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史学发达，私人纂史之风蔚然，尤其重视当代史的编纂。其中专门属意建炎、绍兴史事并以之名世者，除蜀人李心传外，尚有闽人熊克等。
熊克字子复，建宁府建阳县（今福建省南平市建阳区）人，北宋重和元年（1118）生，大约绍熙三年（1192）卒。熊克死后，其婿王克勤为撰行状，称其“文有颜延之错综之工，史有陈寿叙事之长；牧民得曹参清静之旨，制行适徐公通介之常”。据文献记载，熊克一生著述宏富，且几乎全部集中在史学和文学两个领域。史学上，他先后编纂有《九朝通略》《中兴小历》《镇江志》《圣朝职略》《官制新典》《帝王经谱》等书；文学上，除自著骈文集《四六类稿》外，亦编纂《京口诗集》《馆学喜雪唱和诗》等。此外，又有《诸子精华》《北苑别录》等。由此看来，熊克一生努力所向，基本不出文、史二途，上引王克勤的前两句评价，分别以“文”、“史”二字为鹄的，应该说还是十分准确的。

遗憾的是，这一盖棺论定式的评价并未得到当时学人的一致认同。我们从今见南宋载籍中，可以发现无论在史学或文学方面，熊克身后都曾受到过不同程度的批评和指责。比如其最有代表性的两部史著《九朝通略》和《中兴小历》，就先后受到朱熹、李心传等的一致恶评。朱熹之言曰：“熊子复编《九朝要略》，不甚好。”李心传之言曰：“（《九朝通略》）其书视《长编》才十一，颇讹舛。”又曰：“《中兴小历》者……其书多避就，未为精博，非《长编》之比也。”以此衡之，熊克在文、史方面的实际才学与成就，可能并不像其婿所说的那样高。
但是我们也没有必要非白即黑，仅根据上引负面评价就转而过分贬抑之。上引朱熹、李心传诸氏对《九朝通略》《中兴小历》的诟病，虽则异口同声，但是考虑到他们都是饱学多识、造诣非凡的超一流学者，其品核裁量是否有着眼太高、绳尺太苛之嫌，亦未可知。至少从今见文献来看，熊克的这两部史书，在当时还是很有影响的。《九朝通略》虽不及《长编》，但南宋学者王炎、陈均在编纂北宋九朝史著时，却都未因《长编》的存在而轻忽其书。王炎自评其《东都纪年》曰：“视李焘《长编》、熊克《通略》，炎不如其博。”自谦之中，自然亦包含了对《通略》的肯定与推崇。同样，《中兴小历》亦不如《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但是从今见南宋中后期文献引录二书的情况看，其实际影响似又在后者之上。即便是对《小历》多所苛责的李心传，在编纂《系年要录》时，也不得不把它当成重要的参考对象。由此看来，熊克的史学成就，亦未必如上述诸位评价的那般糟糕。
相比于其婿王克勤以及上引朱熹、李心传等人的两极私评，《宋史》的评价可能就显得更加折中、公允而平实。在该书的《文苑传》部分，不仅专门为熊克立传，而且明确称赞其“好学善属文”，“博闻强记，自少至老，著述外无他嗜。尤淹习宋朝典故，有问者，酬对如响”。《宋史》本传的评价或许更能代表南宋中后期对于熊克其人其学的共识和公论。按照这种共识和公论，他的文史编纂之才，应既非其婿所说的那般秀异，也非朱、李诸人所说的那般不堪。
对《中兴小历》，亦应作如是观。
与后出转精的李心传氏《系年要录》相比，这部书无论如何都算不上一流的史学名著。从编纂质量来说，其编次不如李书之精严，考订不如李书之精审，存在不少系时、记事错误。从史料价值来看，其网罗内容之宏富、载人叙事之详赡，总体上也与李书相去甚远。关于这些，读者只须随便翻阅一下《系年要录》，便可得到确证。然则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小历》的这些缺陷呢？笔者以为，多半应是与《小历》的成书情况有关。
《小历》编纂完成于宋孝宗淳熙末年，其时去高宗朝未远，书中记事涉及的不少当事人，尤其是宋高宗本人，依然健在而且发挥着巨大影响。与此同时，许多记录高宗朝史事的文献亦尚未面世。这就必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此书的编纂，迫使熊克不仅于笔削之际“多避就”，且于史料之收集、考订亦大受局限。

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此书编纂完成于淳熙末年，彼时去高宗朝未远，围绕着高宗朝诸多人事的评价尚未尘埃落定，而朱熹一派的道学尚处于民间状态，这就使得此书在史实笔削、材料取舍之际，受道学史观的影响较轻，从而于宋金和战等重大问题，以及相关的诸多人事等，都鲜少表现出道学派那样旗帜鲜明的褒贬倾向，甚至存在一些明显有违道学派史观的记录和观点。这一特色，从后来长期占统治地位的道学意识形态来看，未免有些大义不够分明。如光绪年间廖廷相就曾激烈地指出：“观此书所纪，多诋抑李纲、赵鼎诸贤，而傅会和议，是非已谬于当时。君臣谀颂之辞，琐屑必录，而韩、岳战功反略，武穆之冤未能表白。所征引如汪伯彦《时政记》、朱胜非《闲居录》等书，尤属诬辞，殊少别择。文语亦复艰涩。陈伯玉讥其书‘往往疏略多牴啎’，非苛论也。”但是从知人论世的角度说，也许正因如此，反而使我们能够借此窥见当时围绕着建炎、绍兴史事的一些不同记载，以及主流之外的异见歧说，从而想见当时“是非尚未论定”的客观情势。
如此看来，此书虽在总体上难以与《系年要录》比肩，却也自有其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特别是时至今日，在大量宋人著述都已湮没不传的情况下，此书对于研治南宋初年历史的重要性无疑就更加突出。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部曾经风行不衰、影响甚广的史著，竟也和诸多其他宋人著述一样，随着南宋的灭亡而逐渐湮没不传。据《宋史·艺文志》及《直斋书录解题》记载，此书原为四十一卷。今世所见以“中兴小纪”为名的四十卷本《小历》，并非原书之完璧，而只是原书一个删节本的辗转复制本。具体来说，这个删节本先是在明初被采入《永乐大典》，再由清人将其自《大典》辑入《四库全书》，然后才有了《四库》本以下的其他诸本。从幸运的角度说，这个删节本能够经辗转复制而流传至今，固然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熊著原书湮没不传的缺憾。但是从另一方面看，此本因删削不当而导致的大量旧误，以及在辗转复制过程中所产生的大量新误，尤其是《四库》馆臣肆意篡改所制造的大量错误，却又如尘垢般层层沉积下来，给人们阅读和使用它造成了不少困难和障碍。因此，对这个删节本《小历》加以整理，为后人提供一个全新的错误较少的点校本，就显得十分必要。
与《中兴小历》密切相关的，是题名“学士院上进”而不著撰人名氏的《皇朝中兴纪事本末》一书。此书是在熊克《小历》原书基础上改编而成，其最早出现当在宋宁宗嘉泰二年（1202）以后，除书名、卷次、著者等表面信息均与《小历》原书大不相同外，在内容文字上也有不少增删篡改。此书完帙应为一百卷，宋亡以后也流传日稀，到清初已无完帙可寻，只有一个七十六卷、十二册的宋刻残本，曾先后为朱彝尊所睹，徐乾学、宋筠所藏，以及一个七十六卷、十八册的抄本，曾为钱谦益所藏，后来也都不知所终。侥幸的是，由该宋刻残本而来的三个清宣统抄本，今天尚分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浙江图书馆和复旦大学图书馆，复旦本又有亡佚，仅存三十一卷，国图本、浙图本则尚存七十六卷之旧数。

将此七十六卷清抄本《本末》与今见删节本《小历》相比，可以发现此书至少有两个明显的优点。一是它与今见《小历》前三十四卷记事的起迄时间完全吻合，而记事内容较之尤详，所缺者只是与今见《小历》后六卷相对应的内容，可见这个七十六卷清抄本《本末》虽非完帙，却大致保留了熊著《小历》原书绝大部分的内容，很大程度上可以弥补今本《小历》前三十四卷之不足。二是此书在内容文字上未经《四库》馆臣的篡改，更多地保存了熊著《小历》原书的旧观。因此，笔者以为如能将此书整理出版，使之与今本《小历》并行而互补，至少从史料发掘的角度讲，可以使熊克《小历》原书的内容最大限度地得以复现。
鉴于以上原因，笔者从二〇一六年起，即着手今本《中兴小历》和《皇朝中兴纪事本末》二书的点校整理工作。但因公私事多，心意难专，致使此役作辍无常，拖沓至今才始告罄。今值两书出版之际，谨将熊克其人及其《小历》原书、今本《小历》和《本末》的情况略作介绍，以充弁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