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访谈】张松辉：我愿为这样一群读者奉献最好读的“三全本”《渔樵问对》
评论内容：
■ 张松辉，哲学博士，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中国思想史、中国文学史，尤其在道家道教研究领域深耕几十年，重点研究道家道教与文学的关系，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生观、价值观等。他的研究视角独特，注重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有着卓越的学术造诣。出版《老子研究》《庄子研究》《抱朴子内篇》《道德经》《素书》等著作四十余部，发表论文一百余篇。
Q
张老师好！您主要的研究方向和授课方向，感兴趣的领域，可以向读者朋友们介绍一下吗？
A
我上大学之前，对历史很感兴趣，读了不少历史方面的书籍。大学、硕士研究生期间读的是中文系，但研究生期间的学习重点是先秦诸子，偏重于哲学。
我教了二十年的本科古代文学，从2001年开始，一直为研究生、本科生讲授道家思想，主要讲《道德经》《庄子》，偶尔教《论语》《金刚经 心经》。
我最感兴趣的领域还是思想领域，包括我在教授古代文学时期，虽然讲授古代文学时师生都轻松愉悦、兴趣盎然，但总觉得最有意味、最值得深入研究的还是先秦诸子及其他哲学论著。
Q
您对于《渔樵问对》这部书的看法是？
A
我觉得《渔樵问对》最大的亮点就是把优美、灵动的形式同耐人咀嚼的深刻哲理内容完美地结合起来了，而这些哲理又是用较为通俗的语言表达出来的，这就使读者能够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获得有关自然、社会、人生启迪的哲学智慧。
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孔子是就做人讲的，而作文也是如此。特别是渔夫与樵夫这一对人人熟悉、又满含辩证统一关系的意象的选用，更增添了文章的亲切感与抽象哲理的具象化。
《渔樵问对》就是一部文质彬彬的书中“君子”。
邵雍选取“渔夫”与“樵夫”这对意象来抒发自己对自然、人事的思考，是本书最为成功的手法之一。这一手法既蕴含着令人回味无穷的哲学思辨，又具备令人神清气爽的诗情画意，而哲学思辨与诗情画意的完美结合，不仅能够使读者读起来情趣盎然，同时又不知不觉地提升了自己的哲学思辨能力。
Q
您是出于什么考虑同意帮三全本团队做这本书的译注解读的？
A
对于我们这些从事古代典籍研究与教学的人来说，中华书局就是我们心目中的圣殿，能够与中华书局合作，是我们的最大荣幸。
如果说中华书局是一座圣殿，那么“三全本”就是这座圣殿的大门，她让每一位仰慕传统文化的读者能够在这里领略到中国传统文化的辉煌与壮丽。
自从“三全本”面世以来，一直受到读者的关注，经久不衰。而我给学生、学员推荐的古典读本，首选就是“三全本”。“三全本”为传统文化的普及与繁荣，为文化自信与民族复兴，做出了巨大贡献。
中华书局是一个极好的平台，“三全本”是建立在这个平台之上的又一级平台，平台上活跃着这么一群兢兢业业的、可敬可爱的领导与同仁，这就是我愿意为三全本团队做这本书的译注、解读的主要原因，而且还希望能够一直合作下去。
Q
很多读者说您的解读文字很通透，您是怎样做到通透这一点的呢？可以举《渔樵问对》中的一两个您印象深刻的点作为例子来说明吗？
A
谢谢读者的过奖。
要想做到解读“通透”，我有两点感受：
第一，作者必须首先弄清楚古文的含义，不然的话，想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传抄失误、个人知识所限等各种原因，造成一些艰涩难解之处，那就如实加以说明，不去强作解释，以免误导读者，造成“你越解释我越糊涂”的不利局面。
第二，我感触更深的一点是，过细的学科分工不利于对古人、古文的理解。古人所受到的教育是非常全面的，他们把文、史、哲视为一家，综合学习，即便是诗歌、散文，里面也饱含着哲学思辨、历史典故。现在的文、史、哲分家，学者各守一隅，研究文学的不太了解哲学、历史，研究哲学的也不太了解文学、历史，所以就无法对古文具有透彻的理解。
举一个例子。邵雍说“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太极”“两仪”“四象”这些词汇非常抽象，古人的解释也有很大差异，邵雍与前人的解释也不完全相同。我们只有梳理清楚古人的普遍理解，再指出邵雍的解释不同之处，以及为什么会产生这些不同，读者才会明白。
比如，古人一般认为“两仪”指天与地，而邵雍在承认“两仪”指天与地的基础上，还认为“两仪”也指代天地形成的根源——阴阳二气。他把“阴气”“阳气”与“天”“地”统称为“两仪”。之所以造成这种不同，是因为古人的天地形成理论，本身就带有臆测性，每个人都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作出不同的解释与补充。
Q
我们注意到您还会用很接地气的生活事例来讲哲学。您怎么看待做书做学问与现实生活的关系？
A
这可能与我的年龄有关，年龄大了，接触的人与事自然就多了。
我1953年出生，初中一年级没有读完，就回农村劳动，从十三岁到二十五岁，农忙时干农活、插秧割稻，农闲时当民工修水利、挖土方，只能在劳动之余的晚上读点书。1978年上大学之后，也吃了不少苦。
最近二十多年，除了为高校学生上课之外，还为北大、清华等名校办的“国学班”上课，接触到了许许多多的社会精英人士。
这种坎坷、复杂的人生经历，使我能够积累一些生活素材，并把这些素材与传统文化结合起来。
关于读书和现实生活，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据我的观察，读书的人分两种情况。
一是：一边读书，一边反省自我，对照书中的道理，寻找自己的差距。我的一位博士生告诉我说，自从学了老庄哲学，心态平和多了，与家人、同事的关系变得非常融洽。我听后十分欣慰。
二是：把读书与生活截然分开。读书是读书，生活是生活，没有能够用圣贤的教导来修养自我，结果生活得相对比较糟糕，不仅伤害了别人，也伤害了自己。
因此我特别主张一边读书，一边用书中的道理来修心养性，这可是一举两得的好事情。
读书是人生第一大稳赚不赔的便宜事，读书能够为自己建立一个真正的世外桃源，既能养身，更能养心。
Q
读者很感叹您能恰到好处地引经据典，请问您是如何掌握、运用这些资料的？
A
再次谢谢读者的过奖。
要想恰到好处地引经据典，关键在于广泛阅读。我这一生除了读书写作，没有其他任何爱好。除了吃饭、睡觉、锻炼身体外，从早到晚全部与书本为伴。读书对我来说，不是工作，而是娱乐。年轻时，我抄读过《论语》《孟子》《史记》等，受益匪浅。
我的记忆力不是太好，许多读过的典故只是在心里留下一个模糊印象，在需要使用这些典故时，我就去努力回忆，然后再到有关书籍中去寻找原文。现在有了搜索工具和AI，方便多了。
Q
听说您非常重视经典文本的普及，请问您心目中的“三全本”读者是怎样的一群人？
A
我的确非常重视经典文本的普及。古人的著作可以说是以千万计，然而大浪淘沙，能够流传至今的毕竟只是少数，能够成为经典的，更是少数中的少数。简言之，我们的祖先已经对汗牛充栋的古籍做了无数次认真筛选，留给我们的都是精华中的精华。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去珍惜、不去认真阅读呢？
古代经典的文字不易理解，普通读者不可能都具备阅读古文的能力，这就需要有人去做译注，不然的话，这些蕴含着数千年祖先智慧的经典就无法惠及大众，使我们多数人守着这座精神宝库，却成为精神上的贫乏者。
因此，我认为，经典文本的普及工作，应是我们这些从事古典文献工作者的重中之重。因为进行高深的、学术性的古籍整理与研究，最终目的还是为了惠及民众，如果缺乏“经典文本普及”这一环节，惠及民众这一最终目的就无法达成。
我经常去为“国学班”上课，班里的学员基本都是企业界的成功人士，每次看到他们如此认真上课的样子，我都发自内心地敬佩。因为我为他们讲授的古文并不能直接为他们带来物质财富的增长。
同样的道理，在我心目中，“三全本”的读者就是值得我特别尊重的人。
我们现在看到的大部分经典，讲的都是较为抽象化的哲学原理、治国方略、处世原则，而我们的“三全本”读者不仅没有忽略这些经典，而且还认真去阅读，他们都是老子说的“上士闻道，勤而行之”的“上士”，是成功人士，或者是潜在的成功人士。我向他们致敬。
Q
您和三全本团队有长期良好的合作，手头还有正在进行中的书稿吗？
A
十几年之前，舒琴老师就邀请我译注“三全本”《抱朴子内篇》与《抱朴子外篇》。至今已经十几年了，与三全本团队的合作不仅时间长，而且十分愉快，并希望能够继续合作下去。
目前手头正在撰写的“三全本”书稿有两本，一本是陆贾的《新语》，一本是桓谭的《新论》。这两本非常有意思：
一是时代的相似性：《新语》撰写于西汉初年，而《新论》撰写于东汉初年，都是新王朝刚刚建立之时。
二是性质的相似性：两本书都是为新建立的王朝治国理政出谋划策。
三是命运的不同：《新语》是第一部“奉诏而作”的政治著作，而《新论》写成之后，就没有《新语》幸运了。
这两部书，我会继续认真做好，争取让它们早日和大家见面！
感谢大家！
编者按
“三全本”《渔樵问对》推出仅仅一周，就在中华书局的新媒体平台受到了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关注度持续上升。为该书做译注解读的，是张松辉老师。张老师已经帮我们完成了《素书》《了凡四训》《道德经》《鬻子·计倪子·於陵子》等大热品种，大受好评。
很多读者通过各个渠道发问，很想了解对于这样一本原文只有六千字的哲学著作，张老师是怎么做到注译精准、解读精彩、引人入胜的。我们特别邀请张松辉老师来参加本期的作者访谈。
■ 张松辉，哲学博士，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中国思想史、中国文学史，尤其在道家道教研究领域深耕几十年，重点研究道家道教与文学的关系，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生观、价值观等。他的研究视角独特，注重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有着卓越的学术造诣。出版《老子研究》《庄子研究》《抱朴子内篇》《道德经》《素书》等著作四十余部，发表论文一百余篇。
Q
张老师好！您主要的研究方向和授课方向，感兴趣的领域，可以向读者朋友们介绍一下吗？
A
我上大学之前，对历史很感兴趣，读了不少历史方面的书籍。大学、硕士研究生期间读的是中文系，但研究生期间的学习重点是先秦诸子，偏重于哲学。
我教了二十年的本科古代文学，从2001年开始，一直为研究生、本科生讲授道家思想，主要讲《道德经》《庄子》，偶尔教《论语》《金刚经 心经》。
我最感兴趣的领域还是思想领域，包括我在教授古代文学时期，虽然讲授古代文学时师生都轻松愉悦、兴趣盎然，但总觉得最有意味、最值得深入研究的还是先秦诸子及其他哲学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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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对于《渔樵问对》这部书的看法是？
A
我觉得《渔樵问对》最大的亮点就是把优美、灵动的形式同耐人咀嚼的深刻哲理内容完美地结合起来了，而这些哲理又是用较为通俗的语言表达出来的，这就使读者能够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获得有关自然、社会、人生启迪的哲学智慧。
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孔子是就做人讲的，而作文也是如此。特别是渔夫与樵夫这一对人人熟悉、又满含辩证统一关系的意象的选用，更增添了文章的亲切感与抽象哲理的具象化。
《渔樵问对》就是一部文质彬彬的书中“君子”。
邵雍选取“渔夫”与“樵夫”这对意象来抒发自己对自然、人事的思考，是本书最为成功的手法之一。这一手法既蕴含着令人回味无穷的哲学思辨，又具备令人神清气爽的诗情画意，而哲学思辨与诗情画意的完美结合，不仅能够使读者读起来情趣盎然，同时又不知不觉地提升了自己的哲学思辨能力。
Q
您是出于什么考虑同意帮三全本团队做这本书的译注解读的？
A
对于我们这些从事古代典籍研究与教学的人来说，中华书局就是我们心目中的圣殿，能够与中华书局合作，是我们的最大荣幸。
如果说中华书局是一座圣殿，那么“三全本”就是这座圣殿的大门，她让每一位仰慕传统文化的读者能够在这里领略到中国传统文化的辉煌与壮丽。
自从“三全本”面世以来，一直受到读者的关注，经久不衰。而我给学生、学员推荐的古典读本，首选就是“三全本”。“三全本”为传统文化的普及与繁荣，为文化自信与民族复兴，做出了巨大贡献。
中华书局是一个极好的平台，“三全本”是建立在这个平台之上的又一级平台，平台上活跃着这么一群兢兢业业的、可敬可爱的领导与同仁，这就是我愿意为三全本团队做这本书的译注、解读的主要原因，而且还希望能够一直合作下去。
Q
很多读者说您的解读文字很通透，您是怎样做到通透这一点的呢？可以举《渔樵问对》中的一两个您印象深刻的点作为例子来说明吗？
A
谢谢读者的过奖。
要想做到解读“通透”，我有两点感受：
第一，作者必须首先弄清楚古文的含义，不然的话，想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传抄失误、个人知识所限等各种原因，造成一些艰涩难解之处，那就如实加以说明，不去强作解释，以免误导读者，造成“你越解释我越糊涂”的不利局面。
第二，我感触更深的一点是，过细的学科分工不利于对古人、古文的理解。古人所受到的教育是非常全面的，他们把文、史、哲视为一家，综合学习，即便是诗歌、散文，里面也饱含着哲学思辨、历史典故。现在的文、史、哲分家，学者各守一隅，研究文学的不太了解哲学、历史，研究哲学的也不太了解文学、历史，所以就无法对古文具有透彻的理解。
举一个例子。邵雍说“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太极”“两仪”“四象”这些词汇非常抽象，古人的解释也有很大差异，邵雍与前人的解释也不完全相同。我们只有梳理清楚古人的普遍理解，再指出邵雍的解释不同之处，以及为什么会产生这些不同，读者才会明白。
比如，古人一般认为“两仪”指天与地，而邵雍在承认“两仪”指天与地的基础上，还认为“两仪”也指代天地形成的根源——阴阳二气。他把“阴气”“阳气”与“天”“地”统称为“两仪”。之所以造成这种不同，是因为古人的天地形成理论，本身就带有臆测性，每个人都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作出不同的解释与补充。
Q
我们注意到您还会用很接地气的生活事例来讲哲学。您怎么看待做书做学问与现实生活的关系？
A
这可能与我的年龄有关，年龄大了，接触的人与事自然就多了。
我1953年出生，初中一年级没有读完，就回农村劳动，从十三岁到二十五岁，农忙时干农活、插秧割稻，农闲时当民工修水利、挖土方，只能在劳动之余的晚上读点书。1978年上大学之后，也吃了不少苦。
最近二十多年，除了为高校学生上课之外，还为北大、清华等名校办的“国学班”上课，接触到了许许多多的社会精英人士。
这种坎坷、复杂的人生经历，使我能够积累一些生活素材，并把这些素材与传统文化结合起来。
关于读书和现实生活，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据我的观察，读书的人分两种情况。
一是：一边读书，一边反省自我，对照书中的道理，寻找自己的差距。我的一位博士生告诉我说，自从学了老庄哲学，心态平和多了，与家人、同事的关系变得非常融洽。我听后十分欣慰。
二是：把读书与生活截然分开。读书是读书，生活是生活，没有能够用圣贤的教导来修养自我，结果生活得相对比较糟糕，不仅伤害了别人，也伤害了自己。
因此我特别主张一边读书，一边用书中的道理来修心养性，这可是一举两得的好事情。
读书是人生第一大稳赚不赔的便宜事，读书能够为自己建立一个真正的世外桃源，既能养身，更能养心。
Q
读者很感叹您能恰到好处地引经据典，请问您是如何掌握、运用这些资料的？
A
再次谢谢读者的过奖。
要想恰到好处地引经据典，关键在于广泛阅读。我这一生除了读书写作，没有其他任何爱好。除了吃饭、睡觉、锻炼身体外，从早到晚全部与书本为伴。读书对我来说，不是工作，而是娱乐。年轻时，我抄读过《论语》《孟子》《史记》等，受益匪浅。
我的记忆力不是太好，许多读过的典故只是在心里留下一个模糊印象，在需要使用这些典故时，我就去努力回忆，然后再到有关书籍中去寻找原文。现在有了搜索工具和AI，方便多了。
Q
听说您非常重视经典文本的普及，请问您心目中的“三全本”读者是怎样的一群人？
A
我的确非常重视经典文本的普及。古人的著作可以说是以千万计，然而大浪淘沙，能够流传至今的毕竟只是少数，能够成为经典的，更是少数中的少数。简言之，我们的祖先已经对汗牛充栋的古籍做了无数次认真筛选，留给我们的都是精华中的精华。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去珍惜、不去认真阅读呢？
古代经典的文字不易理解，普通读者不可能都具备阅读古文的能力，这就需要有人去做译注，不然的话，这些蕴含着数千年祖先智慧的经典就无法惠及大众，使我们多数人守着这座精神宝库，却成为精神上的贫乏者。
因此，我认为，经典文本的普及工作，应是我们这些从事古典文献工作者的重中之重。因为进行高深的、学术性的古籍整理与研究，最终目的还是为了惠及民众，如果缺乏“经典文本普及”这一环节，惠及民众这一最终目的就无法达成。
我经常去为“国学班”上课，班里的学员基本都是企业界的成功人士，每次看到他们如此认真上课的样子，我都发自内心地敬佩。因为我为他们讲授的古文并不能直接为他们带来物质财富的增长。
同样的道理，在我心目中，“三全本”的读者就是值得我特别尊重的人。
我们现在看到的大部分经典，讲的都是较为抽象化的哲学原理、治国方略、处世原则，而我们的“三全本”读者不仅没有忽略这些经典，而且还认真去阅读，他们都是老子说的“上士闻道，勤而行之”的“上士”，是成功人士，或者是潜在的成功人士。我向他们致敬。
Q
您和三全本团队有长期良好的合作，手头还有正在进行中的书稿吗？
A
十几年之前，舒琴老师就邀请我译注“三全本”《抱朴子内篇》与《抱朴子外篇》。至今已经十几年了，与三全本团队的合作不仅时间长，而且十分愉快，并希望能够继续合作下去。
目前手头正在撰写的“三全本”书稿有两本，一本是陆贾的《新语》，一本是桓谭的《新论》。这两本非常有意思：
一是时代的相似性：《新语》撰写于西汉初年，而《新论》撰写于东汉初年，都是新王朝刚刚建立之时。
二是性质的相似性：两本书都是为新建立的王朝治国理政出谋划策。
三是命运的不同：《新语》是第一部“奉诏而作”的政治著作，而《新论》写成之后，就没有《新语》幸运了。
这两部书，我会继续认真做好，争取让它们早日和大家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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