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新江：敦煌面前不敢轻言“全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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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9月，荣新江作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交换生，前往荷兰莱顿大学访学十个月。此行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寻访敦煌卷子。当时他还在读研二，跟着张广达先生做归义军史和于阗史研究，研究所需的史料，正是散落海外的敦煌、于阗文献。
当时有机会专门赴海外寻访敦煌文献的学者寥寥无几，荣新江决定以此为契机，开启一次横跨欧洲的寻访之旅。
“现在拿着一本申根签证就可以到处跑了，但那个时候，去每个国家都得有签证。”出发前，荣新江花了整整两个月的时间，南北奔波于阿姆斯特丹和鹿特丹的各国领事馆，才算把签证一一办妥。
在莱顿大学交流期间，荣新江的指导老师是欧洲汉学界泰斗许理和教授，“他写信让收藏单位或相关部门邀请我，信中称我是‘Professor Rong Xinjiang（荣新江教授）’；又让秘书给使馆写信，也说请给这位‘教授’签证。他告诉我，教授在欧洲是特等阶级，你办签证至少会比一般人快一个月。在瑞典领馆申请签证时，工作人员问我：‘你是 Professor吗？’ 我反问‘你看我像吗？’对方说‘不太像’，可还是‘哐’地一声给我盖了章。”
当年中国护照只有五六页空白纸，很快就盖满了签证章。更换护照流程太繁琐，中国大使馆索性在他的护照后面接了长长的一串纸，在纸缝上盖了骑缝章，就像敦煌文书一样。荣新江调侃说：“那本护照绝对算得上敦煌学史上的文物。可惜回国后必须上交到北京外国语学院留学生中心，才能换回户口本。”
这段访学经历，对荣新江日后的敦煌研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不仅亲手接触到大量珍贵的原始文书，更结识了一众国际汉学、西域学领域的顶尖学者。“我那时初生牛犊不怕虎，哪怕面对贝利教授这样的大家，也敢主动写信求见，还列一个他的论著目录——我的意思是，我找到你这么多文章，但其他的找不着怎么办？”
贝利是英国皇家亚洲学会会长、研究于阗语首屈一指的人物，能见到这位大咖，同样多亏了许理和的引荐。许理和与贝利并不认识，便托了自己在剑桥大学的好友鲁惟一教授从中搭桥。鲁惟一约贝利和荣新江一起在剑桥用餐，餐后荣新江跟着贝利回家，两人聊了整整一下午。离开时，荣新江从贝利家提了两大提包的书，累得喘不过气。“我太感激他了，好多外面没有卖的，贝利手里也没几本，他当时给了我。”回国后荣新江跟季羡林先生汇报这段经历，季先生说：怎么不拿两份！
荣新江后来发现，这次访欧受到的待遇，远比十年后要好得多。“我十年后再到德国国家图书馆，每天要争着去坐善本部的那8个椅子，早上进去，中午如果吃顿饭回来，椅子就没了。所以只能饿着，每天从早上9点到下午3点，不吃饭，一直抄。”而在1985年，因为有许理和先生的信，德国国家图书馆给了他一间屋子，专门安排了一位工作人员、一辆推车，那些文献都镶在厚重的玻璃板里，全靠工作人员一趟趟推来给他看。
首次赴欧时，荣新江的目标并不局限于搜寻敦煌文献。作为隋唐史与中外关系史的研究者，他的视野放得更宽。
“北大当时并没有单独设立敦煌学专业，它要么归在考古系的隋唐考古方向，要么归在中文系的古典文献专业，按照大的学科分类走。不像兰州大学设置了敦煌学的二级学科。”
在莱顿大学期间，他先是花了数月时间，把欧洲各大东方学刊物翻了个遍，尤其是皮尔森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资助、走访欧美300多家图书馆后编撰的《欧洲与北美所藏的东方写本》一书，由此精准定位了敦煌文献的藏身之所。他将这些地点在地图上逐一标示、挨个寻访。
荣新江觉得，做文献研究就像考古发掘：“你挖一个商代的坑，但它上面摞着很多的墓葬啊！遇到元代的墓葬、遇到唐代的墓葬在商代的上面，你就不管了吗？你也得清理、也得研究！做文献调查也是如此，到了一处收藏地，遇见什么就研究什么，所以我才能够发现《永乐大典》。”
那是1991年，荣新江受英国图书馆中文部主任吴芳思之邀给敦煌文献编目。一天午饭后，突然看到图书馆通讯上写着，去年中文部最大的收获是买到了两本《永乐大典》。“我心中满是疑惑：时隔多年，怎么现在还能买到这部旷世奇书？吴芳思告诉我，当年八国联军侵华，英国兵和爱尔兰兵住在翰林院旁边，拿了很多古籍，都在家里放着。等到老兵去世多年后，他们的家属虽然不知道这些古籍是什么，但是知道它们有价值，就会拿到图书馆售卖。”
荣新江立刻致信中华书局的张忱石先生，请他把《<永乐大典>史话》特快寄来。“上世纪60年代初《永乐大典》影印合集出版后，学界普遍认为英国的《永乐大典》已被查勘殆尽。没人会想到，这些老兵的后人还在不断出售藏书。”他当即有了思路：既然前一年能发现一册，那从60年代到1990年的几十年间，会不会还有更多遗漏？关键是要找到一份《永乐大典》现存年表。而《<永乐大典>史话》书末，张忱石就列了一张年表。书寄到后，荣新江立刻扎进英国图书馆的入藏登记簿，逐页翻查，发现在1960年代以后果然有5条《永乐大典》的入藏记录，均为中华影印本所未收。这一发现震惊了学界。
在荣新江看来，对《永乐大典》的全球普查仍不彻底。“相比于敦煌文献的普查力度，《永乐大典》的寻访工作还差得太远。”他直言，“敦煌研究中，哪怕是巴掌大的一片残纸，我们都会千方百计搜罗；可面对这么精美的《永乐大典》，却没人对英国的大学、图书馆做过全面普查。其实方法很明确：先查清当年哪些人冲进过翰林院，再追踪这些老兵的籍贯，查访周边的收藏机构，必定能有收获。”
“如果倒退到25岁，我就专门干这活儿，绝对有收获。”荣新江说。
寻访敦煌文献时，荣新江就是凭这股“大海捞针”的韧劲。而英国有关敦煌的收藏最为丰富，不论数量还是质量。在研究敦煌的人眼里，第一目标肯定要去英国。
上世纪30年代，北平图书馆就曾派王重民与向达分赴法国、英国整理敦煌文献，但二人的境遇可谓天差地别。王重民到了法国，受到伯希和的热情接待，所有敦煌文献都对他开放。而远赴英国的向达就没这么幸运了。当时英国图书馆的馆员是出身汉学世家的翟林奈，他把毕生精力都扑在敦煌文献编目上，将向达视为竞争者，处处刁难。尽管向达是以交换馆员的身份到访，翟林奈也只允许他查看了500号文献。
1985年4月，经过了很长时间的准备，荣新江第一站去了伦敦。为了赶时间，他放弃吃早、中饭，整个白天在英国图书馆抄敦煌文书。至今他还保留着当年英国图书馆东方部的宣传册页，封面用的是敦煌印本新样文殊菩萨的图像。“英国图书馆东方部搜集了从埃及、小亚细亚、阿拉伯、波斯到中国的各种文献，多得不得了，但是他们采用敦煌的刻本来做广告，说明敦煌资料的价值和重要性。”
“翟林奈的编目工作其实极具价值，却终究没能完成。他耗费心血，为大量佛经残片考订定名，编成了英国图书馆馆藏敦煌文献目录，但只编到6980号，后面还有六七千号，他再也无力整理。要知道，在电子数据库问世之前，这种佛经残片的定名工作难度极大。后来，吴芳思向我们伸出了橄榄枝。她是北大70年代的工农兵留学生，特别热爱中国，一直想筹集资金，请中国学者完成未竟的编目工作。1991年，我与方广锠博士应邀前往英国图书馆，分工合作推进编目：我负责非佛教文献部分，方广锠负责佛教文献部分。仅用半年时间，我便基本完成了这项艰巨的任务。”
“斯坦因、伯希和之流的行径，无疑是赤裸裸的掠夺。有人会问：为什么不把这些国宝追回来？可细想便知，连圆明园都没能保住，何况洞窟里的敦煌文献？”在荣新江看来，如今大家总围着敦煌议论，因为敦煌寄托了民族情感，成了一个学术焦点。“要知道，斯坦因的掠夺远不止敦煌一处，他还从和田、黑水城、吐鲁番、楼兰等地，盗走了大量梵文、于阗文、粟特文、回鹘文文献，而且几乎没有付出任何代价。”
荣新江曾在巴黎的博物馆里，亲眼见过那些精美的敦煌绢画。“当那些色彩艳丽、笔触细腻的珍品出现在眼前时，作为中国人，内心的震撼与酸楚难以言表，我们当然期盼这些文物能够回归！但作为学者，必须保持理性，要先把研究做深做透。即便将来打国际官司，也有据可依。”
1979年，上大二的荣新江在课堂上聆听了关于敦煌的一段“伤心史”——唐长孺教授说，中国学者1950年代编的《敦煌资料》，被日本学者池田温挑出300多处错误，他发表在《东方学报》上的文章造成了爆炸式的影响，中国学者一边读、一边痛哭。“不能怪这些老先生，他们都是高手。当时中国学者没有条件出国去看敦煌卷子，一些细节是通过考证推测的。而池田温到伦敦、巴黎去看原件，很多问题都出现了。”
荣新江1984年访欧时，本子上记的第一件事，就是帮周一良、赵和平先生查阅“S.329”“S.361”两个敦煌卷子能不能拼接。“我拿出两个原件往那一放，严丝合缝，证明就是人为撕开的，这种情况非常多。”这么小一个问题，要花费巨资，跨越千山万水到伦敦才能确证。
如今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中国夺回了敦煌学研究的中心，他的《敦煌学十八讲》被翻译成英文，成为欧美各国敦煌学课程的通用教材，为中国的敦煌研究争了光。
“但敦煌的内涵实在太丰富了，归义军史、隋唐史、汉文文献、文学作品等领域，我们的研究早已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话语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但敦煌学的范畴远不止于此，梵文、于阗文、回鹘文、粟特文、藏文等胡语文献的研究，我们还不敢说已经拿到了绝对的话语权。”荣新江说。
以梵语研究为例，北大曾有段晴这样的顶尖学者。她是季羡林的弟子，后又留学德国，师从汉堡大学的恩默瑞克教授，精通梵语、于阗语、粟特语，学成归国后，研究水平就已跻身世界一流。“她是中国丝绸之路考古独一无二的古语言支撑者。举凡丝绸之路发现的梵文、佉卢文、于阗文、据史德文、粟特文、叙利亚文……她都能解读，中国没有第二人，恐怕多少年也不会有第二人。段晴老师走了，让中国的梵语、于阗语研究至少倒退了20年。要知道，培养一位这样的学者何其艰难。一个顶尖学者，往往代表一个学科的制高点，除非有强大的学术梯队及时补上。”
从莫高窟石室洞开的那一刻起，就决定了敦煌学不是书斋的学问。“我认同季羡林先生的理念：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敦煌学是属于全世界的学术财富。”荣新江说。
荣新江，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英国学术院通讯院士。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外关系史、丝绸之路、隋唐史、西域中亚史、敦煌吐鲁番学等。著有《归义军史研究》《敦煌学十八讲》《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隋唐长安：性别、记忆及其他》《敦煌学新论》《丝绸之路与东西文化交流》《唐宋于阗史探研》《从张骞到马可·波罗——丝绸之路十八讲》《吐鲁番的典籍与文书》《大漠丰碑——出土文献所见西域史地》等。
敦煌，一座矗立在丝绸之路上的世界文明十字路口。120余年前，封存九百年的敦煌藏经洞被意外发现，数以万计的珍贵文献文物如星散般被掠至海外，留下“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刺耳论断，成为中国学术界心头一道深刻的伤口。
此后120余年，几代敦煌学者在世界各地开启了上穷碧落下黄泉的寻找。他们有过20世纪30年代在英国受气、“只准看500号文献”的委屈；也铭记着50年代因无法亲见原件，被日本学者挑出300多处错误的屈辱。正是这份沉痛，化作了“走出去”的执着。
自1984年赴荷兰莱顿大学访学起，荣新江便踏上了“满世界寻找敦煌”的漫漫长路。四十年时间里，他走遍五大洲的11个国家、48处收藏地，串起散落世界的文化碎片，让敦煌回家。
这不仅仅是一个人的朝圣，也是几代中国学人接力奔跑的缩影。他的新书《满世界寻找敦煌》详细追忆了这段旅程。他说，如今我们夺回了敦煌学研究的中心，但在包罗万象的敦煌面前，依然不敢轻言“全胜”。特别是2022年学长段晴的猝然离世，有些“天书”恐怕再也没有人能解读，“顶尖学者的断层，可能让一个学科倒退二十年，除非有强大的学术梯队及时补上”。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陈曦/文
牛华新/摄 郑芮/视频
初窥敦煌宝藏
1984年9月，荣新江作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交换生，前往荷兰莱顿大学访学十个月。此行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寻访敦煌卷子。当时他还在读研二，跟着张广达先生做归义军史和于阗史研究，研究所需的史料，正是散落海外的敦煌、于阗文献。
当时有机会专门赴海外寻访敦煌文献的学者寥寥无几，荣新江决定以此为契机，开启一次横跨欧洲的寻访之旅。
“现在拿着一本申根签证就可以到处跑了，但那个时候，去每个国家都得有签证。”出发前，荣新江花了整整两个月的时间，南北奔波于阿姆斯特丹和鹿特丹的各国领事馆，才算把签证一一办妥。
《满世界寻找敦煌》由中华书局出版
在莱顿大学交流期间，荣新江的指导老师是欧洲汉学界泰斗许理和教授，“他写信让收藏单位或相关部门邀请我，信中称我是‘Professor Rong Xinjiang（荣新江教授）’；又让秘书给使馆写信，也说请给这位‘教授’签证。他告诉我，教授在欧洲是特等阶级，你办签证至少会比一般人快一个月。在瑞典领馆申请签证时，工作人员问我：‘你是 Professor吗？’ 我反问‘你看我像吗？’对方说‘不太像’，可还是‘哐’地一声给我盖了章。”
当年中国护照只有五六页空白纸，很快就盖满了签证章。更换护照流程太繁琐，中国大使馆索性在他的护照后面接了长长的一串纸，在纸缝上盖了骑缝章，就像敦煌文书一样。荣新江调侃说：“那本护照绝对算得上敦煌学史上的文物。可惜回国后必须上交到北京外国语学院留学生中心，才能换回户口本。”
这段访学经历，对荣新江日后的敦煌研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不仅亲手接触到大量珍贵的原始文书，更结识了一众国际汉学、西域学领域的顶尖学者。“我那时初生牛犊不怕虎，哪怕面对贝利教授这样的大家，也敢主动写信求见，还列一个他的论著目录——我的意思是，我找到你这么多文章，但其他的找不着怎么办？”
贝利是英国皇家亚洲学会会长、研究于阗语首屈一指的人物，能见到这位大咖，同样多亏了许理和的引荐。许理和与贝利并不认识，便托了自己在剑桥大学的好友鲁惟一教授从中搭桥。鲁惟一约贝利和荣新江一起在剑桥用餐，餐后荣新江跟着贝利回家，两人聊了整整一下午。离开时，荣新江从贝利家提了两大提包的书，累得喘不过气。“我太感激他了，好多外面没有卖的，贝利手里也没几本，他当时给了我。”回国后荣新江跟季羡林先生汇报这段经历，季先生说：怎么不拿两份！
荣新江与贝利（左一）合影（1985年）
荣新江后来发现，这次访欧受到的待遇，远比十年后要好得多。“我十年后再到德国国家图书馆，每天要争着去坐善本部的那8个椅子，早上进去，中午如果吃顿饭回来，椅子就没了。所以只能饿着，每天从早上9点到下午3点，不吃饭，一直抄。”而在1985年，因为有许理和先生的信，德国国家图书馆给了他一间屋子，专门安排了一位工作人员、一辆推车，那些文献都镶在厚重的玻璃板里，全靠工作人员一趟趟推来给他看。
意外发现《永乐大典》
首次赴欧时，荣新江的目标并不局限于搜寻敦煌文献。作为隋唐史与中外关系史的研究者，他的视野放得更宽。
“北大当时并没有单独设立敦煌学专业，它要么归在考古系的隋唐考古方向，要么归在中文系的古典文献专业，按照大的学科分类走。不像兰州大学设置了敦煌学的二级学科。”
在莱顿大学期间，他先是花了数月时间，把欧洲各大东方学刊物翻了个遍，尤其是皮尔森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资助、走访欧美300多家图书馆后编撰的《欧洲与北美所藏的东方写本》一书，由此精准定位了敦煌文献的藏身之所。他将这些地点在地图上逐一标示、挨个寻访。
荣新江在圣彼得堡东方文献所（2013年）
荣新江觉得，做文献研究就像考古发掘：“你挖一个商代的坑，但它上面摞着很多的墓葬啊！遇到元代的墓葬、遇到唐代的墓葬在商代的上面，你就不管了吗？你也得清理、也得研究！做文献调查也是如此，到了一处收藏地，遇见什么就研究什么，所以我才能够发现《永乐大典》。”
那是1991年，荣新江受英国图书馆中文部主任吴芳思之邀给敦煌文献编目。一天午饭后，突然看到图书馆通讯上写着，去年中文部最大的收获是买到了两本《永乐大典》。“我心中满是疑惑：时隔多年，怎么现在还能买到这部旷世奇书？吴芳思告诉我，当年八国联军侵华，英国兵和爱尔兰兵住在翰林院旁边，拿了很多古籍，都在家里放着。等到老兵去世多年后，他们的家属虽然不知道这些古籍是什么，但是知道它们有价值，就会拿到图书馆售卖。”
荣新江立刻致信中华书局的张忱石先生，请他把《<永乐大典>史话》特快寄来。“上世纪60年代初《永乐大典》影印合集出版后，学界普遍认为英国的《永乐大典》已被查勘殆尽。没人会想到，这些老兵的后人还在不断出售藏书。”他当即有了思路：既然前一年能发现一册，那从60年代到1990年的几十年间，会不会还有更多遗漏？关键是要找到一份《永乐大典》现存年表。而《<永乐大典>史话》书末，张忱石就列了一张年表。书寄到后，荣新江立刻扎进英国图书馆的入藏登记簿，逐页翻查，发现在1960年代以后果然有5条《永乐大典》的入藏记录，均为中华影印本所未收。这一发现震惊了学界。
在荣新江看来，对《永乐大典》的全球普查仍不彻底。“相比于敦煌文献的普查力度，《永乐大典》的寻访工作还差得太远。”他直言，“敦煌研究中，哪怕是巴掌大的一片残纸，我们都会千方百计搜罗；可面对这么精美的《永乐大典》，却没人对英国的大学、图书馆做过全面普查。其实方法很明确：先查清当年哪些人冲进过翰林院，再追踪这些老兵的籍贯，查访周边的收藏机构，必定能有收获。”
“如果倒退到25岁，我就专门干这活儿，绝对有收获。”荣新江说。
从“只准看500号”到“半年编完数千号”
寻访敦煌文献时，荣新江就是凭这股“大海捞针”的韧劲。而英国有关敦煌的收藏最为丰富，不论数量还是质量。在研究敦煌的人眼里，第一目标肯定要去英国。
上世纪30年代，北平图书馆就曾派王重民与向达分赴法国、英国整理敦煌文献，但二人的境遇可谓天差地别。王重民到了法国，受到伯希和的热情接待，所有敦煌文献都对他开放。而远赴英国的向达就没这么幸运了。当时英国图书馆的馆员是出身汉学世家的翟林奈，他把毕生精力都扑在敦煌文献编目上，将向达视为竞争者，处处刁难。尽管向达是以交换馆员的身份到访，翟林奈也只允许他查看了500号文献。
荣新江在牛顿像前
1985年4月，经过了很长时间的准备，荣新江第一站去了伦敦。为了赶时间，他放弃吃早、中饭，整个白天在英国图书馆抄敦煌文书。至今他还保留着当年英国图书馆东方部的宣传册页，封面用的是敦煌印本新样文殊菩萨的图像。“英国图书馆东方部搜集了从埃及、小亚细亚、阿拉伯、波斯到中国的各种文献，多得不得了，但是他们采用敦煌的刻本来做广告，说明敦煌资料的价值和重要性。”
英国国家图书馆东方部的宣传册子
“翟林奈的编目工作其实极具价值，却终究没能完成。他耗费心血，为大量佛经残片考订定名，编成了英国图书馆馆藏敦煌文献目录，但只编到6980号，后面还有六七千号，他再也无力整理。要知道，在电子数据库问世之前，这种佛经残片的定名工作难度极大。后来，吴芳思向我们伸出了橄榄枝。她是北大70年代的工农兵留学生，特别热爱中国，一直想筹集资金，请中国学者完成未竟的编目工作。1991年，我与方广锠博士应邀前往英国图书馆，分工合作推进编目：我负责非佛教文献部分，方广锠负责佛教文献部分。仅用半年时间，我便基本完成了这项艰巨的任务。”
段老师走了，有些“天书”恐怕再也没人能读懂了
“斯坦因、伯希和之流的行径，无疑是赤裸裸的掠夺。有人会问：为什么不把这些国宝追回来？可细想便知，连圆明园都没能保住，何况洞窟里的敦煌文献？”在荣新江看来，如今大家总围着敦煌议论，因为敦煌寄托了民族情感，成了一个学术焦点。“要知道，斯坦因的掠夺远不止敦煌一处，他还从和田、黑水城、吐鲁番、楼兰等地，盗走了大量梵文、于阗文、粟特文、回鹘文文献，而且几乎没有付出任何代价。”
荣新江曾在巴黎的博物馆里，亲眼见过那些精美的敦煌绢画。“当那些色彩艳丽、笔触细腻的珍品出现在眼前时，作为中国人，内心的震撼与酸楚难以言表，我们当然期盼这些文物能够回归！但作为学者，必须保持理性，要先把研究做深做透。即便将来打国际官司，也有据可依。”
1979年，上大二的荣新江在课堂上聆听了关于敦煌的一段“伤心史”——唐长孺教授说，中国学者1950年代编的《敦煌资料》，被日本学者池田温挑出300多处错误，他发表在《东方学报》上的文章造成了爆炸式的影响，中国学者一边读、一边痛哭。“不能怪这些老先生，他们都是高手。当时中国学者没有条件出国去看敦煌卷子，一些细节是通过考证推测的。而池田温到伦敦、巴黎去看原件，很多问题都出现了。”
正规的敦煌经卷
荣新江1984年访欧时，本子上记的第一件事，就是帮周一良、赵和平先生查阅“S.329”“S.361”两个敦煌卷子能不能拼接。“我拿出两个原件往那一放，严丝合缝，证明就是人为撕开的，这种情况非常多。”这么小一个问题，要花费巨资，跨越千山万水到伦敦才能确证。
如今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中国夺回了敦煌学研究的中心，他的《敦煌学十八讲》被翻译成英文，成为欧美各国敦煌学课程的通用教材，为中国的敦煌研究争了光。
“但敦煌的内涵实在太丰富了，归义军史、隋唐史、汉文文献、文学作品等领域，我们的研究早已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话语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但敦煌学的范畴远不止于此，梵文、于阗文、回鹘文、粟特文、藏文等胡语文献的研究，我们还不敢说已经拿到了绝对的话语权。”荣新江说。
以梵语研究为例，北大曾有段晴这样的顶尖学者。她是季羡林的弟子，后又留学德国，师从汉堡大学的恩默瑞克教授，精通梵语、于阗语、粟特语，学成归国后，研究水平就已跻身世界一流。“她是中国丝绸之路考古独一无二的古语言支撑者。举凡丝绸之路发现的梵文、佉卢文、于阗文、据史德文、粟特文、叙利亚文……她都能解读，中国没有第二人，恐怕多少年也不会有第二人。段晴老师走了，让中国的梵语、于阗语研究至少倒退了20年。要知道，培养一位这样的学者何其艰难。一个顶尖学者，往往代表一个学科的制高点，除非有强大的学术梯队及时补上。”
段晴陪同恩师季羡林先生访问德国（1980年）
从莫高窟石室洞开的那一刻起，就决定了敦煌学不是书斋的学问。“我认同季羡林先生的理念：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敦煌学是属于全世界的学术财富。”荣新江说。
本期人物
荣新江，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英国学术院通讯院士。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外关系史、丝绸之路、隋唐史、西域中亚史、敦煌吐鲁番学等。著有《归义军史研究》《敦煌学十八讲》《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隋唐长安：性别、记忆及其他》《敦煌学新论》《丝绸之路与东西文化交流》《唐宋于阗史探研》《从张骞到马可·波罗——丝绸之路十八讲》《吐鲁番的典籍与文书》《大漠丰碑——出土文献所见西域史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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