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意义上最早的征婚广告由“北来游学”的“南清志士某君”所刊发。1902年6月26—27日，天津《大公报》连续两天刊登了这样一则求偶广告，其内容如下：
今有南清志士某君，北来游学。此君尚未娶妇，意访求天下有志女子，聘定为室。其主义如下：一要天足。二要通晓中西学术门径。三聘娶仪节悉照文明通例，尽除中国旧有之陋俗。如有能合以上诸格及自愿出嫁又有完全主权者，毋论满汉新旧，贫富贵贱，长幼妍媸，均可。请即邮寄亲笔复函，若在外埠能附寄大著或玉照，更妙。信面写AAA，托天津大公报馆或青年会二处代收。（《求偶》，天津《大公报》1902年6月26日）
该则征婚广告与蔡元培征婚中“识字”的要求相比较，前者显然更倾向于接受过新教育的女性。征婚者提出的三条择偶标准，分别代表了当时国人有关妇女问题的三种最新观念，即破除缠足恶习以提倡人体自然美，创兴女学以提高妇女文化修养，摒弃传统婚仪的繁文缛节以趋向文明。该则征婚广告的出现，不仅代表了求婚形式的变化，而且反映了知识男性择偶标准的新趋向。以此之故，7月27日的《中外日报》在刊登这则广告时，特意加上了异常醒目的大标题：《世界最文明之求婚广告》，以表达编者的赞誉之情。
这位开风气之先的“南清志士”在受到社会赞誉的同时，却遭到了女权主义者林宗素的痛斥。她以女性特有的敏感，看出了这位征婚者单向择偶、不报家门的疏漏，并从女性的立场给予谴责。（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2〕，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157—1158页）在她看来，这种疏漏实属有意为之，表明当时知识男性在接受西方新理念的同时，依然不自觉地留有男子中心主义思想。这种批评未尝没有道理，但他者如能进行换位思考，考虑到首开先河者要承受来自社会和家庭的诸多压力，也许就会多些宽容之心。
三年之后，这种自匿家门的不足被人弥补。1905年，留学日本的王建善在《女子世界》上刊登《通信订婚法：敬告女同志》的征婚广告。与“南清志士”相比，王氏最大的改变在于公开了自己的姓名、住址、职业等信息，而且整个征婚广告不提对女方的要求，充分表现了一个受过现代教育的新青年对女性的尊重。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作者对应征女性没有要求。作为应征者只有赞同其主张才会回应，而这又要以读书识字为基础，其指向其实是新女性群体。
王氏之所以提倡通信订婚法，乃有感于西方对中国婚俗的批判，“西人言中国人婚配，如牛马任人牵弄，此言殊酷，近人所以有自由结婚之说也。然吾国教化幼稚，骤令男女会合，或反紊纲纪，识者又忧之”。为避免紊乱男女纲纪，给卫道者反对婚姻自由的口实，故而创设这一良策：
余以为宜由男女互通信，先各抒衷曲，质疑问难，徐议订婚，既可免嫌疑，又不致妍媸误配，诚一夫一妻偕老同穴之善法也。创法自我始，敢告女同志，如欲与余通信，可照下开地址邮寄。信到，誓不示他人，并望亦示地址，令可写回信，藉通信以讲学，亦文明风俗所许，正不必拘于婚字也。（王建善：《通信订婚法：敬告女同志》，《女子世界》1905年第2卷第1期；《通信结婚法：敬告女同志》，《时报》1905年7月5日）
其实，王建善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清末民初的两性社交仍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就连女英雄秋瑾对此也谨慎从事，强调“平日并无苟且事”，时人故而主张“欲享自由之福，必须规步绳趋，一举一动，皆含有道德在内，始为自由之真谛”。否则“若假自由为口实，弃节义廉耻于不顾，肆其淫荡，以刁泼为进化，以无耻为开通，以厚颜为旷达，以嚣张为解事，男女往来，禽居而兽爱”（《口直心快》，《申报》1912年6月21日），容易被清末舆论斥之为“逞其兽行”（《时评·论今日新党之新名词》，《东方杂志》1904年第1卷第11号）。王建善的“通信法订婚法”既恪守了传统道德框架，避免了“禽居而兽爱”的指责，又加强了男女之间的交往，为自由择配创立了便利条件。由于作者信息公开，且明白无误地表达了求偶或征友的意愿，其真诚的态度很快被女性所认同，取得了良好的效应。为此，作者感到此法确有实效，故再次刊登广告予以推广，并给予广大青年以鼓励：
此法由男女先行通信，各抒衷曲，徐议订婚是也。自将此法登报后，竟有与仆通信者，足见斯道不孤。男女配合，以专一为贵，故须守一夫一妻主义。然择偶之际，不妨多其途以求之。如有女同志愿与余通信者，请奋自由之勇气，幸勿以怯懦自阻。唯此系人类高尚之行，仆当守平生正直主义，加意恭敬将事。（《通信订婚法声明：敬告女同志》，《时报》1905年8月2日）
通信订婚法大致分为七步：第一次通信说明婚姻大意，由自己做主，将来不必怨恨父母、媒妁；第二次通信则互寄照片，可避免因面貌丑陋生出恶感；第三次通信主要讨论权限、家室的处置及办事的方针，以振兴日后的家庭经济；第四次则针对男女之间最亲密的问题做讨论，不致使婚后发生不快；其后的三次通信主要论及是否愿意结婚、婚礼如何举办等问题（《演说王立才通信订婚法》，《顺天时报》〔附张〕1906年2月21日）。往复七次通信在于表明青年们对于婚姻的重视、谨慎以及文明属性，同时也可以看到王建善等新青年试图改良婚姻的诚意和努力。
研究表明，王建善的上述举动虽有征婚的意图，但重在为其即将发行的《通信订婚法》一书造势（张仲民：《种瓜得豆：清末民初的阅读文化与接受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151页）。果不其然，王建善随后就将《通信订婚法》编撰成册加以发行，向国人大力推荐这一文明妙法。该书再版广告称：“出版《通信订婚法》说明，印刷不多，出版后立即售罄，爰速再版，以应诸君之求。”（《通信订婚法第四告白》，《时报》1905年11月1日）从其出版情况看，对通信结婚法感兴趣者大有人在，其观念和方法的流播必然会推动其他人的进一步效仿，如1905年《女子世界》第3期已有署名“慕蝶”的《求妻告白》了。难能可贵的是，两年之后已有女性刊登广告征婚了。1907年冬，《笑林报》刊登了这样一条广告：
今有奉天卒业学生艾兰芳，年十九岁，家道清白，有一残废老母与女相依。生养死葬费，自有五千金，并不须赘婿供养。现该女拟结文明婚礼，男子须在三十以内，得有中学堂卒业文凭，无暗疾，无嗜好，方为合格。尤须江、浙、皖、湘、鄂五省人。如愿结此婚者，请书明住址、姓名，凭借《笑林》告白，以便予前往接洽可也。江宁周叔冈代白。（《结文明婚看者》，《笑林报》1907年11月20日）
与上述二位男子刊登的征婚广告不同，这则广告由报馆职员周叔冈代刊，同时也注明前期由周氏代为接洽，转达双方意愿。广告中“该女拟结文明婚礼”以及对男子年龄、学业、身体、籍贯的要求却是女子个人的意愿，是清末“学堂知己结婚姻”择偶范例的体现。这一过程既体现了婚姻自主之实，又可避免越礼放纵之名，符合清末社会的实际状况。
囿于时代条件，清末广告征婚者凤毛麟角。师竹指出：“近来热心志士，于结婚一事，几经研究，欲提倡而改良之。乃按之事实，卒未易行。非法之不善，实时之未至也。其在何时乎？非女学大兴之后不可。”（师竹：《论女学之关系》，《云南》1909年第18期。）作者此言不虚。读书识字是通信订婚法实施的基本条件，而清末女学刚刚起步，能够读书识字者不多，思想观念也未必能跟得上时代的发展。

（本文摘自《20世纪中国婚姻史》第一卷，标题为编辑所拟）

《20世纪中国婚姻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