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嘉莹：我的词学老师孙人和先生
评论内容：
最近我收到中华书局的一封来信，说他们与北京大学的陈苏镇先生搜集到了孙蜀丞先生的遗著数种，拟整理出来编订为《唐宋词选》及《孙人和文存》两种著作，于近期出版。因为知道我曾经从孙先生受教，所以希望我能写一篇文字，叙述当年的一些往事。
我接到此一来信，真是欣奋异常。盖以我自一九七九年返国来南开任教之时起，就开始了对孙先生遗著的寻访。原以为这是一件并不困难的事，因为孙先生的女儿亮贞，原是我在辅仁大学时小我一级的师妹，而孙先生的爱婿高熙曾则是长我两级的学长。更听说，熙曾学长原来曾在天津师范学院任教，其后天津师院改为河北大学迁往保定，但一批师院中年长的教师员工则仍然留守在天津。
当时有一位在南开大学任教的王双启先生与熙曾学长夫妇为多年旧识，于是我就请王先生带我去看望熙曾学长。谁知熙曾学长因脑溢血已在医院卧病甚久，语言失能，其夫人亮贞师妹则因为患有严重眼疾，已久不出门，也甚少与外界联系。于是，我想从他们夫妇二人那裏寻找孙先生遗著为之刊印的愿望，就完全落空了。我为此曾一直感到深重的遗憾。如今幸得中华书局搜集到孙先生的遗著多种，并且即将于最近整理出版，对我而言，这当然是一件极可欣奋之事。
至于中华书局要我写一些当年从顾羡季与孙人和两位先生读书时的往事，我可以套用一句英国小说家狄更斯的话头来说，我在辅仁大学读书的时代，那既是一个极不幸的时代，也是一个极幸运的时代。就国家而言，我考入大学的一九四一年，当时的北平已沦陷有四年之久，那当然是一个极不幸的时代。当时的北京大学和师范大学等公立大学都已在日军的管理控制之中，有些原在这些公立大学任教的教师，其后因不肯接受日人控制竟至有饥馁而死者，即如当时原在北大任教的缪金源教授，就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一个个例。
本来当日北平原有两所不受日人控制的私立大学，一个是属于美国基督教体系的燕京大学，另一个就是属于欧洲天主教体系的辅仁大学。而自珍珠港事变以后，燕大就关闭了。于是在沦陷区中不受日人控制的遂只剩了一个辅仁大学。当时担任辅大校长的陈垣先生，是一位著名的史学家，不仅学识渊博，而且为人严正，坚持独立自主的风格，所以辅大的师生遂可以既在管理上不受日本的控制，同时在思想上也保持学术的自由精神，全然没有受到宗教干预。于是当年的辅仁大学遂得以邀请到许多望重一时的学者来任教。即如担任我们系主任和目录学教学的余嘉锡先生、担任我们戏曲史教学的赵万里先生、担任我们经学史教学的刘盼遂先生、担任我们文字学教学的陆宗达先生，就都是当时各专业中的杰出学者。而我个人则因为特别偏爱古典诗词，所以就对担任我们唐宋诗课程与担任我们词与词学之课程的顾随和孙蜀丞两位先生留有特别深刻的印象。
顾先生与孙先生两位老师，在教学方面有着迥然相异的两种风格。顾先生是天马行空，一无依傍，既没有课本，也不发讲义；而孙先生则编印有详尽的词学讲义，对于词之起源、词之体制、词之音律以至词之作法，各个方面莫不有详尽之介绍。顾先生是站着讲课，往往是稍微侧着身，右手拿着粉笔，口中是滔滔不絶地讲述，右手则随时在黑板上写下一些征引的材料和字句，而精神则似乎一直神游于他所讲的诗词的情意与境界之中，几乎完全忘怀了课堂中我们这些学生的存在；而孙先生讲课时的态度，则与顾先生完全不同，孙先生是一上讲台就端坐在讲桌后面的一把椅子上，面前摊开他编写的讲义，直面着台下的学生，双目炯炯有神，而且当他讲起词人的作品时，他的面部也随着词的内容有丰富的表情。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当他讲温庭筠的《菩萨蛮》一词时，模仿女子“照花前后镜”的神情。
两位老师都对我有很大的影响。记得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当我在台湾大学任教时，有外文系的几位师生办起了一份《文学杂志》，他们来向我索稿，我曾经应邀写了一篇题为《从李义山嫦娥诗谈起》的文稿，先是从此一首诗谈到了诗人的寂寞心，又从此“寂寞心”之一念，联想到了王国维的一首《浣溪沙》词和一首题为《端居》的五言古诗，又联想到了王维的《竹里馆》和一首题为《积雨辋川庄作》的七言律诗，全文都纯任感发和联想，而不曾做任何拘狭落实的解说。那时在台湾大学有一位担任词选和曲选两门课程的郑骞教授，是顾随先生的晚辈友人，他看了我这篇文稿后曾经对我说：“你文章的风格真是得了顾先生讲课的神髓了。”
而其后当我于六十年代在台湾的淡江与辅仁两所大学担任“词选”一课之教学时，除了讲授王国维与顾随两位先生所赏爱的晚唐五代和北宋小词及南宋之稼轩词以外，我却也对南宋的吴文英和王沂孙等人的长调慢词感到了很大的兴趣，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既写了一篇论吴文英词的文稿，七十年代又写了一篇论王沂孙词的文稿，其后于八十年代与缪钺先生合撰《灵溪词说》，我又曾分别写作了论吴、王二家词的多篇文字。而这两位词人，就都不是王国维和顾随先生之所赏爱，却是孙蜀丞先生之所赏爱。当我撰写论王沂孙词一文时，我就曾想到以前我早就听说孙先生写有论王氏《花外集》的文字，可惜我当年在海外一直未曾见到过。我对此曾深以为憾。这也是我何以一九七九年一回国就急于想整理和编印顾先生与孙先生两位老师之遗著的缘故。
顾先生的遗著既已早由他的女儿顾之京编印出版了多种著作，如今又见到孙先生的遗著也已经有中华书局即将为之整理出版，欣喜之余，追怀往日大学时代追随两位老师读书学习时的种种情事，盖已有七十年以上之久矣，今日草写此文，真可以说是思潮起伏，欣慨交心。至于孙先生在学术方面之成就，则中华书局今所搜集编印之孙先生全部著作俱在，我在此就不更加辞费了。
此外，中华书局的来信中还曾问起我有无忆往之诗作，现在就抄录几首小诗在后面，聊以应命。其一是一九七九年所写的《赠故都师友十二首》之中的一首追忆当年学词之作。诗云：
其二是二零一四年我参加恭王府海棠雅集时的感旧之作四首录二：
（本文系《孙人和文存》序言，作者叶嘉莹，南开大学讲席教授、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泰斗。标题为编者所拟。）
孙人和（1894—1966），字蜀丞，江苏盐城人。文献学家、词学家。早岁就读于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后任职于中国大学、辅仁大学、暨南大学等。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第一届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
《孙人和文存》收录孙先生多种存世著作，包括《左宧漫录》、《读书脍录》、《论衡举正》、《吕氏春秋举正》、《墨子举正》、《韩非子举正》、《人物志举正》、《抱朴子校补》、《三国志辨证》、《宁竫斋读书志》等专著和考证、序跋文章，及《词学通论》、《词渖》两种词学论著，还辑录了孙先生的诗词曲作品。
本书文前有叶嘉莹先生所作序言一篇，书后附有刘叶秋先生《忆孙蜀丞先生》一文。
孙人和（1894—1966），字蜀丞，江苏盐城人。文献学家、词学家。早岁就读于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后任职于中国大学、辅仁大学、暨南大学等。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第一届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
叶嘉莹（南开大学讲席教授）：如今幸得中华书局搜集到孙先生的遗著多种，并且即将于最近整理出版，对我而言，这当然是一件极可欣奋之事。
刘叶秋（《民国日报》副刊主编）：蜀丞先生继承并发展了清儒顾炎武、阎若璩等人的“汉学”传统，研经治史，态度谨严，于校勘、考订、解说文字、训诂，俱造深微，对诸子的探讨，尤多独到之处。
《孙人和文存》，中华书局2026年2月出版
最近我收到中华书局的一封来信，说他们与北京大学的陈苏镇先生搜集到了孙蜀丞先生的遗著数种，拟整理出来编订为《唐宋词选》及《孙人和文存》两种著作，于近期出版。因为知道我曾经从孙先生受教，所以希望我能写一篇文字，叙述当年的一些往事。
我接到此一来信，真是欣奋异常。盖以我自一九七九年返国来南开任教之时起，就开始了对孙先生遗著的寻访。原以为这是一件并不困难的事，因为孙先生的女儿亮贞，原是我在辅仁大学时小我一级的师妹，而孙先生的爱婿高熙曾则是长我两级的学长。更听说，熙曾学长原来曾在天津师范学院任教，其后天津师院改为河北大学迁往保定，但一批师院中年长的教师员工则仍然留守在天津。
1956年10月，孙人和先生于北京东受禄街寓所
当时有一位在南开大学任教的王双启先生与熙曾学长夫妇为多年旧识，于是我就请王先生带我去看望熙曾学长。谁知熙曾学长因脑溢血已在医院卧病甚久，语言失能，其夫人亮贞师妹则因为患有严重眼疾，已久不出门，也甚少与外界联系。于是，我想从他们夫妇二人那裏寻找孙先生遗著为之刊印的愿望，就完全落空了。我为此曾一直感到深重的遗憾。如今幸得中华书局搜集到孙先生的遗著多种，并且即将于最近整理出版，对我而言，这当然是一件极可欣奋之事。
至于中华书局要我写一些当年从顾羡季与孙人和两位先生读书时的往事，我可以套用一句英国小说家狄更斯的话头来说，我在辅仁大学读书的时代，那既是一个极不幸的时代，也是一个极幸运的时代。就国家而言，我考入大学的一九四一年，当时的北平已沦陷有四年之久，那当然是一个极不幸的时代。当时的北京大学和师范大学等公立大学都已在日军的管理控制之中，有些原在这些公立大学任教的教师，其后因不肯接受日人控制竟至有饥馁而死者，即如当时原在北大任教的缪金源教授，就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一个个例。
1961年8月，与陈垣、郑天挺、赵贞信、何兹全、张鸿翔、白寿彝、刘盼遂、郭澎等合影（前排左三为孙人和，选自《陈垣校长诞生110周年纪念册》）
本来当日北平原有两所不受日人控制的私立大学，一个是属于美国基督教体系的燕京大学，另一个就是属于欧洲天主教体系的辅仁大学。而自珍珠港事变以后，燕大就关闭了。于是在沦陷区中不受日人控制的遂只剩了一个辅仁大学。当时担任辅大校长的陈垣先生，是一位著名的史学家，不仅学识渊博，而且为人严正，坚持独立自主的风格，所以辅大的师生遂可以既在管理上不受日本的控制，同时在思想上也保持学术的自由精神，全然没有受到宗教干预。于是当年的辅仁大学遂得以邀请到许多望重一时的学者来任教。即如担任我们系主任和目录学教学的余嘉锡先生、担任我们戏曲史教学的赵万里先生、担任我们经学史教学的刘盼遂先生、担任我们文字学教学的陆宗达先生，就都是当时各专业中的杰出学者。而我个人则因为特别偏爱古典诗词，所以就对担任我们唐宋诗课程与担任我们词与词学之课程的顾随和孙蜀丞两位先生留有特别深刻的印象。
顾先生与孙先生两位老师，在教学方面有着迥然相异的两种风格。顾先生是天马行空，一无依傍，既没有课本，也不发讲义；而孙先生则编印有详尽的词学讲义，对于词之起源、词之体制、词之音律以至词之作法，各个方面莫不有详尽之介绍。顾先生是站着讲课，往往是稍微侧着身，右手拿着粉笔，口中是滔滔不絶地讲述，右手则随时在黑板上写下一些征引的材料和字句，而精神则似乎一直神游于他所讲的诗词的情意与境界之中，几乎完全忘怀了课堂中我们这些学生的存在；而孙先生讲课时的态度，则与顾先生完全不同，孙先生是一上讲台就端坐在讲桌后面的一把椅子上，面前摊开他编写的讲义，直面着台下的学生，双目炯炯有神，而且当他讲起词人的作品时，他的面部也随着词的内容有丰富的表情。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当他讲温庭筠的《菩萨蛮》一词时，模仿女子“照花前后镜”的神情。
孙人和《词学通论》民国铅排本书影
两位老师都对我有很大的影响。记得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当我在台湾大学任教时，有外文系的几位师生办起了一份《文学杂志》，他们来向我索稿，我曾经应邀写了一篇题为《从李义山嫦娥诗谈起》的文稿，先是从此一首诗谈到了诗人的寂寞心，又从此“寂寞心”之一念，联想到了王国维的一首《浣溪沙》词和一首题为《端居》的五言古诗，又联想到了王维的《竹里馆》和一首题为《积雨辋川庄作》的七言律诗，全文都纯任感发和联想，而不曾做任何拘狭落实的解说。那时在台湾大学有一位担任词选和曲选两门课程的郑骞教授，是顾随先生的晚辈友人，他看了我这篇文稿后曾经对我说：“你文章的风格真是得了顾先生讲课的神髓了。”
而其后当我于六十年代在台湾的淡江与辅仁两所大学担任“词选”一课之教学时，除了讲授王国维与顾随两位先生所赏爱的晚唐五代和北宋小词及南宋之稼轩词以外，我却也对南宋的吴文英和王沂孙等人的长调慢词感到了很大的兴趣，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既写了一篇论吴文英词的文稿，七十年代又写了一篇论王沂孙词的文稿，其后于八十年代与缪钺先生合撰《灵溪词说》，我又曾分别写作了论吴、王二家词的多篇文字。而这两位词人，就都不是王国维和顾随先生之所赏爱，却是孙蜀丞先生之所赏爱。当我撰写论王沂孙词一文时，我就曾想到以前我早就听说孙先生写有论王氏《花外集》的文字，可惜我当年在海外一直未曾见到过。我对此曾深以为憾。这也是我何以一九七九年一回国就急于想整理和编印顾先生与孙先生两位老师之遗著的缘故。
《孙人和文存》书影
顾先生的遗著既已早由他的女儿顾之京编印出版了多种著作，如今又见到孙先生的遗著也已经有中华书局即将为之整理出版，欣喜之余，追怀往日大学时代追随两位老师读书学习时的种种情事，盖已有七十年以上之久矣，今日草写此文，真可以说是思潮起伏，欣慨交心。至于孙先生在学术方面之成就，则中华书局今所搜集编印之孙先生全部著作俱在，我在此就不更加辞费了。
此外，中华书局的来信中还曾问起我有无忆往之诗作，现在就抄录几首小诗在后面，聊以应命。其一是一九七九年所写的《赠故都师友十二首》之中的一首追忆当年学词之作。诗云：
读书曾值乱离年，学写新词比兴先。
历尽艰辛愁句在，老来思咏中兴篇。
其二是二零一四年我参加恭王府海棠雅集时的感旧之作四首录二：
青衿往事忆从前，黉舍曾夸府第连。
当日花开战尘满，今来真喜太平年。
花前小立意如何，回首春风感慨多。
师友已伤零落尽，我来今亦鬓全皤。
二零一五年五月四日写于南开大学
（本文系《孙人和文存》序言，作者叶嘉莹，南开大学讲席教授、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泰斗。标题为编者所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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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7-101-17499-1
148.00元
内容简介
《孙人和文存》收录孙先生多种存世著作，包括《左宧漫录》、《读书脍录》、《论衡举正》、《吕氏春秋举正》、《墨子举正》、《韩非子举正》、《人物志举正》、《抱朴子校补》、《三国志辨证》、《宁竫斋读书志》等专著和考证、序跋文章，及《词学通论》、《词渖》两种词学论著，还辑录了孙先生的诗词曲作品。
本书文前有叶嘉莹先生所作序言一篇，书后附有刘叶秋先生《忆孙蜀丞先生》一文。
作者简介
孙人和（1894—1966），字蜀丞，江苏盐城人。文献学家、词学家。早岁就读于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后任职于中国大学、辅仁大学、暨南大学等。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第一届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
名家评价
叶嘉莹（南开大学讲席教授）：如今幸得中华书局搜集到孙先生的遗著多种，并且即将于最近整理出版，对我而言，这当然是一件极可欣奋之事。
刘叶秋（《民国日报》副刊主编）：蜀丞先生继承并发展了清儒顾炎武、阎若璩等人的“汉学”传统，研经治史，态度谨严，于校勘、考订、解说文字、训诂，俱造深微，对诸子的探讨，尤多独到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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