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高宗的错位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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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炎四年（1130）正月十五元宵节，流亡海上的御舟，停泊在台州灵江口章安镇金鳌山下。当元宵节的夜幕降临时，月光皎洁的夜色下，远处两艘海船在波涛中起伏，快速冲向御舟。御舟上的侍卫亲兵大惊，以为是金人追击，赶紧命旁边船只上前拦截。原来这是两艘贩橘的海船，被风浪裹挟，漂近御舟。
台州黄岩之地盛产蜜橘，宋人称该地产的蜜橘为“天下之奇”，民间有许多商人以贩橘为业。惊惶之余的高宗，下令买下了这两船橘子，给随行的官员和卫兵食用。趁着过节的兴致，高宗命令把剥下的橘子皮做成碗，在其中倒上油，放上灯芯，点上火之后，放入江中。一时之间，夜幕下的江潮之中万点灯火，随浪起伏，如星河摇动，光华灿烂，仿佛汴梁天街上的元宵花灯。
这一夜，章安镇的男女老少，相携登金鳌山观江灯，直到天亮才散去。在不遑宁处的流亡路上，犹有如此雅兴，作为徽宗的第九子，高宗骨子里流着艺术家的血液。
宋徽宗是中国历史上子女最多的皇帝，北狩前就有三十二子、三十四女。三十二子中五子早夭，长大成人者有二十七人，而九子赵构在其中毫不起眼。赵构的母亲韦氏原为郑皇后侍女，后来同为侍女时的姐妹乔贵妃为徽宗宠幸，向徽宗推荐韦氏，因而受徽宗临幸，生下了徽宗的第九个儿子。大观元年（1107），韦氏因生子进封婕妤，第二年升婉容。韦氏只有高宗一子，再无子女，可见并不受宠。
十九年之后的靖康元年（1126），金人围城，要求以亲王为人质，康王主动请缨，朝廷才想起这位韦婉容，于是以康王出使之功，加封韦氏为龙德宫贤妃。年轻的康王沉默而平庸，按照宋人的规矩，“废而不用”的宗室不会受到与治国相关的教育，如果不出意外，康王无非高爵厚禄，悠游富贵了此一生。
高宗在个人才情一面，遗传了徽宗的气质，尤其在书法艺术上，陶宗仪称赞高宗擅长楷书、行书、草书，先学米芾，再学六朝，自成一家。而陶宗仪还曾经称赞徽宗的瘦金体书法，意度天成，无迹可求。
高宗的书法有师承有来路，而徽宗的书法则无迹可求，这也反映了两人多方面的差异：徽宗大开大合，恣意放肆而无节制；高宗则不管是自己愿意还是迫于残酷的现实，都不得不努力克制自己，无论是在个人生活上，还是在政治上。
后世所流传的一些关于高宗个人生活的秽迹，其中不少出自敌人之手。金人所著《青宫译语》中，称金人向宋俘“询宫中事”，宋人介绍说：“康王目光如炬，好色如父，侍婢多死者。”《伪齐录》中，金人指责他：“衔命出和，已作潜身之计；提兵入卫，反为护己之资。”伪齐的攻击榜文最多，称高宗为“亡宋遗孽康王”，说他“远遁江南，苟乐一身，法令愈乱，奢靡更甚”。被自己的敌人攻击，自然是寻常事，后世也不可能拿这些材料来评价高宗。
还有一种经常有的事，是臣下谏言。台谏准许风闻言事，而做皇帝的必须包容。建炎元年（1127），邓肃上疏称御药院奉旨要求开封府买拆洗女童。当时邓肃为左正言，得以风闻言事，是或不是，朝廷不以为罪，而他弹劾的是开封府和御药院。后世也有人拿这个作为高宗个人生活不堪的佐证，似乎高宗一登基就忙不迭地搜罗女童，而且还奇怪地通过负责医药的御药院来执行此事，并且舍弃当时驻跸的南都，而远赴东京去找几个拆洗女童。
流传最广的还是高宗生育能力的问题。高宗流亡道路，身患隐疾，本人也不忌讳，不过此事被后世渲染得颇有戏剧性。出自无名氏之手的《朝野遗记》称，高宗在扬州的时候，有一次正在临幸后宫，张浚来报告金人南下的消息，把高宗吓出了生理疾病。书中还称高宗不喜欢张浚，不但是因为和战问题，也是因为此事的缘故。实际上，行宫起居自有规制，消息传递也有程序，张浚不可能直接冲到御榻前吓到高宗。扬州事变后，也是张浚人生最辉煌的时期，直到绍兴七年（1137）淮西之变。野史记载漏洞百出，四库提要称此书为“亦似杂采小说为之”，而后世却有人以此为据，来证明高宗的荒淫。
对高宗个人生活的不同议论，实际上是政治立场的具体化。
靖康之变使一个不起眼的皇子，承担起拯救王朝的重任。绍兴六年（1136），高宗回忆往事时，明言自己“是时更无分毫主意”。高宗所谓的“是时”，指的正是靖康之变时，当时高宗以河北大元帅的身份，徘徊路侧。高宗的个人才能和教育经历，都不足以支撑他来开拓一个新的局面。高宗在政治上，选择了一条更为平庸，也更为稳健的道路，选择重回祖宗政治的轨道。
现实中可供高宗选择的两个政治方案中，新党要承担靖康之难的责任。神宗开拓创新的政治路线，已经被捆绑在新党倾覆的战车上，高宗能选择的只有谨慎温和的元祐政治，所以一度表示“朕最爱元祐”，而元祐是以仁宗嘉祐政治为本的。所以，高宗是以仁宗为榜样。
这位毫无政治经验的皇帝，甚至在南狩扬州时，就刻意学习仁宗的垂拱之治。这样的谨慎内敛、温和如春的政治风格，如果在太平时节，或者能再造一个平静安乐的世道，但对于乱离的时局，实在很难应付，更遑论创造惊喜。
对此，高宗有自知之明，他曾经表示：“至于太祖以神武创业，朕诚不及也。”
高宗不是英武的创业之主，但是他所面临的局面，却比创业更难。他以他的自知之明，选择了仁宗的政治路线，选择了“与士大夫治天下”。士大夫政治的核心，其实就是君德养成与宰相治乱的分工，这套政治规则在仁宗朝已经成型，经过士大夫不断的重述，成为祖宗家法规矩，高宗定意学仁宗，自然对之尊奉有加。他经常向群臣表示，自己在宫中不关心声色，而是静坐内省，以探知天意。
高宗俨然以养成君德自任，而天下治乱则交与宰相。高宗所用的宰相，亦以天下治乱自任。李纲曾经划定君权与相权的范围。君权的主要职责是任免宰相，士大夫不同派别提供不同的战略主张，君主通过选择不同主张的士大夫出任宰相，来决定国家大政方针和基本战略。至于大政和战略如何落实，宰相任免之外的其他事，都是宰相的职责。
宋人南渡之后，为了应付战事与党争纠结的乱局，宰相的权力进一步扩大，经常能够把持台谏的人事。当初以台谏监督相权的设想未能实现，台谏反而成为相权独裁的工具，南渡后形成传统，以致权相辈出。在十余年烽火狼烟中，文人士大夫是高宗最坚定的政治同盟，是宋代政治舞台的主角。文人士大夫的高度，基本上决定了宋人所能达到的成就。
从长远来说，祖宗家法一体两面，强化政治稳定的同时，也削弱了宋人的武力，尤其是地方力量。宋朝以文臣知州县，成功消除了地方藩镇，但同时也导致了一种新的危机。藩镇虽然以其力量困扰中央，但是，藩镇还有另外一面——藩镇各自拥兵，形成了一种力量平衡，彼此牵制，维持秩序稳定，使得中央虽弱，却能依赖此秩序而生存。
对宋人来说，藩镇还有更深的作用。
文臣知州县，为官如寄，不能深植地方，地方势弱虽方便中央控制，但一旦中央有事，地方亦不能对中央有所助力，遂使中央势孤。此为宋人抑制内外武将之家法所造成的中央孤悬于上的政治形势。
朝廷孤悬的政治形势，在靖康时表现得尤为明显。整个北方，除了太原之外，几乎毫无抵抗，金人甚至毫无顾忌地绕城直攻开封，如入无人之境。外削而中弱，州郡困顿，中央疲敝，徒有天下之大，却无守备之力，这是家法的负面作用。祖宗家法，本为祖宗之时、地所设，一旦局势变动，法不应时，此一弊病便暴露无遗。
从另一面说，宋人能在内外交织的困境中突围，亡国而能中兴，很大程度上也是依赖士大夫集体的政治贡献。
在这场王朝的生存危机中，士大夫最初的应对策略主要有两条：一条是巡幸东南，一条是经理川陕。巡幸东南的成功，使宋人保住了东南半壁江山。经理川陕则为中兴之策，不过此策没有成功，失陕保蜀，自此宋人失去中兴之望，但也成功在西线站稳了脚跟，成就偏安之局。从大视野来看，战、守、和三种战略都曾经先后登台，士大夫政治为高宗提供了足够多的战略选择，最后的和谈，实际上是各种战略试错的结果，是对十数年战争局面的理性了结。
士大夫们的战略变化，也体现了高宗十数年的心路历程。从逃亡到守御，从守御转向主战，从主战转回守御，又从守御倒向议和，每一次变化都以士大夫的政治轮替为呈现方式。高宗充分尊重与士大夫共治的祖宗家法，但最终却以士大夫政治的形式，悄然溢出了家法的权力平衡理念。所谓以非常之手段，了结非常之时局。为了应付士大夫党争对战略选择的负面影响，高宗允许宰相插手台谏人事，从赵鼎到秦桧，皆有此权力，最后以秦桧独裁的非常方式，了结了十数年的乱局。
这正是这一时代的士大夫政治的特点：它没有辉煌的胜利，但也不至于遭受惨痛的结局，它在不断的试错中，达到了一种稳健的、无趣的平衡。如果说从嘉祐到熙宁，士大夫们都创造过辉煌的太平盛世，那么不得不说，乱世并非士大夫最合适的舞台。他们有许多僵硬的原则和家法，却没有应对变局的灵活性，没有绝处逢生的信心，没有背水一战的信念，大部分甚至没有和谈的政治勇气。
士大夫们塑造了这个王朝的气质：充分的谨慎行事，细致的现实分析，准确的衡量得失，稳健的策略选择，从而造就了一个琐碎而无趣的时代。
史书上评论高宗的才情，称他“继体守文则有余，以之拨乱反正则非其才也”，显然更适合做个太平皇帝。论高宗的出身，虽在帝家，但如非靖康剧变，则与皇位无缘。
一个毫无政治经验，似乎亦无政治才能的年轻人，意外承担起拯救王朝的重任，只能勉为其难。从他自认不如太祖而效法仁宗时，他就选择了继承家法而不是再造新局。他的自知之明与现实精神，他所依赖的士大夫政治的长处与短处，他所尊奉的家法的一体两面，淋漓尽致地体现在宋人中兴半壁的成功与尴尬之中。
以守成之才成就中兴之局，对于他个人而言显然是成功，不是他的雄才伟略，而是他的谨慎、自知成就了这一结果。
高宗还成功为自己培养了一个优秀的接班人。高宗独子早殇，储位虚悬，后来在上虞丞娄寅亮的建议下，收太祖七世孙赵伯琮于宫中，就是后来的孝宗。绍兴三十二年（1162），春秋犹盛的高宗，突然乾纲独断，执意禅位给孝宗，自此潜居德寿宫，悠游西湖山林，此时他才五十六岁。
这位以仁宗为榜样的帝王，这一刻却有着徽宗的任性，以决绝之姿，弃皇位如敝屣，完成了一次堪称完美的权力交接，把是非功过留给了后世。
宋高宗赵构的一生，是一场历史赋予的“错位”。他本非皇位继承人，却在靖康之变后被迫扛起南宋王朝的残局；他效法仁宗垂拱而治，却面临金戈铁马的非常时局；他尊重士大夫政治传统，最终却造就了权相独裁的格局。
本文摘自项秉光著《如果长江能结冰》终篇《宋高宗的错位人生》。回顾宋高宗的一生，这种错位正折射出王朝的结构性危机，正如项秉光在书中所说：“他的自知之明与现实精神，他所依赖的士大夫政治的长处与短处，他所尊奉的家法的一体两面，淋漓尽致地体现在宋人中兴半壁的成功与尴尬之中。”
建炎四年（1130）正月十五元宵节，流亡海上的御舟，停泊在台州灵江口章安镇金鳌山下。当元宵节的夜幕降临时，月光皎洁的夜色下，远处两艘海船在波涛中起伏，快速冲向御舟。御舟上的侍卫亲兵大惊，以为是金人追击，赶紧命旁边船只上前拦截。原来这是两艘贩橘的海船，被风浪裹挟，漂近御舟。
台州黄岩之地盛产蜜橘，宋人称该地产的蜜橘为“天下之奇”，民间有许多商人以贩橘为业。惊惶之余的高宗，下令买下了这两船橘子，给随行的官员和卫兵食用。趁着过节的兴致，高宗命令把剥下的橘子皮做成碗，在其中倒上油，放上灯芯，点上火之后，放入江中。一时之间，夜幕下的江潮之中万点灯火，随浪起伏，如星河摇动，光华灿烂，仿佛汴梁天街上的元宵花灯。
这一夜，章安镇的男女老少，相携登金鳌山观江灯，直到天亮才散去。在不遑宁处的流亡路上，犹有如此雅兴，作为徽宗的第九子，高宗骨子里流着艺术家的血液。
[明]佚名《上元灯彩图》（局部）
宋徽宗是中国历史上子女最多的皇帝，北狩前就有三十二子、三十四女。三十二子中五子早夭，长大成人者有二十七人，而九子赵构在其中毫不起眼。赵构的母亲韦氏原为郑皇后侍女，后来同为侍女时的姐妹乔贵妃为徽宗宠幸，向徽宗推荐韦氏，因而受徽宗临幸，生下了徽宗的第九个儿子。大观元年（1107），韦氏因生子进封婕妤，第二年升婉容。韦氏只有高宗一子，再无子女，可见并不受宠。
十九年之后的靖康元年（1126），金人围城，要求以亲王为人质，康王主动请缨，朝廷才想起这位韦婉容，于是以康王出使之功，加封韦氏为龙德宫贤妃。年轻的康王沉默而平庸，按照宋人的规矩，“废而不用”的宗室不会受到与治国相关的教育，如果不出意外，康王无非高爵厚禄，悠游富贵了此一生。
高宗在个人才情一面，遗传了徽宗的气质，尤其在书法艺术上，陶宗仪称赞高宗擅长楷书、行书、草书，先学米芾，再学六朝，自成一家。而陶宗仪还曾经称赞徽宗的瘦金体书法，意度天成，无迹可求。
[南宋]赵构《暮春三月诗帖》
高宗的书法有师承有来路，而徽宗的书法则无迹可求，这也反映了两人多方面的差异：徽宗大开大合，恣意放肆而无节制；高宗则不管是自己愿意还是迫于残酷的现实，都不得不努力克制自己，无论是在个人生活上，还是在政治上。
后世所流传的一些关于高宗个人生活的秽迹，其中不少出自敌人之手。金人所著《青宫译语》中，称金人向宋俘“询宫中事”，宋人介绍说：“康王目光如炬，好色如父，侍婢多死者。”《伪齐录》中，金人指责他：“衔命出和，已作潜身之计；提兵入卫，反为护己之资。”伪齐的攻击榜文最多，称高宗为“亡宋遗孽康王”，说他“远遁江南，苟乐一身，法令愈乱，奢靡更甚”。被自己的敌人攻击，自然是寻常事，后世也不可能拿这些材料来评价高宗。
还有一种经常有的事，是臣下谏言。台谏准许风闻言事，而做皇帝的必须包容。建炎元年（1127），邓肃上疏称御药院奉旨要求开封府买拆洗女童。当时邓肃为左正言，得以风闻言事，是或不是，朝廷不以为罪，而他弹劾的是开封府和御药院。后世也有人拿这个作为高宗个人生活不堪的佐证，似乎高宗一登基就忙不迭地搜罗女童，而且还奇怪地通过负责医药的御药院来执行此事，并且舍弃当时驻跸的南都，而远赴东京去找几个拆洗女童。
流传最广的还是高宗生育能力的问题。高宗流亡道路，身患隐疾，本人也不忌讳，不过此事被后世渲染得颇有戏剧性。出自无名氏之手的《朝野遗记》称，高宗在扬州的时候，有一次正在临幸后宫，张浚来报告金人南下的消息，把高宗吓出了生理疾病。书中还称高宗不喜欢张浚，不但是因为和战问题，也是因为此事的缘故。实际上，行宫起居自有规制，消息传递也有程序，张浚不可能直接冲到御榻前吓到高宗。扬州事变后，也是张浚人生最辉煌的时期，直到绍兴七年（1137）淮西之变。野史记载漏洞百出，四库提要称此书为“亦似杂采小说为之”，而后世却有人以此为据，来证明高宗的荒淫。
对高宗个人生活的不同议论，实际上是政治立场的具体化。
靖康之变使一个不起眼的皇子，承担起拯救王朝的重任。绍兴六年（1136），高宗回忆往事时，明言自己“是时更无分毫主意”。高宗所谓的“是时”，指的正是靖康之变时，当时高宗以河北大元帅的身份，徘徊路侧。高宗的个人才能和教育经历，都不足以支撑他来开拓一个新的局面。高宗在政治上，选择了一条更为平庸，也更为稳健的道路，选择重回祖宗政治的轨道。
现实中可供高宗选择的两个政治方案中，新党要承担靖康之难的责任。神宗开拓创新的政治路线，已经被捆绑在新党倾覆的战车上，高宗能选择的只有谨慎温和的元祐政治，所以一度表示“朕最爱元祐”，而元祐是以仁宗嘉祐政治为本的。所以，高宗是以仁宗为榜样。
这位毫无政治经验的皇帝，甚至在南狩扬州时，就刻意学习仁宗的垂拱之治。这样的谨慎内敛、温和如春的政治风格，如果在太平时节，或者能再造一个平静安乐的世道，但对于乱离的时局，实在很难应付，更遑论创造惊喜。
对此，高宗有自知之明，他曾经表示：“至于太祖以神武创业，朕诚不及也。”
高宗不是英武的创业之主，但是他所面临的局面，却比创业更难。他以他的自知之明，选择了仁宗的政治路线，选择了“与士大夫治天下”。士大夫政治的核心，其实就是君德养成与宰相治乱的分工，这套政治规则在仁宗朝已经成型，经过士大夫不断的重述，成为祖宗家法规矩，高宗定意学仁宗，自然对之尊奉有加。他经常向群臣表示，自己在宫中不关心声色，而是静坐内省，以探知天意。
宋高宗像
高宗俨然以养成君德自任，而天下治乱则交与宰相。高宗所用的宰相，亦以天下治乱自任。李纲曾经划定君权与相权的范围。君权的主要职责是任免宰相，士大夫不同派别提供不同的战略主张，君主通过选择不同主张的士大夫出任宰相，来决定国家大政方针和基本战略。至于大政和战略如何落实，宰相任免之外的其他事，都是宰相的职责。
宋人南渡之后，为了应付战事与党争纠结的乱局，宰相的权力进一步扩大，经常能够把持台谏的人事。当初以台谏监督相权的设想未能实现，台谏反而成为相权独裁的工具，南渡后形成传统，以致权相辈出。在十余年烽火狼烟中，文人士大夫是高宗最坚定的政治同盟，是宋代政治舞台的主角。文人士大夫的高度，基本上决定了宋人所能达到的成就。
从长远来说，祖宗家法一体两面，强化政治稳定的同时，也削弱了宋人的武力，尤其是地方力量。宋朝以文臣知州县，成功消除了地方藩镇，但同时也导致了一种新的危机。藩镇虽然以其力量困扰中央，但是，藩镇还有另外一面——藩镇各自拥兵，形成了一种力量平衡，彼此牵制，维持秩序稳定，使得中央虽弱，却能依赖此秩序而生存。
对宋人来说，藩镇还有更深的作用。
文臣知州县，为官如寄，不能深植地方，地方势弱虽方便中央控制，但一旦中央有事，地方亦不能对中央有所助力，遂使中央势孤。此为宋人抑制内外武将之家法所造成的中央孤悬于上的政治形势。
朝廷孤悬的政治形势，在靖康时表现得尤为明显。整个北方，除了太原之外，几乎毫无抵抗，金人甚至毫无顾忌地绕城直攻开封，如入无人之境。外削而中弱，州郡困顿，中央疲敝，徒有天下之大，却无守备之力，这是家法的负面作用。祖宗家法，本为祖宗之时、地所设，一旦局势变动，法不应时，此一弊病便暴露无遗。
从另一面说，宋人能在内外交织的困境中突围，亡国而能中兴，很大程度上也是依赖士大夫集体的政治贡献。
在这场王朝的生存危机中，士大夫最初的应对策略主要有两条：一条是巡幸东南，一条是经理川陕。巡幸东南的成功，使宋人保住了东南半壁江山。经理川陕则为中兴之策，不过此策没有成功，失陕保蜀，自此宋人失去中兴之望，但也成功在西线站稳了脚跟，成就偏安之局。从大视野来看，战、守、和三种战略都曾经先后登台，士大夫政治为高宗提供了足够多的战略选择，最后的和谈，实际上是各种战略试错的结果，是对十数年战争局面的理性了结。
[南宋]李嵩《西湖图》
士大夫们的战略变化，也体现了高宗十数年的心路历程。从逃亡到守御，从守御转向主战，从主战转回守御，又从守御倒向议和，每一次变化都以士大夫的政治轮替为呈现方式。高宗充分尊重与士大夫共治的祖宗家法，但最终却以士大夫政治的形式，悄然溢出了家法的权力平衡理念。所谓以非常之手段，了结非常之时局。为了应付士大夫党争对战略选择的负面影响，高宗允许宰相插手台谏人事，从赵鼎到秦桧，皆有此权力，最后以秦桧独裁的非常方式，了结了十数年的乱局。
这正是这一时代的士大夫政治的特点：它没有辉煌的胜利，但也不至于遭受惨痛的结局，它在不断的试错中，达到了一种稳健的、无趣的平衡。如果说从嘉祐到熙宁，士大夫们都创造过辉煌的太平盛世，那么不得不说，乱世并非士大夫最合适的舞台。他们有许多僵硬的原则和家法，却没有应对变局的灵活性，没有绝处逢生的信心，没有背水一战的信念，大部分甚至没有和谈的政治勇气。
士大夫们塑造了这个王朝的气质：充分的谨慎行事，细致的现实分析，准确的衡量得失，稳健的策略选择，从而造就了一个琐碎而无趣的时代。
史书上评论高宗的才情，称他“继体守文则有余，以之拨乱反正则非其才也”，显然更适合做个太平皇帝。论高宗的出身，虽在帝家，但如非靖康剧变，则与皇位无缘。
一个毫无政治经验，似乎亦无政治才能的年轻人，意外承担起拯救王朝的重任，只能勉为其难。从他自认不如太祖而效法仁宗时，他就选择了继承家法而不是再造新局。他的自知之明与现实精神，他所依赖的士大夫政治的长处与短处，他所尊奉的家法的一体两面，淋漓尽致地体现在宋人中兴半壁的成功与尴尬之中。
以守成之才成就中兴之局，对于他个人而言显然是成功，不是他的雄才伟略，而是他的谨慎、自知成就了这一结果。
高宗还成功为自己培养了一个优秀的接班人。高宗独子早殇，储位虚悬，后来在上虞丞娄寅亮的建议下，收太祖七世孙赵伯琮于宫中，就是后来的孝宗。绍兴三十二年（1162），春秋犹盛的高宗，突然乾纲独断，执意禅位给孝宗，自此潜居德寿宫，悠游西湖山林，此时他才五十六岁。
宋孝宗像
这位以仁宗为榜样的帝王，这一刻却有着徽宗的任性，以决绝之姿，弃皇位如敝屣，完成了一次堪称完美的权力交接，把是非功过留给了后世。
（以上节选自《如果长江能结冰——宋王朝的绝境与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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