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年》中冯道评价两极，历史上的他到底是个怎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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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道（882—954）能诗，诗名为政声所掩。他出身清寒，持生廉俭，历仕四朝，三入中书，居相位二十余年，肯定者赞其以持重镇俗为己任，是乱世中难得的名臣，因其享年七十三，恰巧与孔子同，当时有引为比较者。进入宋代，学术文化氛围改变，他被斥责为无耻之尤者。一女嫁一夫，一臣事一君，皆应守节忠诚，他居然跨越五代，任相四朝，服事过的皇帝居然有十二位，臣节何在？廉耻何在？起冯道于地下，似乎他也无从辩白，中国历代的道德审判集矢于他，至今似仍难宽恕。然而，如果理解冯道所处的时代，则能读懂他的内心与追求，他当然无法超越他的时代，在时代允许的条件下，他为国家民族克尽了自己的责任。
一 农儒出身的冯道的乱世人生守则
冯道字可道，姓字取自《老子》第一章，意思明白。据说曾有后生当着他的面读“道可道”这一节，也知道为尊者讳的道理，于是读成“说不得，可说不得，非常说不得”，是当时人编的段子。
冯道是瀛州景城（属今河北）人，其地属幽州所管。冯道出生时天下已乱，到他弱冠时割据局面已经形成，他又没有家族背景，耕读自强，二十多岁开始第一段经历，于唐哀帝天祐（904—907）中，为刘守光幽州参军。
刘守光凭借其父刘仁恭的势力，大乱中割据今河北、京津一带，暴虐而无远见，骤起而称帝，很快败亡。冯道因此改而依附击败刘守光的河东政权，也就是后来称为唐庄宗的晋王李存勖。李存勖是一位文人气味很重的君王，能攻守，善表演，每战则冲锋在前，灭梁更创造军事史上的奇迹。冯道在河东，得到庄宗赏识，军府文书皆交给他起草。时军务繁忙，冯道一力承担，且遇庄宗意气风发时，敢直言进谏，获得充分信用。同光元年（923）庄宗灭梁前后，以冯道为翰林学士、中书舍人、户部侍郎。这年冯道四十二岁，已经步入高层文官队列。
据说冯道七岁就能诗，曾作《治圃诗》，仅存两句：“已落地花方遣扫，未经霜草莫教锄。”是说整治花圃，怜惜花草，不敢有任何伤害，只有掉落地下的残花，才让扫除，不到霜后，不锄杂草。宋人《陈辅之诗话》（《类说》卷五七引）认为其“仁厚天性，全生灵性命，已兆于此”。也就是说，他对花草如此，在他执政期间，尤其将保护生灵性命，作为自己的职责，也可从两句诗中见到。
然而很不幸，冯道偏偏生活在一个动荡的时代，他对此认识很清楚，更始终将尽自己最大努力拯救时代与民众当作自己的责任。宋人曾引录过他的两首咏怀之作，不清楚写于何时，但清晰明白地宣示他的人生态度。第一首是《偶作》：
对自己生活的时代，冯道看到危机四伏，时事艰难，但他不主张因时事不可为而悲愤伤感，相信一切都是事在人为，前程在于各人的作为。他仅是一个文人，坚信天下剥久必复，早晚会出现救民于水火中的英明君主，更相信在任何时候，道德都没有远离时代，只要自己心中存有善念，即便身处虎狼群中，也可以全无畏惧。这里，看到他对自己生存环境险恶之认识，恶人环绕，虎狼争雄，不是理想社会。但他以吉人自比，相信自己心中（方寸）没有恶念，在虎狼群中也无所畏惧。
第二首是《天道》：
与前诗立说完全一样。官场谋身，困穷与显达皆命中注定，何必老是唉声叹气，郁郁寡欢。坚信所做一切都是于国家民生有益的好事，个人之前途得失可以完全不加计较。天道轮回，自有其必然的道理，冬去春来，冰消草生，乾坤运转，万物常新，这就是天理。不要埋怨时代，不要埋怨命运，努力实践，多做好事，天道酬勤，天道酬善，一切都会应验不爽。
以上两诗，大约可以看到冯道的人生准则，他似乎对此坚守终生。
二 后唐为相：将民生艰难的真相告知君主
如果不算刘守光，唐庄宗是冯道服事的第一位君主。庄宗夺天下可称英雄豪杰，得天下后如何治理，显然有些仓皇失措。他喜欢表演，本来不是坏事，但治国而信任伶官，就出了大问题。他听闻蜀中君臣玩乐，举兵伐蜀，迅速获得的胜利，让他完全迷失，先后处死了权臣郭崇韬与名将朱友谦，激起河北起兵反叛，他也死于乱兵之中。冯道在庄宗时因父亲去世，归乡守丧，恰好遇到岁灾，他将所得俸余，全部散发乡里，自己所居仅草屋而已。大约也因为这样，他躲过了庄宗末年的动荡。
继任者是明宗李嗣源。他本是庄宗父亲李克用的义子，比庄宗年长甚多，军功尤著。庄宗怀疑功臣，李嗣源在河北拥有重兵，不自安而举兵向阙，接续庄宗称帝，是为明宗。明宗出生沙陀，文化不高，求理甚切，在位八年，是五代治理最安定富乐的时期。明宗即位之初，就询问：“先帝时冯道郎中何在？”并称许：“此人朕素谙悉，是好宰相。”这时冯道恰好服阙归朝，不久就入相，官称是中书侍郎、刑部尚书、平章事。这是冯道任宰相后服事的第一位皇帝。
明宗在位，屡遇丰年，天下富足。明宗上朝，经常向冯道询问民间之事。冯道与明宗的对谈，留下许多记录。如一次讲到国家安定更应“日慎一日”，即不可有丝毫懈怠，冯道举例说：“臣每记在先皇霸府日，曾奉使中山，经井陉之险，忧马有蹶失，不敢怠于衔辔。及至平地，则无复持控，果为马所颠仆，几至于损。”以道途走马来作比方，山路险峻，因此而加倍小心地控驭马辔，但到平地，不免疏忽，反而出事了，以此告诫明宗，太平时节为政更要小心谨慎。
天成四年（929）八月某日，明宗问冯道：“天下虽熟，百姓得济否？”农业丰收，百姓能过上好日子吗？冯道回答：“谷贵饿农，谷贱伤农，此常理也。臣忆得近代有举子聂夷中《伤田家》诗云：‘二月卖新丝，五月粜秋谷。医得眼下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偏照逃亡屋。’”如果歉收，谷物价贵，百姓不免因此而挨饿，天下丰收，谷物价贱，农民也不免受到伤害。聂夷中是唐末一位不太有名的诗人，他的这首《伤田家》，却写出农家的艰辛。一般来说，每年蚕丝上市要到农历五月，秋谷成熟要到八月，可是农民为了借钱度过艰难的冬春之间，二月已经将蚕丝低价卖出，五月就将秋谷卖出，其生活之艰难可以想见。诗的后四句，诗人希望君主关心民生，不要老是追求奢华的生活，应该更多地关心流离失所的农民。白居易说：“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冯道利用机会，告诉明宗下层生活的艰难，将白居易的愿望变成事实。据说明宗听后，很受感动，称赞“此诗甚好”，马上让侍臣录下，经常讽读，以为警诫。
长兴四年（933）明宗病重，没有处理好传接程序，导致长子秦王从荣异动被杀，次子宋王从厚继位，是为闵帝，相对暗弱。养子李从珂从岐下起兵，夺取帝位，是为末帝或废帝，闵帝败死。这期间，冯道一直在相位，也担任明宗的山陵使。末帝入京，冯道率在京百官迎其入立，历来最为人诟病。似乎他也不可能有别的选择，谁当皇帝毕竟取决于实力，不是文臣可以左右的。
三 后晋为相：坚守权力分际，为国不计荣辱
末帝时，冯道复归朝为司空，遭遇明宗女婿河东石敬瑭勾结契丹，举兵向阙，末帝败死，后唐亡。石敬瑭称帝，建立后晋，是为晋高祖。冯道再次送往迎来了一番，晋高祖也对他信任有加，他官居首相，职位是守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加司徒兼侍中，够显赫的。
后晋之建立，以割让燕云十六州及向契丹称儿皇帝为代价。天福三年（938）九月，晋与契丹互加徽号，且确定以宰相为使。北方寒冷，生活艰苦，加上契丹不守信用，多有反复，宰相如赵莹、桑维翰皆不愿前往，兵部尚书王权也以老病辞。据说分厅堂吏征求诸宰相意见，冯道索纸书“道去”，是主动承担。史载高祖告冯道：“此行非卿不可。”冯道没有推辞，且说：“陛下受北朝恩，臣受陛下恩，何有不可！”立即准备起行。
据《旧五代史 · 晋高祖纪》记载，冯道使契丹，是九月出发，次年二月返回，前后接近半年，所到又是契丹的上京，在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境内，恰是一年中最冷的时候。冯道为首相，名气很大，契丹主甚至想要亲自郊迎，为臣下所阻。契丹给冯道充分礼遇，让他与契丹国相同列，赏赐也极其优厚。冯道其间曾有诗谢契丹主：“牛头偏得赐，象笏更容持。”这里“牛头”指契丹冬季渔猎所获的大鱼，“象笏”句则见契丹不拿他见外。上京的祁寒让他怎么也无法适应，将所得赏赐，都换成了薪炭，用以取暖。自云：“北地寒，老年不堪！”这一年他五十七岁。契丹主也赏赐锦袄、貂袄及羊、狐、貂衾各一。他每次入谒，将四件袄衣全部穿上。夜宿客馆，则覆三衾方能入眠。曾作诗云：“朝披四袄专藏手，夜盖三衾怕露头。”契丹主想将他留在北朝，他没有拒绝，也没有同意，仅告：“两朝皆臣，岂有分别？”一切随顺。
到次年春初，终于放他南归。这时后晋已经迁都汴州，冯道作诗五首，写北使感受，仅有一首保存下来：
他将自己的奉使，看成为国不顾身家性命的壮烈之举。天子指晋高祖，临行前以酒送行，认为此行成功与否，关乎国家安危。双节则指此行分别册封契丹主及太后以徽号，担负两重使命。颈联两句，以北荒冬雪与汴梁春花作比，写北国生活之酷寒，和回归晋京的喜悦。兔苑用西汉梁王典，代指汴州。最后两句，说晋之使团一行，因此行而亲如骨肉，但也难免有人身死北国，掩骨荒沙，增加无限伤感。
今人一般认为晋高祖割地称臣，有辱国格，在当时实力对比之下，也属无可奈何之事。就冯道来说，将此行看作系国安危、生死以之的事情，完成使命令他释然。
晋高祖在位六年，以屈辱忍耐处理与契丹之关系，所幸相安无事。到天福七年（942）高祖去世，从子石重贵即位，是为少帝。少帝即位不久，听信谗言，将冯道罢相，出任同州节度使，是为外守。同州在长安以东，是关中重镇，后唐以洛阳为都城，同州的重要性不如唐时。冯道在同州时间不长，其间有一个小故事。《五代史补》卷三载，同州夫子庙经乱破败，有负责酒务的小吏愿以家财加以维修。冯道将此事交给判官办理，判官性滑稽，在冯道判后书一绝云：“荆棘森森绕杏坛，儒官高贵尽偷安。若教酒务修夫子，觉我羞惭也大难。”杏坛是儒家讲学之所在，破败而长满荆棘，历任儒官就当没有这回事一样，不闻不问。酒务是收取酒税的小官，地位较低，当时视为俗吏。判官是冯道的助手，他觉得长官不问，让俗吏修庙，实在很丢面子，意思是冯道应对此负责。据说冯道读后，面有愧色，于是拿出自己的俸禄修庙。《唐宋分门名贤诗话》卷二说此为冯道出镇南阳时事。冯道在同州年余移镇南阳，不知二说何者为是。
四 经历变乱：救民于水火，也退享长乐
冯道守外期间，晋廷与契丹关系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晋少帝不甘忍受契丹的逼迫，听信几位亲信的妄言，与契丹交恶，直至兵戎相见，导致契丹占据汴京，后晋灭亡。这时冯道方自南阳被召至汴。契丹主耶律德光问冯道：“天下百姓，如何可救？”冯道说：“此时百姓，佛再出救不得，唯皇帝救得。”此时德光已称帝，会同年号已发往各州使用，几乎要建立新的中原王朝。冯道无力改变于此，只能随顺，以他与契丹主之交好，尽力救护。次年春德光病重，裹挟晋臣北归，冯道也北行到常山，因偶然的变故得以逃脱。他南归汴梁，刘知远已经建立后汉政权，授冯道以太师。
后汉立国仅四年，是冯道悠闲而愉快的岁月。其间，他写了一篇自我表扬的长文《长乐老自叙》，叙述平生荣业。其中写道：
静思本末，庆及存亡，盖自国恩，尽从家法，承训诲之旨，关教化之源，在孝于家，在忠于国，口无不道之言，门无不义之货。所愿者下不欺于地，中不欺于人，上不欺于天，以三不欺为素。贱如是，贵如是，长如是，老如是，事亲、事君、事长、临人之道，旷蒙天恕，累经难而获多福，曾陷蕃而归中华，非人之谋，是天之祐。
他认为自己无论为人之表里如一，为家为国都尽到了责任，虽然历经艰险，几蹈不测，两度陷蕃，所幸能始终为善，终获天祐。这里，看到他世俗虚荣的一面，但人生有为，至老有成，报国报家，得享高龄荣华，沾沾得意，当然也都可以理解。
冯道晚年，备受尊崇，但也做了两件不太光彩的事情。
后汉隐帝刘承祐，感到大权旁落，诛杀权臣杨邠、史弘肇，激起枢密使、天雄军节度使郭威的反抗，率军攻破汴京，隐帝被杀。郭威希望冯道能推戴自己，但冯道就是没有反应。郭威无奈，只好借太后的名义，议立刘知远侄子湘阴公刘赟。其时刘赟在徐州，冯道被派往迎接，临行他问郭威：“公此举由衷否？”郭威指天为誓。冯道接到刘赟，返程到达宋州，方知郭威玩了一次与后来陈桥兵变一样的游戏，已经自立为帝，追杀刘赟的兵马早就等在宋州了。刘赟败前，对冯道说：“寡人此来，所恃者以公三十年旧相，是以不疑。”冯道助暴为虐，只能默然以对。
周太祖时，冯道仍受尊崇。待周世宗即位，恰逢北汉刘崇入侵，世宗拟亲征。冯道表示反对，原因是“陛下纂嗣之初，先帝山陵有日，人心易摇，不宜轻举，命将御寇，深以为便”。世宗说：“刘崇幸我大丧，闻我新立，自谓良便，必发狂谋，谓天下可取，谓神器可图，此际必来，断无疑耳！”世宗看到北汉的阴谋，认为如不给以痛击，必然长无宁日。历来论政温和的冯道，此时突然变得激动而亢奋。世宗说：“昔唐太宗之创业，靡不亲征，朕何惮焉？”是说唐太宗做得，我为何做不得？冯道说：“陛下未可便学太宗。”太宗英明果决，你不要轻言模仿。世宗说：“刘崇乌合之众，苟遇王师，必如山压卵耳。”冯道说：“不知陛下作得山否？”言下之意，你比太宗差远了。引起世宗大怒：“冯道，何相少也？”你不要以为年纪大，资格老，就可以轻视新立的皇帝。世宗是周太祖柴皇后的侄子，太祖无子而得继位，他的经历和身世显然都不被冯道看好，因此有这样一段争吵，这里看到冯道对世宗能力的忽视。冯道早年有诗“须知海岳归明主”，他一生都在盼着明主的出现。世宗虽最终没有完成统一大业，但他的能力与气象，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推许为最得理想君主的气象，可惜冯道没有看出来。
两个月后，冯道去世。
五 冯道的两极评价，是不是要考虑他的现实困境？
冯道在《长乐老自叙》中说所作文章篇咏编于家集，《宋史 · 艺文志》著录其集六卷、《河间集》五卷、《诗集》十卷，都不传。今存其诗完篇不足十首，有两篇颇为有名。一首是《赠窦十》：“燕山窦十郎，教子有义方。灵椿一株老，丹桂五枝芳。”窦十是窦禹钧，其五子仪、俨、侃、偁、僖，皆擢进士第，后为名臣。冯道写诗祝贺，认为父亲教子有方，五子皆得成名。诗很简净而有精神，表彰窦禹钧之成就，也包含美好祝福。以后流传《三字经》中“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就据冯诗改写。但《册府元龟》卷七八三录此诗作“澶察窦中郎，于家有义方。灵椿一树老，仙桂五枝芳”。很可能是初稿。另外还有一首诗：“口是祸之门，舌是斩身刀。闭口深藏舌，安身处处牢。”见于南宋以后记载，真伪无法判断。所谓祸从口出，闭口少言，自是官场名言，倒也符合冯道的人生体悟。
对冯道的评价，《广卓异记》卷五引《五代史》云：“冯道三入相，四月十七日死，年七十三岁，所得之寿，所终之月，皆与孔子同，但先孔子一日。”与孔子相比，自属不伦。《册府元龟》卷三一〇云：
道历仕四朝，三入中书，在相位二十余年，以持重镇俗为己任。性廉俭，不受四方之赂，未尝以片简扰诸侯。私门之内，无累茵，无重味，不畜姬仆，不听丝竹。有寒素之士求见者，必引于中堂，语及平生，其待遇也，心无适莫。故虽朝代迁置，人无间言，屹若巨山，不可转也。议者以为厚德稽古，宏才伟量，盖汉胡广、晋谢安之徒与！
这是宋初几年所修《周世宗实录》附冯传的史臣赞，这里的冯道接近于政治与道德完人，是五代政治的中流砥柱。但宋太祖末修《旧五代史》时，已经提出了他的操守问题：“道之履行，郁有古人之风；道之宇量，深得大臣之体。然而事四朝，相六帝，可得为忠乎？夫一女二夫，人之不幸，况于再三者哉？”可以看到宋人政局稳定以后，对于臣节问题之重视。百年以后，欧阳修私撰《新五代史》，更将其提到礼义廉耻所不能容忍的高度，加以显斥：
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乱败亡，亦无所不至，况为大臣而无所不取不为，则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予读冯道《长乐老叙》，见其自述以为荣，其可谓无廉耻者矣，则天下国家可从而知也。
这里看到欧阳修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对冯道的强烈不满，认为无论你做过什么，只要你对皇上不忠，就该一票否决，表达的是宋人在全盛时期的道德追求，至于冯道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能做什么，就完全不加考虑了。
俗说“一朝天子一朝臣”，天子为执政之有效贯彻，必然要选用自己信任的人，这是一般常识。冯道从入仕开始，事实上经历了六个时代（含刘守光称帝与契丹入汴），先后服事的君主多达十二人（刘守光，唐四帝，晋二帝，契丹主耶律德光，汉二帝，周二帝），具体事实均见前述。以女子从一而终的立场说，他应对哪位皇帝始终如一呢？就五代各朝的实际运作来看，朝政之运作与王朝之更迭，似乎都在不同步间运行。后唐灭梁，对梁的官员尚有处罚与甄别，政权稳定后，多数仍接纳留用。后唐以后各代，则君位的去留取决于谁更能掌控禁军，新君的核心成员多用幕府旧人，涉及军政人事的更迭与重大政治转向，都由君主与其核心幕僚决定。如庄宗之有郭崇韬，明宗之用安重诲，晋祖之重桑维翰，皆是。至于朝廷之日常运转，如朝会之礼仪，地方官员之选派，赋税之征集与分派，宫殿道路之营筑，则由宰相负责，六部随班，九卿尽职。后唐以后四朝，皇帝如走马灯般地轮换，政府则始终运转正常。重大变化发生，百官不过跟着宰相迎接一下新君而已，新朝仍须运转，各官仍安其位可也。可以看到，即便唐末帝与晋高祖之极端对立，新朝建立以后，对前朝的人事极少加以惩处，清泰朝的显官多数仍保留待遇，得以善终。军事决定君位，宰相运转朝政，明白晓事的宰相则很清楚知道自己的权限所在。《旧五代史 · 冯道传》中有一段记载很可说明一切：
晋祖曾以用兵事问道，道曰：“陛下历试诸艰，创成大业，神武睿略，为天下所知，讨伐不庭，须从独断。臣本自书生，为陛下在中书，守历代成规，不敢有一毫之失也。臣在明宗朝，曾以戎事问臣，臣亦以斯言答之。”晋祖颇可其说。
天下是皇上打下来的，涉及军事进退，国家安危，仍请皇上决断。宰相仅在中书按规矩办事，中书有偏颇失职我负责，涉及军事问题则决不发言，一切皆听圣断。这里，很明显可以看到冯道对权力边界的清楚认识，决不越雷池半步。当然，王朝兴亡，皇帝负全职，无预宰相事，也可以体会。这是五代的特殊情况，不能用宋人忠于一朝一姓的立场来要求冯道。
近期电视剧《太平年》热播，剧中宰相冯道引发各界热议。回到真实历史中，冯道究竟是个怎样的人？是圆滑机变的“政坛不倒翁”，还是忍辱负重的乱世守护者？
冯道生于唐末，历仕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朝，始终身居高位。在政权更迭如走马灯般的五代，他一方面因“事四朝”而被后世诟病为“无廉耻”；另一方面，其“但知行好事，莫要问前程”的自勉，以及在任上持重镇俗、安定民生、保护士人的作为，又显示出另一番面貌。简单的忠奸标签，似乎难以概括他复杂的人生与选择。
陈尚君先生在《我认识的唐朝诗人2》一书中，回到那个特殊的时代语境，通过冯道的诗文与事迹，尝试理解一位身居高位者，在极端动荡的乱世中，其内心的准则、现实的困境与历史的争议。
电视剧《太平年》中，冯道由演员董勇饰演
冯道（882—954）能诗，诗名为政声所掩。他出身清寒，持生廉俭，历仕四朝，三入中书，居相位二十余年，肯定者赞其以持重镇俗为己任，是乱世中难得的名臣，因其享年七十三，恰巧与孔子同，当时有引为比较者。进入宋代，学术文化氛围改变，他被斥责为无耻之尤者。一女嫁一夫，一臣事一君，皆应守节忠诚，他居然跨越五代，任相四朝，服事过的皇帝居然有十二位，臣节何在？廉耻何在？起冯道于地下，似乎他也无从辩白，中国历代的道德审判集矢于他，至今似仍难宽恕。然而，如果理解冯道所处的时代，则能读懂他的内心与追求，他当然无法超越他的时代，在时代允许的条件下，他为国家民族克尽了自己的责任。
一 农儒出身的冯道的乱世人生守则
冯道字可道，姓字取自《老子》第一章，意思明白。据说曾有后生当着他的面读“道可道”这一节，也知道为尊者讳的道理，于是读成“说不得，可说不得，非常说不得”，是当时人编的段子。
冯道是瀛州景城（属今河北）人，其地属幽州所管。冯道出生时天下已乱，到他弱冠时割据局面已经形成，他又没有家族背景，耕读自强，二十多岁开始第一段经历，于唐哀帝天祐（904—907）中，为刘守光幽州参军。
刘守光凭借其父刘仁恭的势力，大乱中割据今河北、京津一带，暴虐而无远见，骤起而称帝，很快败亡。冯道因此改而依附击败刘守光的河东政权，也就是后来称为唐庄宗的晋王李存勖。李存勖是一位文人气味很重的君王，能攻守，善表演，每战则冲锋在前，灭梁更创造军事史上的奇迹。冯道在河东，得到庄宗赏识，军府文书皆交给他起草。时军务繁忙，冯道一力承担，且遇庄宗意气风发时，敢直言进谏，获得充分信用。同光元年（923）庄宗灭梁前后，以冯道为翰林学士、中书舍人、户部侍郎。这年冯道四十二岁，已经步入高层文官队列。
清人绘冯道画像，选自（清）金古良《无双谱》。
据说冯道七岁就能诗，曾作《治圃诗》，仅存两句：“已落地花方遣扫，未经霜草莫教锄。”是说整治花圃，怜惜花草，不敢有任何伤害，只有掉落地下的残花，才让扫除，不到霜后，不锄杂草。宋人《陈辅之诗话》（《类说》卷五七引）认为其“仁厚天性，全生灵性命，已兆于此”。也就是说，他对花草如此，在他执政期间，尤其将保护生灵性命，作为自己的职责，也可从两句诗中见到。
然而很不幸，冯道偏偏生活在一个动荡的时代，他对此认识很清楚，更始终将尽自己最大努力拯救时代与民众当作自己的责任。宋人曾引录过他的两首咏怀之作，不清楚写于何时，但清晰明白地宣示他的人生态度。第一首是《偶作》：
莫为危时便怆神，前程往往有期因。
须知海岳归明主，未省乾坤陷吉人。
道德几时曾去世，舟车何处不通津？
但教方寸无诸恶，狼虎丛中也立身。
对自己生活的时代，冯道看到危机四伏，时事艰难，但他不主张因时事不可为而悲愤伤感，相信一切都是事在人为，前程在于各人的作为。他仅是一个文人，坚信天下剥久必复，早晚会出现救民于水火中的英明君主，更相信在任何时候，道德都没有远离时代，只要自己心中存有善念，即便身处虎狼群中，也可以全无畏惧。这里，看到他对自己生存环境险恶之认识，恶人环绕，虎狼争雄，不是理想社会。但他以吉人自比，相信自己心中（方寸）没有恶念，在虎狼群中也无所畏惧。
第二首是《天道》：
穷达皆由命，何劳发叹声？
但知行好事，莫要问前程。
冬去冰须泮，春来草自生。
请君观此理，天道甚分明。
与前诗立说完全一样。官场谋身，困穷与显达皆命中注定，何必老是唉声叹气，郁郁寡欢。坚信所做一切都是于国家民生有益的好事，个人之前途得失可以完全不加计较。天道轮回，自有其必然的道理，冬去春来，冰消草生，乾坤运转，万物常新，这就是天理。不要埋怨时代，不要埋怨命运，努力实践，多做好事，天道酬勤，天道酬善，一切都会应验不爽。
以上两诗，大约可以看到冯道的人生准则，他似乎对此坚守终生。
二 后唐为相：将民生艰难的真相告知君主
如果不算刘守光，唐庄宗是冯道服事的第一位君主。庄宗夺天下可称英雄豪杰，得天下后如何治理，显然有些仓皇失措。他喜欢表演，本来不是坏事，但治国而信任伶官，就出了大问题。他听闻蜀中君臣玩乐，举兵伐蜀，迅速获得的胜利，让他完全迷失，先后处死了权臣郭崇韬与名将朱友谦，激起河北起兵反叛，他也死于乱兵之中。冯道在庄宗时因父亲去世，归乡守丧，恰好遇到岁灾，他将所得俸余，全部散发乡里，自己所居仅草屋而已。大约也因为这样，他躲过了庄宗末年的动荡。
继任者是明宗李嗣源。他本是庄宗父亲李克用的义子，比庄宗年长甚多，军功尤著。庄宗怀疑功臣，李嗣源在河北拥有重兵，不自安而举兵向阙，接续庄宗称帝，是为明宗。明宗出生沙陀，文化不高，求理甚切，在位八年，是五代治理最安定富乐的时期。明宗即位之初，就询问：“先帝时冯道郎中何在？”并称许：“此人朕素谙悉，是好宰相。”这时冯道恰好服阙归朝，不久就入相，官称是中书侍郎、刑部尚书、平章事。这是冯道任宰相后服事的第一位皇帝。
明宗在位，屡遇丰年，天下富足。明宗上朝，经常向冯道询问民间之事。冯道与明宗的对谈，留下许多记录。如一次讲到国家安定更应“日慎一日”，即不可有丝毫懈怠，冯道举例说：“臣每记在先皇霸府日，曾奉使中山，经井陉之险，忧马有蹶失，不敢怠于衔辔。及至平地，则无复持控，果为马所颠仆，几至于损。”以道途走马来作比方，山路险峻，因此而加倍小心地控驭马辔，但到平地，不免疏忽，反而出事了，以此告诫明宗，太平时节为政更要小心谨慎。
天成四年（929）八月某日，明宗问冯道：“天下虽熟，百姓得济否？”农业丰收，百姓能过上好日子吗？冯道回答：“谷贵饿农，谷贱伤农，此常理也。臣忆得近代有举子聂夷中《伤田家》诗云：‘二月卖新丝，五月粜秋谷。医得眼下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偏照逃亡屋。’”如果歉收，谷物价贵，百姓不免因此而挨饿，天下丰收，谷物价贱，农民也不免受到伤害。聂夷中是唐末一位不太有名的诗人，他的这首《伤田家》，却写出农家的艰辛。一般来说，每年蚕丝上市要到农历五月，秋谷成熟要到八月，可是农民为了借钱度过艰难的冬春之间，二月已经将蚕丝低价卖出，五月就将秋谷卖出，其生活之艰难可以想见。诗的后四句，诗人希望君主关心民生，不要老是追求奢华的生活，应该更多地关心流离失所的农民。白居易说：“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冯道利用机会，告诉明宗下层生活的艰难，将白居易的愿望变成事实。据说明宗听后，很受感动，称赞“此诗甚好”，马上让侍臣录下，经常讽读，以为警诫。
长兴四年（933）明宗病重，没有处理好传接程序，导致长子秦王从荣异动被杀，次子宋王从厚继位，是为闵帝，相对暗弱。养子李从珂从岐下起兵，夺取帝位，是为末帝或废帝，闵帝败死。这期间，冯道一直在相位，也担任明宗的山陵使。末帝入京，冯道率在京百官迎其入立，历来最为人诟病。似乎他也不可能有别的选择，谁当皇帝毕竟取决于实力，不是文臣可以左右的。
三 后晋为相：坚守权力分际，为国不计荣辱
末帝时，冯道复归朝为司空，遭遇明宗女婿河东石敬瑭勾结契丹，举兵向阙，末帝败死，后唐亡。石敬瑭称帝，建立后晋，是为晋高祖。冯道再次送往迎来了一番，晋高祖也对他信任有加，他官居首相，职位是守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加司徒兼侍中，够显赫的。
后晋之建立，以割让燕云十六州及向契丹称儿皇帝为代价。天福三年（938）九月，晋与契丹互加徽号，且确定以宰相为使。北方寒冷，生活艰苦，加上契丹不守信用，多有反复，宰相如赵莹、桑维翰皆不愿前往，兵部尚书王权也以老病辞。据说分厅堂吏征求诸宰相意见，冯道索纸书“道去”，是主动承担。史载高祖告冯道：“此行非卿不可。”冯道没有推辞，且说：“陛下受北朝恩，臣受陛下恩，何有不可！”立即准备起行。
据《旧五代史 · 晋高祖纪》记载，冯道使契丹，是九月出发，次年二月返回，前后接近半年，所到又是契丹的上京，在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境内，恰是一年中最冷的时候。冯道为首相，名气很大，契丹主甚至想要亲自郊迎，为臣下所阻。契丹给冯道充分礼遇，让他与契丹国相同列，赏赐也极其优厚。冯道其间曾有诗谢契丹主：“牛头偏得赐，象笏更容持。”这里“牛头”指契丹冬季渔猎所获的大鱼，“象笏”句则见契丹不拿他见外。上京的祁寒让他怎么也无法适应，将所得赏赐，都换成了薪炭，用以取暖。自云：“北地寒，老年不堪！”这一年他五十七岁。契丹主也赏赐锦袄、貂袄及羊、狐、貂衾各一。他每次入谒，将四件袄衣全部穿上。夜宿客馆，则覆三衾方能入眠。曾作诗云：“朝披四袄专藏手，夜盖三衾怕露头。”契丹主想将他留在北朝，他没有拒绝，也没有同意，仅告：“两朝皆臣，岂有分别？”一切随顺。
到次年春初，终于放他南归。这时后晋已经迁都汴州，冯道作诗五首，写北使感受，仅有一首保存下来：
去年今日奉皇华，只为朝廷不为家。
殿上一杯天子泣，门前双节国人嗟。
龙荒冬往时时雪，兔苑春归处处花。
上下一行如骨肉，几人身死掩风沙。
他将自己的奉使，看成为国不顾身家性命的壮烈之举。天子指晋高祖，临行前以酒送行，认为此行成功与否，关乎国家安危。双节则指此行分别册封契丹主及太后以徽号，担负两重使命。颈联两句，以北荒冬雪与汴梁春花作比，写北国生活之酷寒，和回归晋京的喜悦。兔苑用西汉梁王典，代指汴州。最后两句，说晋之使团一行，因此行而亲如骨肉，但也难免有人身死北国，掩骨荒沙，增加无限伤感。
今人一般认为晋高祖割地称臣，有辱国格，在当时实力对比之下，也属无可奈何之事。就冯道来说，将此行看作系国安危、生死以之的事情，完成使命令他释然。
（五代十国）佚名《摹李赞华获鹿图》
晋高祖在位六年，以屈辱忍耐处理与契丹之关系，所幸相安无事。到天福七年（942）高祖去世，从子石重贵即位，是为少帝。少帝即位不久，听信谗言，将冯道罢相，出任同州节度使，是为外守。同州在长安以东，是关中重镇，后唐以洛阳为都城，同州的重要性不如唐时。冯道在同州时间不长，其间有一个小故事。《五代史补》卷三载，同州夫子庙经乱破败，有负责酒务的小吏愿以家财加以维修。冯道将此事交给判官办理，判官性滑稽，在冯道判后书一绝云：“荆棘森森绕杏坛，儒官高贵尽偷安。若教酒务修夫子，觉我羞惭也大难。”杏坛是儒家讲学之所在，破败而长满荆棘，历任儒官就当没有这回事一样，不闻不问。酒务是收取酒税的小官，地位较低，当时视为俗吏。判官是冯道的助手，他觉得长官不问，让俗吏修庙，实在很丢面子，意思是冯道应对此负责。据说冯道读后，面有愧色，于是拿出自己的俸禄修庙。《唐宋分门名贤诗话》卷二说此为冯道出镇南阳时事。冯道在同州年余移镇南阳，不知二说何者为是。
四 经历变乱：救民于水火，也退享长乐
冯道守外期间，晋廷与契丹关系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晋少帝不甘忍受契丹的逼迫，听信几位亲信的妄言，与契丹交恶，直至兵戎相见，导致契丹占据汴京，后晋灭亡。这时冯道方自南阳被召至汴。契丹主耶律德光问冯道：“天下百姓，如何可救？”冯道说：“此时百姓，佛再出救不得，唯皇帝救得。”此时德光已称帝，会同年号已发往各州使用，几乎要建立新的中原王朝。冯道无力改变于此，只能随顺，以他与契丹主之交好，尽力救护。次年春德光病重，裹挟晋臣北归，冯道也北行到常山，因偶然的变故得以逃脱。他南归汴梁，刘知远已经建立后汉政权，授冯道以太师。
后汉立国仅四年，是冯道悠闲而愉快的岁月。其间，他写了一篇自我表扬的长文《长乐老自叙》，叙述平生荣业。其中写道：
静思本末，庆及存亡，盖自国恩，尽从家法，承训诲之旨，关教化之源，在孝于家，在忠于国，口无不道之言，门无不义之货。所愿者下不欺于地，中不欺于人，上不欺于天，以三不欺为素。贱如是，贵如是，长如是，老如是，事亲、事君、事长、临人之道，旷蒙天恕，累经难而获多福，曾陷蕃而归中华，非人之谋，是天之祐。
他认为自己无论为人之表里如一，为家为国都尽到了责任，虽然历经艰险，几蹈不测，两度陷蕃，所幸能始终为善，终获天祐。这里，看到他世俗虚荣的一面，但人生有为，至老有成，报国报家，得享高龄荣华，沾沾得意，当然也都可以理解。
冯道晚年，备受尊崇，但也做了两件不太光彩的事情。
后汉隐帝刘承祐，感到大权旁落，诛杀权臣杨邠、史弘肇，激起枢密使、天雄军节度使郭威的反抗，率军攻破汴京，隐帝被杀。郭威希望冯道能推戴自己，但冯道就是没有反应。郭威无奈，只好借太后的名义，议立刘知远侄子湘阴公刘赟。其时刘赟在徐州，冯道被派往迎接，临行他问郭威：“公此举由衷否？”郭威指天为誓。冯道接到刘赟，返程到达宋州，方知郭威玩了一次与后来陈桥兵变一样的游戏，已经自立为帝，追杀刘赟的兵马早就等在宋州了。刘赟败前，对冯道说：“寡人此来，所恃者以公三十年旧相，是以不疑。”冯道助暴为虐，只能默然以对。
周太祖时，冯道仍受尊崇。待周世宗即位，恰逢北汉刘崇入侵，世宗拟亲征。冯道表示反对，原因是“陛下纂嗣之初，先帝山陵有日，人心易摇，不宜轻举，命将御寇，深以为便”。世宗说：“刘崇幸我大丧，闻我新立，自谓良便，必发狂谋，谓天下可取，谓神器可图，此际必来，断无疑耳！”世宗看到北汉的阴谋，认为如不给以痛击，必然长无宁日。历来论政温和的冯道，此时突然变得激动而亢奋。世宗说：“昔唐太宗之创业，靡不亲征，朕何惮焉？”是说唐太宗做得，我为何做不得？冯道说：“陛下未可便学太宗。”太宗英明果决，你不要轻言模仿。世宗说：“刘崇乌合之众，苟遇王师，必如山压卵耳。”冯道说：“不知陛下作得山否？”言下之意，你比太宗差远了。引起世宗大怒：“冯道，何相少也？”你不要以为年纪大，资格老，就可以轻视新立的皇帝。世宗是周太祖柴皇后的侄子，太祖无子而得继位，他的经历和身世显然都不被冯道看好，因此有这样一段争吵，这里看到冯道对世宗能力的忽视。冯道早年有诗“须知海岳归明主”，他一生都在盼着明主的出现。世宗虽最终没有完成统一大业，但他的能力与气象，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推许为最得理想君主的气象，可惜冯道没有看出来。
两个月后，冯道去世。
五 冯道的两极评价，是不是要考虑他的现实困境？
冯道在《长乐老自叙》中说所作文章篇咏编于家集，《宋史 · 艺文志》著录其集六卷、《河间集》五卷、《诗集》十卷，都不传。今存其诗完篇不足十首，有两篇颇为有名。一首是《赠窦十》：“燕山窦十郎，教子有义方。灵椿一株老，丹桂五枝芳。”窦十是窦禹钧，其五子仪、俨、侃、偁、僖，皆擢进士第，后为名臣。冯道写诗祝贺，认为父亲教子有方，五子皆得成名。诗很简净而有精神，表彰窦禹钧之成就，也包含美好祝福。以后流传《三字经》中“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就据冯诗改写。但《册府元龟》卷七八三录此诗作“澶察窦中郎，于家有义方。灵椿一树老，仙桂五枝芳”。很可能是初稿。另外还有一首诗：“口是祸之门，舌是斩身刀。闭口深藏舌，安身处处牢。”见于南宋以后记载，真伪无法判断。所谓祸从口出，闭口少言，自是官场名言，倒也符合冯道的人生体悟。
对冯道的评价，《广卓异记》卷五引《五代史》云：“冯道三入相，四月十七日死，年七十三岁，所得之寿，所终之月，皆与孔子同，但先孔子一日。”与孔子相比，自属不伦。《册府元龟》卷三一〇云：
道历仕四朝，三入中书，在相位二十余年，以持重镇俗为己任。性廉俭，不受四方之赂，未尝以片简扰诸侯。私门之内，无累茵，无重味，不畜姬仆，不听丝竹。有寒素之士求见者，必引于中堂，语及平生，其待遇也，心无适莫。故虽朝代迁置，人无间言，屹若巨山，不可转也。议者以为厚德稽古，宏才伟量，盖汉胡广、晋谢安之徒与！
这是宋初几年所修《周世宗实录》附冯传的史臣赞，这里的冯道接近于政治与道德完人，是五代政治的中流砥柱。但宋太祖末修《旧五代史》时，已经提出了他的操守问题：“道之履行，郁有古人之风；道之宇量，深得大臣之体。然而事四朝，相六帝，可得为忠乎？夫一女二夫，人之不幸，况于再三者哉？”可以看到宋人政局稳定以后，对于臣节问题之重视。百年以后，欧阳修私撰《新五代史》，更将其提到礼义廉耻所不能容忍的高度，加以显斥：
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乱败亡，亦无所不至，况为大臣而无所不取不为，则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予读冯道《长乐老叙》，见其自述以为荣，其可谓无廉耻者矣，则天下国家可从而知也。
这里看到欧阳修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对冯道的强烈不满，认为无论你做过什么，只要你对皇上不忠，就该一票否决，表达的是宋人在全盛时期的道德追求，至于冯道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能做什么，就完全不加考虑了。
俗说“一朝天子一朝臣”，天子为执政之有效贯彻，必然要选用自己信任的人，这是一般常识。冯道从入仕开始，事实上经历了六个时代（含刘守光称帝与契丹入汴），先后服事的君主多达十二人（刘守光，唐四帝，晋二帝，契丹主耶律德光，汉二帝，周二帝），具体事实均见前述。以女子从一而终的立场说，他应对哪位皇帝始终如一呢？就五代各朝的实际运作来看，朝政之运作与王朝之更迭，似乎都在不同步间运行。后唐灭梁，对梁的官员尚有处罚与甄别，政权稳定后，多数仍接纳留用。后唐以后各代，则君位的去留取决于谁更能掌控禁军，新君的核心成员多用幕府旧人，涉及军政人事的更迭与重大政治转向，都由君主与其核心幕僚决定。如庄宗之有郭崇韬，明宗之用安重诲，晋祖之重桑维翰，皆是。至于朝廷之日常运转，如朝会之礼仪，地方官员之选派，赋税之征集与分派，宫殿道路之营筑，则由宰相负责，六部随班，九卿尽职。后唐以后四朝，皇帝如走马灯般地轮换，政府则始终运转正常。重大变化发生，百官不过跟着宰相迎接一下新君而已，新朝仍须运转，各官仍安其位可也。可以看到，即便唐末帝与晋高祖之极端对立，新朝建立以后，对前朝的人事极少加以惩处，清泰朝的显官多数仍保留待遇，得以善终。军事决定君位，宰相运转朝政，明白晓事的宰相则很清楚知道自己的权限所在。《旧五代史 · 冯道传》中有一段记载很可说明一切：
晋祖曾以用兵事问道，道曰：“陛下历试诸艰，创成大业，神武睿略，为天下所知，讨伐不庭，须从独断。臣本自书生，为陛下在中书，守历代成规，不敢有一毫之失也。臣在明宗朝，曾以戎事问臣，臣亦以斯言答之。”晋祖颇可其说。
晋高祖
天下是皇上打下来的，涉及军事进退，国家安危，仍请皇上决断。宰相仅在中书按规矩办事，中书有偏颇失职我负责，涉及军事问题则决不发言，一切皆听圣断。这里，很明显可以看到冯道对权力边界的清楚认识，决不越雷池半步。当然，王朝兴亡，皇帝负全职，无预宰相事，也可以体会。这是五代的特殊情况，不能用宋人忠于一朝一姓的立场来要求冯道。
（本文摘自《我认识的唐朝诗人2》，原题为《诗人冯道——武夫政权与文人政府共治时代的农儒名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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