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蕤和他的《长短经》：一部被误读的奇书
评论内容：
后来有个年轻人慕名而来，跟他学习纵横术，一学就是好几年。这个年轻人叫李白。
一个不问世事的人，偏偏写了一部教人怎么问事的书。赵蕤自己解释，写这本书是因为担心那些读书人死守教条，不懂得真正的王霸之道。他看不上那些只会背诵经典的儒生，觉得他们根本不懂治国的门道。隐居的是他的身体，操心的却是帝王将相该怎么用人、怎么治国、怎么打仗。这种矛盾，反倒让赵蕤这个人显得格外有意思。
《长短经》在流传中被改过好几次名字。有人叫它“长短要术”，有人叫它“儒门经济长短经”，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更有书商直接拿书中第三卷的篇名“反经”当书名，硬生生把一部书改成了《反经》。
这误会可大了。
赵蕤在自序里写得明明白白，书名叫《长短经》。书中第一卷又说“夫欲论长短之变，故立政道以为经”。记载他事迹的文献也说他“善为纵横学，著书号《长短经》”。证据确凿，书就该叫《长短经》。
那“长短”是什么意思？
古人为《汉书》作注时解释过：“苏秦、张仪之谋，趣彼为短，归此为长，《战国策》名‘长短术’也。”说白了，这是战国纵横家那套机变之术。《战国策》的别名就叫“短长”，赵蕤取这个名字，就是要接续这个传统。
但赵蕤的“长短”不止于此。
他在书中有一段很重要的话，大意是说：治理天下的方法有很多种，有王道，有霸道，有黄老之道，有孔墨之道，有申商之道。它们各不相同，就像织布时的经纬线，走向不同，但都是为了补救时弊、救济众生。所以，各家都有各家的长处，也都有各家的短处。
真正的智慧，不是死守哪一家，而是因时、因地、因势，取其所长，避其所短。这才是“长短”二字的真义。
至于“经”字，赵蕤玩了个花活。一方面，他用的是“经传”体例：大字正文为“经”，小字注文为“传”，把自家书抬高到经典的地位；另一方面，“经”的本义是织物的纵线，他要的是提纲挈领、纲举目张。
《长短经》九卷六十四篇，内容驳杂，但有一条清晰的脉络。
前八篇讲的是人才学。从如何识别人才、如何任用人才，到如何考核人才，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赵蕤特别看重“偏材”的问题——每个人都有长处和短处，关键是怎么用。他把人才分成庸人、士人、君子、贤人、圣人五类，又提出观诚、察色、考志、揆德等一系列识人方法。比如他说，看一个人，要看他得意时是否忘形，看他富有时是否施舍，看他贫穷时是否改节。这套理论大量借鉴了三国时期刘劭的《人物志》，却又能融会贯通，自成一派。
第三卷的四篇，是全书的“思想内核”。赵蕤在这里玩了一个漂亮的“否定之否定”。
第一篇开宗明义：仁、义、礼、乐、名、法、刑、赏，这些东西都有负面作用。仁爱搞不好就成了偏私，节义搞不好就成了虚伪，礼仪搞不好就成了怠慢，音乐搞不好就成了放纵。连仁义礼乐都不能盲从，那怎么办？
第二篇给出了答案。赵蕤从经史典籍中挑了几十对正反命题，让不同时代、不同学派的人站在一起辩论。儒家说“举逸民，天下之人归心焉”，法家就反驳：那些处士不为所用，留着干什么？两边都引经据典，都有道理，听谁的？
赵蕤不站队。他在篇末说，这些观点就像水火，看似相克，实则相生。关键要看时机、看形势。
于是有了第三篇：“当时而立法度，临务而制事”“不法古，不修今”。这正呼应了《公羊传》里那句经典的话：“权者何？权者反于经，然后有善者也。”
最后一篇收尾，提醒一味权变也会出问题。四篇层层递进，把“反经为权”的道理讲透了。
再往后，有几篇是历史案例集，专门讲战国七雄、楚汉相争、三国鼎立那些风云际会的时刻。辩士谋臣们如何一锤定音，赵蕤写得神采飞扬。比如他讲战国时期，苏秦张仪这些人如何凭三寸不烂之舌搅动天下，讲蒯通如何劝说韩信自立，讲诸葛亮如何隆中对策。这些故事读来荡气回肠，仿佛亲临其境。
最后一卷则是兵学体系，从出军到还师，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全涵盖。讲扎营要看地形，讲天时要懂阴阳，讲如何观云气以测吉凶。这些内容现在看来有些神秘，但在古代却是将领必备的知识。
必须再多说几句“反经”这个误会。
上世纪九十年代起，有书商把《长短经》改名叫《反经》出版，听起来像是“反面的经典”，很有噱头。但这不仅毫无依据，而且完全曲解了赵蕤的本意。
《反经》是《长短经》卷三《文下》中的一篇。《文下》中的四篇：《反经》《是非》《适变》《正论》，是一个层层深入、首尾呼应的整体。
所谓“反经”，指对于经典或某些一般性原则的批判。儒家有“反经为权”的说法，《公羊传·桓公十一年》说：“权者何？权者反于经，然后有善者也。”本篇名为“反经”，正是从这一典故中脱胎而出。
为何要反经？赵蕤认为仁、义、礼、乐、名、法、刑、赏，乃至文书、尊贤、明罚、明察、忠孝等等道德规范与施政方式，都存在着负面作用，若“用失其宜”，反而会带来严重的后果。比如他引用《尹文子》的话：仁者本应博施于物，却也容易生出偏私；义者本应立节行，却也容易走向虚伪。所以，“仁义礼乐”这些原则，皆不可盲从。
紧接着的《是非》篇，是对这一观点的进一步深化。赵蕤指出，即便在经典之中，也存在着众多截然相反的观点。若盲信盲从，究竟要追随哪一家？这就引出了下一步的结论：君主必须根据时势的不同，“不法古，不修今”，“当时而立法度，临务而制事”，这便是《适变》篇的内容。所谓“适变”，也就是《公羊传》所说的权道。到了最后的《正论》篇，赵蕤则指出不可一味权变，否则将“流遁漫羡无所归”。
经过这一番“否定之否定”，赵蕤提出了一套相当完善的“反经为权”的理论体系与操作方法。这一部分篇章，最能见出赵蕤的巧妙用心，是《长短经》中尤为精彩的部分。拿其中一篇的名字当全书的名字，这真是冤枉了赵蕤。
“三全本”《长短经》出版后，有个让读者惊喜的特点：几乎每一条引文，都找到了原典出处。
这听起来简单，做起来极难。赵蕤引书上百种，经史子集全涉及。有些子部书原书已佚，得去《群书治要》里翻；有些天文方术知识，比如书里讲星象分野：“天帝布政房、心，致理参、伐。参伐则益州分野。”这种话一般人根本看不懂，更别说注清楚。还有讲兵法的“背建向破”“从孤击虚”，涉及古代的建除术、遁甲术、孤虚术，都是专门之学。注译者在注释后记里坦言，注译时颇费了一番功夫。
更大的难点在于，《长短经》是“抄撰”成书。赵蕤把前人文字拆散重组，有些整段摘录，有些调动次序，有些只取其意不取其文。比如前几篇讲人才的，大量借用刘劭《人物志》的理论框架，文字却未必直接引自原书。要注好这些篇章，光看《长短经》不够，还得对《人物志》全书有通透理解。
这就让三全本有了另一层价值：它不仅是《长短经》的注译本，更是一座通向经典文献的桥梁。
而且三全本是以南宋净戒禅院刊本为底本，这是目前发现刊行最早的《长短经》，宋刻孤本。全书完整保留了赵蕤原注，不做任何删节，同时进行了白话文的注解和翻译。
关于《长短经》，历代评价很有意思。乾隆皇帝专门为它题过诗。有人把它和《资治通鉴》并称，说“《资治通鉴》是阳谋，是权谋；《长短经》是阴谋，是诡谋”。一部书能让很多人同时关注，自然有它的不凡之处。
但说到底，《长短经》最打动人的，还是赵蕤这个人。一个隐居山林的闲人，养千鸟于掌间，却操着帝王的心，写出一部十九万字的谋略书。一千多年后，我们还能通过这些文字，看见那个奇人，和他那套“因时适变”的智慧。
编者按：《长短经》自2024年收入“三全本”以来，一直备受读者关注。这本唐代奇书，讲的是谋略、权变、用人之道，偏偏作者赵蕤是个隐居山林的“闲人”。这种反差本身就让人好奇。加上书在流传过程中被改过好几次名字，还有人直接拿其中一篇的篇名《反经》当书名，搞得读者一头雾水。今天我们就把与这本书相关的几个问题再捋一捋。
赵蕤曾在长平山隐居，养了上千只奇禽。他一招手，鸟儿们就飞到他掌心里吃食，毫不惊怕。广汉太守听说这事儿，亲自跑去看，觉得这人有道行，举荐他做官，他却不肯。
后来有个年轻人慕名而来，跟他学习纵横术，一学就是好几年。这个年轻人叫李白。
太白行吟图
多年后李白在文章里回忆那段日子，说自己“巢居数年，不迹城市”，整日在山里和鸟儿厮混。明人考证，李白笔下的那位隐士就是赵蕤。师徒俩后来被并称为“蜀中双璧”，时人说“赵蕤术数，李白文章”，能跟诗仙并列，这位老师的分量可想而知。
可奇怪的是，关于赵蕤的史料少得可怜。正史里没他的传，我们只能从零散记载里拼凑他的样貌：有人说他“博学韬钤，长于经世”，却怎么征召都不去；有人说他“任侠有气”，是个豪爽之人。
就这么个不愿出山的隐士，却在开元盛世年间，写出了一部十九万字的谋略巨著——《长短经》。
一个不问世事的人，偏偏写了一部教人怎么问事的书。赵蕤自己解释，写这本书是因为担心那些读书人死守教条，不懂得真正的王霸之道。他看不上那些只会背诵经典的儒生，觉得他们根本不懂治国的门道。隐居的是他的身体，操心的却是帝王将相该怎么用人、怎么治国、怎么打仗。这种矛盾，反倒让赵蕤这个人显得格外有意思。
“长短经”这三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
《长短经》在流传中被改过好几次名字。有人叫它“长短要术”，有人叫它“儒门经济长短经”，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更有书商直接拿书中第三卷的篇名“反经”当书名，硬生生把一部书改成了《反经》。
这误会可大了。
赵蕤在自序里写得明明白白，书名叫《长短经》。书中第一卷又说“夫欲论长短之变，故立政道以为经”。记载他事迹的文献也说他“善为纵横学，著书号《长短经》”。证据确凿，书就该叫《长短经》。
那“长短”是什么意思？
古人为《汉书》作注时解释过：“苏秦、张仪之谋，趣彼为短，归此为长，《战国策》名‘长短术’也。”说白了，这是战国纵横家那套机变之术。《战国策》的别名就叫“短长”，赵蕤取这个名字，就是要接续这个传统。
但赵蕤的“长短”不止于此。
他在书中有一段很重要的话，大意是说：治理天下的方法有很多种，有王道，有霸道，有黄老之道，有孔墨之道，有申商之道。它们各不相同，就像织布时的经纬线，走向不同，但都是为了补救时弊、救济众生。所以，各家都有各家的长处，也都有各家的短处。
真正的智慧，不是死守哪一家，而是因时、因地、因势，取其所长，避其所短。这才是“长短”二字的真义。
至于“经”字，赵蕤玩了个花活。一方面，他用的是“经传”体例：大字正文为“经”，小字注文为“传”，把自家书抬高到经典的地位；另一方面，“经”的本义是织物的纵线，他要的是提纲挈领、纲举目张。
这本书到底写了什么
《长短经》九卷六十四篇，内容驳杂，但有一条清晰的脉络。
前八篇讲的是人才学。从如何识别人才、如何任用人才，到如何考核人才，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赵蕤特别看重“偏材”的问题——每个人都有长处和短处，关键是怎么用。他把人才分成庸人、士人、君子、贤人、圣人五类，又提出观诚、察色、考志、揆德等一系列识人方法。比如他说，看一个人，要看他得意时是否忘形，看他富有时是否施舍，看他贫穷时是否改节。这套理论大量借鉴了三国时期刘劭的《人物志》，却又能融会贯通，自成一派。
第三卷的四篇，是全书的“思想内核”。赵蕤在这里玩了一个漂亮的“否定之否定”。
第一篇开宗明义：仁、义、礼、乐、名、法、刑、赏，这些东西都有负面作用。仁爱搞不好就成了偏私，节义搞不好就成了虚伪，礼仪搞不好就成了怠慢，音乐搞不好就成了放纵。连仁义礼乐都不能盲从，那怎么办？
第二篇给出了答案。赵蕤从经史典籍中挑了几十对正反命题，让不同时代、不同学派的人站在一起辩论。儒家说“举逸民，天下之人归心焉”，法家就反驳：那些处士不为所用，留着干什么？两边都引经据典，都有道理，听谁的？
赵蕤不站队。他在篇末说，这些观点就像水火，看似相克，实则相生。关键要看时机、看形势。
于是有了第三篇：“当时而立法度，临务而制事”“不法古，不修今”。这正呼应了《公羊传》里那句经典的话：“权者何？权者反于经，然后有善者也。”
最后一篇收尾，提醒一味权变也会出问题。四篇层层递进，把“反经为权”的道理讲透了。
再往后，有几篇是历史案例集，专门讲战国七雄、楚汉相争、三国鼎立那些风云际会的时刻。辩士谋臣们如何一锤定音，赵蕤写得神采飞扬。比如他讲战国时期，苏秦张仪这些人如何凭三寸不烂之舌搅动天下，讲蒯通如何劝说韩信自立，讲诸葛亮如何隆中对策。这些故事读来荡气回肠，仿佛亲临其境。
最后一卷则是兵学体系，从出军到还师，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全涵盖。讲扎营要看地形，讲天时要懂阴阳，讲如何观云气以测吉凶。这些内容现在看来有些神秘，但在古代却是将领必备的知识。
《长短经》不是《反经》
必须再多说几句“反经”这个误会。
上世纪九十年代起，有书商把《长短经》改名叫《反经》出版，听起来像是“反面的经典”，很有噱头。但这不仅毫无依据，而且完全曲解了赵蕤的本意。
《反经》是《长短经》卷三《文下》中的一篇。《文下》中的四篇：《反经》《是非》《适变》《正论》，是一个层层深入、首尾呼应的整体。
所谓“反经”，指对于经典或某些一般性原则的批判。儒家有“反经为权”的说法，《公羊传·桓公十一年》说：“权者何？权者反于经，然后有善者也。”本篇名为“反经”，正是从这一典故中脱胎而出。
为何要反经？赵蕤认为仁、义、礼、乐、名、法、刑、赏，乃至文书、尊贤、明罚、明察、忠孝等等道德规范与施政方式，都存在着负面作用，若“用失其宜”，反而会带来严重的后果。比如他引用《尹文子》的话：仁者本应博施于物，却也容易生出偏私；义者本应立节行，却也容易走向虚伪。所以，“仁义礼乐”这些原则，皆不可盲从。
紧接着的《是非》篇，是对这一观点的进一步深化。赵蕤指出，即便在经典之中，也存在着众多截然相反的观点。若盲信盲从，究竟要追随哪一家？这就引出了下一步的结论：君主必须根据时势的不同，“不法古，不修今”，“当时而立法度，临务而制事”，这便是《适变》篇的内容。所谓“适变”，也就是《公羊传》所说的权道。到了最后的《正论》篇，赵蕤则指出不可一味权变，否则将“流遁漫羡无所归”。
经过这一番“否定之否定”，赵蕤提出了一套相当完善的“反经为权”的理论体系与操作方法。这一部分篇章，最能见出赵蕤的巧妙用心，是《长短经》中尤为精彩的部分。拿其中一篇的名字当全书的名字，这真是冤枉了赵蕤。
三全本的优势在哪里
“三全本”《长短经》出版后，有个让读者惊喜的特点：几乎每一条引文，都找到了原典出处。
这听起来简单，做起来极难。赵蕤引书上百种，经史子集全涉及。有些子部书原书已佚，得去《群书治要》里翻；有些天文方术知识，比如书里讲星象分野：“天帝布政房、心，致理参、伐。参伐则益州分野。”这种话一般人根本看不懂，更别说注清楚。还有讲兵法的“背建向破”“从孤击虚”，涉及古代的建除术、遁甲术、孤虚术，都是专门之学。注译者在注释后记里坦言，注译时颇费了一番功夫。
更大的难点在于，《长短经》是“抄撰”成书。赵蕤把前人文字拆散重组，有些整段摘录，有些调动次序，有些只取其意不取其文。比如前几篇讲人才的，大量借用刘劭《人物志》的理论框架，文字却未必直接引自原书。要注好这些篇章，光看《长短经》不够，还得对《人物志》全书有通透理解。
这就让三全本有了另一层价值：它不仅是《长短经》的注译本，更是一座通向经典文献的桥梁。
而且三全本是以南宋净戒禅院刊本为底本，这是目前发现刊行最早的《长短经》，宋刻孤本。全书完整保留了赵蕤原注，不做任何删节，同时进行了白话文的注解和翻译。
关于《长短经》，历代评价很有意思。乾隆皇帝专门为它题过诗。有人把它和《资治通鉴》并称，说“《资治通鉴》是阳谋，是权谋；《长短经》是阴谋，是诡谋”。一部书能让很多人同时关注，自然有它的不凡之处。
但说到底，《长短经》最打动人的，还是赵蕤这个人。一个隐居山林的闲人，养千鸟于掌间，却操着帝王的心，写出一部十九万字的谋略书。一千多年后，我们还能通过这些文字，看见那个奇人，和他那套“因时适变”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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