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三一部队逃亡前夕的集体疯狂
评论内容：
据七三一部队幸存劳工金国忠回忆：
1945年8月9日晚上，下雨，飞机在空中嗡嗡叫，我们看见七三一部队西南角的大草垛着了火，是日本人自己点的。下半夜两点，专用线上开来一列火车，日本家属拼命往车上挤。火车开走后，许多没挤上去的日本妇女在站台上哭泣。三点多钟，轰的一声，四方楼西北角被日本人自己炸塌了。8月10日一整天都听到四方楼连续的爆炸声。
七三一部队教育部沟渕俊美被任命为警备班长，他回忆道：
在本部主楼的院子里，玻璃器具、显微镜，还有其他的一些器具堆得像山似的，烧的烧，砸的砸，乱成一团。在飞机场的角落，野战消毒车、甲号滤水机装载车等都被浇上汽油烧掉了，冒着浓浓的黑烟。
大概是8月9日下午1点钟，担任破坏部队作战总指挥的总务部长大田澄大佐发出命令：停止七三一部队的活动并且废止七三一部队。军属按秘密重要程度由有关人员依次送回到内地……集中对七栋和八栋进行处理。此外还有很多士兵，他们做了把显微镜堆积起来烧掉等各种各样的工作，剩下的军属也一起行动，把所谓的文件、书籍或X射线照片等都在锅炉房烧掉了。
8月9日，关东军命令日军独立混成一三一旅团石原工兵大队开进七三一部队。工兵大队长石原勇带领了约200人前往，在七三一部队本部接受石井四郎的命令：“全部炸毁七三一部队总部。”工兵大队用了一天半的时间，使用了一卡车炸药，首先爆破了细菌实验室和特设监狱，随即又炸毁了本部一栋、冻伤实验室、病毒实验室、结核菌实验室等基础设施。石原勇在战后接受采访时说道：“我去了石井部队长的办公室，坐在椅子上。首先炸毁的是收容‘马路大’的建筑物，那个时候，里面的人已经被军属杀害了，扔在松花江里了。”2014年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主持了四方楼的考古发掘，在细菌实验室和特设监狱遗址发现多处掩埋坑、爆破点等，这亦成为七三一部队掩盖犯罪证据的直接证据。
8月14日，七三一部队最后一批人员逃离平房。七三一部队的牡丹江支部、林口支部、孙吴支部、海拉尔支部、大连支部同样自行毁灭证据后逃离。正是因为七三一部队能够直通“天机”，才有可能在天皇宣布投降的一周之前，就直接下达了爆破总部的命令，争取到了整建制部队撤离哈尔滨的最后时机。七三一部队也有足够的时间将人体实验和细菌战等核心机密全面销毁、破坏和转移，这些血迹斑斑的绝密资料，最终成为石井四郎在谈判桌上向麦克阿瑟提出“豁免”的资本。
集体屠杀全部人证
七三一部队溃逃前夕，将关押在特设监狱里的人体实验受试者全部屠杀并毁尸灭迹。原七三一部队教育队成员篠原鹤男1994年1月在“七三一部队展”上回忆了当时的情况：
8月9日清晨点名的时候，野口（圭一）少佐骑着白马在部队里面跑，命令我们：“今天零点，苏联进攻了。从现在开始，一切行动听从指挥。”首先我们要处理身边的事务，以防暴露我们七三一队员的身份。
过了一天，10日，我跟另外两个人一起进了七、八栋二楼的12号房间。一直以来这里都是禁止进入的。走廊里随意放置着三具“马路大”的尸体，几乎所有“马路大”的尸体都已经被搬到四方楼外面去了。外面挖了坑，坑里柴火和“马路大”交替着垒了很多层，然后就剩点火了。完全是各自为战的状态，应该下达命令的上层长官都带着重要文件在七三一部队飞机场准备撤退。
同时，我们接到了破坏监狱的命令，正在准备炸毁那些监狱。监狱从1号到12号，我进了12号房间，要把炸药安置在墙上。一进去我就看见了白色的墙上写着血书。血还没有变黑，应该写的时间不会太长。很漂亮的字写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必胜蒋主席万岁！”可能是临死前咬破手指写的吧。当时墙上的这些血书，我一生都忘不了。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四方楼乃是关东军实施特别移送的终结地，即所有特别移送人员都被作为实验材料——“马路大”而在此惨遭虐杀。这些被关押在七三一部队的被捕人员，在极度悲怆的等待中度过了分分秒秒，即便侥幸避免了人体实验的悲惨命运，但也没能逃脱死亡的结局。令人扼腕的是，进入七三一部队的受试者，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这座“食人魔窟”。
阴魂不散的石井禁令
8月14日，晚上9点左右，下着大雨，被誉为“军神”的石井四郎，站在七三一部队废墟中的煤堆上下达了最后命令。这是三条禁口令：一是不准暴露七三一部队成员身份，二是队员之间不得互相联络，三是不准从事与七三一部队同样业务性质的职业。命令下达之后，石井四郎登上增田美保少佐驾驶的飞机，在七三一部队废墟上空盘旋三圈，并拍摄了最后的影像，匆匆逃离了哈尔滨，七三一部队彻底灭亡。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七三一部队成员经由朝鲜半岛陆续逃回日本，他们绝大多数人都过着逍遥法外的正常生活，只有极少部分支部成员成了苏联红军的俘虏。
石井四郎的三条禁令并未一直伴随七三一部队成员的一生。一部分队员终生遵守，掩盖他们在中国曾经犯下的战争罪行。一部分队员违背禁令，从事与七三一部队业务相关的职业，如部队长北野政次、教育部部长西俊英、第三部部长江口丰洁、结核班班长二木秀夫等人开设了私人医院，冻伤班班长吉村寿人、病理班班长冈本耕造、昆虫班班长田中英雄等进入医学院校任职。还有一部分队员在战后频繁联系并成立战友会，他们在战后相继成立了精魂会、房友会、东乡战友会、平房三角会、加茂会、古城镇会、铃兰会等，堂而皇之地开展各种纪念活动，积极活跃在日本社会各界。但七三一部队绝大多数成员至死都三缄其口，隐匿了战时的惊天秘密——人体实验、细菌战和毒气战，而且完全没有任何反省，将给中国人、苏联人、朝鲜人带来深重灾难的悲惨历史湮没在日本重建的亢奋之中。只有极少数下层军医、卫生兵、雇员，如篠塚良雄、越定男、大川福松、胡桃泽正邦、郡司阳子等人，顶住来自家人、战友和社会的压力，让自己的“良心战胜了畏惧”，勇敢地抛却石井的禁令，鼓起勇气讲述了历史的真相，把七三一部队的所作所为昭示于天下。
二战到了1945年的时候已经接近尾声，日本狂想的“大东亚共荣圈”绝大部分区域都被盟军控制，此时非洲战事早已经结束，意大利法西斯已于1943年投降，1945年5月纳粹德国也无条件投降，轴心国日本成为最后的邪恶力量。1945年7月17日，美、英、苏三国首脑在柏林近郊波茨坦举行会议，发表对日作战的最后通牒《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投降。同年8月6日、9日，美军在广岛和长崎投掷了原子弹，此时哈尔滨的七三一部队也发生了不同寻常的事情。
自行销毁一切证据
8月9日凌晨，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向关东军发起攻击，石井四郎很快就获悉了这一情报，并与关东军司令部取得联系，随后又飞往长春等待东京的指令。8月10日，日本大本营参谋本部作战课参谋朝枝繁春中佐飞抵长春第二军用飞机场，代表参谋总长向石井四郎传达命令：一是部队立即全面废除，成员尽快返回日本本土，应使所有证据物件永远从地球上消失。二是已命哈尔滨第一四九师团调去一个工兵中队、5吨炸药配合部队采取行动，炸毁部队所有设施。三是立即处理建筑物内“马路大”，用部队锅炉房销毁，然后将灰烬投入松花江。四是将53名医学博士使用飞机直接送回日本；其他职员、妇女、儿童等所有人，通过南满铁路先送至大连再返还日本，已经命令直通大连的特急列车（可运送2500人）在平房火车站待命。石井四郎接到东京指令之后立即飞回哈尔滨，召集高级军官紧急会议，宣布七三一部队全部营区戒严，准备撤回日本本土。为保守七三一部队的秘密，将各级命令文件、研究资料、实验报告、医疗器械、人体标本等统统运往锅炉房烧毁。总务部长大田澄大佐担任总指挥，具体负责全面销毁罪证，所有命令都由大田澄发出，各个场地的进展情况也都向大田澄报告。
七三一部队四方楼遗址（1956年摄）
据七三一部队幸存劳工金国忠回忆：
1945年8月9日晚上，下雨，飞机在空中嗡嗡叫，我们看见七三一部队西南角的大草垛着了火，是日本人自己点的。下半夜两点，专用线上开来一列火车，日本家属拼命往车上挤。火车开走后，许多没挤上去的日本妇女在站台上哭泣。三点多钟，轰的一声，四方楼西北角被日本人自己炸塌了。8月10日一整天都听到四方楼连续的爆炸声。
七三一部队教育部沟渕俊美被任命为警备班长，他回忆道：
在本部主楼的院子里，玻璃器具、显微镜，还有其他的一些器具堆得像山似的，烧的烧，砸的砸，乱成一团。在飞机场的角落，野战消毒车、甲号滤水机装载车等都被浇上汽油烧掉了，冒着浓浓的黑烟。
大概是8月9日下午1点钟，担任破坏部队作战总指挥的总务部长大田澄大佐发出命令：停止七三一部队的活动并且废止七三一部队。军属按秘密重要程度由有关人员依次送回到内地……集中对七栋和八栋进行处理。此外还有很多士兵，他们做了把显微镜堆积起来烧掉等各种各样的工作，剩下的军属也一起行动，把所谓的文件、书籍或X射线照片等都在锅炉房烧掉了。
8月9日，关东军命令日军独立混成一三一旅团石原工兵大队开进七三一部队。工兵大队长石原勇带领了约200人前往，在七三一部队本部接受石井四郎的命令：“全部炸毁七三一部队总部。”工兵大队用了一天半的时间，使用了一卡车炸药，首先爆破了细菌实验室和特设监狱，随即又炸毁了本部一栋、冻伤实验室、病毒实验室、结核菌实验室等基础设施。石原勇在战后接受采访时说道：“我去了石井部队长的办公室，坐在椅子上。首先炸毁的是收容‘马路大’的建筑物，那个时候，里面的人已经被军属杀害了，扔在松花江里了。”2014年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主持了四方楼的考古发掘，在细菌实验室和特设监狱遗址发现多处掩埋坑、爆破点等，这亦成为七三一部队掩盖犯罪证据的直接证据。
8月14日，七三一部队最后一批人员逃离平房。七三一部队的牡丹江支部、林口支部、孙吴支部、海拉尔支部、大连支部同样自行毁灭证据后逃离。正是因为七三一部队能够直通“天机”，才有可能在天皇宣布投降的一周之前，就直接下达了爆破总部的命令，争取到了整建制部队撤离哈尔滨的最后时机。七三一部队也有足够的时间将人体实验和细菌战等核心机密全面销毁、破坏和转移，这些血迹斑斑的绝密资料，最终成为石井四郎在谈判桌上向麦克阿瑟提出“豁免”的资本。
集体屠杀全部人证
七三一部队溃逃前夕，将关押在特设监狱里的人体实验受试者全部屠杀并毁尸灭迹。原七三一部队教育队成员篠原鹤男1994年1月在“七三一部队展”上回忆了当时的情况：
8月9日清晨点名的时候，野口（圭一）少佐骑着白马在部队里面跑，命令我们：“今天零点，苏联进攻了。从现在开始，一切行动听从指挥。”首先我们要处理身边的事务，以防暴露我们七三一队员的身份。
过了一天，10日，我跟另外两个人一起进了七、八栋二楼的12号房间。一直以来这里都是禁止进入的。走廊里随意放置着三具“马路大”的尸体，几乎所有“马路大”的尸体都已经被搬到四方楼外面去了。外面挖了坑，坑里柴火和“马路大”交替着垒了很多层，然后就剩点火了。完全是各自为战的状态，应该下达命令的上层长官都带着重要文件在七三一部队飞机场准备撤退。
同时，我们接到了破坏监狱的命令，正在准备炸毁那些监狱。监狱从1号到12号，我进了12号房间，要把炸药安置在墙上。一进去我就看见了白色的墙上写着血书。血还没有变黑，应该写的时间不会太长。很漂亮的字写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必胜蒋主席万岁！”可能是临死前咬破手指写的吧。当时墙上的这些血书，我一生都忘不了。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四方楼乃是关东军实施特别移送的终结地，即所有特别移送人员都被作为实验材料——“马路大”而在此惨遭虐杀。这些被关押在七三一部队的被捕人员，在极度悲怆的等待中度过了分分秒秒，即便侥幸避免了人体实验的悲惨命运，但也没能逃脱死亡的结局。令人扼腕的是，进入七三一部队的受试者，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这座“食人魔窟”。
阴魂不散的石井禁令
8月14日，晚上9点左右，下着大雨，被誉为“军神”的石井四郎，站在七三一部队废墟中的煤堆上下达了最后命令。这是三条禁口令：一是不准暴露七三一部队成员身份，二是队员之间不得互相联络，三是不准从事与七三一部队同样业务性质的职业。命令下达之后，石井四郎登上增田美保少佐驾驶的飞机，在七三一部队废墟上空盘旋三圈，并拍摄了最后的影像，匆匆逃离了哈尔滨，七三一部队彻底灭亡。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七三一部队成员经由朝鲜半岛陆续逃回日本，他们绝大多数人都过着逍遥法外的正常生活，只有极少部分支部成员成了苏联红军的俘虏。
石井四郎的三条禁令并未一直伴随七三一部队成员的一生。一部分队员终生遵守，掩盖他们在中国曾经犯下的战争罪行。一部分队员违背禁令，从事与七三一部队业务相关的职业，如部队长北野政次、教育部部长西俊英、第三部部长江口丰洁、结核班班长二木秀夫等人开设了私人医院，冻伤班班长吉村寿人、病理班班长冈本耕造、昆虫班班长田中英雄等进入医学院校任职。还有一部分队员在战后频繁联系并成立战友会，他们在战后相继成立了精魂会、房友会、东乡战友会、平房三角会、加茂会、古城镇会、铃兰会等，堂而皇之地开展各种纪念活动，积极活跃在日本社会各界。但七三一部队绝大多数成员至死都三缄其口，隐匿了战时的惊天秘密——人体实验、细菌战和毒气战，而且完全没有任何反省，将给中国人、苏联人、朝鲜人带来深重灾难的悲惨历史湮没在日本重建的亢奋之中。只有极少数下层军医、卫生兵、雇员，如篠塚良雄、越定男、大川福松、胡桃泽正邦、郡司阳子等人，顶住来自家人、战友和社会的压力，让自己的“良心战胜了畏惧”，勇敢地抛却石井的禁令，鼓起勇气讲述了历史的真相，把七三一部队的所作所为昭示于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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