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位考古专门学者
评论内容：
梁思永先生（1904.11.13—1954.4.2），只活了不足50周岁。但他的一生，堪称无比精彩。他是“中国第一位考古专门学者”（梁启超借李济和袁复礼语，见1927年1月10日梁启超致梁思永信，林洙编《梁启超家书》，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年，第138页。）——第一位到海外学习考古学的中国人；第一位完成了“系统的东北考古调查”的中国人；第一位发现了“后冈三叠层”的中国人——在考古学上初步澄清了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与商文化的关系；第一位提出仰韶文化向东发展，龙山文化向西发展的中国人——建构了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东西二元对立”学说，相当程度上动摇了其时已流行多年的“中国文化西来说”。
1930—1931年，梁思永主持发掘了山东章丘城子崖遗址，随后很快主编出版了中国第一本田野考古报告《城子崖》。这是第一部由中国考古学家编写的大型田野考古发掘报告，开创了中国田野考古发掘报告的体例。自他参加安阳殷墟遗址的发掘之后，“对于组织上和方法上都有重要的改进，提高了我国田野考古的科学水平”。（夏鼐：《梁思永先生传略》，见《夏鼐文集》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228页。）
他主持并系统发掘了安阳侯家庄西北冈殷王陵，发现1232座殷商墓葬，包括10座大墓，揭示了商文明的发展高度。在抗战期间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他初步整理了西北冈殷商王陵的发掘资料，完成了241页的发掘报告初稿，后来用“梁思永未完稿/高去寻辑补”（1962—1976年，侯家庄第二本到第八本）、“梁思永未完稿/石璋如校补”（1996年，侯家庄第九本）的名义，出版了九巨册以《侯家庄》为名的系列考古发掘报告。他是中国考古学最重要的奠基人之一，更是新中国初期考古事业最重要的擘画者和奠基人。
梁思永为人宽厚，公而后私。我们看傅斯年对他的评价：“思永为人，在敝所同事中最有公道心，安阳发掘，后来完全靠他，今日写报告，亦靠他。忠于其职任，虽在此穷困中，一切先公后私。”（傅斯年致朱家骅信，1942年4月18日，见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第三册，“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2年，第1247页。）
又说：“思永虽非本所之组主任，但其moral influence甚大，本所考古组，及中央博物院之少年同志，皆奉之为领袖，济之对彼，尤深契许。彼学力才质，皆敝所之第一流人，又是自写报告、编改他人文章之好手。今彼病倒，《殷墟报告》之进行，一半停止矣。思永有一特长，本所同人多不肯管公家事，或只注意其自己范围事，弟亦颇觉到敝所有暮气已深之感。思永身子虽不好，而全是朝气，其于公家之事，不管则已（亦不好管闲事），如过问，决不偏私而麻糊也。其公道正直及公私之分际，素为同人所佩。弟数年以来，时思将弟之所长职让彼继任，但此事不可不先有准备。抗战时，弟在京代总干事，思永在长沙代弟，不特敝所翕然夙服，即他所同在长沙者，亦均佩之也（孟和即称道之不置之一人）。以后弟在重庆时，曾有若干次托彼代理，其目的在渐渐养成一种空气，俾弟一旦离职彼可继任耳。彼于代理殊不感兴趣，强焉亦可为之。自胃病后，不肯矣。”（傅斯年致朱家骅、叶企孙、王敬礼信，1942年4月28日，见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第三册，“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2年，第1252—1253页。）
抗日战争胜利后，梁思永因病从李庄回到故都北平，效力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北平图书史料整理处。1949年初，北平解放，图书史料整理处只剩下梁思永一个研究员。当年11月，中国科学院建立，考古研究所也在准备筹建中。实际上从当年6月20日起，梁思永即开始招兵买马，首先就是要把还在浙江温州的夏鼐召回来。他简直像盼星星盼月亮那样，期望夏鼐早日来到北京，尽快恢复史语所早已停顿的田野考古工作。他说他自己“残废的命运似已确定，往后只能替诸兄打点小杂而已。来，来，赶紧来。”他又说，“目前国内能领导全盘考古事业者唯兄与济之先生。而济之先生远在台湾，音信阻绝，未必能及时赶到参加此项工作。此事关系中国考古学之前途甚钜，愿兄与以深切之考虑。至盼至盼”。（梁思永致夏鼐信，1949年9月29日，见本书。）那份时不我待的急切心情，印证了傅斯年对他“全是朝气”的判断。
在梁思永的不断督促和期盼下，夏鼐终于同意从浙江大学来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1950年5月1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任命著名学者郑振铎兼任考古研究所所长，任命梁思永、夏鼐担任考古研究所副所长。1950年8月1日考古研究所正式建立。时年梁思永46岁，夏鼐40岁。1950年10月8日，从浙江来到北京任职才一个星期的夏鼐，便带领考古研究所除梁思永之外的全体考古人员，奔赴河南辉县琉璃阁和固围村，开始了考古研究所建所以来的第一次科学发掘。
从此之后，梁思永坐镇北京，夏鼐冲锋在前。在河南，夏鼐身先士卒，从新乡到郑州、洛阳、三门峡，筚路蓝缕，有了一系列重要考古发现；在陕西，有苏秉琦率领的陕西队，转战关中地区，也有非常重要的收获；在湖南，又是夏鼐亲自指挥，先后发掘了160多座战国及两汉墓葬，初步揭示了长沙地区战国及两汉墓葬的发展演变过程。这种梁思永坐镇北京、夏鼐冲锋在前的状况一直持续到1953年秋天梁思永病倒为止。
本书所收的88封书信，多数是此间梁思永写给夏鼐的（其中有一些是写给同在一个工地发掘的郭宝钧、夏鼐和苏秉琦三人的），少数是夏鼐写给梁思永（也有不少是写给同在北京的郑振铎和梁思永两人）的。梁思永的信，除了写给吴金鼎、夏鼐的一封是抗战时期的1941年，其余都是写在考古研究所建所前后的1949—1953年间。因此，考古研究所建所前后的困难和复杂过程，包括他们为考古研究所延揽人才、培养人才、筹措经费、制定规划、协调关系、调查发掘、创办刊物、撰写报告的种种，都可以在这些信件中得到体现。
梁思永躺在病榻上，运筹帷幄，指挥若定，制定规划，申请经费，购置设备，招揽人才，购买图书，编辑书刊，校对文稿，编译书籍，筹划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和全国考古人员训练班，应付日常工作，真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夏鼐身先士卒，指导田野工作，亲自动手发掘，建立田野规范，培养人才，培训全国考古人员，撰写调查和发掘简报，处理地方关系，凡此等等，不一而足。考古研究所在他们两位的直接领导和谋划下，从无到有，稳步发展；全国的考古工作，也因为他们的不懈努力，很快有了起色。
梁思永和夏鼐的来往信件都存在考古研究所的档案室中，这是一批十分珍贵的史料。2025年，恰逢考古研究所成立75周年，梁思永先生去世71周年，夏鼐先生去世40周年。我们整理这批书信，是从去年开始的，对此汤超博士和杨清越博士花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在此一并向她们表示感谢。
《梁思永夏鼐往还书札》收录1941至1953年间，梁思永与夏鼐往还的88通书札。内容涉及抗战期间彭山崖墓发掘，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筹办及建所初期在辉县、豫西、长沙等地开展的考古发掘与调查工作和郭沫若、郑振铎、向达、郭宝钧、陈梦家、苏秉琦等诸多名家。
书札原件保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田野发掘档案中，由该所整理编次；其中梁思永书札47通、夏鼐书札4通系首次整理公布。这批书札保存了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的几次重要考古发掘珍贵档案和中国科学院组建初期的诸多史事，展现了新中国第一代考古人严谨求真的科学精神和筚路蓝缕的创业历程，兼具学术与史料价值。
本书全彩印刷，配有书札高清原图及珍贵照片八十余幅。书后编有《梁思永先生学术年表》，并附夏鼐《追悼考古学家梁思永先生》一文。
梁思永（1904-1954），广东新会人，梁启超次子。中国现代考古学家，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曾主持参与黑龙江昂昂溪，安阳殷墟小屯、后冈和侯家庄商王陵区，山东城子崖和两城镇等遗址的发掘工作，大大提高了中国田野考古的科学水平。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在病榻上主持工作，为考古所的建立和新中国考古事业的奠基与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夏鼐（1910-1985），字作铭，浙江温州人。考古学家、埃及学家。193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1939年获英国伦敦大学埃及学博士。先后在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职。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国科学院（1977年后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所长、名誉所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导者和组织者之一。
《梁思永夏鼐往还书札》，中华书局2026年2月出版
梁思永先生（1904.11.13—1954.4.2），只活了不足50周岁。但他的一生，堪称无比精彩。他是“中国第一位考古专门学者”（梁启超借李济和袁复礼语，见1927年1月10日梁启超致梁思永信，林洙编《梁启超家书》，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年，第138页。）——第一位到海外学习考古学的中国人；第一位完成了“系统的东北考古调查”的中国人；第一位发现了“后冈三叠层”的中国人——在考古学上初步澄清了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与商文化的关系；第一位提出仰韶文化向东发展，龙山文化向西发展的中国人——建构了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东西二元对立”学说，相当程度上动摇了其时已流行多年的“中国文化西来说”。
1930—1931年，梁思永主持发掘了山东章丘城子崖遗址，随后很快主编出版了中国第一本田野考古报告《城子崖》。这是第一部由中国考古学家编写的大型田野考古发掘报告，开创了中国田野考古发掘报告的体例。自他参加安阳殷墟遗址的发掘之后，“对于组织上和方法上都有重要的改进，提高了我国田野考古的科学水平”。（夏鼐：《梁思永先生传略》，见《夏鼐文集》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228页。）
1935年春，梁思永（左）、梁思成（右）两兄弟在西北岗殷王陵
他主持并系统发掘了安阳侯家庄西北冈殷王陵，发现1232座殷商墓葬，包括10座大墓，揭示了商文明的发展高度。在抗战期间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他初步整理了西北冈殷商王陵的发掘资料，完成了241页的发掘报告初稿，后来用“梁思永未完稿/高去寻辑补”（1962—1976年，侯家庄第二本到第八本）、“梁思永未完稿/石璋如校补”（1996年，侯家庄第九本）的名义，出版了九巨册以《侯家庄》为名的系列考古发掘报告。他是中国考古学最重要的奠基人之一，更是新中国初期考古事业最重要的擘画者和奠基人。
梁思永为人宽厚，公而后私。我们看傅斯年对他的评价：“思永为人，在敝所同事中最有公道心，安阳发掘，后来完全靠他，今日写报告，亦靠他。忠于其职任，虽在此穷困中，一切先公后私。”（傅斯年致朱家骅信，1942年4月18日，见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第三册，“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2年，第1247页。）
又说：“思永虽非本所之组主任，但其moral influence甚大，本所考古组，及中央博物院之少年同志，皆奉之为领袖，济之对彼，尤深契许。彼学力才质，皆敝所之第一流人，又是自写报告、编改他人文章之好手。今彼病倒，《殷墟报告》之进行，一半停止矣。思永有一特长，本所同人多不肯管公家事，或只注意其自己范围事，弟亦颇觉到敝所有暮气已深之感。思永身子虽不好，而全是朝气，其于公家之事，不管则已（亦不好管闲事），如过问，决不偏私而麻糊也。其公道正直及公私之分际，素为同人所佩。弟数年以来，时思将弟之所长职让彼继任，但此事不可不先有准备。抗战时，弟在京代总干事，思永在长沙代弟，不特敝所翕然夙服，即他所同在长沙者，亦均佩之也（孟和即称道之不置之一人）。以后弟在重庆时，曾有若干次托彼代理，其目的在渐渐养成一种空气，俾弟一旦离职彼可继任耳。彼于代理殊不感兴趣，强焉亦可为之。自胃病后，不肯矣。”（傅斯年致朱家骅、叶企孙、王敬礼信，1942年4月28日，见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第三册，“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2年，第1252—1253页。）
1949年9月29日，梁思永致夏鼐第四通（局部）
抗日战争胜利后，梁思永因病从李庄回到故都北平，效力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北平图书史料整理处。1949年初，北平解放，图书史料整理处只剩下梁思永一个研究员。当年11月，中国科学院建立，考古研究所也在准备筹建中。实际上从当年6月20日起，梁思永即开始招兵买马，首先就是要把还在浙江温州的夏鼐召回来。他简直像盼星星盼月亮那样，期望夏鼐早日来到北京，尽快恢复史语所早已停顿的田野考古工作。他说他自己“残废的命运似已确定，往后只能替诸兄打点小杂而已。来，来，赶紧来。”他又说，“目前国内能领导全盘考古事业者唯兄与济之先生。而济之先生远在台湾，音信阻绝，未必能及时赶到参加此项工作。此事关系中国考古学之前途甚钜，愿兄与以深切之考虑。至盼至盼”。（梁思永致夏鼐信，1949年9月29日，见本书。）那份时不我待的急切心情，印证了傅斯年对他“全是朝气”的判断。
在梁思永的不断督促和期盼下，夏鼐终于同意从浙江大学来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1950年5月1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任命著名学者郑振铎兼任考古研究所所长，任命梁思永、夏鼐担任考古研究所副所长。1950年8月1日考古研究所正式建立。时年梁思永46岁，夏鼐40岁。1950年10月8日，从浙江来到北京任职才一个星期的夏鼐，便带领考古研究所除梁思永之外的全体考古人员，奔赴河南辉县琉璃阁和固围村，开始了考古研究所建所以来的第一次科学发掘。
1951年6月，夏鼐（右二）等人在洛阳龙门石窟考察
从此之后，梁思永坐镇北京，夏鼐冲锋在前。在河南，夏鼐身先士卒，从新乡到郑州、洛阳、三门峡，筚路蓝缕，有了一系列重要考古发现；在陕西，有苏秉琦率领的陕西队，转战关中地区，也有非常重要的收获；在湖南，又是夏鼐亲自指挥，先后发掘了160多座战国及两汉墓葬，初步揭示了长沙地区战国及两汉墓葬的发展演变过程。这种梁思永坐镇北京、夏鼐冲锋在前的状况一直持续到1953年秋天梁思永病倒为止。
本书所收的88封书信，多数是此间梁思永写给夏鼐的（其中有一些是写给同在一个工地发掘的郭宝钧、夏鼐和苏秉琦三人的），少数是夏鼐写给梁思永（也有不少是写给同在北京的郑振铎和梁思永两人）的。梁思永的信，除了写给吴金鼎、夏鼐的一封是抗战时期的1941年，其余都是写在考古研究所建所前后的1949—1953年间。因此，考古研究所建所前后的困难和复杂过程，包括他们为考古研究所延揽人才、培养人才、筹措经费、制定规划、协调关系、调查发掘、创办刊物、撰写报告的种种，都可以在这些信件中得到体现。
20世纪50年代初，梁思永与妻子李福曼在王府井大街9号家中庭院
梁思永躺在病榻上，运筹帷幄，指挥若定，制定规划，申请经费，购置设备，招揽人才，购买图书，编辑书刊，校对文稿，编译书籍，筹划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和全国考古人员训练班，应付日常工作，真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夏鼐身先士卒，指导田野工作，亲自动手发掘，建立田野规范，培养人才，培训全国考古人员，撰写调查和发掘简报，处理地方关系，凡此等等，不一而足。考古研究所在他们两位的直接领导和谋划下，从无到有，稳步发展；全国的考古工作，也因为他们的不懈努力，很快有了起色。
梁思永和夏鼐的来往信件都存在考古研究所的档案室中，这是一批十分珍贵的史料。2025年，恰逢考古研究所成立75周年，梁思永先生去世71周年，夏鼐先生去世40周年。我们整理这批书信，是从去年开始的，对此汤超博士和杨清越博士花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在此一并向她们表示感谢。
陈星灿 谨识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2025年8月3日
（本文系《梁思永夏鼐往还书札》序言，作者陈星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标题为编者所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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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开 精装
简体横排
978-7-101-17480-9
128.00元
内容简介
书札原件保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田野发掘档案中，由该所整理编次；其中梁思永书札47通、夏鼐书札4通系首次整理公布。这批书札保存了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的几次重要考古发掘珍贵档案和中国科学院组建初期的诸多史事，展现了新中国第一代考古人严谨求真的科学精神和筚路蓝缕的创业历程，兼具学术与史料价值。
本书全彩印刷，配有书札高清原图及珍贵照片八十余幅。书后编有《梁思永先生学术年表》，并附夏鼐《追悼考古学家梁思永先生》一文。
作者简介
梁思永（1904-1954），广东新会人，梁启超次子。中国现代考古学家，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曾主持参与黑龙江昂昂溪，安阳殷墟小屯、后冈和侯家庄商王陵区，山东城子崖和两城镇等遗址的发掘工作，大大提高了中国田野考古的科学水平。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在病榻上主持工作，为考古所的建立和新中国考古事业的奠基与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夏鼐（1910-1985），字作铭，浙江温州人。考古学家、埃及学家。193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1939年获英国伦敦大学埃及学博士。先后在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职。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国科学院（1977年后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所长、名誉所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导者和组织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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