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昇：读三国，如何摆脱文学虚构的影响？
评论内容：
吕思勉尽力了，尽管想扭转的情况并无多少改变，直至今日。故重印《三国史话》仍有一定的社会需要。其书当年在报刊上发表的版本，比开明书店的本子多了四篇。吕思勉还写了二十多篇关于三国历史的短文，做了些专题讨论，收录于其论文集中。这些篇章补充了开明书店本的不足，让三国史的叙述更加完整。作者直抒对这段史事的理解，剖析原因，提出观察历史的视角。中华书局比对两种版本，蒐集上述文章，编辑成书，重新出版。从获得正确的历史知识来提升对于人类社会的认识，初衷没有改变，普及历史的努力仍在继续。
回顾人类思想发展的历程，产生重大影响的往往不是艰深的学术专著，更多的是世人喜闻乐见的通俗读本。用大家都能听懂的语言，把自然规律和社会运行道理讲解得通透，才是真正优秀的作品。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称作“通俗”；取媚低俗，哗众取宠，称作“庸俗”。优秀的通俗读物难得一见，却是历史学家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三国史话》是吕思勉普及历史的尝试。只有大批的专家学者诚心致力于学术普及，才会诞生出伟大的作品。所以，这些尝试不管成功与否，都是无言的铺垫。
吕思勉可谓著作等身，因为学术研究的关系，我曾经翻阅过他的专著，大部头专题研究里面，逐条逐项网罗史料，显现蒐集之勤，功力之深。中华书局邀请我为《三国史话》写点导读，惠寄此书，通读之后，仿佛见到了另一位吕思勉。吕思勉曾经担任过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的编辑，还当过中学教员，1926年转任上海光华大学教授，1951年调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出版社和中学的经历，让他能够放下严肃的面孔，写出平易近人的文字，《三国史话》应该是他最轻松的一部历史普及读物。
在《三国演义》风靡的世道讲解三国历史，确实不容易。不同于小说对于情节的追求乃至虚构，历史应该展示的是尽可能的真相、历史演进的原因及其过程，通过理性的思辨汲取经验和教训，启发世人。
秦朝把中国带入帝制社会，却在短短十四年土崩瓦解。对于秦朝教训的深刻反思，便促成了汉朝成功的国家治理。西汉和东汉合起来有四百年之久，似乎一切都稳固如山，波澜不惊。然而，一群信奉“太平道”的人呼啸而起，竟让东汉王朝万劫不复，开始了长达四个多世纪的分裂时代。显而易见，这不是一个偶发事件。东汉政权虽然没有被黄巾推翻，但是，成功镇压黄巾的各路将帅却不愿意回归汉朝，纷纷割据混战。曹操、刘备、孙权杀出血路，建立魏、蜀、吴三国。如何理解如此深刻且持久的分裂呢？光是“朝政腐败”这类套到任何一个王朝末期都能成立的说法，等于什么都没说。吕思勉显然不满意于废话般的抽象正确，他深入剖析，试图找出元凶，把宦官和外戚揪了出来。
宦官也叫太监，就是皇帝宫内的阉人。吕思勉引经据典，讲述了“宦”字原义是“学”，或者“仕”，于是又从学校制度与古人学业讲到这两者何以构成一体两面，读懂了孔子所说的“学而优则仕”。上古时代贵族在家里收养门客，皇帝豢养的便是宦官。宦官遭受阉割，这同古代的“刑”相关，只有身体受到不可恢复的伤害的才称作“刑”，从施于外族到惩处本族，使受刑者成为遭受歧视的贱人。关于东汉末年的“黄巾”，吕思勉同样从宗教和民间信仰讲述其兴起经过，介绍另有图谋的人如何利用迷信煽动和组织民众。显而易见，本书在讲史的同时，还讲解了许多相关的知识，诸如中国历史地理、政区沿革，进而叙述地方行政制度的变迁。立体地重新审视历史，才能更加深刻地理解其内在的道理。
线索和头绪多了，主题容易讲忘了。中华书局编辑从吕思勉的另一部著作《自修适用白话本国史》摘录《后汉的灭亡和三国》两节附录书后，把东汉崩溃的原因讲清楚，那就是（一）政治上阶级的不平，（二）经济上分配的不平。政治不平等极大地分化社会，造成触目惊心的收入悬殊，“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妇桑，百人衣之”，亦即“以一奉百”的局面。更有甚者，百倍于生产者的特权阶层崇尚奢靡淫侈，醉生梦死；劳动者辛劳耕作，却食不果腹。正是因为社会如此，才给了张角等人组织民众的机会，从鼓吹“太平道”的平均主义，进而至呼喊“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公开造反。发展到这一步，是因为“后汉时代，掌握政柄的，不是宦官就是外戚，外戚是纨绔子弟，是些无知无识的人，宦官更不必说。他们既执掌政权，所用的自然都是他们一流人，这一班人布满天下，政治自然没有清明的希望。要晓得黑暗的政治，总是拣着地方上愚弱的人欺的，总是和地方上强有力的人，互相结托的。所以中央的政治一不清明，各处郡县就都遍布了贪墨的官；各处郡县都遍布了贪墨的官，各处的土豪，就都得起法来。那么，真不啻布百万虎狼于民间了”。
为什么宦官和外戚这群吕思勉鄙视为无知的人能够横行于政坛呢？书中第二篇《宦官》进一步分析道：“须知古来的皇帝，昏愚的多，贤明的少……皇帝所受的教育，可谓特别坏。因为他终年关闭于深宫之中，寻常人所接触到、足以增益知识的事情，他都接触不到……皇帝是一个最大的纨绔子弟。……纨绔子弟不是有的不肯和上等人交接，而专喜和奴仆攀谈，且专听奴仆的话么？这是因为他们的知识，只够听奴仆的话，而且只有奴仆，本无身分，亦无骨气，所以肯倾身奉承他们。历代皇帝的喜欢宦官，其原理亦不过如此。”
把东汉分裂到难以重新统一的道理分析清楚，也就回答了为什么镇压黄巾之后的各路将领不肯回归朝廷，例如曹操就想着澄清朝政，结束战乱。他的志向和格局高于众多趁火打劫、谋求私利的军阀，所以是他统一了北方，而不是袁术、吕布之流。
曹操忙于统一中国，到儿孙辈时才逐步从战时体制向经济建设延伸。经历魏文帝曹丕、明帝曹叡合计二十年统治，到齐王芳继位，曹爽主持朝政，排挤军功显赫的司马懿家族，重用名士，“颇有意于改良政事，厘定制度的，实可称之为文治派”。这个转变却以失败告终。原因在于“文治派对于军队，自然不如武人接近的，要利用军队，自亦不如武人的灵活，曹爽和司马懿成败的关键，大概在此。从此以后，魏朝就文治派没落，只剩武人得势了”。
特殊时期，可以根据是否掌控军队来断定政治斗争的优劣胜负，但大多时候，政治要回应社会与民众的需要才能立得住，行得远。古人早就说得很透彻：“得人心者得天下。”魏朝扬州都督王凌的儿子所做的分析更有深意。他认为：“曹爽所用的人，确是一班名士，他们的意思，也确是想做些事情的。然而所做的事情，都是自上而下，所以人民不能接受。而司马懿，自推翻曹爽之后，却颇能‘以恤民为先’。所以曹爽之败，‘名士减半’，而百姓并不哀伤他们。于此可以见得自上而下的政治，贻害于人民如何深刻猛烈了。真正的恤民，司马氏自然也说不上，然而他当时剥削扰害的程度，大约人民还可忍受。所以在大乱之后，人民只求活命，别无奢望之时，也就勉强相安了。”
多少缓和百姓苛重负担的西晋王朝，和魏朝一样短命，这又是什么道理呢？晋朝臣下阎缵指出当时用法太酷，动辄灭门，所以使人不敢尽忠。东汉灭亡之后的各个政权实际上都推行法家政治，大量安插特务，告密诬陷；而且还在王朝之外组建另一套暴力机关，凌驾于法律之上，滥施酷政。吕思勉举了晋惠帝杀太子的事例，“太子被废出宫之时，他的臣子有些在路上望车拜辞，还被逮捕送到监狱之中治罪，还有何人敢说话呢？然则晋朝恐怖政策，钳制其下，不是自杀其子孙么？……政治上的事情是最宜‘气疏以达’，把各方面的意思，都反映出来的。最忌自行封锁，致处于耳无闻、目无见的地位”。
吕思勉希望能够讲清楚三国兴亡的道理，把注意力集中于此，以至三国历史的概貌多留余白，在史料的辩证取舍上也多有遗憾。例如他根据自己的判断轻率否定史料，把官渡之战初始之时，曹操谋士对于敌我双方优劣的分析，孙策临终对于孙权的嘱托等，都斥为附会。文献批判的关键是证据，没有证据和考证的观点，只属于议论。而议论往往比较随意。对于确有文献记载的历史事件，例如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意涵，官渡之战击斩颜良、文丑的军事价值等，恐怕都不应简单嗤之以鼻。历史学家的难处，不在于不懂，而在于必须恪守“言必有据”。
作为三国历史的通俗读物，吕思勉以其学识做了有益尝试，引导读者去思索，摆脱文学虚构的影响，贴近真实的历史。没有真相，就没有清醒，也不会有智慧。
（转自“澎湃新闻·上海书评”2025年12月9日，原标题为《韩昇评〈三国史话〉｜在〈三国演义〉风靡的世道讲解三国历史》）
十六世纪初，明朝嘉靖年间刊刻出版了《三国志通俗演义》（即《三国演义》），本来是一部普通的坊间历史小说，没想到大受欢迎，开启了数百年无以胜计的刊印，行销海内外，至今热度未减，造成了意料不到的深远影响。世人热议三国，皆以这部小说为本，文学彻底压倒了史学，出神入化的虚构情节取代了跌宕起伏的历史真相，几乎无人意识到他们高谈阔论、故作深刻的“洞见”，与事实悬隔甚远，反而振振有词地质疑史家。这种情况愈演愈烈，几乎成为定见。随手拾取一例，三国时代集才貌智勇于一身的东吴大将周瑜，让宋朝文豪苏东坡感动倾倒：“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那副感人至深的英姿，被《三国演义》移花接木到诸葛亮身上，还留下一句诛心的谤语：“既生瑜，何生亮。”风流倜傥的周瑜瞬间变成心胸狭隘的小人。翻云覆雨，莫甚于此。
史家吕思勉（1884—1957）不忍心国人从年少时起就被虚幻的小说充斥于脑海，在1943年由上海开明书店印行了《三国史话》一书，共十六篇，正面讲述三国历史，力图扭转世人对于三国史的误知和曲解。他指出：“知道的、记得的事情一误谬，其知识自然随之而误谬了。所以我们现在研究历史，倒还不重在知道的、记得的事情的多少，而尤重在矫正从前观点的误谬。”人们根据认知指导行动，认知错误，行动必定荒谬。不勤于读书，却偷懒于彼此自我想象的闲谈酷评中；知之甚少，却编造出一堆抽象空洞的道理，信之不疑。于是，偏执、偏激到乖张，几乎成为宿命。珍重事实，理性理解，以此为基础的学习，正是人类不断进步的正道。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学习历史不是沉迷于古代，而是通过历史去认识左右人们思维与行为的文化习俗传统，根据历史运动的轨迹推断今后的方向；不断总结既往的经验教训而越发成熟，达到新的高度以面对未来。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学是未来学。
吕思勉
吕思勉尽力了，尽管想扭转的情况并无多少改变，直至今日。故重印《三国史话》仍有一定的社会需要。其书当年在报刊上发表的版本，比开明书店的本子多了四篇。吕思勉还写了二十多篇关于三国历史的短文，做了些专题讨论，收录于其论文集中。这些篇章补充了开明书店本的不足，让三国史的叙述更加完整。作者直抒对这段史事的理解，剖析原因，提出观察历史的视角。中华书局比对两种版本，蒐集上述文章，编辑成书，重新出版。从获得正确的历史知识来提升对于人类社会的认识，初衷没有改变，普及历史的努力仍在继续。
回顾人类思想发展的历程，产生重大影响的往往不是艰深的学术专著，更多的是世人喜闻乐见的通俗读本。用大家都能听懂的语言，把自然规律和社会运行道理讲解得通透，才是真正优秀的作品。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称作“通俗”；取媚低俗，哗众取宠，称作“庸俗”。优秀的通俗读物难得一见，却是历史学家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三国史话》是吕思勉普及历史的尝试。只有大批的专家学者诚心致力于学术普及，才会诞生出伟大的作品。所以，这些尝试不管成功与否，都是无言的铺垫。
吕思勉可谓著作等身，因为学术研究的关系，我曾经翻阅过他的专著，大部头专题研究里面，逐条逐项网罗史料，显现蒐集之勤，功力之深。中华书局邀请我为《三国史话》写点导读，惠寄此书，通读之后，仿佛见到了另一位吕思勉。吕思勉曾经担任过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的编辑，还当过中学教员，1926年转任上海光华大学教授，1951年调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出版社和中学的经历，让他能够放下严肃的面孔，写出平易近人的文字，《三国史话》应该是他最轻松的一部历史普及读物。
在《三国演义》风靡的世道讲解三国历史，确实不容易。不同于小说对于情节的追求乃至虚构，历史应该展示的是尽可能的真相、历史演进的原因及其过程，通过理性的思辨汲取经验和教训，启发世人。
秦朝把中国带入帝制社会，却在短短十四年土崩瓦解。对于秦朝教训的深刻反思，便促成了汉朝成功的国家治理。西汉和东汉合起来有四百年之久，似乎一切都稳固如山，波澜不惊。然而，一群信奉“太平道”的人呼啸而起，竟让东汉王朝万劫不复，开始了长达四个多世纪的分裂时代。显而易见，这不是一个偶发事件。东汉政权虽然没有被黄巾推翻，但是，成功镇压黄巾的各路将帅却不愿意回归汉朝，纷纷割据混战。曹操、刘备、孙权杀出血路，建立魏、蜀、吴三国。如何理解如此深刻且持久的分裂呢？光是“朝政腐败”这类套到任何一个王朝末期都能成立的说法，等于什么都没说。吕思勉显然不满意于废话般的抽象正确，他深入剖析，试图找出元凶，把宦官和外戚揪了出来。
宦官也叫太监，就是皇帝宫内的阉人。吕思勉引经据典，讲述了“宦”字原义是“学”，或者“仕”，于是又从学校制度与古人学业讲到这两者何以构成一体两面，读懂了孔子所说的“学而优则仕”。上古时代贵族在家里收养门客，皇帝豢养的便是宦官。宦官遭受阉割，这同古代的“刑”相关，只有身体受到不可恢复的伤害的才称作“刑”，从施于外族到惩处本族，使受刑者成为遭受歧视的贱人。关于东汉末年的“黄巾”，吕思勉同样从宗教和民间信仰讲述其兴起经过，介绍另有图谋的人如何利用迷信煽动和组织民众。显而易见，本书在讲史的同时，还讲解了许多相关的知识，诸如中国历史地理、政区沿革，进而叙述地方行政制度的变迁。立体地重新审视历史，才能更加深刻地理解其内在的道理。
线索和头绪多了，主题容易讲忘了。中华书局编辑从吕思勉的另一部著作《自修适用白话本国史》摘录《后汉的灭亡和三国》两节附录书后，把东汉崩溃的原因讲清楚，那就是（一）政治上阶级的不平，（二）经济上分配的不平。政治不平等极大地分化社会，造成触目惊心的收入悬殊，“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妇桑，百人衣之”，亦即“以一奉百”的局面。更有甚者，百倍于生产者的特权阶层崇尚奢靡淫侈，醉生梦死；劳动者辛劳耕作，却食不果腹。正是因为社会如此，才给了张角等人组织民众的机会，从鼓吹“太平道”的平均主义，进而至呼喊“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公开造反。发展到这一步，是因为“后汉时代，掌握政柄的，不是宦官就是外戚，外戚是纨绔子弟，是些无知无识的人，宦官更不必说。他们既执掌政权，所用的自然都是他们一流人，这一班人布满天下，政治自然没有清明的希望。要晓得黑暗的政治，总是拣着地方上愚弱的人欺的，总是和地方上强有力的人，互相结托的。所以中央的政治一不清明，各处郡县就都遍布了贪墨的官；各处郡县都遍布了贪墨的官，各处的土豪，就都得起法来。那么，真不啻布百万虎狼于民间了”。
为什么宦官和外戚这群吕思勉鄙视为无知的人能够横行于政坛呢？书中第二篇《宦官》进一步分析道：“须知古来的皇帝，昏愚的多，贤明的少……皇帝所受的教育，可谓特别坏。因为他终年关闭于深宫之中，寻常人所接触到、足以增益知识的事情，他都接触不到……皇帝是一个最大的纨绔子弟。……纨绔子弟不是有的不肯和上等人交接，而专喜和奴仆攀谈，且专听奴仆的话么？这是因为他们的知识，只够听奴仆的话，而且只有奴仆，本无身分，亦无骨气，所以肯倾身奉承他们。历代皇帝的喜欢宦官，其原理亦不过如此。”
把东汉分裂到难以重新统一的道理分析清楚，也就回答了为什么镇压黄巾之后的各路将领不肯回归朝廷，例如曹操就想着澄清朝政，结束战乱。他的志向和格局高于众多趁火打劫、谋求私利的军阀，所以是他统一了北方，而不是袁术、吕布之流。
曹操画像
曹操忙于统一中国，到儿孙辈时才逐步从战时体制向经济建设延伸。经历魏文帝曹丕、明帝曹叡合计二十年统治，到齐王芳继位，曹爽主持朝政，排挤军功显赫的司马懿家族，重用名士，“颇有意于改良政事，厘定制度的，实可称之为文治派”。这个转变却以失败告终。原因在于“文治派对于军队，自然不如武人接近的，要利用军队，自亦不如武人的灵活，曹爽和司马懿成败的关键，大概在此。从此以后，魏朝就文治派没落，只剩武人得势了”。
特殊时期，可以根据是否掌控军队来断定政治斗争的优劣胜负，但大多时候，政治要回应社会与民众的需要才能立得住，行得远。古人早就说得很透彻：“得人心者得天下。”魏朝扬州都督王凌的儿子所做的分析更有深意。他认为：“曹爽所用的人，确是一班名士，他们的意思，也确是想做些事情的。然而所做的事情，都是自上而下，所以人民不能接受。而司马懿，自推翻曹爽之后，却颇能‘以恤民为先’。所以曹爽之败，‘名士减半’，而百姓并不哀伤他们。于此可以见得自上而下的政治，贻害于人民如何深刻猛烈了。真正的恤民，司马氏自然也说不上，然而他当时剥削扰害的程度，大约人民还可忍受。所以在大乱之后，人民只求活命，别无奢望之时，也就勉强相安了。”
多少缓和百姓苛重负担的西晋王朝，和魏朝一样短命，这又是什么道理呢？晋朝臣下阎缵指出当时用法太酷，动辄灭门，所以使人不敢尽忠。东汉灭亡之后的各个政权实际上都推行法家政治，大量安插特务，告密诬陷；而且还在王朝之外组建另一套暴力机关，凌驾于法律之上，滥施酷政。吕思勉举了晋惠帝杀太子的事例，“太子被废出宫之时，他的臣子有些在路上望车拜辞，还被逮捕送到监狱之中治罪，还有何人敢说话呢？然则晋朝恐怖政策，钳制其下，不是自杀其子孙么？……政治上的事情是最宜‘气疏以达’，把各方面的意思，都反映出来的。最忌自行封锁，致处于耳无闻、目无见的地位”。
吕思勉希望能够讲清楚三国兴亡的道理，把注意力集中于此，以至三国历史的概貌多留余白，在史料的辩证取舍上也多有遗憾。例如他根据自己的判断轻率否定史料，把官渡之战初始之时，曹操谋士对于敌我双方优劣的分析，孙策临终对于孙权的嘱托等，都斥为附会。文献批判的关键是证据，没有证据和考证的观点，只属于议论。而议论往往比较随意。对于确有文献记载的历史事件，例如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意涵，官渡之战击斩颜良、文丑的军事价值等，恐怕都不应简单嗤之以鼻。历史学家的难处，不在于不懂，而在于必须恪守“言必有据”。
作为三国历史的通俗读物，吕思勉以其学识做了有益尝试，引导读者去思索，摆脱文学虚构的影响，贴近真实的历史。没有真相，就没有清醒，也不会有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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