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国林：学术因传承而发展，编辑以服务为宗旨
评论内容：
第一点，编辑的幸运是遇到好作者。
我二〇〇一年北师大中文系本科毕业进入中华书局，二〇〇二年元旦之后转入古籍编辑部门，部门主任是顾青先生。那时候，前主任徐俊先生已经调任社科院文学所。由于本科毕业论文写的是《宫词》，所以翻阅过徐俊先生纂辑的《敦煌诗集残卷辑校》（二〇〇〇年六月），且《寒山诗注》（二〇〇〇年三月）是徐俊先生担任的责任编辑，又是所在部门出版的新书，也就第一时间读到了，并购藏一册。看到作者的署名，我想，如此霸气之姓名，该不会是西楚霸王项羽的后代吧！
这一年六月初，顾青主任给我一部书稿，居然是项先生的《敦煌变文选注》增订本。据项先生二〇二二年的回忆，才知道这部著作是顾青主任九十年代中期到成都拜访项先生时的约稿。这对于一个初出茅庐的我而言，是多么的幸运！就编辑工作而言，于项先生之书稿，不能称作“审读”，宜名为“欣赏”：文本之校勘与考订，注释之承传与辨正，在在皆是。
第一次见到项先生，也是这一年的十月三十日。项先生到北京开会，顺道来书局校改书稿。那一天，部门内部正好召开陈抗先生退休茶话会。项先生则被安排在别的办公桌上校稿。茶话会结束，校稿同步完成，项先生与我们步行到金百万烤鸭店午餐。由于当时书局的形势特殊，陈抗是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的第一批学生，加之顾青主任在这顿午餐后就开始办理调离手续，所以大家的心情都很低沉。项先生坐在桌前，听了很多不知所谓的吐槽，但一直都没怎么说话。
再后来，我将阅读过程中发现的一些细枝末节的小问题，汇总一起，一条一条，繁体直写，写了很多页，寄给了项先生。项先生逐一批示后寄回，并附一函，说“此次北京之行与你结识，非常高兴。你的细致负责的精神，令我感佩。拙著由你担任责编，质量便有了保证。……你来信的材料，其中提到的问题都很仔细中肯，为拙著避免了许多失误，谨将拙见用红笔写在眉端”。——我将项先生的回信和批示给顾青主任，他看后说道：“凭此材料，可以直接评编审！”心中，莫名的受到极大的鼓舞。按照现在的要求，我那时候还只是一个助理编辑，连发稿的资质都不具备，但我已经承担如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项先生《敦煌变文选注》这样重量级学术著作的编辑加工任务了。
所谓好作者，就是学问一流、人品一流，且彼此沟通顺畅，互相尊重。遇到好作者，这是编辑的幸运。
第二点，好作者要有好出版社。
学术研究的起点是文献。敦煌学研究的一项最为重要的基础工作是敦煌遗书的整理。我们认为，古籍整理，不只是逗号句号；毛传郑笺，并不是诗无达诂。文本校订，标点断句，做好是应该的，做不好可能会掉入“丢人现眼”的境地。
中国学术原本是不怎么分科的，“跨学科”是当下概念。所以，对敦煌文献做校订、做注释，既需要学识之积累，更需要突然之顿悟，常说的笨功夫做不出大学问，大概就是这个意思。项先生曾说，所谓的“专业知识比较‘专’，就是比较狭窄，以这样的知识结构研究敦煌文学会有很大的缺陷”。换言之，要从事敦煌学研究，其最基本的要求是知识结构必须非常开阔。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敦煌文献的研究，有条件的学者看的是缩微胶卷，是黑白印刷物。项先生在四川，看不到这些资料，但在一九八一年就写出了《〈敦煌写本王梵志诗校注〉补正》一文。当王永兴先生问没有资料是如何搞学问时，项先生回答说：“我是等别人发表了研究的成果，然后我根据别人的结果，再来做研究。”这是一种何等的学术自信！
当年顾青主任将《敦煌变文选注》交给我的时候，说：“项先生做学问，是将要校注的内容，全部默识于胸，再去阅读文献，包括《大藏经》。”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对《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游泥伽蓝”里“游泥”二字之校正，项先生说过：“我曾冥思苦索了好几年，有一天突然醒悟，原来应该是‘淤泥’。……我曾在佛经中几次读到弄脏寺院将受恶报的话，这才有可能茅塞顿开。”（《敦煌文学研究漫谈》）当积累到了一定火候，就会出现“我也不知，怎么就得到了”的境界。我想，这种突然之间的“茅塞顿开”，除了学识，就是才情，两者缺一不可。
项先生年轻时候写诗歌、写小说、写剧本，是搞文学创作的，四十岁之后转入敦煌文献研究，以其博稽之学，沉潜之功，始得独断之论。青春作赋，皓首穷经，于项先生身上，可谓见之矣。
《敦煌变文选注》还在编辑的过程中，徐俊先生、顾青先生又先后调回中华书局。二〇〇五年秋，《敦煌变文选注》进入三校阶段。时任总编辑的徐俊先生、副总编辑的顾青先生考虑到《寒山诗注》已印行数年，拟作重印，与《敦煌变文选注》同时推出，命我联系落实。后来，项先生给我寄来修订稿，并附一函，曰：“因为不改动版面，所以主要是订正了少数排印错误，用红笔标在原书上，或贴在原书上。今后如果再版，再做较大的改动。”（二〇〇五年十二月三十日）两本著作，于次年四月同时推出。
二〇〇九年七月二十八日，四川大学举办了“第三届中国俗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暨项楚教授七十华诞学术讨论会”；第二年曾玉洁老师发来电邮，说是徐俊总与张涌泉教授之前已经商定，由我负责会议论文集的出版事宜。论文集于二〇一二年九月印行，书名改作《项楚先生欣开八秩颂寿文集》。
一年之后的九月，在张涌泉教授的协调下，《项楚学术文集》的出版被提上日程并得以很快确定。这时，徐俊升任总经理，顾青升任总编辑。编纂工作与编辑过程，在二〇一九年七月六日《文集》首发式上，徐俊总曾做过具体的汇报，兹不赘述。当然，借此次《文集》汇编再版的机会，项先生对《寒山诗注》详加修订，实现了当年“做较大的改动”之心愿！
在中华书局百年诞辰那一年的六月十三日，我们在四川大学博物馆召开了中华书局“百年再出发”座谈会。项先生出席了座谈会，并发表了重要的讲话。项先生说：“中华书局百年史，中华民族百年史，也是中国文化百年史。中华书局除出版之外，扶持研究人才这方面的贡献是隐而不显的，这是中华的一大贡献。为古籍整理，树立标准，精益求精，慢工出细活，力争做得最好，是企业文化，是有追求的。坚持出版含金量很高的学术著作，这个必须抓住，因为高质量学术著作始终是稀缺的社会资源。”项先生用了夸奖并赞誉的语言，表达了对中华书局的肯定与期许。言犹在耳，这是我们不敢一日或忘的。
自八十年代以来，项先生在《文史》、《文史知识》发表文章，为《敦煌文学作品选》撰稿十万字，先后将《寒山诗注》、《敦煌变文选注》交付书局，后又结集为《项楚学术文集》八卷十一册，及今年出版的《项楚学术文集外编》；另外还有《颂寿文集》、《纪念文集》，以及正在收集整理中的《项楚学记》、《书信集》，还包括项先生领衔主持的《敦煌变文全集》等。一代一代的中华人，为以项先生为代表的好作者的著作的编辑出版，持续地努力着，时刻地准备着！
第三点，前辈之扶持，单位之加持，同道之支持，个人之坚持，最为重要。
之所以联系到这四个“持”，我想还是因为读到项先生的人生经历，联系到自己的曾经过往，以及感受到当下编辑工作与学术科研的现状，每个人的大体境遇其实基本是差不多的。
前辈之扶持：项先生刚踏入敦煌学、语言学领域的时候，还是无名小卒，一只“菜鸟”。但是，当时学术界一些名气很大的学者如季羡林、周一良、王永兴、吕叔湘、朱德熙、潘重规、饶宗颐诸先生就关心他、呵护他，并第一时间刊发项先生的学术文章，更如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语言学家奖，主办方主动找人推荐项先生参评，居然获得了一等奖。（参见项先生《我与国学研究六十年》、《七十感怀》）
我们读项先生的回忆文章，读学者们回忆项先生的文章，切实地感受到敦煌学第一代学者在一九七八年之后，带着一种神圣的使命，倾其所有支持第二代学人的成长与发展。
单位之加持：一九六二年，项先生自南开大学毕业后考入四川大学中文系读研究生，师从庞石帚先生。但研究生毕业后未能从事学术研究工作，“流落”在外多年。一九八〇年，在时任四川大学中文系主任杨明照先生的努力下，项先生始调回川大。
一位不爱说话，不抽烟，不喝酒，不知道如何迎来送往，不明白人情世故的项先生，以一个没有任何职称的普通教师身份，回到川大五年后，直接破格——越助教、讲师、副教授三级，授予教授学衔。放在现在，几乎是不可能的。项先生在川大学习，在川大成长，在川大实现理想。项先生在《七十感怀》里说：“母校关怀我，支持我，成就我。所以，当似乎有更美好的前程召唤我的时候，我选择了留下。”这是学校与学者的互相成就。
同道之支持：虽然前辈学者主动全力支持，但毕竟辈分有差。“独学而无友”，是一件很痛苦的事。项先生讲到在刊物上发文章，有稿费（认为没有稿费是“大逆不道”的），有样刊，有抽印本。——插播一条广告，中华书局的大型学术期刊《文史》，有稿费，有样刊，有抽印本。——所以，学者之间交流多以抽印本。项先生回忆与江蓝生先生互相传递学术资源的“惺惺相惜”，以及与郭在贻先生书信往还中所讨论学术问题时那种“相呴以湿”之砥砺，都令人不禁动容。
个人之坚持：项先生四十岁时回归学术，为了考释文字，注释语词与典故，通读《大藏经》，以及五代以前的正史、经部、子部的著作，逐条逐句翻阅《全唐诗》、《太平御览》等文献，才能写出一部又一部“陵驾前贤及时流”的著作（郭在贻一九八七年四月十一日函）。“尽小者大，积微成著”，端在个人之坚持。
遥想二〇〇二年夏天，虽然读着项先生《敦煌变文选注》的书稿，但那时候的我，有过彷徨，有过退缩，有过游移，也曾到上海古籍出版社求过职，到浙江古籍出版社问过路，但最终还是坚持了下来，等到了徐俊先生、顾青先生回局的那一天。二〇〇四年十二月，在书局领导暨徐俊、顾青先生的支持下，任命我为文学编辑室副主任主持工作，时年二十七岁。放在现在，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所以，我们要给年轻编辑以重要的书稿，更要将好作者介绍给年轻编辑，一代一代的编辑，服务好一代一代的学者。学术因传承而发展，编辑以服务为宗旨。在中华书局创建110周年之际，项先生特意写了《我与中华书局》一篇文字，他说：“回顾我的学术生涯，从起步走到今天，中华书局一直给了我难忘的支持和帮助。我和中华书局的故事，只是许多学者和中华书局故事中的一个。”这同样也适用于我们和所有作者之间的合作，这样的故事也一直在延续！
我不过是一介本科，进入中华，得书局历任领导与前辈编辑多年关爱、提携与指导，且第一年即担任项先生《敦煌变文选注》的编辑工作。二十馀年来，虽与项先生只见过四次面，但自项先生人格中见君子之风范，从项先生著述中窥治学之门径，于项先生弟子中悟传授之责任。我想，这些都是项先生留给我们最为珍贵的学术精神与教育思想。
哲人云亡，典则长存。其为文也，与天地同不朽；其为人也，共三光而永光！
谢谢！
（该文系中华书局副总编辑俞国林在项楚先生教育思想与敦煌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尊敬的何建华老师，各位同道：
大家上午好！
今天是项楚先生的纪念会。敦煌学者云集成都，主办方安排我在这个环节作发言，实是诚惶诚恐！
项先生的道德文章、学术成就，学界早有公论；传道授业、行止掌故，业已汇编为《项楚先生纪念文集》出版。借此机会，我仅就与项先生二十馀年因工作交往点滴中，稍作梳理，谈三点个人的体会。
第一点，编辑的幸运是遇到好作者。
我二〇〇一年北师大中文系本科毕业进入中华书局，二〇〇二年元旦之后转入古籍编辑部门，部门主任是顾青先生。那时候，前主任徐俊先生已经调任社科院文学所。由于本科毕业论文写的是《宫词》，所以翻阅过徐俊先生纂辑的《敦煌诗集残卷辑校》（二〇〇〇年六月），且《寒山诗注》（二〇〇〇年三月）是徐俊先生担任的责任编辑，又是所在部门出版的新书，也就第一时间读到了，并购藏一册。看到作者的署名，我想，如此霸气之姓名，该不会是西楚霸王项羽的后代吧！
这一年六月初，顾青主任给我一部书稿，居然是项先生的《敦煌变文选注》增订本。据项先生二〇二二年的回忆，才知道这部著作是顾青主任九十年代中期到成都拜访项先生时的约稿。这对于一个初出茅庐的我而言，是多么的幸运！就编辑工作而言，于项先生之书稿，不能称作“审读”，宜名为“欣赏”：文本之校勘与考订，注释之承传与辨正，在在皆是。
第一次见到项先生，也是这一年的十月三十日。项先生到北京开会，顺道来书局校改书稿。那一天，部门内部正好召开陈抗先生退休茶话会。项先生则被安排在别的办公桌上校稿。茶话会结束，校稿同步完成，项先生与我们步行到金百万烤鸭店午餐。由于当时书局的形势特殊，陈抗是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的第一批学生，加之顾青主任在这顿午餐后就开始办理调离手续，所以大家的心情都很低沉。项先生坐在桌前，听了很多不知所谓的吐槽，但一直都没怎么说话。
项楚先生书信（二〇〇二年十一月七日）
再后来，我将阅读过程中发现的一些细枝末节的小问题，汇总一起，一条一条，繁体直写，写了很多页，寄给了项先生。项先生逐一批示后寄回，并附一函，说“此次北京之行与你结识，非常高兴。你的细致负责的精神，令我感佩。拙著由你担任责编，质量便有了保证。……你来信的材料，其中提到的问题都很仔细中肯，为拙著避免了许多失误，谨将拙见用红笔写在眉端”。——我将项先生的回信和批示给顾青主任，他看后说道：“凭此材料，可以直接评编审！”心中，莫名的受到极大的鼓舞。按照现在的要求，我那时候还只是一个助理编辑，连发稿的资质都不具备，但我已经承担如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项先生《敦煌变文选注》这样重量级学术著作的编辑加工任务了。
所谓好作者，就是学问一流、人品一流，且彼此沟通顺畅，互相尊重。遇到好作者，这是编辑的幸运。
第二点，好作者要有好出版社。
学术研究的起点是文献。敦煌学研究的一项最为重要的基础工作是敦煌遗书的整理。我们认为，古籍整理，不只是逗号句号；毛传郑笺，并不是诗无达诂。文本校订，标点断句，做好是应该的，做不好可能会掉入“丢人现眼”的境地。
中国学术原本是不怎么分科的，“跨学科”是当下概念。所以，对敦煌文献做校订、做注释，既需要学识之积累，更需要突然之顿悟，常说的笨功夫做不出大学问，大概就是这个意思。项先生曾说，所谓的“专业知识比较‘专’，就是比较狭窄，以这样的知识结构研究敦煌文学会有很大的缺陷”。换言之，要从事敦煌学研究，其最基本的要求是知识结构必须非常开阔。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敦煌文献的研究，有条件的学者看的是缩微胶卷，是黑白印刷物。项先生在四川，看不到这些资料，但在一九八一年就写出了《〈敦煌写本王梵志诗校注〉补正》一文。当王永兴先生问没有资料是如何搞学问时，项先生回答说：“我是等别人发表了研究的成果，然后我根据别人的结果，再来做研究。”这是一种何等的学术自信！
项楚先生伏案撰稿留影（一九八〇年代初）
当年顾青主任将《敦煌变文选注》交给我的时候，说：“项先生做学问，是将要校注的内容，全部默识于胸，再去阅读文献，包括《大藏经》。”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对《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游泥伽蓝”里“游泥”二字之校正，项先生说过：“我曾冥思苦索了好几年，有一天突然醒悟，原来应该是‘淤泥’。……我曾在佛经中几次读到弄脏寺院将受恶报的话，这才有可能茅塞顿开。”（《敦煌文学研究漫谈》）当积累到了一定火候，就会出现“我也不知，怎么就得到了”的境界。我想，这种突然之间的“茅塞顿开”，除了学识，就是才情，两者缺一不可。
项先生年轻时候写诗歌、写小说、写剧本，是搞文学创作的，四十岁之后转入敦煌文献研究，以其博稽之学，沉潜之功，始得独断之论。青春作赋，皓首穷经，于项先生身上，可谓见之矣。
《敦煌变文选注》还在编辑的过程中，徐俊先生、顾青先生又先后调回中华书局。二〇〇五年秋，《敦煌变文选注》进入三校阶段。时任总编辑的徐俊先生、副总编辑的顾青先生考虑到《寒山诗注》已印行数年，拟作重印，与《敦煌变文选注》同时推出，命我联系落实。后来，项先生给我寄来修订稿，并附一函，曰：“因为不改动版面，所以主要是订正了少数排印错误，用红笔标在原书上，或贴在原书上。今后如果再版，再做较大的改动。”（二〇〇五年十二月三十日）两本著作，于次年四月同时推出。
二〇〇九年七月二十八日，四川大学举办了“第三届中国俗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暨项楚教授七十华诞学术讨论会”；第二年曾玉洁老师发来电邮，说是徐俊总与张涌泉教授之前已经商定，由我负责会议论文集的出版事宜。论文集于二〇一二年九月印行，书名改作《项楚先生欣开八秩颂寿文集》。
《项楚学术文集》八种十一册书影
一年之后的九月，在张涌泉教授的协调下，《项楚学术文集》的出版被提上日程并得以很快确定。这时，徐俊升任总经理，顾青升任总编辑。编纂工作与编辑过程，在二〇一九年七月六日《文集》首发式上，徐俊总曾做过具体的汇报，兹不赘述。当然，借此次《文集》汇编再版的机会，项先生对《寒山诗注》详加修订，实现了当年“做较大的改动”之心愿！
在中华书局百年诞辰那一年的六月十三日，我们在四川大学博物馆召开了中华书局“百年再出发”座谈会。项先生出席了座谈会，并发表了重要的讲话。项先生说：“中华书局百年史，中华民族百年史，也是中国文化百年史。中华书局除出版之外，扶持研究人才这方面的贡献是隐而不显的，这是中华的一大贡献。为古籍整理，树立标准，精益求精，慢工出细活，力争做得最好，是企业文化，是有追求的。坚持出版含金量很高的学术著作，这个必须抓住，因为高质量学术著作始终是稀缺的社会资源。”项先生用了夸奖并赞誉的语言，表达了对中华书局的肯定与期许。言犹在耳，这是我们不敢一日或忘的。
中华书局“百年再出发”座谈会
（左起：顾青、项楚、钟仕伦、徐俊）
自八十年代以来，项先生在《文史》、《文史知识》发表文章，为《敦煌文学作品选》撰稿十万字，先后将《寒山诗注》、《敦煌变文选注》交付书局，后又结集为《项楚学术文集》八卷十一册，及今年出版的《项楚学术文集外编》；另外还有《颂寿文集》、《纪念文集》，以及正在收集整理中的《项楚学记》、《书信集》，还包括项先生领衔主持的《敦煌变文全集》等。一代一代的中华人，为以项先生为代表的好作者的著作的编辑出版，持续地努力着，时刻地准备着！
第三点，前辈之扶持，单位之加持，同道之支持，个人之坚持，最为重要。
之所以联系到这四个“持”，我想还是因为读到项先生的人生经历，联系到自己的曾经过往，以及感受到当下编辑工作与学术科研的现状，每个人的大体境遇其实基本是差不多的。
前辈之扶持：项先生刚踏入敦煌学、语言学领域的时候，还是无名小卒，一只“菜鸟”。但是，当时学术界一些名气很大的学者如季羡林、周一良、王永兴、吕叔湘、朱德熙、潘重规、饶宗颐诸先生就关心他、呵护他，并第一时间刊发项先生的学术文章，更如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语言学家奖，主办方主动找人推荐项先生参评，居然获得了一等奖。（参见项先生《我与国学研究六十年》、《七十感怀》）
我们读项先生的回忆文章，读学者们回忆项先生的文章，切实地感受到敦煌学第一代学者在一九七八年之后，带着一种神圣的使命，倾其所有支持第二代学人的成长与发展。
单位之加持：一九六二年，项先生自南开大学毕业后考入四川大学中文系读研究生，师从庞石帚先生。但研究生毕业后未能从事学术研究工作，“流落”在外多年。一九八〇年，在时任四川大学中文系主任杨明照先生的努力下，项先生始调回川大。
项楚先生与杨明照先生合影
一位不爱说话，不抽烟，不喝酒，不知道如何迎来送往，不明白人情世故的项先生，以一个没有任何职称的普通教师身份，回到川大五年后，直接破格——越助教、讲师、副教授三级，授予教授学衔。放在现在，几乎是不可能的。项先生在川大学习，在川大成长，在川大实现理想。项先生在《七十感怀》里说：“母校关怀我，支持我，成就我。所以，当似乎有更美好的前程召唤我的时候，我选择了留下。”这是学校与学者的互相成就。
同道之支持：虽然前辈学者主动全力支持，但毕竟辈分有差。“独学而无友”，是一件很痛苦的事。项先生讲到在刊物上发文章，有稿费（认为没有稿费是“大逆不道”的），有样刊，有抽印本。——插播一条广告，中华书局的大型学术期刊《文史》，有稿费，有样刊，有抽印本。——所以，学者之间交流多以抽印本。项先生回忆与江蓝生先生互相传递学术资源的“惺惺相惜”，以及与郭在贻先生书信往还中所讨论学术问题时那种“相呴以湿”之砥砺，都令人不禁动容。
一九九四年张涌泉博士论文答辩合影
（左起：周裕锴、张永言、江蓝生、杨明照、蒋绍愚、赵振铎、项楚、张涌泉）
个人之坚持：项先生四十岁时回归学术，为了考释文字，注释语词与典故，通读《大藏经》，以及五代以前的正史、经部、子部的著作，逐条逐句翻阅《全唐诗》、《太平御览》等文献，才能写出一部又一部“陵驾前贤及时流”的著作（郭在贻一九八七年四月十一日函）。“尽小者大，积微成著”，端在个人之坚持。
遥想二〇〇二年夏天，虽然读着项先生《敦煌变文选注》的书稿，但那时候的我，有过彷徨，有过退缩，有过游移，也曾到上海古籍出版社求过职，到浙江古籍出版社问过路，但最终还是坚持了下来，等到了徐俊先生、顾青先生回局的那一天。二〇〇四年十二月，在书局领导暨徐俊、顾青先生的支持下，任命我为文学编辑室副主任主持工作，时年二十七岁。放在现在，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所以，我们要给年轻编辑以重要的书稿，更要将好作者介绍给年轻编辑，一代一代的编辑，服务好一代一代的学者。学术因传承而发展，编辑以服务为宗旨。在中华书局创建110周年之际，项先生特意写了《我与中华书局》一篇文字，他说：“回顾我的学术生涯，从起步走到今天，中华书局一直给了我难忘的支持和帮助。我和中华书局的故事，只是许多学者和中华书局故事中的一个。”这同样也适用于我们和所有作者之间的合作，这样的故事也一直在延续！
我不过是一介本科，进入中华，得书局历任领导与前辈编辑多年关爱、提携与指导，且第一年即担任项先生《敦煌变文选注》的编辑工作。二十馀年来，虽与项先生只见过四次面，但自项先生人格中见君子之风范，从项先生著述中窥治学之门径，于项先生弟子中悟传授之责任。我想，这些都是项先生留给我们最为珍贵的学术精神与教育思想。
哲人云亡，典则长存。其为文也，与天地同不朽；其为人也，共三光而永光！
谢谢！
（该文系中华书局副总编辑俞国林在项楚先生教育思想与敦煌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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