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将葡萄牙人东来据守广东屯门并被打败（1513—1521）视为中国“近代”的正式开端，那么，隆庆开关可以称为明朝的“主动开放”，它带来晚明海外经贸的繁荣，极大地促进了晚明商品经济的发展。清朝入主中原，因统一战争关系沿海，一度采取“迁海”政策，康熙平定台湾（1684）后，解除海禁，开放海上贸易，史称“四口通商”，四口分别是广州、漳州（后改为厦门）、宁波、云台山（连云港）。这可以说是清朝强盛时期的“主动开放”。到乾隆时（1757），为加强管控，清朝推行“一口通商”，仅保留广州一口对外通商，其余三港关闭。乾隆对西学的兴趣，也远不如其祖父康熙。虽然清朝进入了“康乾盛世”，但跟同一时期的西方比较起来，无疑处于相对衰落之中。
乾嘉之际，西方经历了美国革命、法国革命、工业革命，从科技到政制到精神，面貌丕变，西方（尤其英国）生产力过剩，商品泛滥，到处寻找市场，而中国正是最后的一个大市场。偏偏到了嘉道之际，西学来源几近断绝，朝廷的世界知识到了连英国在哪里都不知道的地步。

1831年，因妻子难产去世、新生女儿夭折的刺激，本就有人格障碍和心理问题的郭实猎，从暹罗搭上了福建商船，到中国东南沿海一路北上，了解清朝的形势。他一连三次航海探险，强闯港口，私下做鸦片生意，散发圣经和传教小册子，并将他跟清朝官员、百姓、生意人各色人等的来往，各个港口的情形，以航海日志的形式记录下来。他所写见闻让西方人对于“神秘”的中国有了了解。在他笔下，清朝官吏腐败、军纪涣散、武器落后，而人民都对外国人友好，非常喜欢他们带来的西洋货，也乐于接受新的宗教，在在都怂恿西方人打开中国的门户，跟一个“被开放”的中国“自由地”做生意，传福音。
李骛哲著《郭实猎与“开放中国”》讲述了郭实猎这个人与晚清“被动开放”之间的必然之中带偶然的关系。当时英美荷等国家因为有广州港口可与中国通商，虽然不满足于仅一口通商，且受到各种限制，但有总好过无，因此还能勉强接受。但一系列的事件使原有体制变得逐渐让外国人难以忍受。英国人尤其如此。当时，英国是世界数一数二的帝国，力量明显强过清朝。散商（自由商人，港脚商人）对东印度公司垄断中国贸易的特权提出越来越多的质疑，对于清朝的广州十三行体制（同样是垄断体制）也积累了各种不满，他们希望改由散商对散商开展自由贸易。
正是在散商（主要是鸦片商）驱动下，当时在华的文化人——传教士——开始在英国营造舆论，论证不能平等对待清朝，而只能用半野蛮文明来看清朝，从而为“文明”的西方“打服”清朝正名，消除他们自己心里的道德自疚。在当时的西方，有两种对待异国、异文明的态度。欧洲国家彼此之间，遵守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的主权国家关系原则。而对待印第安、非洲，则认为是以文明征服野蛮，是一种殖民主义的态度。

郭实猎赶上了时代。当时，英国自由商人正要打破旧有的东印度公司垄断对华贸易的体制，而郭实猎北上航行，所见所闻，以及带有倾向性的夸大，正好与英国国内试图解决当时中英摩擦问题以及武力打开中国同频共振。就此而论，郭实猎的一系列行为成为了“清朝被开放”的一个催化剂或引信。第六章是特别值得一读的一章，解开了许多历史之谜，包括郭实猎在导致鸦片战争的中英贸易冲突中的作用，英国用武力“开放（打开）中国”的前因后果，等等。
此书是一本人物传记类的历史研究著作，在细节上颇有细密画的风格，对郭实猎的心理、性情和传奇遭遇都有很好的把捉，文笔生动精炼，叙述很抓眼球，让人可以一气呵成地读完。年轻一代历史学者中具备这种写作能力的尚属屈指可数。
当然，我觉得也尚有可以进一步完善的空间，那就是可以讲一讲郭实猎的中文著作及其思想。文中多用郭实猎日记、年报、书信、外文著作来讲述郭实猎的行为，而对于郭实猎作为一个传教士、一个狂热的虔敬派信徒的思想，在中国人的环境中有着怎样的表现和变化，几乎未加着笔。当然，这可能跟本书的主旨有关，毕竟，作为一本探讨郭实猎如何让清朝“被动开放”的书里，应该着重讲其策划与行动。但是，郭实猎是早期新教传教士中一个枢纽性的人物，其一生中文著作之丰，甚至超出了马礼逊等人，大概唯有麦都思可以跟他一较高下。而就主题的驳杂广泛而言，他的著作涉及历史、地理、商业贸易、政治、科技、宗教、文化等方方面面，为专注于宗教的麦都思所不及。这些，其实都值得深入分析和探究。
（转自《中华读书报》2026年2月25日第17版，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