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流感来势汹汹，该如何看待大流行的过去与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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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和流行病是人类经验的一部分。有些确实是可以避免的，如果没有做应该做的事情来避免它们，那就特别令人恼火。但同样真实的是，人类社会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并非一直稳定。许多流行病的出现是由于非人为因素（如基因突变）、人为干预（如环境改变），且与特定社会背景交织在一起的非平衡态。以大规模人类迁徙为标志的时期加剧了流行病的爆发，这种流行病经常反复、连续，并与各种微生物有关。数十年来，世界全球化加速发展。在美洲，这种现象自欧洲人的征服时代以来就屡见不鲜，且在16世纪和17世纪、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以及当下尤为突出。
在这段漫长的历史中，作为社会现象，流行病展现为一种似乎在重演自身的戏剧。微生物和其他物种之间的关联是某种意义上的序幕，这严格来说是生物学的，对人类而言并不明显。然后是第一幕上演，当这种微生物从动物转至人类时，在特定环境中引发流行病的暴发。接下来是尝试忽略或隐藏这种新情况，但这都被证明是不成功的，特别当流行病暴发已经被承认和接受时，它就使得个人和集体都为此背负上了各种意涵与紧张感。最后，在造成严重破坏和死亡之后，流行病会失去力量并逐渐消退（大多数情况下，但并非总是如此，因为集体免疫进程不能人为干涉）。戏剧的最后一幕是流行病进入个人和集体记忆的复杂领域，人们选择铭记或选择遗忘。
在这场流行病的戏剧化过程中，一系列话题反复出现。一个自然少不了的话题是同时代人如何试图了解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的传染是如何发生的，以及它的起源地在哪里——通常是一个肮脏的地方。但还有更多，例如，面对传染的个人和集体反应，包括那些可以逃离感染区域的人或努力将自己与外界隔离的人。此外，试图理解这一灾难所做的解释与辩护，诉诸确定责任人，污名化所谓的传染病携带者，通常是以他们的社会条件、种族、民族、宗教、国籍、性别、年龄或其他任何东西为标志的“他者”。当然还有旨在驱除这一无形敌人的仪式和宗教，不仅可为信徒提供一些平静以应对恐惧与未知，同时也对灾难做出某种道德化解释。
但是，尽管戏剧中的主题已经产生，并且显然仍将继续，似乎也激发了近乎普遍且永恒性的叙事，但事实上它们也承载了每种流行病各自的特殊性。因此，需要确定引发流行病的特定病原体；它是如何流通的；流行事件的新颖或熟悉程度、持续时间和重复发生率；或多或少的地域性；促进其传播的环境和气候。当然还有自流行病以来产生的具有社会差异化的影响，即使任何人是其潜在受害者，该影响也远非如民主投票般按人头等分，它总是会更多影响到社会中最脆弱的那些群体。流行病是一场波及每个人的海啸，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同样的资源来应对。
当然，流行病并不是人类疾病体验的唯一方面。有许多不同种类的疾病：急性与慢性、创伤性与非创伤性、流行性与偶发性。每一种都代表一种独特的现象，无论外行还是医生都能理解这种特殊性。
应对流行病的恐惧和焦虑，迫切需要某种理解和确定性。每一代人在其特定的文化环境中都各自找到身边的物质来塑造对流行病的感知，比如气候、罪恶、污浊的空气或水、细菌、病毒。解释的努力反映了每一代人都基于当时的认知与科学工具建立起的文化或认知性的假设。
一方面，偶发性、地方性和慢性疾病的起源呼应于与个人生活经验相应的一些习用语。另一方面，流行病的解释又是集体性的，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中定位。流行病必须及时发现且寻找原因，因为这会影响许多人。
在医生了解特定的传染源之前，对流行病的医学解释往往是整体论的：流行病是独特环境配置的结果，是对气候、环境和社区生活“正常”安排的干扰。流行病在一般的意义上意味着无序。
在大多数历史实例中，建立关于流行病在文化上适当的解释框架，主要考虑三个要素，即具体环境、传染性、易感性。
占星学、气候和地理因素被当时人广泛用于解释黑死病。例如，14世纪的黑死病认知框架说明了这些概念的持久效用。与此同时，对传染病携带者的恐惧也很强烈。假设的易感性有助于解释瘟疫的入侵性。
黄热病引发了关于疾病传播途径的激烈争论。关注黄热病起源地的医生倾向于认为这种疾病是由致病性环境条件引起的，这些起源地通常卫生条件差，随之而来导致腐烂物质的积累，在其分解过程中产生了引起疾病的瘴气。当然，这种瘴气可能会被视为污染物，但正是那些无序的环境导致了它。而提倡传染论的医生则强调疾病症状的各种特异性，以及特定人或无生命物体似乎有“接种/感染”更大环境的能力。为了支持这一立场，他们指出黄热病的“携带传播性”，因为似乎黄热病总在船只抵达港口后突然暴发。不管是从环境论或传染论的角度来看，易感性解释了像穷人、“不道德”的人和虚弱的人会更多死亡的现象。
黄热病表面上的携带传播性仍然是传染论学者最有力的经验基础。然而，那些强调当地环境的人很容易反驳这一论点，甚至承认需要有一些外来“影响”来触发黄热病的爆发。故而关键问题在其他方面，即他们会强调，无论这艘被黄热病感染的船受到何种神秘性的影响，它都不会感染保持市政清洁的社区：“致病物质”在没有针对性地削弱当地条件的情况下将会保持无害。
同样，在关于霍乱的辩论中，许多医生避免了传染论或反传染论立场的“简单”论调。他们有选择地构建病因，强调特定的“接种/感染”和使其能自我繁殖的环境。就斑疹伤寒而言，德国病理学家魏尔肖在1848年提出了一种折衷性、批判性和整体性的解释。他指责普鲁士政府竟能容忍工人群体中存在容易滋生疾病的压迫性生活条件。对他来说，“医学是一门社会科学”，健康和疾病可以被认为是反映所处社会的道德和物质特征的指标。
但这种社会学式的流行病学很快就面临新数据和新思考方式的挑战。以现代性和以实验室为导向的形式，细菌理论使医学观点转向传染论，不过并没有消除关注环境的冲动。对社会医学的持续关注、对健康与疾病的环境决定因素的兴趣仍然与新的细菌病因学说不断对话。
即使在科赫于1883年发现霍乱弧菌之后，他的同事佩滕科弗仍坚持认为，霍乱弧菌是这种疾病的必要但不充分原因，微生物必须在地下水中“成熟”一段适当的时间后才会变得有毒。他的理论体现了一种固执的愿望，即保留一个古老的、整体的、面向环境的解释框架，同时结合特定微生物的作用。因此，尽管细菌理论具有强大的影响力，但医生本能性地尝试将这些新角色置于传统叙述中，将流行病视为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这些不同的观点也说明了如何对抗流行病。这场战斗是具体的，对隐形敌人的军事性反应一再发生。但情况会各有不同，不过取决于面对的是可以更快、更有效地采取措施的已知敌人，还是当前毫无所知且出其不意的新敌人。在某些情况下，这需要近一个半世纪以来由生物医学和卫生工程所做出的回应。在其他情况下，它需要人们的日常行为对此做出短期或长期的改变。当然两者往往兼而有之。例如面对肠胃疾病这样的常见病，就此的军事性反应似乎消失了。这些通常是可避免的疾病，会变成地方病或慢性病。在许多人的生活中，通常是最贫穷的人，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功地归化或自然化了这种疾病。（迭戈·阿穆斯）
在《异域之眼看中医》中，全球顶尖的中国医学史研究者，试图从社会学、人类学和文化学重新审视中国医学。
以科学的戒尺度量中国医学体系，在21世纪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反思。他们发掘医学与宗教、哲学和社会习俗相互关联的多样性传统，试图从社会学、人类学和文化学重新审视中国医学。《异域之眼看中医》由全球顶尖的中国医学史研究者的线上学术活动演讲稿整理而成，反映了海外中国医学史研究的最新趋势和问题意识。
其中，梁其姿呼应“物”的转向，介绍西文世界关于食物与药物历史的最新研究，关注食物在疾病、身体和环境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冯珠娣在田野调查中重新阐释“五味”，她异于中国医家和本草学者认知的解读，一度引起学者的疑惑并与之展开讨论。罗芙芸通过田野调查考察针灸在美国乡村音乐发源地纳什维尔的本土化情况，提出“纳什维尔之气”的缺失折射出中医在现代社会所面临的边界斗争。罗维前与海内外合作者重新界定了中医的边界和多元的知识结构。吴章对医学“现代化”和“现代性”的再思考，极具启发性。韩嵩的研究让人重新审视被视为迷信的“掌诀术”，她认为中国医者以复杂的方式将身体工具化，可以从根本上提高他们的认知能力。栗山茂久认为中国医学史研究缺乏提出打破常规的问题，探询“关键未知量”变得尤为迫切。
《异域之眼看中医》，高晞 主编，中华书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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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病的戏剧化过程
疾病和流行病是人类经验的一部分。有些确实是可以避免的，如果没有做应该做的事情来避免它们，那就特别令人恼火。但同样真实的是，人类社会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并非一直稳定。许多流行病的出现是由于非人为因素（如基因突变）、人为干预（如环境改变），且与特定社会背景交织在一起的非平衡态。以大规模人类迁徙为标志的时期加剧了流行病的爆发，这种流行病经常反复、连续，并与各种微生物有关。数十年来，世界全球化加速发展。在美洲，这种现象自欧洲人的征服时代以来就屡见不鲜，且在16世纪和17世纪、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以及当下尤为突出。
在这段漫长的历史中，作为社会现象，流行病展现为一种似乎在重演自身的戏剧。微生物和其他物种之间的关联是某种意义上的序幕，这严格来说是生物学的，对人类而言并不明显。然后是第一幕上演，当这种微生物从动物转至人类时，在特定环境中引发流行病的暴发。接下来是尝试忽略或隐藏这种新情况，但这都被证明是不成功的，特别当流行病暴发已经被承认和接受时，它就使得个人和集体都为此背负上了各种意涵与紧张感。最后，在造成严重破坏和死亡之后，流行病会失去力量并逐渐消退（大多数情况下，但并非总是如此，因为集体免疫进程不能人为干涉）。戏剧的最后一幕是流行病进入个人和集体记忆的复杂领域，人们选择铭记或选择遗忘。
在这场流行病的戏剧化过程中，一系列话题反复出现。一个自然少不了的话题是同时代人如何试图了解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的传染是如何发生的，以及它的起源地在哪里——通常是一个肮脏的地方。但还有更多，例如，面对传染的个人和集体反应，包括那些可以逃离感染区域的人或努力将自己与外界隔离的人。此外，试图理解这一灾难所做的解释与辩护，诉诸确定责任人，污名化所谓的传染病携带者，通常是以他们的社会条件、种族、民族、宗教、国籍、性别、年龄或其他任何东西为标志的“他者”。当然还有旨在驱除这一无形敌人的仪式和宗教，不仅可为信徒提供一些平静以应对恐惧与未知，同时也对灾难做出某种道德化解释。
但是，尽管戏剧中的主题已经产生，并且显然仍将继续，似乎也激发了近乎普遍且永恒性的叙事，但事实上它们也承载了每种流行病各自的特殊性。因此，需要确定引发流行病的特定病原体；它是如何流通的；流行事件的新颖或熟悉程度、持续时间和重复发生率；或多或少的地域性；促进其传播的环境和气候。当然还有自流行病以来产生的具有社会差异化的影响，即使任何人是其潜在受害者，该影响也远非如民主投票般按人头等分，它总是会更多影响到社会中最脆弱的那些群体。流行病是一场波及每个人的海啸，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同样的资源来应对。
当然，流行病并不是人类疾病体验的唯一方面。有许多不同种类的疾病：急性与慢性、创伤性与非创伤性、流行性与偶发性。每一种都代表一种独特的现象，无论外行还是医生都能理解这种特殊性。
应对流行病的恐惧和焦虑，迫切需要某种理解和确定性。每一代人在其特定的文化环境中都各自找到身边的物质来塑造对流行病的感知，比如气候、罪恶、污浊的空气或水、细菌、病毒。解释的努力反映了每一代人都基于当时的认知与科学工具建立起的文化或认知性的假设。
一方面，偶发性、地方性和慢性疾病的起源呼应于与个人生活经验相应的一些习用语。另一方面，流行病的解释又是集体性的，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中定位。流行病必须及时发现且寻找原因，因为这会影响许多人。
在医生了解特定的传染源之前，对流行病的医学解释往往是整体论的：流行病是独特环境配置的结果，是对气候、环境和社区生活“正常”安排的干扰。流行病在一般的意义上意味着无序。
在大多数历史实例中，建立关于流行病在文化上适当的解释框架，主要考虑三个要素，即具体环境、传染性、易感性。
占星学、气候和地理因素被当时人广泛用于解释黑死病。例如，14世纪的黑死病认知框架说明了这些概念的持久效用。与此同时，对传染病携带者的恐惧也很强烈。假设的易感性有助于解释瘟疫的入侵性。
黄热病引发了关于疾病传播途径的激烈争论。关注黄热病起源地的医生倾向于认为这种疾病是由致病性环境条件引起的，这些起源地通常卫生条件差，随之而来导致腐烂物质的积累，在其分解过程中产生了引起疾病的瘴气。当然，这种瘴气可能会被视为污染物，但正是那些无序的环境导致了它。而提倡传染论的医生则强调疾病症状的各种特异性，以及特定人或无生命物体似乎有“接种/感染”更大环境的能力。为了支持这一立场，他们指出黄热病的“携带传播性”，因为似乎黄热病总在船只抵达港口后突然暴发。不管是从环境论或传染论的角度来看，易感性解释了像穷人、“不道德”的人和虚弱的人会更多死亡的现象。
黄热病表面上的携带传播性仍然是传染论学者最有力的经验基础。然而，那些强调当地环境的人很容易反驳这一论点，甚至承认需要有一些外来“影响”来触发黄热病的爆发。故而关键问题在其他方面，即他们会强调，无论这艘被黄热病感染的船受到何种神秘性的影响，它都不会感染保持市政清洁的社区：“致病物质”在没有针对性地削弱当地条件的情况下将会保持无害。
同样，在关于霍乱的辩论中，许多医生避免了传染论或反传染论立场的“简单”论调。他们有选择地构建病因，强调特定的“接种/感染”和使其能自我繁殖的环境。就斑疹伤寒而言，德国病理学家魏尔肖在1848年提出了一种折衷性、批判性和整体性的解释。他指责普鲁士政府竟能容忍工人群体中存在容易滋生疾病的压迫性生活条件。对他来说，“医学是一门社会科学”，健康和疾病可以被认为是反映所处社会的道德和物质特征的指标。
但这种社会学式的流行病学很快就面临新数据和新思考方式的挑战。以现代性和以实验室为导向的形式，细菌理论使医学观点转向传染论，不过并没有消除关注环境的冲动。对社会医学的持续关注、对健康与疾病的环境决定因素的兴趣仍然与新的细菌病因学说不断对话。
即使在科赫于1883年发现霍乱弧菌之后，他的同事佩滕科弗仍坚持认为，霍乱弧菌是这种疾病的必要但不充分原因，微生物必须在地下水中“成熟”一段适当的时间后才会变得有毒。他的理论体现了一种固执的愿望，即保留一个古老的、整体的、面向环境的解释框架，同时结合特定微生物的作用。因此，尽管细菌理论具有强大的影响力，但医生本能性地尝试将这些新角色置于传统叙述中，将流行病视为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这些不同的观点也说明了如何对抗流行病。这场战斗是具体的，对隐形敌人的军事性反应一再发生。但情况会各有不同，不过取决于面对的是可以更快、更有效地采取措施的已知敌人，还是当前毫无所知且出其不意的新敌人。在某些情况下，这需要近一个半世纪以来由生物医学和卫生工程所做出的回应。在其他情况下，它需要人们的日常行为对此做出短期或长期的改变。当然两者往往兼而有之。例如面对肠胃疾病这样的常见病，就此的军事性反应似乎消失了。这些通常是可避免的疾病，会变成地方病或慢性病。在许多人的生活中，通常是最贫穷的人，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功地归化或自然化了这种疾病。（迭戈·阿穆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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