到贵州安顺华严洞，成立故宫博物院安顺办事处，庄严任主任。1944年，日军发动豫湘桂会战，贵阳告急，这批文物又迁运到四川巴县储存。中路第二批9331箱文物，主要走水路，马衡院长随行，这批文物经宜昌、重庆、宜宾，最终落脚在四川乐山的安谷，成立故宫博物院乐山办事处，欧阳道达任主任。北路第三批7287箱文物，由津浦路运到徐州，再改由陇海线到陕西宝鸡，此后再转汉中与成都，最终迁到峨眉，成立故宫博物院峨眉办事处，那志良任主任。
三路都付出了极大牺牲，做出了极大贡献。相比之下，中路、北路的运输和保管难度更大，特别是北路文物，翻越秦岭、大巴山，历程漫长且最为艰险，押运队伍顶着日军炮火昼伏夜行，寒冬中沿抢修的石子路翻越秦岭，风雪封山、车轮打滑，只能徒步探路、推车前行。中路文物在重庆转运时，32岁的文献馆职员朱学侃在察看舱位时失足坠入无盖舱口，重伤身亡，为护送国宝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故宫人多为学者、匠人，却扛起了押运、装卸、守库的重担，在敌机轰炸、山路险峻、潮湿霉变、盗匪侵扰等重重艰险中坚守使命。正如祝勇所写：“他们不仅要有气吞山河的勇气，更要拥有具体而微的操作能力，以确保南迁进程的滴水不漏、稳健无虞。”可以说，这些手无寸铁的文弱书生，没有枪林弹雨中的冲锋陷阵，却在万里迁徙中以生命护佑文明，他们是无声的英雄，是民族的脊梁。
《国家记忆》以严谨的史学叙事，完整还原了迁徙的全过程。故宫人的悲欢在历史中沉浮，以至于这段文物迁移经历成为他们生命中最重要的时刻之一，甚至是最重要的历史标记，也无形中给他们的生活、家庭和精神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作者通过一手档案史料，复原了当时艰辛的战时生活场景。比如，1944年故宫“灯火费”的支出：“本院安顺、乐山、峨眉三处库房十所，共有夜灯四十四只，每夜每只需用菜油四两；半夜灯十二只，每夜每只需用菜油一两。每天计，需菜油二〇〇两，合十二斤。”作者还提到了庄严夫人的回忆：“那里有一连驻军保护，连长胡远帆，少年有为并重义气。彼时因抗战关系，处里经济困窘，余家经济常感不足；口粮是拿代金，而薪水只能维持十余日。胡君常馈食米，有时彼等在河中捕鱼，鲜美活鱼时有所赠。”生活之窘迫和困难时期互助的友情令人动容！这类基于史料的细节在书中很多，特别是配上首次面世的照片和档案更加让人身临其境。
在这几本书中，我们还常常感受到“国宝到哪里，故宫人就到哪里，故宫人的家也到哪里”的感人画面。在文物南迁期间，故宫人的家眷也常常随着文物一起迁移。
庄严的夫人与三个儿子随着文物西迁，先到贵阳。1938年，第四个儿子庄灵在贵阳出生，一家六口后来在安顺生活了6年。1944年，存放在安顺的文物迁往四川巴县，连夜起运，当天下着雪，年幼的庄灵看到当时所乘军车的车牌号为“军24069”，这份记忆事后经年他都不曾忘记。
岁月在流逝，新生命在诞生，年轻人在长大。彼时在故宫图书馆做版本整理工作的梁廷炜（1900-1972）一家就很有代表性。1933年文物南迁初期，梁廷炜随文物南下上海，家人留在北平。1936年，暂存上海的文物转运到南京后，一家人在南京团聚。1937年11月，北路文物从南京运往宝鸡再到峨眉，梁廷炜负责押运工作。文物存放在峨眉后，他调至乐山办事处，参与中路文物的守护工作，并且把家眷也迁到了安谷。1941年，梁廷炜17岁的长子梁匡忠成为故宫博物院乐山办事处的一名职员。1942年，梁匡忠调到峨眉办事处工作。在峨眉期间，他与当地一女孩结婚。1944年，他们的大儿子出生，取名“峨生”。1946年，梁匡忠调回乐山办事处，他们的大女儿出生，取名“嘉生”（乐山古称嘉定）。1948年，梁匡忠随文物回到南京，他们的第二个儿子出生，取名“金生”（南京古称金陵）。1951年，他们的第二个女儿出生，取名“宁生”（南京简称宁）。1956年，他们回到北京后又生了第三个儿子，取名“燕生”（北京古称燕京）。峨生、嘉生、金生、宁生、燕生，清晰地描绘了故宫国宝南迁、回归北京的路线图。看着这些名字，怎能不令人感慨！
文物南迁，守护的是物质载体，传承的则是精神文脉。南迁过程中，故宫人不仅守护文物，更坚持学术研究，在峨眉、乐山的简陋库房里，那志良撰写《石鼓通考》，庄严整理书画文献，在烽火中坚守学术初心，让文脉在乱世中得以延续。
抗战胜利后，分存于四川巴县、乐山、峨眉三处的文物先集中到重庆，于1947年12月全部运回南京保存。十余年间，文物辗转数万里，历经千难万险，没有一件严重破损或丢失，可以说是“天佑国宝”，但这一奇迹背后真正的“天”，是故宫人“视国宝为生命”的典守精神，是颠沛流离中不离不弃的坚守，是危难时刻舍身护宝的担当。故宫人保护文物的业绩为世人所公认，负责西迁中路、北路的欧阳道达、那志良二位故宫人因此荣获中华民国政府颁发的抗战胜利勋章——这也是对整个故宫文物南迁工作的褒扬。
三、功侔鲁壁：烽火岁月续文脉
抗战胜利后，1946年4月，国民政府为表彰四川乐山安谷村民抗战期间储藏故宫文物的贡献，特颁发由马衡院长撰写的“功侔鲁壁”匾额，匾的上下款则由欧阳道达题。“鲁壁”为孔子故宅之壁，是指孔子的后代在得到秦始皇即将焚书的消息时，将家中祖传的一些儒家经典封藏在孔子故宅的墙壁内，使这些经书得以保存。“功侔鲁壁”，就是功德等同于“鲁壁出书”。
其实，“功侔鲁壁”的匾额不仅仅是授给安谷村民的。在整个文物南迁过程中，除了故宫同人挺身而出承担起延续文化命脉的责任外，也得力于国民政府的支持、军警的护卫，更有赖于文物储存地民众的大力协助。这是全中国人民勠力同心护宝的结果，是全民抗战的胜利果实。经过岁月的沉淀，站在今天的角度，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看到它的伟大历史意义和贡献。
第一，故宫文物南迁是中国抗日战争的有机组成部分。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反抗外敌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长期以来，对抗日战争的叙述多集中在军事方面。然而，中国人民的抗战远不止于军人的抵抗。日本的侵略，除了掠夺土地、资源外，还试图灭亡中华文化。如果我们对文化抗战的记载不足，国家记忆便难以完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故宫文物南迁与西南联大迁校，称得上是抗战时期文化抗战的共同典范：一个是为了中华五千年文明的传承发展，一个是为了中华民族未来人才培养的薪火延续，都是为了保存中华民族的文脉。他们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刻，谱写着民族的最强音。
第二，故宫文物南迁是保护人类文化遗产的伟大贡献之举。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本国、本民族文化遗产是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一项重要任务。二战期间，欧美等国都采取各种措施，把文物搬移到安全的地方储存，开展相关保护行动，但相比之下，中国的故宫文物南迁，历时最久、行程最远、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创造了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迹。正如郑欣淼所说，“同样是转移保护，故宫文物南迁更是感天动地，做出了无与伦比的伟大贡献”。
第三，故宫文物南迁的过程，也是对故宫文物价值的认识不断提升的过程。《国家记忆》和《故宫文物南迁》都特意书写了一场极不容易但取得巨大国际影响的展览，那就是1935年11月28日在伦敦开幕的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它是故宫博物院文物珍品第一次出国展览。祝勇在书中对此给予高度评价，他认为，故宫文物赴英展览，是一次史诗级的展览，是中国文物第一次有组织地走向国际，也是第一次向世界系统地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与辉煌。那时，世界反法西斯同盟还没有形成，中国正处于孤军抗战的阶段，在筹备和参展的过程中，围绕着对参展文物的选择和文物的安全，无论是知识界还是社会公众，人们更多地把这些参展文物与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与国家的命运相结合，不断强化着它的国宝意义。故宫参展的这次经历，无疑更加触发了故宫人的爱国心与历史责任感，也成为故宫南迁历史中一段特殊且有重要意义的插曲。
第四，故宫文物南迁的过程，也是故宫人“视国宝为生命”的典守精神不断强化的过程。故宫文物南迁是故宫博物院发展史上的一段特殊时期，在全面抗战的环境中，故宫同人以保护文物为使命，备尝艰辛，有人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但故宫人忠于职守，慎微戒惧，悉力保护。正如章宏伟所说，“强烈的责任感、神圣的使命感，使建院以来逐渐建立的典守精神，在文物西迁中不断强化。故宫人把故宫文物与中华民族的命运连在了一起，与民族独立、民族尊严连在了一起，深刻地认识到所保护的文物是‘国家的福命’，培育和形成了故宫人‘视国宝为生命’的典守精神”。从易培基、马衡等掌门人，到普通的故宫人，他们以文化担当、家国情怀、坚守奉献，诠释了中华文化守护者的本色。这种精神，穿越烽火，传承至今，成为故宫人乃至中华文博工作者的精神坐标。
抗战胜利后，故宫南迁文物回到南京，称之为“东归”。解放战争开始后，故宫南迁文物中约四分之一被运往台湾，史称“迁台”。新中国成立后，南迁文物中的6254箱分三批运回北京故宫，称之为“北返”。
90多年前，当这些故宫的前辈们，带着南迁文物离开北平的时候，他们一定已想到前路不会平坦，但他们可能不会想到他们是如此的不平凡。在翻天覆地的历史大变动中，马衡、欧阳道达等人迎来了新生的人民政权，回到北京故宫博物院工作，而庄严、那志良等人后来奉命押运文物去了台湾，从此与家人天各一方，再也没能相见。
郑欣淼说：“整理故宫文物南迁史料，保护研究南迁史迹，弘扬南迁精神，让个人的、零碎的记忆成为集体的记忆，成为刻骨铭心的国家记忆，这是历史的昭告，是时代的要求！”对每个中国人来说，都应该对发生在抗战烽火岁月中的这段历史有所认知。对于故宫人来说，故宫文物南迁是永远值得追忆的一页，因为这是故宫博物院在百年历史风云中沉淀出的具有恒久意义的强大精神力量。
（作者为中国出版集团副总经理、党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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