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末明初陶宗仪所撰《南村辍耕录》三十卷，堪称古代笔记文献之典范。宗仪字九成，号南村，浙江黄岩人，元末避兵乱徙居松江（今上海市）。主要事迹见于孙作《南村先生小传》及《明史·陶宗仪传》。其人博学工文，著述甚丰，除《辍耕录》外，尚有《说郛》、《书史会要》、《南村诗集》等行世。
《辍耕录》一书，“上兼六经百氏之旨，下极稗官小史之谈”（孙作《〈南村辍耕录〉序》），举凡元代典制、宫廷秘闻、社会百态、书画技艺、器物鉴赏、戏曲名目，乃至元末东南兵事，无不赅备，实为研究元代社会、政治、文化之史料渊薮，向为学林所重。据初步统计，《辍耕录》目前可查到直接摘录引用或同源文字的史书，多达160余种，其中尤以元代官方史乘和元明各类笔记小说、文集碑传等文献为最多。陶宗仪与活跃在元末江浙地区的文人多有交游，他们常常彼此分享着流传至江南地区的各类典籍与历史知识。特别是，宗仪与曾参与编纂《经世大典》的虞集等人过从甚密，这让他在编纂《辍耕录》时，不仅有幸抄录到《经世大典》《大元大一统志》等官修文献，更可能利用到当时翰林国史院旧藏的国史列传——《后妃功臣列传》。这些内容颇为珍贵。
《辍耕录》的性质，本就是“上兼六经百氏之旨，下极稗官小史之谈，昔之所未考，今之所未闻”。陶宗仪在元末得以接触此类官方史籍，并选择性抄录其中如传国玺、瑞应泉及忠义秉节等具有故事性、奇异性或道德教化意义的内容，既体现了其个人旨趣，也为我们保留了大量《后妃功臣列传》及已经缺失散佚的《经世大典》《大元大一统志》等文献的原始片段。因此，《辍耕录》不仅在笔记小说史上有重要地位，亦为研究元代国史编纂、正史生成及元明史料传承提供了珍贵线索。
版本乃文献整理之根基。对《辍耕录》而言，重新审视并科学认知其版本系统，是突破既往整理范式的首要工作。具体来说，该书版本流传之迹长期晦而不彰，学界多瞩目于以明成化十年（1474）松江府督学侍御史戴珊刻本为祖本之版本系统。此系统诸本行款皆为半叶十行，行二十一字左右，故我们可统称为“十行本”系统。戴珊刻本卷首有钱溥序，述刊刻始末，称此书久以抄本流传，“传写讹舛，久失其真”，后得“陕右白公大本”及“先生的本”，由戴珊主持刊刻。此本历来被视作今存可确知年代最早之刻本，后世诸多版本皆从此出，影响深远。明嘉靖间有玉兰草堂本，万历六年（1578）有徐球重修本，明末毛晋辑入《津逮秘书》，民国十二年（1923）著名藏书家陶湘（字兰泉）又据傅增湘藏本参校玉兰草堂本重刻。诸本虽间有校改，然其版式、行款皆未脱戴珊刻本系统之范畴。上世纪以来之多种整理本，如中华书局1959年标点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李梦生点校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王雪玲整理本等，均以此系统版本为工作底本，可视为传统认知下之整理路径。
然而，另有一版本系统——十二行本，长期隐于故纸，未获足够重视。近年来，随着古籍普查之深入与版本研究之细化，该系统得以重新发现并获深入研究，其版本谱系遂得廓清，早期文本面貌亦渐次显现。此一新认知，不仅关乎一书之整理，亦为探讨笔记文献之流传与整理方法，提供了宝贵个案。
十二行版本系统行款为半叶十二行，行二十五字，版式风貌与十行本系统迥异。在重新整理本书的过程中，我亲自目验核查了目前国内所见的五部藏本，它们分藏于上海图书馆（沈涛旧藏本，藏书号：线善830707—18；王相旧藏本，藏书号：线善796492—507）、国家图书馆（黄裳旧藏本，善本书号：18255；铁琴铜剑楼旧藏本，善本书号：03523）及北京大学图书馆（李盛铎旧藏本，藏书号：LSB234）。诸藏书目录或题“元刊”，或云“明初刻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此外，近年来尚有俄罗斯国立图书馆藏满铁大连图书馆旧藏本于网上流出，同样被视作“元刻本”，经过我们的目验对勘，其当与铁琴铜剑楼藏本属同一刻本，印次或有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