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在卷帙浩繁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若要探寻诗歌从古朴汉音走向盛唐之音的漫长旅程，葛晓音教授的《八代诗史》无疑是一部无法绕开的重要著作。这本书以宏阔的“诗史”视野，系统梳理了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含北朝）这八个朝代的诗歌流变。它不仅仅是一部诗人与作品的编年史，更是将诗歌置于社会政治、学术文化激荡的大背景下，深刻剖析其题材、形式、风格演进的深层逻辑，揭示了八代诗歌如何承前启后，最终为唐诗的辉煌奠定坚实基业。

《八代诗史》在1991年12月即获北京市第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2012年更是被韩国引进，推出韩语版。作为葛晓音教授学术生涯的奠基之作，其开创性的研究格局与深邃的史识，历经四十年时间考验，分量愈显厚重。为探寻这部经典之作的诞生背景与学术初心，现将1989年版陈贻焮先生所作序摘录如下，以飨读者。
记得当初晓音开始考虑撰写这部书稿的时候，曾经给我说过，她不满足于仅仅是一般的编写，还想通过系统阅读，尽量掌握第一手资料，有所发现，有所深入，努力争取写出一部较有分量的分体断代文学史来。我听了深表赞同，勉励她只管照自己挑选的并不那么平坦的道路走下去，即使苦一点，也是值得的。她就这样做了起来，果真时有创获。她有时来看我，总要兴致勃勃地先同我谈论她最新的读书心得和写作体会。随写随读，我终于看完了这书的全部稿子。真为她高兴，里面大大小小的发现和创见可不少呢。譬如汉乐府《平陵东》写义公因被劫持勒索以致倾家荡产的不幸遭遇，诗意一直未得确解。著者则根据史料，对诗中的劫义公者提出两种新解。一种可能是豪族大姓家的宾客。《汉书》中记载汉代郡国和长安“宗族横恣，宾客犯为盗贼”，“自郡吏以下皆畏避之，莫敢与牾”，贼发辄避入大姓家，“吏不敢追”。这就是根据。劫义公者也有认为是官吏的。著者却能更进一步，据《后汉书·虞诩传》所载“是时长吏、二千石听百姓谪罚者输赎，号为‘义钱’”云云，加以具体论证。这两种解释，都有助于深入理解这篇作品，很有意义。左延年的《秦女休行》，历来认为系采赵娥为父报仇的本事而进行创作的。著者通过新材料的发掘，认为汉陈留郡外黄县缑玉手刃杀父仇敌一事更接近左诗所写情节。北朝民歌的收集和保存情况，向来不甚了然。著者经过考证和分析，指出北魏孝文帝时也曾有过采诗制度，《梁鼓角横吹曲》的保存和流传或与此有关。这都是些值得重视的新发现。

像这样的一些考证和发现固然很好，但我认为最好的还是书中那些对重大问题的言之有据的综合研究。还拿汉乐府来说，著者在阅读作品时发现，汉乐府民歌反映社会问题的叙事诗中，何以多写家庭题材，主人公多为孤寡病弱、士卒流民，又往往含有刺美郡守之意呢？后来她综合分析了大量史料，指出这主要是由于汉代采诗确有其观风俗、察时政的目的，而其观风采风的基本内容，又是以体恤鳏寡孤独和考察郡县吏治这两项为主所致；同时也与汉代生产所有制和伦理观念的变化有关。此外，她还对汉乐府民歌的发展原因和表现艺术提出了两个颇为重要的看法：（一）据古逸歌可知，自周至汉，内容富于客观性的箴铭、格言、谣谚大量存在，它们多用简单而抽象的语言总结人生的职责和生活的智慧，或提出关于社会共同生活、政治、道德的教训和告诫。汉乐府中有不少以总结人生经验为主要内容的诗歌，当是由这些箴铭谣谚发展而来。（二）乐府游仙诗和汉代的画像石一样，在艺术上大都表现得非常天真。在这些诗里，神人鸟兽杂陈交错，仙境就在人间的泰岳华山。它们所描绘的虽是非现实世界，但充溢在浪漫幻想中的却是极其写实的精神。之所以如此，无疑是由于诗中关于仙境的描写有以汉武帝所建宫殿祀坛为依据的因素，同时也与汉人将神话世界看得像现实世界一样确切可信的心理状态有关。
关于建安诗歌与时代思潮的关系，是历来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本书却能将建安文人的人生观、道德观、学术思想等的变化联系起来加以综合考察，指出：破除禁锢头脑、束缚个性的儒家经学和虚伪的道德标准，崇尚名实相符、朴素自然，务求通达人情，寻求人生永恒的精神价值，是建安时代的基本精神，它促使建安文人突破儒家以雅颂为正声的观念，重视乐府新声，从而引起了建安诗歌在题材内容和艺术风格上的一系列变化。著者还根据对建安精神的理解，分析了建安风力在魏晋进步作家身上的不同表现，指出讴歌建功立业的理想和不朽的令名高节，在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中反映出时代和社会的面影，这就是建安风骨之所在，也是贯穿于汉魏六朝进步文人诗中的一条红线。
当论及正始时期的黑暗现实与魏晋风骨的关系时，著者能吸取史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加以发挥，深入分析了正始文人与建安文人在人生观上的异同，从而勾勒出正始诗歌的基本特征。论述西晋文学在当时重儒重玄两种学术空气的影响下，主要还是受儒家以雅颂为正声的观念的影响，其主流的风格特点为典雅、博奥、工丽；而晋诗在这种文学思潮的影响下，就出现了典正的四言充斥诗坛和五言被雅化的现象。
以上的这些例子，都是有理有据的创见。
书中对玄言诗也有新的见解。著者认为玄言诗始于正始时期，而在西晋初期玄风兴盛之时并未大行于世，主要原因在于晋初文人尚玄，求其迹不求其理，而且玄风领袖均不擅长诗赋创作。玄言诗大盛于永嘉至东晋，这是由于东晋佛教盛行，却仍处在须依附于玄学始能推弘其义理的阶段，于是当时就出现一批颇有谈客风采的名僧。他们注释老庄，借玄谈发明佛理，并促使东晋玄学家起来批评西晋士人效竹林七贤惑其迹、不求其本的弊病。这些名士和名僧的清谈余韵发而为诗，就自然是玄言诗了。这一时期的玄言诗跟正始玄言诗是一脉相承的，不同之处仅在于所探讨的是玄理化的佛理而已。刘宋以后，由于佛教逐渐脱离玄学而独立，并由义理的研究转为以功德求福，而且像东晋时期那样同时精通玄理和文学的名僧已很罕见，加上宋齐以后文学与玄学分家，于是混淆了哲学与文学界限的玄言诗也就逐渐告退了。这都是些经过认真钻研而得出来的新看法，值得重视。

通读全书，不难看出这部书的一大特点是，善于结合社会政治和学术文化发展的背景论述每一历史时期文学思潮的基本特征，分析各时期诗歌题材、内容、形式、风格变化的原因。
另一大特点是，注意每一时代诗歌前后因革的关系及其对后世的影响，对八代诗史中几次较大的变革作了深入分析，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对传统的看法有所突破。例如历来论者对齐梁文风多持批评态度，顶多只肯定这一时期在文学形式和表现艺术上所取得的成绩，而本书著者却认为齐梁文人在诗歌发展史上仍有功绩可言。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他们在晋宋诗歌走到生涩僵滞的绝境时，通过学习乐府古诗和南北朝乐府民歌，懂得必须从当代口语中提炼新的语言才能使诗歌获得新生的道理，大力提倡流畅自然的诗风，促使诗歌完成由难到易、由深到浅、由古到近的变革。（二）他们批评晋宋诗过于典正、酷不入情的弊病，强调文学吟咏情性的特点，在理论上提出了文笔之辨的重大问题，在创作上更侧重于表现日常生活中的感受和情绪。由于重视情性的表现，过去晋宋山水诗中那种对自然景物的纯客观描写，才在齐梁时与人的情感相结合。日常生活的诗化，使人与大自然的和谐成为中国古典诗歌的基本审美特征之一。著者就是这样把齐梁文人在语言风格方面的革新和他们对文学特征的认识联系起来考察，搞清了文笔之辨的背景，并指出这是我国诗歌史上第一次文学观念的自觉革新。这无疑是对传统看法的一个重大突破。
与此同时，著者还指出汉儒诗教的美刺讽喻观念在西晋转化为以颂美为主的观念，怨刺的内容已被排除在外。这一观念历宋、齐、梁、陈几代，愈益凝固。因此，南北朝正统文人标举以六经为根本的诗教说，反对齐梁绮靡文风。这样做，不仅没有任何实践意义，反而只能妨碍人们对文学自身特点的正确认识，同时混淆了建安到齐梁诗中的精华和糟粕。这也是著者在检验了这种理论对创作实践所产生的影响后得出的新论断。
在论述到北朝诗歌的发展时，著者能够从许多不为人们所注意的原始资料中找出南北文风交流的痕迹，划出明晰的发展阶段，并指出南北文风的融合是南朝文学扎根在北方生活土壤中的结果，也是汉魏和六朝文学相结合的产物。关于隋诗的过渡状态，一般论著都只提齐梁余风的影响。本书著者则认为，这一时期诗风转向淹雅清正，乃是更重要的倾向。同时指出，隋诗中的“蒙气”，和大多数作者囿于融合而艰于创变的问题，才是这一过渡状态的基本特征。这都是些富于启发性的见解。
一部好的文学史，除了注意加强文学发展规律的探索，还应对重点作家作深入研究。本书在这方面也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例如论阮籍的美学思想与其诗歌风格的关系；论嵇康和郭璞为玄言诗的远祖和近宗；论陶渊明的生活道路与时代，他的出仕与建功立业的思想，他的归隐与有意寻求人生真谛等之间的关系，特别是论桃花源理想产生的思想基础—所有这些论述，都很深入细致，且有辩证观点的。

历来论鲍照的思想，多侧重在他对门阀制度的不满。书中联系到鲍照曾任中书舍人这一要职的经历，分析了刘宋时期两晋旧士族受到一定压抑的具体背景，指出鲍照对他的时代有过幻想，他在仕途上的障碍不仅是门阀士族制，更有他本人对政治风浪的畏惧和对官场龌龊的憎恶，颇为中肯。此外，论鲍照对边塞诗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也很有见地。
谢灵运诗中的谈玄说理部分，历来被视为赘疣，而本书著者却认为：谢灵运将玄言变成抒情写意的一种手段，是他的山水诗的一种创造，是对毫不关情的玄言诗的一种革新。同时根据谢灵运诗中那些明白自然的佳句，指出他有意朝着简约平易的方向发展，颇有参考价值。
又如论庾信的“老成”，著者认为这固然与他后期的心境有关，但也与他在艺术表现上有意用汉魏晋宋诗歌的特点纠正齐梁的浮薄有关，以拙间秀，以涩治滑，以生间熟，以深厚治浅易，以博大治单一，吸取经史古语、质语、俗语入诗，化典故为日常生活情景，捕捉带偶然性的细节，不计工拙而亲切有味，并将咏怀诗和应酬诗相结合，大量运用排偶典故，淋漓尽致又委婉曲折地表达复杂的思想感情，形成精深浑成的风格。这些就是他在艺术上达到“老成”之境的标志，也是惟杜甫能发其妙的道理所在。该章还就庾信对唐代诗人，特别是对杜甫、李贺、李商隐的影响作了缜密的分析，可见著者感受的敏锐。
齐梁诗人数量众多，成就不高，一般文学史论著只提谢朓、何逊、吴均、阴铿等少数作家，其余略而不谈；而本书照顾到某些在诗歌史上有一定影响的作家，如王融、沈约、范云、萧衍、萧纲、徐陵，甚至陈后主、隋炀帝等，突出各自艺术上的某一主要特点，论述他们在诗歌发展中的功过。同时，对许多不知名的作家在艺术上表现有特色的个别好诗、佳句，也尽可能地加以评介。这样，就能更饱满、更完整地显示出一个时代的诗歌的总面貌和总趋势，读后使人能较清楚地看出少数大作家的突出成就和整个时代艺术水平的进展密切相关。
本书也很重视作品的艺术分析，力图在此基础上明晰地勾勒出八代诗歌表现艺术发展的脉络，探讨每个时代的共同艺术特色及其前后的承袭关系。如讲汉乐府叙事诗和《古诗十九首》的艺术特点，都能从五言诗艺术发展的角度着眼。讲建安正始诗歌艺术，着重在文人诗对民歌的加工提高，在比兴手法上的发展。其中关于汉乐府《孤儿行》、《战城南》、《步出夏门行》、《孔雀东南飞》，蔡琰的《悲愤诗》，曹植的《名都篇》、《白马篇》、《野田黄雀行》，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等名篇的艺术分析能得作者的用心，有的还能联系建安史实和其他作品，深入阐发诗意。西晋诗中，陆机的《拟明月何皎皎》、潘岳的《悼亡诗》、左思的《咏史》、刘琨的《扶风歌》，东晋陶渊明的不少篇章等等，艺术分析也很有新意。又如论齐梁陈诗歌前后的承袭关系，既注意到三者在清丽浅易、思致新巧等方面的连续性，又注意区分出齐代、齐梁之交、梁大同年间以后到陈代几个不同阶段的变化，勾勒出齐梁到陈隋渐渐脱去晋宋古意、愈加浮薄轻艳和骈俪化的趋势。深入浅出，且富学术性，这样讲艺术，真是难能可贵。
晓音嘱我为《八代诗史》写序，我喜其有成，便欣然命笔。举其大端，未必尽当，略表推荐新人新著之意而已，万望方家教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