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着马伯庸的故事往下说
评论内容：
如今的朱家山河，在明朝以前实际上是两条独立的河流：一条位于朱家山东南，名为黑水河，流入长江；另一条位于朱家山西北，名为北城圩沟，汇入滁河。两条河道被朱家山隔开，相距仅十几公里。由于朱家山一带河流汇聚、地势低洼，每逢洪水来袭，滁河水位骤增，沿岸地区往往遭受洪灾。明眼人都能看出，若能打通朱家山，沟通这两条河道，便可增加滁河向长江泄洪的通道，大大减轻上游滁州的洪水压力。
从明朝开始，来安、全椒等地的官绅百姓便期望开挖河道，打通“朱家山河”。然而，自成化十年起，朝廷虽屡屡讨论开河之事，并多次予以批准，但工程稍一启动，便因“石坚骨硬”等各种原因而宣告失败。直至明朝灭亡，该河道工程仍停留在初始阶段。入清以后，开挖河道的呼声依旧，朝野上下也频繁讨论。虽然在雍正、乾隆、嘉庆年间曾三次开工，耗费白银万余两，却仍都以失败告终。直到光绪八年，在两江总督左宗棠的亲自调配下，这条不足20公里、却讨论了四百多年的河道才终于挖通。
一条并不算长的河道，为何如此难挖？不作为的官员自然难辞其咎，但若仅以贪腐、无能解释四百多年里的几百位各级长官，似乎又过于简单。有一段历史花絮很是有趣，明朝隆庆二年（1568），来安人王来向巡按御史献上了自己的工程方案。对于开河工程，巡按御史表示支持，但他的支持方式却令人费解。巡按拨款三十两白银，就让王来开启挖河工程。王来要求增加，可是费尽口舌也只是多要来二百两，还要他拿出工程效果。能够真金白银给出拨款，说明巡按御史并非完全不支持，至少没有直接否定。只给如此微薄的经费，却又多少带有几分戏谑之意。最终，遭到刁难的王来无能为力，与巡按的关系也急剧恶化，不仅工程泡汤，自己也被关进了监狱。
事实上，这条河道的开凿与否，绝非某个府州县的地方官员能够决定的。四百多年间，不乏想“有所为”的地方官，但他们都难以成事。究其原因，既有工程难度带来的人力与经费难题，还有来自下游的强烈反对。位于上游的士绅百姓迫切渴望开凿河道，以减轻洪水压力，但地处下游的六合却坚决反对。就在滁州士绅百姓宣传开河好处的同时，六合士绅则痛陈开河“十害”。其中一条明明白白地写道：“此河一开，倘遇涝岁，江潮则倒灌入内，合滁、来二水而尽注六合，势将六合之田尽湖潴，而民尽鱼鳖。”
在赤裸裸的利益面前，谁都不愿被牺牲，也没有人真的愿意保持沉默。在各方无休无止的纠结与扯皮中，“朱家山河”工程在纸面上停留了四百多年。直到晚清地方大员权势骤增的形势下，总督左宗棠亲自督理此事，来安、全椒、滁州、江浦、六合等府州县之间的纷争才终于被压制。而工程的最终实施，仰赖的正是左宗棠以总督职权调拨的军力和财力。
一条看似早就应该动工开挖的河道，却在各方的勾心斗角与利弊纷争中延宕四百余年，演变为一个结构性的治理难题。而这种情况并非个例。明朝初年，滁州一度隶属中都凤阳府，从此与凤阳结下了不解之缘。就在凤阳，也曾发生过类似的情况，只不过主角换成了大明朝的中都城墙。
在中华书局新近出版的《沉默的皖北：明清国家治理与地方社会》中，这段历史得到了详细的呈现。从明成化九年（1473）朝廷批准宣城伯卫颍修城之奏，到崇祯八年（1635）农民军攻入凤阳，在这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因各方力量持续博弈、互相牵制，城墙修筑始终未能进入实质性阶段。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中都城墙无法及时得到修缮呢？也许，看了这个章节，你会明白故事背后的曲折。
现在来看，明朝君臣的判断显然有苟安之嫌，若追究凤阳修城久议无功的责任，朝廷难辞其咎。但实际上当时不少凤阳地方官员也对修城持消极态度。有些奏请修城的地方官员是有算计的。
明末时福建人柯仲炯来到凤阳，在协助同乡——知县袁文新编写地方志时，他注意到已经讨论百余年的修城之事。在他看来，不少地方官员请求修城的态度很是积极，但实际行动时又很不积极。他还发现，在历年来奏请修缮凤阳城墙的奏疏中，有关钱粮的讨论占据了大量篇幅，缺乏钱粮成为工程迟迟无法启动的重要原因。然而，朝廷不愿拨发资金，凤阳真的就不能开工吗？
作为旁观者，柯仲炯认为，凤阳府县完全可以基于当时的条件“乘时而兴工”，推进部分工程，至于其他，则可以日后徐徐图之。这样虽然较为缓慢，但终有完成的可能，即便无法达成最理想的成效，也总归要好过放任城墙倾圮。
柯仲炯所言“乘时而兴工”是有先例的。景泰年间中都留守穆盛受限于留守司、凤阳府的资源，当时只修缮了土城，但依然得到高度评价。有鉴于此，柯仲炯在与袁文新讨论修城时，他鼓励袁知县采取行动：“夫君子之所为，岂必谀上旨，计足而后为之，乘其时之可兴，势之不可已，则力行之，虽有诋谗焉，何恤见曲突而移薪。”然而，尽管袁文新对于修城表现出很高的热情，但当友人鼓励他采取行动时，他没有积极回应。
这中间既有个人利害的考量，也与地方权力的分割有关。修城原本是地方官员的基本职责，早在正统年间，凤阳官员就曾接到敕谕：“其或城池未备，自可修筑坚完，以为经久之计”，明宪宗也曾重申此项命令，允许凤阳地方官员自行调动人力物力修缮城墙。但在现实中，凤阳地方官员想要推进修城工程，并非易事。
首先是卫所的存在分割了地方资源。中都设置8卫1所，无论是筹措钱粮，还是征发人力，都必须得到卫所方面的支持。景泰年间的修城之所以能够顺利推进，一个关键原因就是工程的组织者是中都留守司的长官穆盛，他能够调集充足的卫所军力投入工程建设。但时至晚明，中都卫所竭尽全力才能勉强完成京操、漕运等任务，难以抽调人力参与修城。更何况，卫所与州县的冲突频繁爆发，即便有巡抚、巡按、兵备道等官员的统辖，府县衙门也无法指挥卫所。皖北资源本就有限，又分为军、民两部分，使得地方官员更加难以集中财力人力用于修城。
其次是朝廷在凤阳设置了众多衙门，进一步稀释了地方权力。在凤阳官民奏请修城的活动中，不仅在任官员、科举精英表现积极，一些武官也很活跃，看上去府县与卫所似乎可以合作。但即便他们目标一致，也很难重演当年穆盛的修城之举。景泰年间穆盛修城，得到了凤阳知府的全力支持。但此后，凤阳的衙门越来越多，而且各方均有一定势力。中都城内既有府、县地方机构，又有留守司、卫所等军政机构，还有守备太监的内臣机构、户部派驻管理粮储的分司，以及时常巡视的巡抚、巡按等，各方立场很难统一。
即便在巡抚等高级官员的协调下各衙门能够短暂整合，也还各自面临着来自朝廷的压力。尽管朝廷没有直接阻碍凤阳地方筹措钱粮，但通过赋税、军役等方式，实际上汲取了凤阳地方的主要资源，使得本就贫弱的人力物力财力更加难以集中，无法应付需求浩大的城墙工程。
最后是官员们面临的责任与风险，使得他们很难果断作出决策。自洪武年间中都工程停工之后，许多官员都奏请修缮城墙，但真正敢于开工建设的只有穆盛一人而已。穆盛的成功既基于当时的条件，也与他的性格相关。穆盛“才足以立事，智足以詟人，初政能声甚着”，担任中都留守期间颇有政绩。但他又嚣张跋扈、不守法纪，遭到了凤阳巡抚的弹劾。在他之后，凤阳地方官员更加小心谨慎，未得批准绝不行动，钱粮不解决绝不开工。
官员的小心谨慎不无道理，修城确实存在隐患。如同此前黄绾所担心的，中都城墙规模浩大，动工修城势必要征调大批民力，要如何管理？征收和使用巨额钱粮，是否存在危险？更何况还有玄之又玄的风水之说，修城过程中“万一内庭有谶”，又该如何是好？这些都是地方官员必须要直面的问题。于是，许多官员更愿意以“地方宁谧”为目标完成任期。
修城之事固然重要，却不妨留待后人。即便是奏请修城，也要向朝廷禀明事项、申请资金后方才施工，以免给自己带来麻烦。
黄绾以风水之说阻碍凤阳修城，对于不少地方官员来说，未尝不是一种解脱。在此之前，面对士绅百姓的期盼，他们即便无意修城，也不得不摆出姿态奏请修城。嘉靖三十三年（1554），皇陵卫致仕指挥使尹令驳斥黄绾之说，再度奏请修城。朝廷将此事发回地方征求意见，凤阳知府等“内怀黄绾之疑，外设退脱之计”，竟表示反对，导致此次讨论失败。
面对城墙的倾圮，无论是朝中大员，还是州县长官，都清楚凤阳无城可守的安全隐患，但他们又都沉浸在一次次化险为夷的侥幸之中。朝廷始终不提供实质性的支持，一些地方官员在现实的困难面前退缩不前。凤阳修城讨论了一百多年，但距离工程的落地却是越来越远。
马伯庸在《历史的大与小》前言中记述了这样一段经历：他在前往滁州途中，看到“朱家山河”这个地名，顿感历史厚重。然而进一步了解才发现，正确的断句应是“朱家山|河”。这条仅长18公里的河道，从明化十年（1474）动工，直至清光绪十年（1884）才彻底修竣，前后竟跨越410年。
马伯庸微博截图
如今的朱家山河，在明朝以前实际上是两条独立的河流：一条位于朱家山东南，名为黑水河，流入长江；另一条位于朱家山西北，名为北城圩沟，汇入滁河。两条河道被朱家山隔开，相距仅十几公里。由于朱家山一带河流汇聚、地势低洼，每逢洪水来袭，滁河水位骤增，沿岸地区往往遭受洪灾。明眼人都能看出，若能打通朱家山，沟通这两条河道，便可增加滁河向长江泄洪的通道，大大减轻上游滁州的洪水压力。
今天的朱家山河地图定位
从明朝开始，来安、全椒等地的官绅百姓便期望开挖河道，打通“朱家山河”。然而，自成化十年起，朝廷虽屡屡讨论开河之事，并多次予以批准，但工程稍一启动，便因“石坚骨硬”等各种原因而宣告失败。直至明朝灭亡，该河道工程仍停留在初始阶段。入清以后，开挖河道的呼声依旧，朝野上下也频繁讨论。虽然在雍正、乾隆、嘉庆年间曾三次开工，耗费白银万余两，却仍都以失败告终。直到光绪八年，在两江总督左宗棠的亲自调配下，这条不足20公里、却讨论了四百多年的河道才终于挖通。
一条并不算长的河道，为何如此难挖？不作为的官员自然难辞其咎，但若仅以贪腐、无能解释四百多年里的几百位各级长官，似乎又过于简单。有一段历史花絮很是有趣，明朝隆庆二年（1568），来安人王来向巡按御史献上了自己的工程方案。对于开河工程，巡按御史表示支持，但他的支持方式却令人费解。巡按拨款三十两白银，就让王来开启挖河工程。王来要求增加，可是费尽口舌也只是多要来二百两，还要他拿出工程效果。能够真金白银给出拨款，说明巡按御史并非完全不支持，至少没有直接否定。只给如此微薄的经费，却又多少带有几分戏谑之意。最终，遭到刁难的王来无能为力，与巡按的关系也急剧恶化，不仅工程泡汤，自己也被关进了监狱。
事实上，这条河道的开凿与否，绝非某个府州县的地方官员能够决定的。四百多年间，不乏想“有所为”的地方官，但他们都难以成事。究其原因，既有工程难度带来的人力与经费难题，还有来自下游的强烈反对。位于上游的士绅百姓迫切渴望开凿河道，以减轻洪水压力，但地处下游的六合却坚决反对。就在滁州士绅百姓宣传开河好处的同时，六合士绅则痛陈开河“十害”。其中一条明明白白地写道：“此河一开，倘遇涝岁，江潮则倒灌入内，合滁、来二水而尽注六合，势将六合之田尽湖潴，而民尽鱼鳖。”
在赤裸裸的利益面前，谁都不愿被牺牲，也没有人真的愿意保持沉默。在各方无休无止的纠结与扯皮中，“朱家山河”工程在纸面上停留了四百多年。直到晚清地方大员权势骤增的形势下，总督左宗棠亲自督理此事，来安、全椒、滁州、江浦、六合等府州县之间的纷争才终于被压制。而工程的最终实施，仰赖的正是左宗棠以总督职权调拨的军力和财力。
一条看似早就应该动工开挖的河道，却在各方的勾心斗角与利弊纷争中延宕四百余年，演变为一个结构性的治理难题。而这种情况并非个例。明朝初年，滁州一度隶属中都凤阳府，从此与凤阳结下了不解之缘。就在凤阳，也曾发生过类似的情况，只不过主角换成了大明朝的中都城墙。
在中华书局新近出版的《沉默的皖北：明清国家治理与地方社会》中，这段历史得到了详细的呈现。从明成化九年（1473）朝廷批准宣城伯卫颍修城之奏，到崇祯八年（1635）农民军攻入凤阳，在这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因各方力量持续博弈、互相牵制，城墙修筑始终未能进入实质性阶段。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中都城墙无法及时得到修缮呢？也许，看了这个章节，你会明白故事背后的曲折。
地方官员的难处
现在来看，明朝君臣的判断显然有苟安之嫌，若追究凤阳修城久议无功的责任，朝廷难辞其咎。但实际上当时不少凤阳地方官员也对修城持消极态度。有些奏请修城的地方官员是有算计的。
明末时福建人柯仲炯来到凤阳，在协助同乡——知县袁文新编写地方志时，他注意到已经讨论百余年的修城之事。在他看来，不少地方官员请求修城的态度很是积极，但实际行动时又很不积极。他还发现，在历年来奏请修缮凤阳城墙的奏疏中，有关钱粮的讨论占据了大量篇幅，缺乏钱粮成为工程迟迟无法启动的重要原因。然而，朝廷不愿拨发资金，凤阳真的就不能开工吗？
作为旁观者，柯仲炯认为，凤阳府县完全可以基于当时的条件“乘时而兴工”，推进部分工程，至于其他，则可以日后徐徐图之。这样虽然较为缓慢，但终有完成的可能，即便无法达成最理想的成效，也总归要好过放任城墙倾圮。
柯仲炯所言“乘时而兴工”是有先例的。景泰年间中都留守穆盛受限于留守司、凤阳府的资源，当时只修缮了土城，但依然得到高度评价。有鉴于此，柯仲炯在与袁文新讨论修城时，他鼓励袁知县采取行动：“夫君子之所为，岂必谀上旨，计足而后为之，乘其时之可兴，势之不可已，则力行之，虽有诋谗焉，何恤见曲突而移薪。”然而，尽管袁文新对于修城表现出很高的热情，但当友人鼓励他采取行动时，他没有积极回应。
凤阳明中都城午门
这中间既有个人利害的考量，也与地方权力的分割有关。修城原本是地方官员的基本职责，早在正统年间，凤阳官员就曾接到敕谕：“其或城池未备，自可修筑坚完，以为经久之计”，明宪宗也曾重申此项命令，允许凤阳地方官员自行调动人力物力修缮城墙。但在现实中，凤阳地方官员想要推进修城工程，并非易事。
首先是卫所的存在分割了地方资源。中都设置8卫1所，无论是筹措钱粮，还是征发人力，都必须得到卫所方面的支持。景泰年间的修城之所以能够顺利推进，一个关键原因就是工程的组织者是中都留守司的长官穆盛，他能够调集充足的卫所军力投入工程建设。但时至晚明，中都卫所竭尽全力才能勉强完成京操、漕运等任务，难以抽调人力参与修城。更何况，卫所与州县的冲突频繁爆发，即便有巡抚、巡按、兵备道等官员的统辖，府县衙门也无法指挥卫所。皖北资源本就有限，又分为军、民两部分，使得地方官员更加难以集中财力人力用于修城。
其次是朝廷在凤阳设置了众多衙门，进一步稀释了地方权力。在凤阳官民奏请修城的活动中，不仅在任官员、科举精英表现积极，一些武官也很活跃，看上去府县与卫所似乎可以合作。但即便他们目标一致，也很难重演当年穆盛的修城之举。景泰年间穆盛修城，得到了凤阳知府的全力支持。但此后，凤阳的衙门越来越多，而且各方均有一定势力。中都城内既有府、县地方机构，又有留守司、卫所等军政机构，还有守备太监的内臣机构、户部派驻管理粮储的分司，以及时常巡视的巡抚、巡按等，各方立场很难统一。
即便在巡抚等高级官员的协调下各衙门能够短暂整合，也还各自面临着来自朝廷的压力。尽管朝廷没有直接阻碍凤阳地方筹措钱粮，但通过赋税、军役等方式，实际上汲取了凤阳地方的主要资源，使得本就贫弱的人力物力财力更加难以集中，无法应付需求浩大的城墙工程。
最后是官员们面临的责任与风险，使得他们很难果断作出决策。自洪武年间中都工程停工之后，许多官员都奏请修缮城墙，但真正敢于开工建设的只有穆盛一人而已。穆盛的成功既基于当时的条件，也与他的性格相关。穆盛“才足以立事，智足以詟人，初政能声甚着”，担任中都留守期间颇有政绩。但他又嚣张跋扈、不守法纪，遭到了凤阳巡抚的弹劾。在他之后，凤阳地方官员更加小心谨慎，未得批准绝不行动，钱粮不解决绝不开工。
官员的小心谨慎不无道理，修城确实存在隐患。如同此前黄绾所担心的，中都城墙规模浩大，动工修城势必要征调大批民力，要如何管理？征收和使用巨额钱粮，是否存在危险？更何况还有玄之又玄的风水之说，修城过程中“万一内庭有谶”，又该如何是好？这些都是地方官员必须要直面的问题。于是，许多官员更愿意以“地方宁谧”为目标完成任期。
修城之事固然重要，却不妨留待后人。即便是奏请修城，也要向朝廷禀明事项、申请资金后方才施工，以免给自己带来麻烦。
明皇陵神道石像生
黄绾以风水之说阻碍凤阳修城，对于不少地方官员来说，未尝不是一种解脱。在此之前，面对士绅百姓的期盼，他们即便无意修城，也不得不摆出姿态奏请修城。嘉靖三十三年（1554），皇陵卫致仕指挥使尹令驳斥黄绾之说，再度奏请修城。朝廷将此事发回地方征求意见，凤阳知府等“内怀黄绾之疑，外设退脱之计”，竟表示反对，导致此次讨论失败。
面对城墙的倾圮，无论是朝中大员，还是州县长官，都清楚凤阳无城可守的安全隐患，但他们又都沉浸在一次次化险为夷的侥幸之中。朝廷始终不提供实质性的支持，一些地方官员在现实的困难面前退缩不前。凤阳修城讨论了一百多年，但距离工程的落地却是越来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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