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新年伊始，张国刚老师全新增订再版的《唐代官制：官吏体系与机构运行》成为笔者手边开封的第一本书，看到封面的一刻，感觉既熟悉又陌生。熟悉在于，自从笔者在本科阶段决心以唐史为研习方向，旧版的《唐代官制》（1987年版）就成了时时刻刻需要打交道的参考书；陌生在于，余生也晚，十年前进入大学时，已经买不到这本出版于上世纪的实体书了。重读新版《唐代官制》的过程，既是对笔者十年来学习唐史历程的重温，也是对100多年来唐代制度史研究发展脉络的回顾。

在“自序”中，作者总结了中国百年来制度史研究的三个维度。其一，是讨论和叙述历史上存在的制度，重点在于典章制度书籍所记录的规范；其二，是对制度文化的研究，即制度运行的条件、程序与过程，涉及相关的权力关系、人事关系，可归纳为“活的制度史”；其三，是通过制度史的梳理，探索中国的社会变革出路，这不仅仅是学术研究，更是“古为今用”的政治活动。
从逻辑上讲，“三个维度”的制度史研究是由低及高、由浅入深的，作者将《唐代官制》定位于“第一维度”，并期待为后两个维度的研究提供一些基础知识，自是谦逊之辞。在笔者看来，百余年来唐代职官制度的研究，反而呈现出“三个维度”的倒置，而《唐代官制》的出现，标志着相关研究的基础终于走向夯实。
据作者介绍，1900年章太炎的《中国通史略例》、1903年康有为的《官制议》，代表着“第三维度”的制度史研究，“古为今用”“中体西用”的色彩浓厚，史学研究是为了变法革新服务。涉及唐代官制，更为典型的案例可以举出梁启超的《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而“第二维度”的制度史研究，以陈寅恪先生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为翘楚。因为痛感隋唐两朝虽为中古极盛之世，却“迄鲜通论其渊源流变之专书，则吾国史学之缺憾也”，正式出版于1944年的陈著将汉唐之间的制度变革纳入考察，为隋唐盛世之制度找到了“一曰（北）魏、（北）齐，二曰梁、陈，三曰（西）魏、周”三个源头，打破了孤立看待各王朝典制的传统，也破除了“后世史家以隋唐继承（西）魏、周之遗业，遂不能辨析名实真伪，往往于李唐之法制误认为（西）魏、周之遗物”的“谬误”。

以第一章“宰相制度”为例，旧版《唐代官制》仅在“政事堂制度”一节的末尾，简单提及了与宰相处理政务相关的堂帖和堂案。而在新版《唐代官制》中，作者强调自旧版问世以来，“颇有学者论及于此，使问题更加清晰，研究更加深入推进”，所以在参考了刘后滨、雷闻、李全德、王孙盈政等学者的研究后，作者将“堂帖与堂案”专辟一节，吸收既有研究成果之余，又对关键史料进行了详细阐发，补充了唐代宰相制度发展到中后期的具体运作情况。
这种扩充在第三章“政务机关——尚书省”表现得更为明显。旧版《唐代官制》将尚书六部二十四司集中于一节进行介绍，稍显局促，也与尚书六部在唐代行政体系中的实际地位无法匹配，所以新版《唐代官制》将六部各分一节，二十四司都获得了更为详尽的介绍，读之可知尚书省职权尚未被使职侵夺时的政府运行图景。而唐代中后期的使职与尚书六部的关系也未被作者忽略，“户部”一节专设“附录”，介绍“唐代财政三司使”，它们逐渐代替了尚书户部四司的唐代财政管理机构之地位，掌握了唐代中后期的经济命脉，将这篇详细的“附录”与正文部分对读，就可以掌握唐代财政制度变迁之概况。相比于旧版，新版《唐代官制》进一步贯彻了“以唐代最为典型和完备时期的官制体系为基本框架，然后在有关部分里叙述有关使职的设置与变化”之原则，亦可以看作是对杜佑《通典》“设官以经之，置使以纬之”名言的呼应。
新版《唐代官制》的最后一章“文书行政”则是全新设置的章节，契合副标题中的“机构运行”，毕竟文书是唐代各官僚机构之间的纽带，通过信息的不断传递，整个国家机器才真正运转了起来。中国早在秦汉时期就已经有了成熟的文书行政制度，到了唐代就更加周密繁复。近些年来，有关“王言之制”与“文书行政”的研究汗牛充栋，作者在充分消化吸收的基础上，以“尚书省为中心的文书上下”“‘王言’形态与运转”“‘王言’的决策与施行”“台符与敕牒”为目，分门别类地介绍了唐代文书行政制度的概貌，生动地展现了之前章节介绍的各官僚机构的互动情景。
综上，旧版《唐代官制》的问世，代表着“第一维度”的唐代职官制度研究的基础走向夯实，承继了此前以40年为周期的学术发展规律；而新版的《唐代官制》则又吸收、总结了旧版问世后近40年的学术成果。将前后两版《唐代官制》视作唐代职官制度研究的里程碑，并不为过。和旧版一样，新版《唐代官制》的推出，又将成为启迪后学的钥匙，未来的40年，又会有多少学人以此书为门径，贡献更多的学术佳作呢？我们拭目以待。
（转自《文汇报》2026年2月28日，原标题为《以启山林：〈唐代官制〉的前后四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